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加給林彪的不實之辭：丁凱文答問之一
林彪乘坐三叉戟出逃墜毀於蒙古沙漠，不知哪個秀才最先將杜牧詩句“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搬來，一時媒體上都說林彪“折戟沉沙”。不過，更貼切的說法是“折戟沉沙謎未銷，眾將磨洗認前朝”。丁凱文“重審林彪”最具有爆炸性的結論是：林彪罪案是個大冤案——當局加給林彪的那些罪狀，一條都不存在。
誰能忘記1971年中國的“九一三事件”呢？當時“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全黨全國全軍敬愛的副統帥”林彪，竟然與妻子、兒子乘坐三叉戟飛機飛出國境，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這一事件在當時的中國和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中共當權者在最初的震驚茫然之後，向全黨和全國頒發了中共中央文件，將林彪定性為“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指林彪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林彪集團”則被定性為“反黨集團”，十年後在審判中又定性為“反革命集團”。
官方的結論和所謂林彪“篡黨奪權”、“叛黨叛國”的罪證，多年來一直引起人們的疑惑。唐朝杜牧詩句說：“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當時的報紙廣播鋪天蓋地都說林彪是“折戟沉沙”，似乎十分貼切。不過，更貼切地，不如說是“折戟沉沙謎未銷”，數十年來，一直有人質疑官方的結論，頂着壓力，排除阻撓，“眾將磨洗認前朝”，頑強地要去弄清歷史真相。現居美國的丁凱文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百年林彪》等書，數年間在明鏡出版社陸續出版。
在“九一三事件”33周年（2004年）前夕，我與丁凱文做了一次長長的筆談。在那以後，中國官方對林彪的評價有所鬆動，對回憶和討論林彪的尺度有所放寬，尤其是在2007年8月解放軍建軍80周年和12月林彪誕辰一百周年期間。本文有些文字，或許顯得有點過時。特此說明。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丁凱文，你好。你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以下簡稱《重審林彪》）一書，上下兩冊、六十萬字、一千頁，是一套沉甸甸的書。想請你談談關於還林彪本來面目、公正評價林彪的問題。
您認為“重審林彪”，主要包括哪些重點？為什麼確定這些重點？
丁凱文（以下簡稱丁）：關於“重審林彪”，我個人覺得可以分成幾個大的課題，如：“林副主席一號令問題”，“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林彪政變殺毛問題”，“林彪叛國投敵問題”，以及“文革中林彪所起的作用問題”等。前幾個問題是當局給林彪戴的幾頂大帽子，最後一個問題涉及層面較為廣泛，不僅是林彪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涉及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老革命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的問題，評論起來就較為複雜一些。
林彪被毛拉上“文革”列車，騎虎難下
高：那麼你認為林彪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應該如何評價？
丁：有人說林彪是個極為複雜的人，一半紅，一半白。目前當局給林彪的標籤是一個反派角色。凡提及林彪，必加定語“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即使談及建國前林彪為黨國所立下的汗馬功勞時，也不忘追加一些諸如林在井岡山時期就懷疑“紅旗能打多久”，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等等予以詆毀，或者補上當年陳雲、黃克誠、楊尚昆等人就林彪在戰爭年代曾起過積極作用的一些講話，作為正面評價林彪前期功績時的“護身符”。其實，大家對林彪在中共建國前的評價分歧較少，最讓人爭議的是“文革”期間的所作所為。由於當局要將“文革”中的一切罪孽推到林彪及“四人幫”的頭上，所以，林彪也就成為魔鬼的化身，一切評論也要以此為基準。如此一來，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客觀與公正了。
高：那麼你認為林彪在其生命的最後五年，也就是他在“文革”的經歷，在毛澤東 “文革”災難中，所占的地位和起的作用如何？官方的說法是，這場“文革”是毛澤東錯誤地發動，被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了，才造成浩劫。
丁：從文革發展的軌跡來看林彪，我個人認為林彪實際上是相當被動地被毛澤東拉上了這趟列車，多少有些身不由己，最後形成騎虎難下之勢。文革開始時，毛澤東的鬥爭目標是劉少奇、鄧小平，林彪是毛的利用對象——本書中陳益南的文章說：毛在1966年7月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言“我的朋友”“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實際上，恐怕在“文革”中做了鍾馗的，不是毛澤東，而恰恰是林彪。
高：你主編的這本書中，舉出了不少實例吧？
丁：對。例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求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說得明明白白：“是主席讓我請尊神”，最後毛多次修改那份“座談會紀要”，並在標題前加上“林彪同志委託”的字樣，一來加重文件的份量，二來也順勢將林彪拉下水。毛澤東一石二鳥，老謀深算。
更有說服力的是：1966年8月發動“文革”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本來根本就沒參加，毛在“炮打”劉少奇時強令在大連休息的林彪趕回北京與會，毛更是一言九鼎將林彪在黨內的排名一下子提為第二，成為毛澤東新的接班人。在“文革”過程中，林吸取劉少奇倒台的教訓，凡事從不先出頭，一切要等毛同意後林才表態，也就是“主席同意我同意”“主席畫圈我畫圈”，林彪最後五年，一直對毛保持這種低姿態。建議讀者讀一讀本書收入的王年一教授等人《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一文，他對這個問題說得較為詳細清楚。
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為，周恩來全乾了
高：你眼中的林彪，與“文革”中人們眼中的林彪反差不小。
