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亂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終於逐漸安定下來,籌備“九大”一事也被開始提上議事日程。然而就在這時,1968年3月,北京發生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這個事情,實際上連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楊成武是林彪在紅軍時期的老部下,林彪與楊成武的關係一向很好,對楊成武也一直較為器重。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瑞卿下台後,經林彪提議,楊成武被任命為解放軍代總參謀長。1967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又當了組長,實際上也就是軍委秘書長。
楊成武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從楊成武大女兒楊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見一斑。楊毅到《空軍報》社工作,是葉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據我所知,對下屬的子女如此關心,由葉群親自出面安排工作的,僅楊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江青經常找楊成武辦一些事情。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辦什麼,他就辦什麼。但江青這個人很難相處,有時候為她辦了事,不僅聽不到她的好話,反而要挨她的罵。
有這樣一件事,大概是1967年11月,楊成武派人去上海為江青取材料。葉群通知我,要我從空軍里派一個人,交楊成武統一安排去執行任務。我當即派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朱鐵崢。楊成武也選了總參一個叫陳宏的幹部,與朱鐵崢一起去上海辦這件事情。然後,江青、葉群、楊成武三個人在京西賓館開會研究,布置任務。在他們開會研究之前,葉群跟我說,這個會議參加的人越少越好,讓我不要參加。
事後,朱鐵崢告訴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楊成武負責把這些材料拿回來。這個任務,楊成武就交給了朱鐵崢和陳洪去具體完成。朱、陳二人到了上海,把這一箱材料拿回來交給了楊成武。然後,楊成武就把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賓館。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中央文革碰頭會在懷仁堂開會。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楊成武到懷仁堂時,江青突然向楊成武發開了脾氣。她說:“你楊成武是‘放長線釣大魚’呀!你從上海搞來的材料,遲遲不作處理,你是想釣我這個大魚呀!”楊成武一聽,趕緊申辨說:“我怎麼是‘釣魚’呢?我能放長線‘釣’你江青同志嗎?”江青說:“你從上海拿來的材料,為什麼不燒了,放在那裡想幹什麼?”楊成武當時臉就變色了,說:“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燒,我敢燒嗎?”江青說:“你早就應該燒了。你和謝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燒掉。”楊成武說:“好,馬上辦。”當天晚上,楊成武就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賓館把這箱材料燒掉了。
另外,當時還有一件事情與江青和楊成武有關,這就是關於組織寫作“兩條路線鬥爭史提綱”的事。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寫一個“兩條路線鬥爭史”,並且提出要先寫出一個提鋼。對江青的這個提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表示同意。那麼這個提綱究竟由誰來寫呢?江青提議由楊成武負責。於是會議決定,這個提綱由軍隊組織寫。
會後,楊成武專門從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抽調了30多名“筆桿子”,集中在京西賓館的一層樓上,專門來寫這個“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提綱。楊成武把自己的女兒楊毅,也從《空軍報》社調進了這個寫作班子。
過了三、四個月,提綱的初稿出來了。討論的時候,楊成武要我也去參加。我一看,這個提綱裡面總共只剩下了三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林彪,再有一個就是江青。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里連周恩來都沒有!於是我就跟楊成武說:“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能行嗎?”楊成武和我咬耳朵說:“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我這才明白,江青哪裡是真的要寫什麼“兩條路線鬥爭史提綱”,她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藉機抬高自己,為日後進一步掌權作鋪墊而已。
我又聯想到了另一件事。在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楊成武和我叫到她那裡,拿出一包材料對我們說:“這些都是周恩來的材料,但是你們現在不能看,你們只要知道有這些材料就可以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材料是許世友送來的,裡面裝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啟示”。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裡以後,毛澤東一看就說:“我早已經知道了,那是假的,沒有用處。”我把這兩件事情一聯繫,我當時就感到江青這個人,用心叵測。
