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方言

    方言这个话题，很早就想拽上一拽，但是左古右狗了一番，却又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终不得要领。没奈何，勉强以维基百科的说法为准，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类，分别是官话、吴语、客家话、闽语、粤语、湘语和赣语。好在方言的分类与划分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枝节上的分歧当不致影响龙门阵的喧嚣，且听俺慢慢道来。

（一） 南方话

与官话相对应的是南方的六大方言，其特征是彼此不相通，使用的人口以及地域范围都很小。这其中，又以粤语最具特色，影响力最大。记得一次与一位老外攀谈，他问俺广东话是否为中国官方用语？俺答否，仅有约5%的中国人使用广东方言。闻言，老外的眼睛瞪的溜圆！可想而知，粤语的影响力之大。

说到粤语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得不提起一些海外著名城镇的中文译音，如加州的屋仑（Oakland）和三藩（San Francisco）、加拿大的温哥华（Vancouver）和渥太华（Ottawa）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粤语的发音。这是因为早期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中，广东人是其中主力的缘故。一直到今天，北美著名都市中唐人街的商业用语，仍然是以粤语为主。

    当年孙文造民国，议员们在国会吵架确立孰种方言应该立为官话，入选之列的除了北京话之外，还有粤语和四川话。提议粤语为官话的议员们自然是来自广东，而广东的议员在国会中的比例颇高。还好中国人还是很有些智慧的，没有被乡情、首义等情节所困扰，最后依然延用了前朝的官话--北京话。

    广东在晚清时局中，之所以能够开革命与风气之先，盖因有清一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据说乾隆爷下江南逍遥的时候，撞见很多外国商船在江南海域活动，感到化外之民肆意游弋于中华神州的周边，甚为不妥，再加上外商与中国居民的矛盾冲突日增，清庭不胜其烦，遂将全国沿岸的对外口岸悉数关闭，仅遗广州一隅。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州就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广东之民遂得以在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岁月之中，一窥海外方物。

    另外一个原因是，广东福建靠海，自宋朝起，就有浮洋出国，下南洋求取生活的传统，并且在东南亚一带建立了一些华人在海外的殖民点。借助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维系纽带，两地人民由此断断续续地获得了若干有关外部世界二手三手的信息，酝酿着反传统不安份的温床。而方言本身，也随着下南洋的商人、卖苦力的猪崽，散布到了南洋的若干角落，广东话在吉隆坡大行其事，槟城则是福建人的天下。

    有语言学家认为，广东话是一种渐进演变生成的方言，是古汉语与古越语混合而成。

    阿唐以为此说很有道理。首先，广东话是当今中国诸种方言中，最富歧义的一个，非常难懂，当年苏东坡老先生就曾讥讽粤语为鸟语。甚至以粤语为母语的人，讲普通话也是最烂的一个族群。以十个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例，广东话发音依次为：1鸭、2倚、3桑、4塞(sei) 、5嗯(eng) 、6楼、7嚓、8八、9勾、10萨，这其中除了声母韵母的不同之外，粤语还有其特殊的发音方式，如短促音，发音近似的“八” 就是其中一例，粤语为bat。如果说粤语和普通话的差异，大到类似英语和法语的差异，大致上是不错的。其次，广东话中有很多语法结构与少数民族的语言类似，如鸡公鸡婆一类的倒装用法。

    另外，语言的演变，除开自身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民族的迁徙所引发的不同种语言的彼此融合。

    汉人首次大规模进入广东地区，是秦朝的赵佗兵团，50万大军，轰轰烈烈地杀入了岭南。未几，秦朝覆灭，赵佗乘机断绝了与中原的栈道，面南自立为王。这50万中原和关中的男人，于是在当地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落叶散根，其后裔自然是汉越混血儿，其语言当然也就是汉越语的混合体。呵呵，这是俺的猜想，当不得真。真实情形大概是赵佗起始，渐进演变。