丁：談及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為，我個人覺得不妨找一個參照物，那就是周恩來。高文謙在他《晚年周恩來》書中有句話很精闢，“文革”一事，“謀事在毛，成事在周”，也就是說，毛起了主導作用、核心作用，“文革”的發展離不開毛的具體謀劃，而將毛的這些思想轉化為行動者，則非周莫屬：周恩來通過自己熟絡的人脈、過人的精力、圓融的政治手腕，將毛的“文革”設想一步一步變成現實。沒有周恩來的作用，僅靠江青等“上海幫”打打殺殺，毛的很多設想是無法順利實現的。可以說周恩來是最大的“文革派”，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最堅定的擁護者和最有力的執行者。
只要將林彪與周恩來做個對比，就可發現，舉凡林彪講的話，辦的事，幾乎周恩來全都講過、做過，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現在講林彪的1966年“五一八講話”是在念“政變經”，但林彪只是在毛的委託下在政治局會議上講了這番話而已，可周恩來呢，不僅講了類似的話，還身體力行地採取了大量防政變措施——看看余汝信發表在電子雜誌《楓華園》上的文章《林彪“五一八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即可知道這一事件的原委，所謂“念政變經”，正是由於毛自己首先念起來，才有周、林等人的跟進。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明，在這場“文革”浩劫中，真正的元兇是毛澤東，而無論是林彪還是周恩來，他們都只能擁護與支持，周林二人之間，周比林做的更多更廣泛。但如今，周恩來被當局奉為“聖人”，而林彪卻成為“罪人”，單獨背負了所有的罪責，這樣的評價難道是公正的嗎？如果說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做所為是出於“違心”“不得已”，那麼憑什麼說林彪那麼做就一定是真心呢？這種評價歷史的雙重標準，難道不應徹底放棄嗎？“文革”中毛澤東有毛澤東的責任，周恩來有周恩來的責任，林彪也有林彪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為同樣的事是毛周做的就正面評價，處處為之開脫，是林彪做的就反面評價，處處予以詆毀。
“重審林彪”最有爆炸性的結論是什麼？
高：你們“重審林彪”最具有爆炸性的結論是什麼？
丁：林彪罪案，是個大冤案——當局加給林彪的那些罪狀，根本一條都不存在！
高：林彪對於推動毛澤東個人崇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丁：對，他確實有責任，他在軍隊裡首先搞起來“四個第一”“突出政治”，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在“文革”中，他也說過：文革的成就最大最大最大，文革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林彪這裡是吸取了他的前任彭德懷的教訓——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說：大躍進有過有功，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惹惱了毛澤東；林彪於是對毛澤東大肆吹捧，這是保護自己的一套策略。這與當局為打倒林彪所定的“罪名”，不能混為一談。
高：是否能重點談一談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
丁：毛林關係在文革的前期還是很融洽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林彪歷史上一直是毛的嫡系，在中共打天下的過程當中林一直是毛的強有力的支持者；另一方面，由於林彪一貫謹小慎微，身體多病，不太會成為毛的有力競爭對手。所以，毛將軍權交付林彪掌管，林遂成為毛在軍中的代言人。在文革前期的活動中，毛在很多事項上要求林彪出面講話，如林彪在天安門上的幾次講話，林在政治局會議上的“五一八講話”等。
但這並不意味着林彪全心全意支持毛大搞“文革”運動。“文革”初期，林彪在防止軍隊發生動亂捲入“文革”，以及保護軍內老幹部問題上採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軍委八條命令”就是林彪口述，親自到毛澤東處討來了批示，這個“八條命令”對穩定軍隊、防止軍內動亂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由此可見林彪的確是盡了很大力氣的。然而林的這些舉措後來被當局刻意淡化甚至歪曲，林彪成為“文革”動亂的代名詞。
1969年中共九大是毛林分歧的開始，而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則是毛林走向決裂的標誌。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公開站出來批評“上海幫”大將張春橋，在全會上造成強大的聲勢，幾乎摧垮了江青為代表的“上海幫”。如果不是毛澤東在全會上力挽狂瀾，也許張春橋等人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正是由於毛澤東發現林彪與自己在“文革”問題上並非一條心，毛才下決心搞掉林彪，重選接班人，才有了後來的南巡講話和逼走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的爆發。
林彪與周恩來互相尊重、互相配合
高：那麼，林彪與周恩來的關係又如何？
丁：林彪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以前一直被人們所忽視。整體來講，林周的關係相當融洽。林上台後一直對周很尊重，對周在國務院的工作給予全力支持，1967年“二月逆流”後，周的國務院系統受到極大影響，只好以中央碰頭會來維持體系的日常運轉，這時林指揮下的軍委辦事組對周給予了大力支持。
無論是來自社會上的反周言論，像有人翻出“伍豪事件”（“伍豪”為周恩來從事地下工作時化名，國民黨報紙故意登出“伍豪自首”啟事——高注），還是來自江青“上海幫”的反周活動，林彪都從無保留地維護周恩來的地位和聲望。與此同時，周對林也事事尊重，請示匯報從不打折扣。毛命楊成武回京單獨向周匯報情況，毛強調只對總理一人講，但周仍然堅持要楊還需向林彪匯報，並請楊轉告毛是周讓其向林匯報的。
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中也有一段，談到李單獨向周匯報毛的病情，並說不可告訴其他人，但事實上周還是向林作了匯報，以至於李醫生對此擔心不已。這不能簡單解釋為是周本人在毛林二人之間搞投機，而是因為周的黨性極強，毛林二人都是他的頂頭上司，按照黨內的行事規則，周必須向他們二人都匯報，而不是只對毛一人負責。李醫生的書還透露說，“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灣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將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給了周，周對此感激不盡。