“兩條路線鬥爭史提綱”寫成後,楊成武就送給了江青,江青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很不高興,一下就把提綱摔到了地上,並且告訴江青,趕緊把這個提綱燒掉,一份也不要留;參加寫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單位,一個也不要留。
從毛澤東那裡出來,江青連夜通知楊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單位。
到了1967年底以後,我就感覺到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毛澤東、林彪對楊成武的信任已經開始發生了動搖。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總有症候。從表面上看有兩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與以楊成武名義發表的《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篇文章有關。這篇文章是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的,文章寫好以後,楊成武在陪同毛澤東南巡的時候,曾親自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批示:“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酌處。”
1967年9月23日,楊成武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便將這篇文章送到了陳伯達處。以後經陳伯達同意,這篇文章以楊成武的名義發表了。文章見報以後,全國各大報紙都轉載了,電台一天三、四次地廣播。我還記得,文章發表以後,楊成武曾高興地對我們軍委辦事組的成員說:“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以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
誰知道,這篇文章,在不久之後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報告上作了六條批示。批示中的前兩條都提到了楊成武的這篇文章。其中第一條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麼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於真理相對的東西之中,就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第二條批示說:“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垮下來。”
毛澤東將這個批示轉給了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義,將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轉發給了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省軍區,以及新華社、中央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和各個地方的新聞機構。這樣一來,就等於在全國公開了毛澤東對《大樹特樹》一文的批評,使人不得不聯想到楊成武。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1967年底,有一次我們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周恩來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了這次審查。這個時候,總政治部實際上已經癱瘓了,中央軍委任命劉賢權為軍委辦事組政工組組長,主持全軍的政治工作,實際上等於總政治部主任。但是當時劉賢權還沒有到任,政工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組副組長劉錦平在主持,劉錦平原是中國民航總局的政委,經楊成武提議,調來軍委辦事組政工小組的。那天的晚會就由劉錦平主持。
這個晚會,江青一定要請林彪到場。這個事,楊成武頭一天晚上曾經告訴過我,但他那天大概因為在忙於別的事情,把這件事情給忘了,沒有及時通知葉群。林彪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到了8點鐘就要吃安眠藥睡覺,如果晚上8點鐘以後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參加,就一定要早一點通知他。那天因為事前沒有接到通知,依照慣例,林彪到了晚上8點鐘就吃藥睡覺了。而在京西賓館這邊,所有預定來的領導人都到了場,唯獨林彪和葉群沒有到。看到林彪沒到,江青不幹了,非要堅持等林彪到場不可。結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從床上拉起來,送到京西賓館看節目。
這一折騰,葉群不幹了。演出剛剛開始,她就把楊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裡對我們破口大罵:“你們兩個當了總長、副組長,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負義了,眼睛裡就沒有林總了!你們兩個主持這次演出,為什麼要等林總睡了覺才通知我們,要江青同志在這裡等林總。你們這是幹什麼,用意何在?”楊成武解釋說:“這次演出,我已經委託劉錦平主辦,要他全權負責。”葉群斥責說:“叫劉錦平主辦,你就撒手不管了?你這個總長是幹什麼吃的?”她這一罵,罵得楊成武一聲也不吭了。
被葉群這樣一通罵,楊成武不高興,我當然也不高興。但當時我的心裡納悶,僅僅是為了審查節目這件事情,就至於這樣罵我們嗎?看來葉群這場發作,主要還是衝着楊成武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其中可能還牽涉到了一些什麼別的問題,只是我實在搞不清楚罷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楊成武家裡問他:“葉群為什麼發這樣大的脾氣?”楊成武只是說:“我也搞不清楚,罵就讓她罵吧。”對這件事,楊成武不滿意,我也不滿意。
這兩件事情以後,楊成武的情緒有些低落,經常不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甚至連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也經常不參加,只是要我在會議以後向他通報情況。
