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學潮旋即開始，我很憂慮。小平同志4月25日講話指出，中國壓倒一切的是要穩定，我完全贊成。我也想要維護穩定，制止動亂。我的具體想法是盡力緩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我認為口氣生硬，分析和說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布軍隊進京，實行戒嚴，我內心認為是“走錯一步大棋”，怕騎虎難下，局勢益發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體批評趙紫陽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領導同志點名批評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這些思想先後影響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5月28日，常委決定對我進行審查。按照時間順序，我向黨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陽同志反映26日社論激化中間學生群眾的對立情緒的是我 

4月30日紫陽同志從朝鮮回北京。他剛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學生上街，擋不住，市民圍觀的很多，機關幹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態有升級和擴大之勢，相當一部分中間學生群眾對26日社論有反感，認為是針對他們的。我講了我對社論的看法：社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傳達小平同志關於中國一定要穩定，一定不能搞動亂的思想；但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缺乏分柝，沒有考慮到中間群眾的接受程度；既然這麼多的人都以為社論是針對他們的，可見社論沒有講清楚。紫陽同志當時沒有表態，過了若干天，他對我說，看來社論是有缺點。紫陽同志的觀點當然有他的形成過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綜合中央領導同志對青年大會講稿的修改意見時，我沒有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 

這個稿子是紫陽同志4月30日批請各領導同志審閱修改的。李鵬，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我5月2日向紫陽同志匯報說，已經從正面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理了，再從反面來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似乎講不出什麼新話來了。紫陽同志聽了我的匯報後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陽同志定的，但建議者是我。這篇講話在當天電視上播出後，我聽到黨內同志反映不錯，就打電話給艾知生同志，請他考慮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說，今天節目已滿，明天可以考慮。我說，明天是5月4日，學生要出來遊行，後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連播三天不行。這個電話是我主動打的，紫陽同志並不知道。 

三、亞行講話是我執筆的 

5月4日上午9時，紫陽同志在去北京醫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車途中，要我為他起草當天下午1時半會見亞行代表的這篇講稿。思想、內容、提法，以至許多重要的語言，都是他口授的。這篇講話的基調和常委的集體決策不一致，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完全贊成這些觀點，因此也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請他在斟酌。我回辦公室後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時半交稿，紫陽同志又親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記得我原稿的結尾處有一句話，“中國是不會發生動亂的”，紫陽同志說，不對，已經在動亂了，怎麼能說不會發生呢？應該改成不會發生“大的動亂”。）最後他說，稿子就這樣定了，你同新聞單位打一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刪節。我回辦公室後，立即打了三個電話。一是告訴新華社，發全文，不要刪節；二是告訴人民日報，用新華社稿，在顯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訴廣播電視部，用新華社稿當晚播出，並請他們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會講話時，艾知生同志告訴我當天計劃已滿，所以我想這次請他們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沒有講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講話和5-4講話弄混了）。 

四、我曾向《國內動態清樣》推薦過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訊》登了社會科學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我忘了；內容，我現在回憶(我自已的印象，決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話)是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青年知識份子的政治要求，這是一個帶普遍性長期性的問題，特別要慎重從事，壓是壓不下去的，而可能適得其反等等。紫陽同志問我對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說，這篇文章很有見解，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建議在新華社發到省軍級的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他說，可以。我就把這篇文章送新華社總編室(文中有一節，專講不能動用軍隊，我在送新華社時把這一節全文刪去了)。但我不知道後來發表了沒有。我印象中，沒有在《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這篇文章，因此可能沒有發表。要是沒有發表，那是新華社負責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議，但我當時確實提過這個建議。如果發表了，責任在我，我應負全責。 

五、5月12日，我給人民日報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時後，政體改革局付局長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師大黨委的同志告訴他，明天學生將開始絕食。我說，今天早上報紙已登了委員長會議的決定，人大常委即將開會討論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黨和國家已經重視到這樣程度了，還沒完沒了地鬧什麼! 白慧敏同志說, 今天報上這條消息登得不顯著, 可能學生沒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報上採取什麼辦法補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編一條消息，我還親自深夜送給錢李仁同志。我對錢李仁說，今天各報都沒有把委員長會議的決定登在顯著地位，包括人民日報。我的話對錢李仁同志顯然有壓力，第二天，我送去的這條消息就登在頭版頭條。這條消息的結尾是呼籲學生冷靜理智，採取合作態度，同黨、政府、人大共同為開好人大常委會而努力，這也確實是我要高山寫這篇稿子的目的。問題是：一、在當時形勢下突出報導人大常委即將開會，實際上會沖淡中央常委制止動亂的決策；二、所謂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的反映是編造的，違反了新聞報道的原則(錢李仁同志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是我們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啟立同志講過我對26日社論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經過啟立同志辦公室時，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對26日社論的意見。我說，學生對26日社論的對立情緒大極了，這篇社論我看有缺點，沒有把道理講清楚。啟立同志說，他也有這個感覺，這篇社論是他主持起草的，責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名義召開過一次法律專家座談會 