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也提供了很多信息，當廬山會議事發後，周連夜幫林改講話稿，甚至寫信給康生，要求協助，如果不是關係密切，周何至於如此呢？後來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揪住不放，周恩來也一遍遍幫吳法憲修改檢討，希望幫助吳能順利過關。這些都表明林周之間關係密切。當周在確認林彪座機墜毀之後竟然當着李先念、紀登奎的面嚎啕大哭，充分說明了周對林如此結局的痛惜。周在中央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支持者，而周即將面對的將是更為險惡的環境，他周恩來怎能不兔死狐悲？周為林彪為自己為這個黨而痛心疾首。正是由於周林之間的密切關係，毛在徹底收拾了林彪系統後，並未放過周，批林批孔，演變成了批周公，批現代大儒，周恩來最終還是逃不脫毛的折磨。
林彪根本不買江青的帳
高：林彪與江青的關係如何？
丁：關於林彪與江青的關係問題，官方的說法前後有些變化。毛澤東時代晚期，林彪被指責為“反黨”“反毛”，並未涉及林彪與江青集團之間的矛盾。到了鄧小平掌權時代，他為了表現自己執政的合法性，給毛澤東開脫罪責，在兩案審理時，硬是將這兩個根本就水火不容的集團扯到一起，說他們之間是兩個陰謀集團互相支持、相互利用，而後來在利益再分配的問題上反目成仇，連江青在審判時對此都大為不滿，稱“我怎麼會與林彪集團是一夥的”？當局的這種解釋無非是為現實政治服務。海外有些人則列舉一些當年林彪的講話，聲稱林彪是如何密集吹捧江青的。這些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而未能深究其內在關係。
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革”，當時所有的老幹部們，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是希望步步緊跟的。毛利用自己的夫人江青出馬打頭陣，老幹部們不得不表示積極響應，周恩來、林彪等人都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吹捧過江青，但他們這麼做的目的顯然是說給毛澤東聽的，他們在向毛澤東輸誠，表態自己完全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但林彪在骨子裡卻根本不買江青的帳，對江青的要求經常不理不睬。林彪在江青到訪時在家裡大罵江青，叫她“滾蛋”，中央可有第二個人敢於這麼做？中共九大上，江青為首的“上海幫”並未撈到特別的實惠，江青未能如願以償地當上政治局常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對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妄圖插手軍隊一事嚴加防範，凡是有可能投靠江青“上海幫”的人，都難於在軍內容身。所以林彪在世時，江青張春橋等力圖滲透軍隊的企圖一直沒有得逞。林彪為代表的軍內老幹部對江青的態度也一直沒變，這支軍內勢力最終成為毛死後粉碎“四人幫”的中堅力量。
一些人指出林彪為了討好江青，蓄意將江青的行政級別從九級提到五級，殊不知這完全是周恩來一手操辦的事，只不過周要在林彪那裡走個過場，林點頭畫圈而已。可現在這筆帳卻完全算到林彪的頭上。這樣解釋歷史是否公正呢？
幾位大將都是毛澤東的嫡系
高：林與手下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幾員大將的關係，內情是什麼樣的呢？
丁：與其說這幾位大將是林的嫡系，還不如說他們都是毛澤東的嫡系。他們都是當年紅一方面軍和紅一軍團出身，是毛澤東一手帶出的部隊指揮員，而林彪又是他們的老首長。應該說他們全是清一色的毛的人馬。1959年彭德懷下台，軍隊內部人事調整，林系人馬紛紛走馬上任，經過“文革”前期洗禮，一些人倒台，一些人上台，但軍內系統總格局未變，仍然是毛信得過的林系人馬掌權，實際也就是毛系掌權。
從個人感情上講，黃、吳、李、邱都是林彪的部屬，對林彪極為尊重，言聽計從，而與此同時，他們一樣對毛澤東懷有深厚的感情，說他們會“反毛”，那才是天方夜譚。所有這些跟着毛澤東打天下的老幹部，沒有一個是想反毛澤東的。他們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被冤枉”：一輩子跟着毛，到頭來不被毛承認！他們被毛打下去時，對毛最多只有委屈而沒有恨，盼的不是反抗毛而是被毛平反，一旦被毛或者後來被黨恢復名譽，他們感激涕零。有個記者寫過一篇《走出秦城的吳法憲》，中間寫到這麼一段情節：有天吳法憲對他女兒——就是金秋——說：我做了個夢，主席回來了，到了西郊機場，總理要我去接，我都這樣子了，還怎麼去接啊？可我心裡非常高興。你看！他們這些人與毛的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就是君臣關係。他們對毛澤東的感情，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得多。他們怎麼可能去搞政變？
共產黨不是沒有搞過政變，抓“四人幫”就是一次政變，但那是宮廷政變，不是武裝政變。武裝政變豈是兒戲？得有多少組織策劃工作？林彪他們有嗎？張聶爾在《風雲九一三》書中關於林立果的一段中就指出：政變？誰去搞槍支，誰去搞彈藥？一個都沒有！充其量只算密室策劃吧。
林彪是否對“571工程紀要”知情？
高：關於林彪本人是否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知情，現在有新的資料嗎？
丁：沒有。迄今官方根本無法證明林彪知道這個“紀要”，更無法證明他指使和支持搞這個“紀要”。“紀要”是誰搞的？現在也說法不一。有人說從空軍學院搜出的這個筆記本，是林立果的幾個手下，劉沛豐、周宇馳、於新野幾個人搞的；張寧在《塵劫》中認為，是林立果的秘書記錄整理了林立果平時的隻言片語。但我看不像，因為這個“紀要”是比較系統的。
高：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官方偽造，栽贓給林彪。
丁：這種可能性不大，胡平曾經說過：如果官方造假，何必在裡面寫下那麼多尖銳揭露毛澤東的話？那些話，還真相當深刻，擊中毛澤東的要害。官方是在林彪死了之後過了一段才把這個“紀要”拿出來供人民批判，一直沒有公布影印件，所以對其來源，無法做出進一步判斷。