楊成武和我在紅軍時期就相互認識,一起在軍委辦事組工作,也有半年多時間。本來我們倆的關係一直都是很好的,在軍委辦事組工作時間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1968年3月,我們兩個人之間卻出現了矛盾。
矛盾是由楊毅引起來的。1968年3月的一個晚上,我正在京西賓館辦公處理問題時,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和副主任周宇馳一起闖了進來,他們一見到我就說:“吳司令,空軍發生大問題了!余政委的秘書單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黨辦,哭哭啼啼地來告狀,要我們救救她。”
事情是這樣的:余立金有一個秘書,叫單世充,人長得比較精神,又能說會寫,給劉亞樓和我都當過秘書。那天下午,他的老婆來到空軍黨辦大鬧,說單世充和楊毅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她提出的根據是,在那一段時間裡,楊毅因參加“兩條路線鬥爭史”的寫作班子,住在京西賓館,而單世充則幾乎天天往京西賓館跑,還經常給楊毅帶一些吃的東西。每次縱素梅問單世充去幹什麼,單世充就說是到京西賓館洗澡。
除此之外,她還在單世充的日記本里,發現了單世充和楊毅兩人的合影和兩首詩,其中第一首詩上說“春風遙盼玉門關”,第二首詩里卻已是“春風已度玉門關”了。還有,縱素梅本來和單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但是單世充這時突然向縱素梅提出要離婚。在這種情況下,縱素梅說她已經忍無可忍,只能向領導上提出求救。
我聽了以後,不覺大吃一驚。我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真要是這樣,對楊代總長的影響就不好了,楊代總長會怪我們的。但是,事情還需要進一步搞清楚。你們先找單世充談一談,問清楚究竟是怎樣情況。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就要單世充承認錯誤,不准再鬧離婚,同時不准縱素梅到外面去亂告狀,要注意保護楊代總長的威信。”
王飛、周宇馳回去後就找單世充談話,但由於單世充堅決不承認,談話就形成了僵局。王飛和周宇馳一怒之下,就把單世充給軟禁起來了。
我聽說單世充被軟禁以後很生氣,因為關押了單世充,一是叫我無法向楊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認為這是黨辦王飛等人藉機擴大事態,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幾個秘書。當時空軍黨辦的王飛、周宇馳等,對黨辦另一個和他們有分歧的科長衛球不滿。由於衛球曾說過不同意“大樹底下好乘涼”這句話,而這句話又正好是林彪講過的,於是王飛、周宇馳直接向葉群控告說,衛球反對林彪,是“現行反革命”。王飛、周宇馳的這一舉動,引起了黨辦另一些秘書的不滿,從而就在黨辦里形成了兩派。一派以王飛、周宇馳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衛球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幾個秘書。當時,他們兩派之間對立情緒嚴重,關係十分緊張。
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一聽說王飛等人扣押了單世充,反映到我腦子裡的就是王飛、周宇馳要藉機整人了。於是,我立即讓人找王飛,王飛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馳。盛怒之下,我罵了周宇馳,讓他馬上把人放出來,並且對他說:“不經過我的同意,你們就扣人,實際上是奪了我的權嘛!”
沒想到周宇馳回去不久,葉群就打來電話,向我大發脾氣。
葉群問我:“你怎麼說林立果在空軍要奪你的權?我們把立果放到空軍,是要幫助你掌權,而不是要奪你的權。你好沒良心!如果你懷疑,那我們馬上要立果離開空軍好了。”我解釋說:“葉主任,你這樣說不是事實。我批評的是周宇馳,並沒有說立果。是周宇馳不經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評周宇馳奪了我的權,怎麼成了立果要奪我的權?”葉群說:“你說周宇馳就是說立果,因為他們兩個人是在一起的。”我說:“葉主任,你要這樣說我也沒有辦法。我是批評了周宇馳,周宇馳是空軍黨辦的副主任,難道我連批評周宇馳都批評不得嗎?”葉群說:“你一批評周宇馳,他很害怕,現在都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連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經把周宇馳關起來了?你把周宇馳藏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說:“周宇馳從我這裡走了以後,我就根本沒有見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嗎?”葉群說:“根本不在一起,連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馳談一談,要他安心工作,別躲着立果了。單世充這個人有錯誤,應當審查清楚,你怕什麼?連‘101’都說,這是為了維護楊成武的威信,應當把單世充弄起來,你又顧慮什麼?”我一想,和葉群的關係搞僵了可是不行,於是就答應下來,馬上去找周宇馳談一談,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傳得很快,剛剛放下葉群的電話,楊成武的妻子,也是楊成武辦公室主任趙子珍的電話就打過來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馬上到楊成武家裡去一趟。林彪和楊成武都是我的上級,而葉群和趙子珍這兩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誰都惹不起。在當時,為了一個單世充,真弄得我左右為難。一邊要我放人,一邊不讓我放,真是弄得我好為難。
明知道這次去楊成武家不會輕鬆,當時我實在是不願意去,但還是硬着頭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車剛剛走進楊成武的家門,趙子珍就開始對我們大發脾氣,說:“楊毅和單世充之間的關係是正常的,你們空軍為什麼要把單世充抓起來?你們憑什麼關單世充?你們要把楊毅搞出空軍,也不必要用這樣的辦法!王飛、周宇馳、何汝珍都是壞人,你們不作處理能行嗎?”
