长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和民间说唱艺术中，对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描述都是“兵对兵，将对将”，双方排开阵势，扎住阵脚之后，双方领兵大将出到阵前，互通姓名之后，开始撕杀，三五个回合，一将战败，或杀或擒或逃，得胜一方的士兵趁势而上，一阵掩杀，失败一方溃退三十里，仗就打完了。

      这种茶馆版的战争历史的描述方法，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绝对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有关战争的著述很多，什么孙子兵法六韬三略，洋洋洒洒地着实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着眼于战争谋略的阐述，也就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上做文章，对于具体战斗的细节，如阵势的排列、兵种的配合、武器的运用、营垒的建筑、后勤的保障等，论述的很少。例外的可能只有明朝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让后人能够有机会直观地一窥古代战争的具体战斗过程。

      阿唐不才，愿意抛砖引玉，侃侃咱们中国人在古代是如何打仗的。

      一    先秦时代的古老车战

      上古时代，部落之间常常因为争夺资源而起冲突，就象中国近代农村为了争抢水源而引发的村落械斗一般，男性的青壮年们手持木棍石头，蜂拥而上，一通招呼，没有阵势，没有主将，完全是动物之间原始本能的血腥展现。

      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大概也是属于这种部落大战，顶多是规模够大，影响够深，从此中原地带非华夏文明部落就不能有系统地抵抗华夏文明的扩张。

      这种暴徒似的部落械斗一直持续到国家和城邦的建立，准确地说，从商朝开始，群殴似的战争模式转变为车战模式。《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戉邑，已经有小规模的车战，但是目前只有商朝的战车实物出土。

      战车大致宽150厘米长100厘米，单辕，每车驾两匹或四匹马，中间的两匹称“两服”,外侧的两匹称“两骖”，合称为“驷”。四匹马拉的车当然比两匹马的快，这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成语的来历。

      战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也就是老大；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自卫的短剑，轮到他动手的时候，估计已经是车翻人亡的时候了。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一定数目的步卒，在车后跟随，共同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

      车战的战斗场面通常是这样的，双方相约一个平坦开阔的地点作为战场，届时前往战场准备开打。约定而战不是说笑，而是当时作战双方不得不遵循一种作战模式，因为战车对于地形的要求很高，不够平坦不够开阔都不行，不然，没等开打，已经人仰马翻了。两军对垒，双方排开阵势：一字横列，左右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以便在两军相向冲锋的时候，给对方冲过来的战车留出通道，不然，双方的战车迎面相撞，这个仗也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如果，战车的数目够多，就排列成前后两排或者多排，以增强冲击力和持久力。

      战斗开始，双方擂鼓相向而行，鼓声的作用除了鼓舞士气之外，还有调节步伐的作用，因为保持一个完整的队形对于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甚至是双方能够正常开战的必要条件。这样，战车的速度不能太快，时快时慢。三鼓而竭的故事中，曹刿在敌军退却的时候，要察看对方车辙的痕迹是否紊乱，就是这个道理，败军之敌就顾不上阵形配合了。随着双方的逐渐接近，车左开始放箭，争取在双方进入直接格斗之前，给予对方以最大的杀伤。

      在双方战车接近到一定程度，车右持戈或矛横击竖刺对方的马或人，试情况而定，车左也可能放下弓箭而加入战团。因为双方相向错过的时间很短暂，一般来说，戈的横击要比矛的竖刺的效率来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秦时代，戈一直是长兵器中的主战武器。战斗中，如果能形成左右两车共同夹击敌方一车的情形，那么己方的赢面就会大很多。另外，战斗的时候，基本上是车兵对车兵，徒兵对徒兵，也就是兵对兵，将对将，其原因不外是车兵居高临下，防护程度高，远射近战，其战力远远高于临时由农民、奴隶和工匠中征召的徒兵，徒兵攻击车兵是找死，车兵打徒兵是浪费军力，于是战斗基本上是在同级别之间进行。当然，如果车兵落败，人仰马翻之际，徒兵也不会防过机会。

      等双方透阵而过，疾驶中的战车慢慢兜上一个大圈，转回来，重新排好阵势，双方再来第二轮，周而复始，一直到其中一方垮掉。胜利一方通常不会穷追不舍，因为快速追击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一不小心翻了车，损失没准比对方还大。再说，即使追上了，那个地点也不一定具有作战的条件。

      因此，车战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重信义和承诺。

      为什么是车战而不是其它的战争模式取代了最初的群殴模式呢？

      阿唐以为，这个恐怕是与商周时代的社会生活形态有关。

      夏末商初，中国出现国家形态，封建领主、部落首领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城邦，社会开始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大大提高，产品剩余，阶级分化，有闲阶层出现。相应地，与上层阶级相关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出外乘车。车辆作为当时手工业的最大成就，其生产和维护费用是非常高的，非上层社会不能拥有，因此，出有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因此，春秋时代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才会这样索要生活待遇：“长铗归来乎？出无车！” ，哈哈。

      在阶级分化的初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身份的认定非常重视，乘车出门，自然是贵族们不可或缺的一种脸面行为。途中如有冲突，车上的上等人，车下的下等人，捉对撕杀，径渭分明。国家对外战争的时候，国君征召领主们应战，贵族们当然是坐在车上应招而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家丁奴仆以及隶属的农民助阵，然后大家伙一起驾着车领着人，前去打仗。贵族的装备好，平时又有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军事训练，当然也就成为战争的主力，这样车战也就慢慢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

      另外，在商周发动的对外战争中，与战车为先导的冲击阵形，是非华夏体系的部落民族难以抵御的。所谓的周边四夷，其生产力水平低于中原的华夏文明，他们松散的步兵阵形，在高速冲击的战车面前，往往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因此，战车在华夏文明的扩张战争中，大多数时候具有无可比拟的战术优势。

      最后一点是，在先秦时代，战车技术很完美地符合了当时的时代条件。

      首先，中原一带的地形相对平坦开阔，有利于战车作战的战场很多。同时代的希腊与罗马没有形成以战车为主的战争模式，是因为受制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狭小的地形限制。

      其次，战车能够携带大量的武器，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防护性能好，是很好的武器投放与近战格斗平台，这是单纯的步战所不能比拟的。以弓箭发射为例，战车的高度和稳定，能够让射手发挥最大的效能。

      最后，战车是所有冷兵器时代中，最节省士兵体力的一个兵种。不说别的，如果让你穿着40斤的盔甲，举着10斤的长矛，在平地上走上半个小时，不用开打，你就累扒下了。

      因此，战车在中原大地上耀武扬威了上千年之久，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