但林彪和這幾位大將們的共同特點，就是討厭江青為首的“上海幫”。黃、吳、李、邱在“文革”初期曾在不同程度上遭到造反派的打擊迫害，尤其是邱會作，被造反派毒打折磨，幾乎喪命。所以他們對江青、張春橋的“上海幫”從無好感，軍委辦事組與江青“上海幫”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導致了林彪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發起倒張春橋的活動。“九一三事件”事起突然，這幾位大將並不知情，也未卷進任何當局宣稱的所謂“政變殺毛計劃”等。但當局為了坐實林彪的種種“罪行”，使他們無辜受到牽連。當局出版物說，毛曾“給黃、吳、李、邱十天時間交代與林彪的關係”。這句話是什麼含義呢？就算確有其事，毛的目的，無非就是要他們反戈一擊，揭發林彪的所謂“反黨罪行”，來個落井下石。毛澤東的策略就是用活人給死人定罪，用逼供信搞出來的假供詞坐實林彪“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另立中央”等罪名。那些假供詞，諸如安在葉群口中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就是這種逼供信的產物，還有1971年8月8日吳、葉、邱等人參與的所謂“政變策劃”會議，事實證明也是專案組的“傑作”。
總的說來，黃吳李邱與林彪是上下級的關係，他們完全是受到林彪事件的牽連，最終成為毛澤東大搞黨內鬥爭的犧牲品。我們在呼籲重評林彪事件的同時，也應還黃、吳、李、邱這幾位將軍們一個清白。
林彪案為何至今難翻：丁凱文答問之二
搞政變會先“預演”嗎？
高：林彪死在溫都爾汗之後，當權者給之定的罪名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你認為林彪被官方如此定性，原因何在？
丁：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當毛澤東知悉林的座機墜落，機毀人亡時，說了一句話：“這是最好的結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毛澤東在南巡的過程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林彪，聲稱這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凡是知道前“九次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的人，都明白這一說法實際上已將林彪擺到了敵對面的地位，林彪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彭德懷、劉少奇的下場。“倒林”原是毛的本意。這次林彪自己跑了死了，省了毛的許多力氣，免去了那些類似於鬥倒劉少奇的黨內鬥爭之舉，乃至毛澤東額首稱慶。此外，林彪一死，毛本人幹的很多壞事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推到林彪的頭上，像整羅瑞卿、賀龍、反“二月逆流”以及“楊余傅事件”等等。毛何樂而不為呢！
高：你認為，官方的結論，像“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篡黨奪權”、“謀害毛澤東”、“叛黨叛國”等等，疑點何在？
丁：疑點就在於，這些“罪名”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而不是根據事實來判定的。只要當局要打倒某人時，就千方百計找出所謂“證據”定罪，而這些一面之辭都是經過精心策劃、被反覆宣傳，將任何相反的聲音都予以“消音”，或者相反的聲音即使有也過於弱小，以致根本無法被世人知悉。舉例來說，原本林彪在1969年10月為防止蘇聯突然襲擊而發布的緊急命令，到他死後當局就上綱上線，生拉硬扯為是林彪要搞“反革命政變的預演”，相當多老幹部被臨時疏散到外地，本來是顧及他們的安全，與林彪這個命令毫無關係，也硬被說成是林彪為了政變而清除障礙。這一不實之詞在後來不僅未被澄清，反而還不斷被廣泛引用。只要去書店、圖書館翻翻那些黨史書籍和老革命們的回憶錄，你就可以知道什麼叫人云亦云、以訛傳訛了。官方的定論是多麼荒謬，可多少人對這些說辭不僅沒有任何懷疑，甚至還津津樂道！試問：這個世界上可有人在搞政變前要先來個“預演”，提前告訴大家他要搞“政變”了？
其它例子實在太多，書裡面有詳盡的敘述，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海外從事林彪事件研究者寥寥無幾
高：“九一三事件”發生時，人們就私下流傳關於林彪出事的各種說法，對官方灌輸的統一口徑暗中存疑。這麼多年來，官方、民間和國內外學界對於林彪罪案疑點，調查有什麼進展，研究有什麼成果呢？
丁：我們可以分為國外和國內兩部分來討論。先說一下海外的研究。
真正在海外從事林彪事件研究的人寥寥無幾，就我目力所及，在美國大概只有弗吉尼亞州的Old Dominion University 歷史系的金秋教授……
高：你說的是吳法憲的女兒？
丁：是的。金秋教授在1999年出版了《權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英文著作，是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較為系統地研究林彪事件的專著。金秋教授由於她個人的獨特經歷，擁有別人所難以掌握的資料，她的書，是迄今為止研究林彪事件最權威的著作之一（在我向丁凱文採訪之後不久，吳法憲去世，他與妻子陳綏圻一道完成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出版於2007年——高注）。另外，還有澳洲Monash大學亞洲研究系孫萬國教授，他與泰偉斯教授（Frederick C. Teiwes）合著了一本《林彪的悲劇：文革中騎虎難下》（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以上這兩本是本人讀到的對林彪事件的研究專著。據說台灣和日本也有學者研究林彪事件，但因為本人未曾讀過他們的著作，這裡不願妄加評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一位史學研究者馮治軍先生，馮先生著有《林彪與毛澤東》，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毛、林從井岡山時期到林彪最後倒台的關係，該書是一本相當不錯的著作，值得一讀。
此外，談及林彪事件的研究，我們不應忽視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一書，林彪事件雖然不屬該書重點討論的範圍，但高在許多問題上的確有相當深入的考證與分析，特別是談及毛林衝突的起源及後來的發展，都有獨到見解，許多史料也極有價值，雖說在個別問題上，我們之間還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但高的著作仍然是海內外研究者作學術研究時經常引用的著作。
總的講，海外的研究還是相當薄弱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資料匱乏，海外學者不具備高文謙曾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這樣的特殊背景，研究很難深入。
高：但是，同樣是信息封鎖，海外對中共其它一些重大問題不是仍有不少研究者、也出了不少成果麼？