我當時只能申辯說:“我這樣做也是為了維護楊代總長的聲譽。對單世充,我需要嚴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則我就對不起你們了。”接着,我要求見楊成武說明情況。趙志珍拒不讓見,說:“楊成武身體不好,不見!”這種情況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我當時就想,看來這一下子把楊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這種情況,就動上了心思。這以後,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楊成武那裡。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議,由空軍副政委提升為政委的。我自己認為,幾年來我們兩個人一直合作不錯,我當時真的沒想到他會這樣。
這兩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後,我把這一情況打電話報告了葉群。葉群告訴我,楊毅和豆豆對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楊毅早就給我寫了大字報,批評空軍的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傾向。她還對我說:“余立金早就和楊成武串通一氣在奪你的權了。許世友不久以前送來一份材料說,余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經被俘叛變,自首以後才到了上海,是個叛徒。這個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也知道這件事情。”
她說的這些情況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歸我管,但對單世充究竟作何處理,我卻一時舉棋不定。為了慎重起見,當天晚上,我親自找縱素梅談話了解情況。縱素梅所說的情況,與黨辦幾個人向我反映的情況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談話過程中,我一邊談話,一邊要秘書作記錄。最後,這份記錄交縱素梅自己看過,並簽了字。為了防備萬一,我還叫秘書去複印了幾份,以備日後查證。
第二天上午,趙子珍帶着余立金突然來到林彪的住處,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說是送給林彪嘗一嘗,然後哭哭啼啼地想說服葉群報告林彪,說空軍以整單世充為名整楊毅。余立金這個時候承認,是他交待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空軍想整單世充是無中生有,敗壞了楊成武的聲譽。他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制,我這個政委沒有權,什麼都得聽吳法憲的。許多人反映劉亞樓的時候是吳(無)政委,現在是余(多餘)政委。”但葉群說:“不管怎樣,縱素梅的意見已經記錄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軍大院以後,就立即找縱素梅談話,警告她不要為人所利用,擴大事態。並一再對她曉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戀與單世充的感情,不想讓單世充真的受到傷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話說出以後,再改也難了。
趙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後,葉群把他倆對我的控告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很生氣。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灣,告訴我說:“趙子珍和余立金來告你的狀,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你要堅持原則,要敢於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來,要頂住!”
我報告林彪說:“楊成武已經要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晚上到他那裡去,他要見我。”林彪說:“你不要一個人去,最好帶上一個人,這樣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證。”
回到空軍大院以後,我就想,帶誰去呢?想來想去,只有帶我的妻子陳綏圻一起去比較合適,因為楊成武當時稱病在家休息,與陳綏圻一起去探視他的病情,顯得比較自然一些。另外,當天是星期天,陳綏圻也正好在家休息。於是,我告訴陳綏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楊成武家裡去一趟。
臨走的時候,我又帶上了秘書張雲龍。我的本意是,在楊成武和我談話時,如果有機會,就請他記錄一下。後來,車到了楊家門口時,我又考慮這樣恐怕不太妥當,就叫張雲龍在車上等候。
我和陳綏圻進門後,趙子珍把我們帶到了樓上楊成武的臥室。當時,楊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陳綏圻上前問候了他的病情,說了幾句話。這時,趙子珍向陳綏圻說:“成武同志要和法憲說幾句話,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陳綏圻走了以後,楊成武就開始說服我:“第一、不要講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現在空軍沒有權,再一宣傳他是叛徒,他在空軍里就根本沒有地位了。第二、單世充沒有錯,不要整單世充,事情鬧大了,就不好辦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這兩件事情。”
我跟楊成武說:“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許世友從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報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絕沒有吐露一個字。我不能證明這個材料是真是假,當然我希望沒有這回事情。這個材料怎麼辦,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來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這個事情我無權處理。至於說余立金在空軍沒有權,那不是事實。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軍委辦事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頭會,空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處理,基本上都交給了余立金,怎麼能說他在空軍沒有權呢?第二對單世充,空軍的處理沒有錯。對他,我們是需要教育一下,並沒有說要對他進行處理。我們是怕事情處理不好,會影響楊毅的聲譽,更怕影響到你楊代總長的聲譽。要是弄得滿城風雨,影響好嗎?”