會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開的。內容是座談在協商對話中學生可能提出的法律問題。我記得座談中提出的意見主要是：一、北京遊行十條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後應加快制定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法，使母法(全國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規)配起套來；二、過去民政部的社團登記條例規定，各單位內部的社團不必登記，因此，在處理學校內部的社團問題上可能有麻煩；三、我國法律體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最後綜合了一期《政改要報》送常委、政治局和書記處各位領導同志。我開這個會，事前沒有向紫陽同志講；但會後(17日上午)我跟他說了，也講了上述三點。他沒有說什麼意見。我所以組織這次座談，是想為協商對話作點準備，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協商對話上。 

八、紫陽同志同戈巴契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 

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朱良同志送來的中聯部的原稿上也沒有這個內容，他們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話：兩黨領導人的會晤意味着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我認為，紫陽同志應講得具體一些，使戈理解這裡所說的兩黨領導人是專指小平同志和戈，而不是趙和戈，所以加了這一段話。(當時還有一個巧合：紫陽同志為了澄清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中關於小平同志的流言，準備召集首都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專門講一講，其中內容之一就是十三屆一中全會一致認為重大問題上必須向小平同志請教，請小平同志掌舵，這根本不是什麼“違反組織原則”，相反，如果不這樣做才是真正違反了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兩個對新聞界的講稿，當時都在我手頭上平行作業，我就很自然地把這些內容移植到與戈會談稿中去了)。當時的情況和動機確實如此，後來引起的影響則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沒有泄露過5月16日晚常委會的情況 

5月16日晚的常委會，我沒有列席。當天下午7時半，我從電視上看到直播了紫陽同志與戈會談的第一、第二部分，沒有播第三部分，就打電話問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說，他不知此事，紫陽同志正在宴請戈巴契夫，尚未回來。他又說，你到勤政殿來吧，紫陽同志也要來，今天晚上要開常委會。但我到勤政殿後，李說，他問了會議處了，今晚名單上沒有你，你不列席。我當時十分尷尬。大約等到十點鍾，紫陽同志來了，我說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播第三部分；他說，時間不夠，第三部分的內容在會談時就來不及講。這時李鵬同志來了，紫陽同志就進會議室開會。我留在他辦公室里和李勇同志聊天。到□晨二時，會散 了，張岳琦同志從會議室出來，我問他討論什麼議題，他說討論常委致絕食學生書。我問怎麼開了這麼久，有分歧嗎？張說，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在用愛國動機還是用愛國行動這幾個字上統一不起來；紫陽同志今天不冷靜，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喬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現在也結束不了。張岳琦同志講這些話時，李勇同志在場。我所知道的有關16日常委會的情況就是這幾句話。我也沒有對任何同志講過(而且第二天就見報了)。 

十、紫陽同志的辭職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飯前後，紫陽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張岳琦同志也在。紫陽同志說，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裡，常委開會，作了決策；什麼決策，這是機密我不能告訴你；常委批評我，說我5月4日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我再三考慮，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來執行常委決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會影響到工作；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馬上起草一封辭職信。紫陽同志交代後，我立即回辦公室起草，並立即送紫陽同志。他看了，沒有作修改，說，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樹橋同志，請他發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陽同志，他說，信又收回了，因為尚昆同志批評他，如果學生以他辭職為藉口大鬧起來，將是什麼後果。他說，尚昆同志的意見對，他自已當時沒有從後果上去考慮。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時也根本沒有從後果上來考慮。我只是很欽佩紫陽同志，覺得他光明磊落，不隱諱自已的觀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另外，我認為這封信本身就是紫陽同志送給常委的報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後都沒有向常委報告。 

十一、我的 “告別演說”

當天晚上(5月17日)，我離開中南海後就回辦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關於紫陽同志。他受了批評，辭職了，我非常惋惜，我認為他是一位很好的領導者。二是關於我自已。紫陽同志叫我寫辭職信時，叮囑我要注意保密，我說，我很注意。他說，有人對我說，你嘴巴不嚴，已經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說，這準是李鵬同志說的，那是因為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其實我從來沒有泄過密。紫陽說，我問了李鵬同志了，有沒有根據，他說有根據，現在不說，以後再說。(我之所以說李鵬同志對我印象不好，也是出於我自已的猜測，因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兩次常委會不讓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陽同志訪朝期間，由李鵬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當時的想法是：紫陽辭職我也辭職，這毫無問題；但如果說我泄密而對我處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淨，是我無法接受的。我當時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動，覺得心裡有話，不吐不快。 