丁：林彪事件與中共其他問題很大不同點在於重要的真相資料太少。當局全面封鎖，人們能看到的基本是官方一家之言，而且被大量反覆渲染，造成人云亦云，真假莫辨。其中有一小部分確有其事，但大部分是人為誇大，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比較一下毛劉周，就很不一樣：他們是正面人物，官方披露很多東西，其子女、親友、部下以及各界人士也都不遺餘力地回憶挖掘，所以這些人物的資料大大多於林彪。關於林彪，除了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外，幾乎沒有什麼相反的資料問世。國內知情人士不敢說，海外想說也說不到點子上，這就造成了海外研究的極大困難，自然就研究者寡。
國內官方研究“以毛劃線”
高：那麼中國國內的研究呢？
丁：大陸的林彪研究，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剛才也說到了第一個層次，就是官方的研究，諸如中央黨校的於南教授，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金沖及教授，另外還有一些文人作家如蕭思科等，他們的研究著作多是在當局劃定的圈子內，不斷重複當局原有的關於林彪事件的各種結論，為當局的論斷作註腳。再有，就是各種版本的中共黨史教科書，無論是中共黨史研究室編撰的黨史“文革”史，還是其他學校或個人撰寫的黨史“文革”史，在林彪事件上的說法一如既往，沒有什麼突破。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的這一生》，作者少華、游胡，此書算是較為系統地寫了林彪的一生，但不過是集官方說辭之大成，東拼西湊，毫無獨立見解，此書也竟然一版再版，大行其道——由此倒也看出林彪這一話題之長盛不衰。
除了這些官方研究者之外，不可忽視的是一大批黨內元老及其子女所撰寫的回憶錄，比如汪東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張耀祠的《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這些回憶錄有一些價值，畢竟多多少少還透露了一些內容。但這些回憶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毛劃線”，全力維護毛的形象，維護當局欽定的歷史……
高：請你舉一例。
丁：張耀祠的回憶談及毛澤東整倒羅瑞卿時，只是強調當時葉群（葉的後面自然是林彪）向毛告羅瑞卿的狀，似乎是葉群一告一個準，毛聽信了葉群的匯報而決定整倒羅瑞卿。可他身為當事人，為何不說當時向毛告羅狀的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人物，如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等？這些軍內高幹在“倒羅”一事上實際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還有其他老帥如葉劍英等在“倒羅”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有所取捨的回憶錄，只不過是迎合了當局的既有定論，試圖抹去那些曾經幹過不太光彩之事的人的記錄。另外一些高幹及其子女的回憶錄，在林彪問題上也基本是重複當局的結論，有些根本就是一部簡明中共黨史加上自己家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由於他們打的旗號是“回憶錄”，所以在很多問題上誤導視聽，不僅未能澄清歷史事實，反而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就是典型一例。
國內民間研究難以暢所欲言
高：民間獨立學者的研究情況是不是能有新的成果？
丁：對，民間的研究是第二個層次。民間學者以何蜀、余汝信和陳曉寧為代表，他們在大量收集資料基礎上，對林彪事件詳加分析，在許多問題上有突破性進展，如關於所謂的“設國家主席”，“林彪政變殺毛”等，對推動深入研究林彪事件起了極大作用。
我們要特別提及大陸的史學專家王年一教授，早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討論會上，王教授首次就林彪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文革”史學界應該重新研究林彪事件，客觀公正地評論這一歷史事件。這在當時環境下可說是一鳴驚人，難能可貴。
大陸作家張聶爾女士撰有《風雲“九一三”》一書，張女士出身軍隊元老家庭，曾訪問過不少林彪事件當事人，此書敘述“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以及過程有獨到之處，值得研究者注意。此外，還有部分原林辦的秘書、警衛們的回憶，雖然在大框架內未能突破官方說辭，但在一些具體事例上說出了當時的原委。比如張雲生的《毛家灣紀實》，《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等，張雲生就澄清了所謂“林彪吸食鴉片”的傳聞，指出這一傳聞毫無事實依據，純屬故意敗壞林彪的聲譽、糟踐林彪的形象，也正符合了當局對林彪的批判。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傳記作家舒雲女士，在撰寫了《百戰將星——楊勇》，《大將羅瑞卿》等書之際，舒雲女士還下了很大的功夫採訪“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試圖揭開“九一三事件”之謎。特別是她不僅寫了那些上層人物榮辱沉浮，還寫出了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由於林彪事件而無辜受牽連的悲慘命運，令人扼腕嘆息。（我向丁凱文採訪之際，舒雲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尚未出版，舒雲的其它幾本關於林彪的書《林彪畫傳》《林彪日記》更是幾年後才問世。——高注）
但是我們還應看到國內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的不足，這主要還是表現在資料缺乏，林彪事件的許多當事人還無法暢所欲言，再加上當局人為的限制，更使這一課題的研究難於深入。像1971年9月8日到9月13日，林彪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身邊的宋德金、李文普等人，也說了、寫了些東西，但是語焉不詳，瑣碎含混，吞吞吐吐。
高：林立衡不是一直在為她父親恢復名譽而奔走上書嗎？
丁：對，她是一直在致力於為她父親翻案，她作為當事人、知情人，怎麼能同意當局對她父親的那些明顯與事實不符的結論？但是她受到當局很大的約束，在我們這本書中就寫了，當局對她“約法三章”，要求她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不得寫回憶錄發表。所以儘管她了解相當多的情況，卻從來不向外披露，至少我沒有看到哪個報刊刊載林立衡的回憶錄和採訪記。她只是不停向中央寫信報材料、反映情況。
鄧小平為什麼那麼恨林彪？
高：“文革”中絕大多數案子都已經翻了過來，你認為林彪的案為什麼沒有翻？要改變官方給林彪的定性，癥結在哪裡？
