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趙紫陽是直接影響中國近20年改革開放事業的關鍵人物，最初他們親密合作，令國家蒸蒸日上，後來二人出現分歧，最終攤牌竟成分道揚鑣，而他們的關係的破裂更是誘發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中國的局勢變得錯綜複雜起來。二人究竟產生了何種分歧，造成如此結果，博主“讀一遍”的《鄧小平和趙紫陽為什麼最後攤牌》一文，對此給出了深刻的評析。

    趙紫陽是中國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設計者和主持者。從1986年10月開始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方案設計工作開始，到1989年“六四”之後，因反對對學潮進行武力鎮壓而被黨內保守勢力撤銷職務這一期間，以及在此後被幽禁的長達15年的時間裡，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問題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和政治遺產。這些遺產，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變革和轉型，仍然有巨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

    鄧、趙攜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

　　自1986年至1989年，經鄧小平提出，由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推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有許多人認為，這場改革的性質，只不過是對中共專制體制的一次改良。這個說法從總體上說並沒有錯。但是，我認為，中國8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雙重性質。

　　如果僅僅把它歸結為一場體制改良，有些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仔細分析起來，當時有“兩個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對這場改革的主張，與它的實際主持者趙紫陽的主張及其在這場改革操作中所採取的一系列實際舉措，有着重大差別。看清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雙重性質，我們才能準確地為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定位，理解為什麼是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動者鄧小平自己親手扼殺了這場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趙紫陽政治遺產。

　鄧小平與趙紫陽

　　趙紫陽接受了鮑彤和研討辦公室的提法，同意將“建設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

　　改革目標產生劇烈矛盾

　　首先，鄧小平與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在目標上有重大差別。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確是由鄧小平提出並推動的一場帶有行政改革性質的體制改良，他的目的在於興利除弊，試圖在保證共產黨領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革除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鄧小平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在中國搞什麼民主。

　　但是，受命制定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和主持這項改革的趙紫陽，其指導思想卻是“發展民主”。趙當時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從實質上說，也是對體制進行改良，但這種改良與鄧小平的目的有重大差別，是以漸近的方式在中國搞民主政治為目標的。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必須接受和遵從鄧小平的主張，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鄧小平的主張這頂大帽子下，加進了自己的看法。

　　從研討的一開始，他就接受了鮑彤和研討辦公室的提法，同意將“建設高度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他也贊成鮑彤和中央政改辦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涵義，是“實現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正是由於趙紫陽的支持，這“兩個轉變”基本上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的共識。

　　這個時候的趙紫陽，作為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他不可能直接挑戰鄧小平的權威，違背鄧為政治體制改革劃出的框框，而只能在這個大的框架下，儘可能將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引導到改變黨的執政方式、限制黨的無限權力，擴大人民參與，為今後走向民主政治創造條件上來。

　　據紫陽的秘書李湘魯回憶，早在30多年前的1980年9月，趙紫陽就有過這種思想基礎，他說：“社會主義還應該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必須十分珍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對社會主義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起點，請注意這一點……”。後來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會議上，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也總結了他那幾年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並說：“1986-1989那幾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

　　改革措施遠遠超過鄧小平規定範圍

　　其次，趙紫陽在主持實施的改革措施遠遠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範圍。鄧小平為改革所劃定的內容，主要是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機構改革，提高效率，增強活力(特別是領導幹部年輕化)。趙紫陽主持制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地遠期目標是“高度民主”，近期是“制度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

　　這個方案雖然目標有限，內容有限，程度也有限，但從總的方向說，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勢，符合中國廣大民眾對實現民主憲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在那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創造了一種寬鬆的政治環境：打破了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格局，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削弱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取消黨對文化的審查制度，發揮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開展社會協商對話，協調解決社會矛盾;取消黨對司法的直接干預;通過建立公務員制度來淡化黨管幹部;探索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以及建立黨內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規則等。

　　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又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開展廉政建設、在建設商品經濟新秩序的同時建設民主政治新秩序等問題。因而，從大的方面講，在趙紫陽主政的那幾年，中共的政治專制是逐漸削弱的，它與經濟放開之間的距離開始逐步縮小，因而這場政治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的發展是有益的。而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所做的這一切，“六四”之後都被鄧小平和黨內的保守勢力作為趙紫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證據，全盤否定。這一點也可以證明，趙紫陽實際操作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能容忍的範圍。

　　無法容忍，六四最後攤牌

　　從方案設計開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體制改革被鎮壓的槍聲所終止，趙紫陽和他的部下們在發展民主政治、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確的，態度是堅定的。就在最後的那場如何對待學潮的問題鬥爭中，趙紫陽也從沒有放棄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解決政府和民眾的衝突，從沒有放棄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學潮問題，推動民主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

　　趙紫陽在五四亞行講話中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在執政方式上，要求以民主和法制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全新的政治理念。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

　　正是由於趙紫陽的這種以民主法制治國為目標的政治改革，與鄧小平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差異，造成了趙與鄧在1989年5月最後攤牌，趙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被迫中止的歷史必然性。我認為，從這一角度說，趙紫陽主導的這場政治改革的性質，是由中共黨內一批有遠見、有民主意識的開明領導人主持進行的使共產黨由革命黨向民主政黨轉變、由一黨獨裁向現代政黨體制轉變的一次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