    阿唐略通粤语，其声调韵味与普通话毫无相近之处；不懂福建话和客家话，感觉上其声韵似乎与中原一带的河南陕西话有若干相通之处。

    易中天教授有一个观点：福建话是古汉语在福建阶段性的沉淀。与汉人最初是以军团方式入粤不同，汉人大规模入闽是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的，尤其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大户纷纷衣冠南渡，浮海至福建定居，如此，一波又一波，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福建河川的入海口附近。闽南话本身具有很大的相异性，一者汉人大规模入闽分布在几个朝代，移民的汉语自然具有几个朝代各自的特征；二者福建多山川，从北到南被切割得非常零碎，彼此之间在地理上具有很强的孤立性，缺乏语言求同的动力。

    客家话形成的时间应该晚于闽南话与广东话，并且是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之一，其接近程度甚至高过吴语。一直以来，语言学界就为哪种方言更接近古汉语而争论不休。俺个人倾向于认为客家话更接近宋前后的古汉语，论据是，客家人具有强烈的保持固有传统的习俗。有人说，这是环境使然，因为客家人在举族迁徙中，时常处于周边敌意民族的包围，生存压力很大，械斗频频，因此本民族的凝聚力非常强烈。矫枉过正的结果，其它地区的汉人以及汉夷混血人已经与时俱进了，而客家人部落却变成了古汉人的一个的影像，永久地凝固在历史的一个阶段。

    吴地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中原很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为中原文化所同化，但是吴语与官话的差异却非常大，仅次于粤语与闽语。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阿唐猜想，可能是吴地的长江文明，其渊源流长枝繁叶茂并不亚于黄河文明，因此，具有很强的抵御异化的能力。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吴语中的若干要素，与日语很接近。俺记得很多年前，听两个温州人谈话，真的有些日语的味道。

    大致可以听懂湘语，当然，是长沙的那种比较好懂的湘语。所有的方言中，湘语是最具有音乐美观的，俺一想起湘语，脑海里就会蹦出一个词汇：咏唱。湘语的一个特点是用名词修饰形容词，如瓦蓝的天，雪白的纸。。。

    不懂赣语。有人说赣语是吴语和湘语夹缝之中生成的，是二者的妥协。另外，赣语对于客家话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二） 官话

    官话，大陆称普通话，台湾叫国语，新马谓华语。从称谓上就能看出中共能够得天下的原因所在了：匠心独运、一碗端平、滴水不漏。无论是国语还是华语的称谓，都有以一族之腔调冠诸族之首之嫌。而英语对于官话的翻译是满洲话，则全然不通，真正的满洲话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相去甚远。

    这官话一词形容的恰到好处--官场上使用的语言。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官员、经商的商人、求学的学子，彼此之间当然要使用官场通用的语言，否则的话，各操自己家乡的方言土语，岂不是鸡同鸭讲么？呵呵，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操的也是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

    官话的定义标准，通常为当时的国都及其周边地区使用的语言。中国大部分王朝的都城都是在北方地区，如陕西的西安、河南的洛阳和开封(汴梁) 以及河北的北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官话不是中原话就是关中话，基本上与南方的方言无关。官话北音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数千年汉民族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

在语言学的分类上，官话的分布非常广泛，不仅涵盖了传统中国本部的中原地区，而且包括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这一点非常出人意料，却原来南京话、武汉话、四川话、西安话、沈阳话都是属于官话的范畴！

其实，一个北京人用半年时间学会一口几可乱真的武汉话，一点儿都不难，同样，俺见过太多的在北京读书的武汉人说一口道地的京片子。但是，趋今为止，俺没有见过一个老广耍京片子的！呵呵，两种方言的发音位置都很不相同，老广讲官话，太难了：)

    从官话的地域分布，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疆域扩充的一个端倪：东北、西北和西南大致是从元代起，才开始相对完整和稳固地落入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另外一点是，北方中国的战乱之频密和民族融合之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南部中国，以至于语言特征渐趋一致。