丁：癥結在於要破除當局新版的“兩個凡是”，即：凡是鄧小平及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下的結論不可更改，凡是“兩案審判”特別法庭所判定的結論不可更改。須知任何研究領域都不能人為地設置禁區和障礙。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為了在全黨統一思想認識，搞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本來應該熱烈討論的問題人為地劃定了框架，給人們念起緊箍咒，誰要是越雷池一步，誰可能就要倒霉。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文革的研究要“宜粗不宜細”，特別是涉及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時，更要小心翼翼地為他們妥為遮掩，將他們的倒行逆施大事化小，為他們開脫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等等。
高：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旗幟的鄧小平，不是還說過：不管案子是誰定的，不實之詞一律推倒嗎？為什麼不願意給林彪翻案，要設下新版的“兩個凡是”？
丁：是啊，毛要用莫須有的罪名整林彪，還好理解，我們覺得很“正常”；但是鄧小平為什麼會如此？國內作家蕭思科寫的那本《特別審判》中，對於當時中國的所謂“特別法庭”的決策過程寫得夠明白了，鄧小平怎麼指示，彭真怎麼指示，定什麼性，訴什麼罪，判什麼刑，誰該重判，誰過去有功可以輕點……都是他們說了算。你能想象美國的一個什麼案子，由總統和副總統在白宮裡面先研究該怎麼定罪判決嗎？
鄧小平什麼案子都可以翻，即使自己親自主持的“反右”，雖然留了尾巴，剩幾個人堅持不認錯，畢竟也大部分平反了。惟獨林彪的案子，他堅決不翻。鄧小平實際上是將仇毛轉化為仇林——他說過：“林彪不死，天理難容。”但是不更應該說“毛澤東不死，天理難容”嗎？就算林彪幹過壞事，都是毛澤東為首干的啊！
高：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要將仇毛轉化為仇林？
丁：原因很複雜，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要追到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安排上。毛澤東安排接班人，從來都不是只安排一人的，除了那個明面上的，他還會安排一兩個“備胎”，讓其互相制衡，便於他控制。在他發現劉少奇越來越不一條心時，他就扶植掌軍權的副主席林彪和掌黨權的總書記鄧小平。這兩個人本來都是毛澤東的人，又分管一攤，並無衝突，但在毛澤東的這個接班格局中，很自然就會發生矛盾。我注意到，林彪在“文革”中，對劉少奇倒沒有批過什麼，倒是批鄧比較多，有些話說得比對劉少奇還重，恐怕這裡面就有心結在起作用了。有這個歷史因緣，鄧小平復出，自然就堅決不讓翻林彪的案。為了維持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的地位不能動搖，那麼誰來為毛澤東背黑鍋？就得你林彪（還有江青“上海幫”）背着了！
要想在林彪事件問題上有突破性進展，必須破除新版的“兩個凡是”，也就是說要衝破當局各種人為的限制，要求開放檔案資料，讓廣大學者專家們暢所欲言。我相信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林彪事件的真相才能大白於天下。
抽掉林彪罪狀第一塊基石：丁凱文答問之三
我為什麼會對林彪感興趣？
高：請介紹一下你的學歷和經歷好嗎？你的知識背景中有什麼可以與林彪研究聯繫起來呢？
丁：我是北京人，一直在北京生活。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大學時主修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近現代史，還有一些主要國家的國別史，如美國史，蘇聯史等。記得我大學畢業時的畢業論文，就是利用美國官方解密的國務院檔案，探討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國與日本的秘密談判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大學幾年，對於我日後如何進行史學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我考進了北大國際政治系讀研究生，專攻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特別是從中共的成立到共產國際的解散這一期間，共產國際是如何指導中共，以及它們之間錯綜複雜的淵源與聯繫，這對我日後深入研究中共黨史與“文革”史極有助益。我研究生寫的論文，是關於北伐戰爭“大革命”時期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共產國際是如何指導中共的，以及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研究生畢業後我直接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現代史方面的研究，直到出國為止。
高：林彪事件發生時你還很小吧，當時所見所聞如何？
丁：當時我還在上小學，但已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記得剛上小學，每天開始上課前，必由班主任帶領在毛主席畫像前虔誠地“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沒過兩年，當局就宣布林彪是“最大的賣國賊”，是“中國最壞最壞的壞人”。反差之大令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深感驚詫。家裡大人經常告誡我：大人在家裡說的話千萬不可以在學校對外人講，可見那個時候人們心裡的恐懼戒備。
雖然我們是小學生，學校里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所有小學生都要寫心得體會，藉以提高自己的認識覺悟。那時階級鬥爭宣傳之廣泛，令人走火入魔。舉個例子：同班一位女生發現一本少年讀物里有一篇《大紅馬的故事》，講的是紅軍的戰鬥經歷，她竟然可以聯想到此文就是“為彭德懷翻案”，而向校方匯報，得到校方好一通表揚。雖說那個年歲的我對“批林批孔”還是糊裡糊塗，搞不懂林彪到底為何竟與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有了瓜葛，但林彪是個“壞人”這一印象卻深深地紮根於我的腦海之中。可以說，官方的宣傳還是很成功的，這種無時無刻、無孔不入的宣傳，使得那個時代如我一樣年齡的人，對當局的說法深信不疑。
官方說法明顯的漏洞令我無法漠視
高：那麼你是什麼時候，由什麼契機，對官方對於林彪事件所作的現成結論發生懷疑的呢？