我回到辦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來，發表“告別演說”。話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同大家在一起開會。有人說我是黑手，壞人，插手學生鬧事(按：這是5月中旬以來我幾次聽到的社會傳聞)，有人說我泄露黨和國家機密。于謙有兩句詩：“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我捫心自問，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違反過紀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據說：“最後的晚餐”也是13個人。我當然不是耶穌，同志們也不是猶大。我只希望同志們冷靜，守紀律，不要衝動，千萬不能惹事。給我惹事事小，給紫陽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陽同志的關係，同志們都知道。我做事歷來最怕給紫陽同志添麻煩。王昌齡也有兩句詩：“曾為大粱客，不負信陵恩。” 你們如果給紫陽同志惹出事來，我擔當不起。以上，我回憶大慨就是我“告別演說”的全文。我說完，就宣布散會。我沒頭沒腦講了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這些話，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於極大的混亂。散會後，有三幾個同志聚在一起議論，見了我就問，到底出了什麼大事？ 我說，沒有大事，是李鵬同志批評我泄露了機密；紫陽同志說，鮑彤不會的；李鵬同志說，他掌握材料，有根據，以後要拿出來；反正我以後要挨整了。 

這裡需要說明：我沒有泄露即將戒嚴的機密。紫陽同志跟我說：“常委作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時, 張岳琦同志在場。我內心猜測，這個決策大慨是開展反自由化運動和抓黑手，根本沒有想到軍隊。軍隊進城我是19日晚看電視知道的；戒嚴令我是20日公布後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陳一諮同志的談話及其後果 

5月20日上午，陳一諮和其他兩三位同志到我辦公室來，大約談了半個到一個小時。不是我約他來的，我事先不知道。談話的全部內容我已記不清了。我現在根據當時的形勢估計，陳一諮很可能對我說，體改所上一天(19日)發表了一個聲明，但我不知道聲明的內容(我是從陳希同同志報告中才知道聲明內容的)，所以在這個話題上不會展開。當時軍隊進城，陳很可能跟我談軍隊進城受阻的情況，我很可能講了騎虎難下之類的話，但我不會把我內心“走錯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說出來。陳也很可能談到紫陽同志，或表示贊成亞行講話，我很可能講了紫陽同志好話，但我不會講亞行講話的好話，因為我知道常委批評了這個講話，我也決不會向他泄露紫陽的辭職信和尚昆同志對紫陽的批評(這件事無論在室內室外, 我從來沒有向任何同志講過)。 

我只記得我講了李鵬同志壞話。我說，現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陽同志的孩子在公司里工作，好象別的同志的孩子沒有在公司里工作似的。我聽說李鵬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里。我說，學生說紫陽打高爾夫球，李鵬同志也游泳呀！聽說總後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華，據說花了一百萬塊錢。我還說，別的同志，外事活動都不帶夫人，只有李鵬同志帶夫人，聽說有一次她在國外賓館裡丟了一件不值錢的首飾，還跟對方交涉，後來找到了，其實是贗品，不是什麼貴重物品，缺乏氣度。我所講的這三條都是道聽途說的閒言碎語，但因我對李鵬同志有情緒，就衝口而出，泄露出來。陳一諮走後，我非常後悔，生怕陳把這些閒言碎語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當時並不在場，我找他只是因為他知道體改所的地址），立即專程來找陳，告訴陳，千萬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僅給我招麻煩，還可能給紫陽同志添麻煩（這事其實與紫陽同志毫無關係）我要高山傳這些話，不是從政治上的影響和後果出發，而是怕他給我惹事。現在組織上告訴我，他們已經寫了傳單捅到社會上去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儘管我事後曾叫他們不要捅出去，儘管傳單把我的話添油加醋誇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們寫傳單的直接責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談話 