    今天语言学界的观点认为，现代官话的形成应该是从元代开始，来自北方操阿尔泰语的蒙古人、满洲人、党项人，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一方面简化了某些古汉语的发音音素，另一方面引进了某些阿尔泰语的发音特点，这种彼此交融的结果，官话与南方方言的差距就愈来愈大。实际上，从五胡乱华时期开始，蛮族们纷纷入主中原，中原的汉语已经发生了变迁，这也是宋朝的苏东坡调侃粤语是鸟语的原因。

    现代官话的最后定型，是明清两代。

官话中的东北话是最好懂的。近代中国的移民浪潮中，汉人向东北移民是最晚发生的，闯关东的说法，充其量只有百十年的历史，也就是从晚清末年开始。东北话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以黑龙江话最为容易，吉林话居中，辽宁话最难懂，这一现象说明了近现代语言演变的趋势是化繁为简。黑龙江做为东北移民的最后一站，原有的方言特征在迁徙过程中，被稀释的最为彻底。辽宁话中最为难懂的大连话，则与山东话接近，抛开危险因素，海路是移民最为便捷的方式，山东方言的特征得以保留的多一些。

康熙朝为了解决在京旗人的生计问题，大批操北京话的旗人返回东北定居，这批人对于东北话变迁的影响，可能也是东北话是诸多方言中，最接近北京话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影响的过程也可能是逆向的，即入关前满人的汉话学自于东北汉人，也就是说先有东北话，后有北京话。

俺个人倾向于北京话是在满人入关之后形成的，在诸多方言中，北京话中的古汉语因素丧失的最多，阿尔泰语的成分最多。俺曾经听过不止一个南方人说，哈尔滨话要比老北京话好懂，显然，满人当年所操的北京话，是近代汉语中最为异化的一种。

北京话的另外一个现象是方言孤岛。北京话仅仅局限于北京城、昌平和通县等地，再往外走，就是河北话的天下了。北京话的使用区域大致与满人当年传统的居住区域重合。

同样，天津话也有这种方言孤岛现象。天津话只能辐射到塘沽，除此之外，都是河北话大行其道了。天津话的历史要比北京话来的悠久，明初设天津卫，来自安徽的戍守士兵是这里的最早居民，做为运河槽粮的重要枢纽，大批的山东船民在天津往来落户，几百年来，以安徽话为原料，以山东话为调味，烹煮出了今天的天津话。

方言孤岛现象，在当年的三线建设中最为普遍。当时很多的工厂被整个从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搬迁到了内地，与之相关的工人及家属也全体迁徙到了三线。阿唐当年在鄂西北的山沟里，二汽的每一个分厂所操方言似乎均有不同：长春话、青岛话、内蒙话、北京话。。。

说到移民，现代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50年代，王震兵团集体转业成为农垦大兵。以此为契机，大批的汉人迁徙到了新疆地区，短短十数年间，北疆地区基本成为了汉人的天下。新疆汉人的西北话在与北京话接近的程度上，与东北话不相上下。其形成过程，大致上是陕西宁夏方言的一种稀释。

最后，说说四川话，或者说是西南官话。

当年有关国语再制订的争议中，四川话被提出来做为候选方言，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是从人口分布角度还是从地域辽阔角度，四川话都是榜上有名的。云贵川三省，都是四川话的势力范围，区域内方言之间的相异程度，非常之小。甚至湖北沿长江的一些地区，与四川话也非常接近。这就是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和清朝中期的“改土归流”的结果。

湖广填四川，是从两湖和江西向四川迁徙居民，以填补明末清初时期，被大西皇帝张献忠大肆杀戮之后的人口真空。这里科普一下，湖广是指湖北和湖南两省，不是湖南和广东，很多人有这个误解。湖广是一个经济政治区划，清朝设湖广总督，统一管理两湖地区。

改土归流，是剥夺土司对于其辖下地区的管理权，改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负责直接管理。受影响的地区有四川、湖南部分地区，贵州、云南的大部地区。随后，汉人大批迁入上述地区，使得云南贵州迅速汉化。四川话也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流通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