丁：上大學開始學習歷史後。那正是思想解放運動之際，當局原先對各種事件的解釋紛紛被動搖、被推翻，禁區一個個被衝破，特別是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對“文革”的否定和各種冤假錯案被平反昭雪，使得包括我在內的人們對中共政體開始了反思，我們越來越懷疑當初官方給林彪事件所下的結論。
一些問題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例如：當局說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目的是要“搶班奪權”。但林彪已是黨的唯一副主席，他何必要當那個有名無實的國家主席？如果林彪真想“搶班奪權”，那他應該想當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才能達到目的，當了那個可有可無的國家主席怎麼就是“搶班奪權”呢？再說，毛的年齡比林彪大許多，林彪只需耐心等待接班即可，何必急不可耐地“搶班”呢？
還有，說林彪要搞軍事政變，打算殺毛以達到奪權的目的。可是，當局卻拿不出任何像樣的證據。林彪從軍隊起家，從排長干起，一步一個台階，身經百戰，指揮過千軍萬馬，打過無數勝仗，怎麼會臨到最後卻搞出這麼一個蹩腳的所謂“政變”，什麼都沒搞就宣告“政變”胎死腹中，然後就“倉皇逃竄”了。這一切的一切，又該如何予以合理的解釋？總之，我們對於官方“標準版說辭”充滿疑慮。從事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黨史的研究，人們無法避開這些問題，無法漠視這些明顯的漏洞。
通過官方公開的資料就可指出官方結論的荒謬
由於官方嚴格限制對林彪事件的研究，坊間有很多道聽途說。記得剛進研究所時，一位同仁曾在室里開會時繪聲繪色地向大家介紹，海外出版了一本署名姚明理（Ming-Le Yao）的《陰謀與林彪之死》（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一書，據說海外對此書評價極高，書中言之鑿鑿地說林彪是死於毛澤東部署在玉泉山的八三四一部隊火箭筒之下，而蒙古溫都爾汗的墜機上呢，只是林立果及其同夥而已。這曾引起研究所很多同仁的極大興趣。但這畢竟是野史。來到海外後，我還真的跑去大學的圖書館查到此書，借回來仔細閱讀，但讀過的感覺，作者搞的是文學作品，非史學之作，更非什麼精品，不過就是逗逗廣大人民群眾罷了。
海外還曾出版了一本《誰殺了林彪》，作者是王兆軍。我對此書也抱有極大興趣，買了一本回家細細閱讀。但讀來讀去，還是覺得此書中的主觀想像過於豐富，風格猶如京夫子筆下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許多情節明顯是作者自己的虛構加想像，不是一部嚴謹的揭示林彪事件真相的史學傳世之作，這種作品雖能一時吸引讀者，但卻無法作為史學來研究，終究無法克服當局所想達到的人為的限制以及人們自身所有的某種局限。迄今為止（2004年）海內外還沒有一本在林彪事件上與官方觀點相左的中文研究書籍，只有那些沿用當局蓋棺論定說法的書，佳作更是付之闕如，失望之餘難免不心生感嘆，常想何人何時才能真正揭開這一歷史迷霧。
高：於是你決定投入精力自己去探尋林彪事件的真相。你接觸過哪些當事人、知情人或親屬？
丁：1997年張寧女士的回憶錄《塵劫》問世了，張寧是當年為林立果所選的“妃子”，“九一三事件”那天晚上她正在北戴河林彪、葉群、林立衡、林立果他們身邊。這本書的出現，一下子使我對林彪事件的看法有了突破性發展，許多想不通的問題，在看了這本書之後豁然開朗，有了清晰明確的思路。張寧以她個人的直接觀察和後來與林辦其他人一起被關押審查的經歷，她的書起到了別人無法起到的作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結識了張寧女士，經過與她多次交談，我對林彪其人以及林彪事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高：你研究的資料來源如何？
丁：眾所周知，大陸當局對“文革”史的研究，特別是涉及到林彪事件的研究一向嚴格限制，不要說相關的資料，連正常的學術上討論都無法進行，那些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士更是三緘其口，唯恐一個不小心又會惹禍上身。所以，外界只能憑藉已公開的資料，試圖探索這一事件的原委。但是林彪事件的研究很難進行，遑論公開出版與當局結論相左的文章或書刊？我們看到的都是如《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等書籍。這種秉承官方說辭的東西不能說一點有用的東西都沒有，但關鍵的問題是，他們只是用部分的、不實的證據來指控這些被打倒的和被宣布為壞人的人，而我們卻幾乎完全聽不到那些當事人任何相反的意見、觀點和看法。經過這樣長時期的宣傳，人們對那些指控就會予以認可，歷史也就這樣被歪曲和篡改了。
高：你是否有機會接觸過一些重要的檔案史料？
丁：也許很多朋友會以為，我研究林彪事件一定有很多別人看不到的資料，所以我可以寫出那些完全不同於官方觀點的文章。其實，大家只要仔細看一下我的文章，就會發現我引用的資料幾乎都是已公開出版的書刊，我本人從未光顧過什麼中央檔案館，更不可能看到什麼特別機密的檔案資料。我只是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審視“文革”史以及林彪事件，只要認真鑽研，就會發現當局所言有很多無法自圓其說的東西，其中很多結論有著明顯的漏洞。我們甚至無需查找那些深藏於密室的檔案，靠耐心而細緻的分析和考證，就可以通過已公開的資料指出官方結論的荒謬與不實。
高：為什麼您會認為在紛紜的資料中，張寧、張雲生等人所說比較可信？您怎麼分辨他們與李文普等人說法的真偽，決定採信與否？
丁：張寧、張雲生等人在當年的關押審查下遭到了極大的迫害，他們明知當局的證據與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卻無法說出來。張寧是到了美國才寫書回憶那個時候的情景，張雲生也一樣，書只能在香港等地出版，在大陸出的書要被審查多年，刪去那些當局認為可能對自己不利的內容等。他們作為當事人及直接的見證人，其回憶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搞歷史的人都懂，找資料就要找第一手資料。他們的東西就屬於第一手資料。當然我們還要有其他的證據。但有時我不能透露這些資料的來源，這是對國內相關人士的保護。我之所以認為李文普的東西站不住腳，就是他受到當局的壓力，不得不這麼說，其說辭有太大的漏洞，經不起嚴格的推敲，再加上其他旁證，我們可以斷定李文普在林彪一案上是作了偽證。
重量級學者研究林彪文章只能刊於《吉林農業》增刊
高：你本人關於研究林彪有什麼成果？
丁：我於2001年開始下功夫認真研究林彪事件，到現在有八九篇文章發表在電子雜誌《楓華園》上，並收錄在“浴火鳳凰”網站、“華夏文摘”等，其中有的在網上廣為流傳。還有兩篇新作放進《重審林彪罪案》一書。
高：為什麼你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網絡媒體上，而不投給專業雜誌呢？
丁：一個原因是我本人就在電子雜誌《楓華園》工作，我本人於2001年夏加入《楓華園》編輯行列，於 2002年底被推舉為《楓華園》社長兼周刊主編，直到現在。作為北美頗有影響的電子雜誌的主編，我要多支持自己的刊物。未在紙質雜誌發表的另一個原因，是紙質媒體發行周期太長，往往要等很長時間。我的一篇文章曾投給香港一家月刊，他們過了兩個多月才刊登，還作了大量刪節，所以我覺得得不償失。