5月22日機關黨委開會。高山向黨委交代19日體改所的聲明，他參加了。黨委書記陳群林同志向我報告，我就找高山談話。我說，你怎麼到體改所惹事去了？他說，是啊，去了，錯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找麻煩嗎！他說，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說，你去了，體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機關黨委報告了，這裡也知道了，鬧得風風雨雨的，人家會說，體改所的聲明政改研究室參加了，也就等於鮑彤參加了，最後就給紫陽同志添麻煩了。我本來乾乾淨淨，現在給你弄得不清楚了！應該說，高山同志22日向黨委報告他19日的活動，這個態度是好的；而我的這次談話是喪失原則的，非常不嚴肅的。我不追問高山到體改所講了什麼話，不追問他“參加”到什麼程度，不追問這個聲明到底是什麼內容，會在社會上造成什麼影響。我所關心的，只是別給我惹事。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後才從報上登載的陳希同同志的報告中看到體改所聲明的內容；當時，我只聽說體改所發表了一個聲明，我以為是很一般的東西，我把高山參加聲明看得同參加遊行一樣簡單，思想上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來對待。 

十四、我替紫陽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幫他起草發言稿 

5月24日上午，紫陽同志找張岳琦同志和我，說要起草一個發言稿。他說，不知道政治局什麼時候開會；如果開會，就會批評我，也會提出一些問題要我回答；你們幫我起草一個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開會，就有個準備；如最近不開會，有個稿子也就可以擺在那裡慢慢修改。當時，紫陽同志展述了從追悼活動到他提出辭職的一些想法和考慮（另有草稿材料）。我是當天起草，當天晚叫張岳琦同志轉紫陽同志的。這是我為紫陽同志作的最後一件事，此後，我沒有見過他。 

這件事，在審查我的問題時，我沒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準確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這些表達，最後用了這個稿子沒有。如果最後用了，組織上總會問我的。所以直到組織上問我22日以後是否替紫陽同志起草過什麼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對一位同志說，如果我被隔離審查，請他告訴高山通知杜潤生同志一聲；但我和杜潤生同志決無非組織的聯繫或政治活動 

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陸繼聽到社會上一些流言，說我插手學生事件，當時我一笑置之，並不介意。17日，李鵬同志批評我泄密，我開始緊張。20日，北京醫院告訴我秘書，說鮑彤今後不再在這裡看病了，我感到了實際的壓力，認為我已經被撒職了。後來，我又聽北京在傳，有個趙紫陽、杜潤生、安志文、鮑彤四人集團；香港報紙上還提到有個鮑彤反革命集團。我就有一種即將被逮捕或隔離審查的預感。我就想，如果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應該告訴杜老一聲(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內工作人員中，認識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沒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現在不記得是誰)，我就對他說，我現在有一種預感，好象我要出什麼事，萬一我真的出了什麼事，你叫高山告訴杜老一聲。當時我的思想很簡單：趙、杜、安、我，四個人都冤枉，同案相憐，惺惺相惜。儘管我跟杜老並不熟，一下子覺得在感情上親近起來了，我如出了什麼問題，得讓杜老知道一下。我對杜老原來很敬重，但過去與他從無私交。個人之間的來往，一輩子只有兩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學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陽同志又在朝鮮，我就打了個電話給杜老，說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說我去，他說他來(我們住得近，在相鄰的兩個樓)，結果是他來了。我向他講了我聽到的27日學生遊行的情況，表示很着急，我發現他也很憂慮。我向他請教有什麼具體辦法能把事態平息下來，他說，難呀，大難題一個。他在我家坐了大約半小時，我就送他回家，因這次是他來我家，我心中非常過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專程上他家回訪，這就是第二次。這次只有幾分鐘，我問他節日好，坐了片刻，覺得盡了心意，就告辭了。我和杜老之間，決無任何非組織的活動和聯繫。 

十六、最後聲明三點：

（1）耀邦同志追悼會前後的幾天內，我曾驅車到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看看形勢；其中有兩次下了車，司機同志陪我進入人群，但未遇到認識的人，更沒有進過什麼話。4月27日以後，我就沒有再到廣場去過。

（2）我不認識任何非法組織的頭頭或成員，跟他們也沒有什麼任何形式的聯繫。我和嚴家其在十三大前共事過一年，但十三大後他就回原單位。今年我沒有同他見過面，或打過電話，或通過信，或托人捎過什麼話。

（3）今年4月15日以後，我沒有同任何外國人接觸過。外交部西歐司曾向我轉達西歐共同體各國大使的要求，說他們要共同請我吃頓飯，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個自稱 “美國ABC廣播公司駐京辦事機構中文秘書”的人，給我打電話（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我辦公室電話號碼的），說要採訪我，我拒絕了，他又說要請我吃飯，我也拒絕了。 

我以負責的態度向黨交代上述事實，請黨審查。 

-完- 

針對李鵬的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現擇要摘錄主要部分：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得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着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裡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惰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后，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己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繼續紛紛複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做出鑑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部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着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