高：但是研究文章不像新聞報道，並沒有那麼要求時效啊。
丁：是的，但總的來說，對林彪事件這個題目感興趣的刊物本來就不多，加上文章一長，就不容易問世，而關於林彪問題的文章，要想說清楚，不可能不長，發表就難。
高：國內的歷史專業性雜誌比較多，你是否嘗試過？
丁：我給你說一個例子吧：王年一、何蜀的探討林彪事件真相的文章，很有專業水平，但你知道在哪裡刊出的嗎？《吉林農業》雜誌增刊！《吉林農業》有多少讀者？何況又是“增刊”。據說當時這個雜誌的主編說：我出差去，你們定吧。副主編很年輕，才三十多歲，就拍板發表了。事後當局詢問，還好，他以要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倡導“實事求是”風氣之類說法搪塞過去了。
所以，我寧肯較快地在互聯網上問世。互聯網這種新興媒體，不受篇幅限制，能衝破權力者的信息封鎖，迅速傳遍各地，引起讀者的關注。當然，互聯網有其局限，公信力相對來說較低，所以我們才要編選出版這麼一部印刷版的《重審林彪罪案》嘛！
高：您主編的這本書，主要內容是什麼？您決定選入文章是根據什麼樣的考慮？
丁：這本書的內容，我將那些散見於各處的有價值、有見解的文章收集起來，分門別類，集結成書，就林彪事件中的重點問題逐個予以討論。
我所選擇的文章完全是從學術上着眼，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立論嚴謹，分析詳實，實事求是。所有的作者都是這方面研究多年的學者、專家，他們不是一時的性起，不是譁眾取寵，而是腳踏實地，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前提下，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和看法，試圖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揭開蒙在這一歷史事件上的重重迷霧。我本人在選擇這些文章時也是極為謹慎，凡涉及野史、演義者一律不予考慮。儘可能嚴謹，畢竟是我們這本書的生命線啊。惟有嚴謹的學術文集才有長久的生命力，才不會被世人在新鮮勁過後所漸漸遺忘。
本書的封面上有幾句話高度概括了此書的價值：“嚴謹的學術著作，強強的作者群體，顛覆官方兩代統治者的重重誣辭，讓中國人民重新認識自己的過去，讓受蒙蔽者重新見識文革中真實的林彪”。其中“顛覆官方兩代統治者的重重誣辭”絕非一句空話，而是實實在在地指出官方在林彪事件上所定罪名之荒謬和虛假。在這裡我要向本書所有作者表達我由衷的感謝，沒有他們的鍥而不捨的努力，就沒有此書的問世。
高：你認為你這本書，最具有顛覆性的資料是什麼？
丁：官方加給林彪的第一條罪狀是“爭當國家主席”，後面的罪狀，都是由此衍生引發——他“爭當”而毛澤東沒有讓他當，所以他要搶班奪權，要搞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最後事情敗露要叛黨叛國。但是這第一條，官方就根本提供不出確鑿證據，站不住腳。唯一的證據，是吳法憲後來對專案組供認的葉群那句話“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裡擺？”
葉群說，不等於林彪說，最多你只能說葉群本人有這種想法；而葉群是否真的這麼說過呢？吳法憲的供詞只是孤證，而且後來吳法憲還翻了案，說是當年在專案組逼供之下不得不這麼說。
高：吳法憲翻案，有文字出處嗎？
丁：吳法憲還健在，寫有一部回憶錄的手稿，但是並沒有披露，我也沒有看到，是看到她女兒金秋教授的書裡引用的（吳法憲去世後，他與妻子陳綏圻合作的手稿，以“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為題，出版於2007年——高注）。這就是說，就連這唯一的所謂“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證據，都被否認了，根本就無法證明嘛！
實際上，毛澤東要搞掉林彪，總得有個對全黨全國說得過去的理由，找了很長時間找不到，毛澤東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批了“天才論”，隻字未提“設國家主席”。是在一年後找到這個理由的，1971年8月南巡時，毛才大談設國家主席問題是所謂“政治綱領”。而我們這本書，詳盡地說明了林彪對當國家主席毫無興趣，這就抽掉了官方所有罪狀的第一塊基石。
從反思林彪，進而反思“文革”及制度
高：在本書出版之際，作為主編，你是否也有遺憾？
丁：還是比較缺乏林彪事件當事人的回憶。目前主要輯入原林彪辦公室秘書張雲生的兩篇文章，重點討論所謂“林彪一號令”問題，以及對林彪的貼身觀察，這不僅澄清關於林彪個人生活的許多傳言甚至謠言，也更有助於我們探究“文革”中的林彪。
高：對你的看法，有人不以為然嗎？主要的批評意見是什麼？
丁：有些人對我的觀點相當不以為然，但我沒有看到他們寫下認真加以辨析的反駁文章。他們覺得林案鐵板釘釘，林彪在“文革”的罪責難逃，重審林彪也重辨不出什麼黑白來。有人持有這種看法一點也不奇怪，林彪被當局徹底妖魔化了，有些人還有一些個人因素如父輩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帳只能算到林彪與“四人幫”頭上。這是當局最希望看到的情景。但不管怎樣，我都很希望，在林彪事件的討論上有更多的人參與，進行學術討論。
本書提出的許多觀點，挑戰了中國官方定論，如果官方願意辯駁，我也樂於奉陪。
高：你對重新評價林彪的前景如何評估？
丁：在資訊如此開放的今天，當局很難徹底封鎖海外信息。“重審林彪”的呼聲遲早會傳進大陸。重評林彪事件，必然就意味着對毛澤東及“文革”的重新評論，意味着對鄧小平一手操控的“兩案”審判的重新評價，當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恐怕還是不願如此，寧肯繼續壓制不同聲音。所以短期內，我對當局的態度不抱樂觀態度，還看不出有“重審林彪”的可能。
在《重審林彪》一書出版之際，我希望通過跟你的交談，讓世人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向世人傳達一個信息：在官方對林彪事件的定論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聲音，代表着學術界重新研討林彪事件的方向。這本書的出版僅僅是重新研討的開端，我們的路還很長，還有許多問題吸引我們繼續下功夫鑽研。究竟哪一種聲音經得起時光的檢驗，能真正成為歷史的結論？希望隨着此書出版，越來越多的人會重新認識林彪、林彪事件以及“文革”歷史。這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高：你本人也還會繼續反思林彪事件？
丁：對，我會將精力繼續放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上，讓世人更多地了解林彪事件真相，從而反思“文革”及其制度。（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