說到這裡,楊成武顯得很不耐煩。我就說:“那就這樣吧,你身體不好,耽誤久了,會影響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陳綏圻走的時候,楊毅還在那裡哭哭啼啼。趙子珍送我們走的時候,還一個勁地在那裡大聲叫喊:“要把楊毅弄出空軍也不要用這個辦法嘛!”
3月23日凌晨1點鐘,中央辦公廳突然來了一個電話,叫我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那裡去參加一個會議。會議的內容沒有通知,只是說要趕快去。
我朦朦朧朧地上了汽車,到了人民大會堂時,會議早已開始了。我看到在場的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這個會議原來沒有要我參加,是臨時叫我去的。
毛澤東一見到我就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說完這些話,就沒有再說了。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問林彪:“這樣,誰來當這個總長呢?”
毛澤東這一問我才知道,原來在我來之前,他們就已經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為在楊毅和單世充的問題上,即使他全是錯的,也不至於受到這樣嚴重的處理!除了空軍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問題?這樣處理是不是太重了?我當時也不敢多問。
林彪聽了毛澤東的提問以後,想了一下說:“現在也沒有別的人選了,是不是調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任第一副總長或者是代總參謀長。”毛澤東又問:“黃永勝是從哪裡來的?”林彪回答說:“黃永勝是武漢警衛團的一個班長。秋收暴動以後,就跟你上了井岡山,上山以後當了排長。”
毛澤東聽到這話,特別高興,說:“原來是武漢警衛團的,在井岡山就當了排長,那就不要這個‘代字’了,就叫黃永勝當總長吧,就這樣定了。”他們兩人這樣一說,誰都沒有意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可是對余立金怎麼處理呢?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裡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來,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這兩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係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楊成武的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傅崇碧還帶人衝過釣魚臺。為了防範,還是動一動為好。毛澤東也同意了。那麼調到哪裡為好呢?最後決定調到瀋陽軍區當副司令。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司令由誰來擔任,又成了問題。經林彪提議,毛主席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毛主席還說:“至於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就不要再動了,動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談一談,把問題說清楚。”
這幾個人事問題決定了以後,毛主席就對林彪說:“下面的事情,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
毛澤東和林彪走後,周恩來繼續主持我們開會。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很強,考慮問題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會議繼續討論和決定了五個問題:
第一、要我立即派飛機去廣州,最遲要在當天上午把黃永勝接到北京來。黃永勝到北京以後,只准我一個人用自己的車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從機場出來,直接回到人民大會堂,路上什麼也不要說。到人民大會堂以後,周恩來在福建廳親自找他談話。
第二、通知李作鵬和邱會作兩個人,帶領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到楊成武的家裡去,把楊成武帶到人民大會堂來,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集體跟他談話。
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來,由周恩來找他們談話,同時準備飛機把傅崇碧送到瀋陽。瀋陽方面,通知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作好安置傅崇碧的準備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領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執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務,逮捕後送秦城監獄關押。同時,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準備。我問周恩來說:“夜深人靜,這麼多的人闖到余立金家裡,動靜太大了。”周恩來說:“你想個辦法嘛!就說你要找他談話,把他找到你家裡來好了,我交代楊德中帶警衛隊在你家裡等,你負責要秘書通知余立金到你家裡來就行了。”
第五、決定於3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
周恩來布置完這些事情以後,就要我先回空軍大院,一是安排飛機到廣州接黃永勝,二是協助楊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軍大院以後,我立即通知指揮所安排飛機,同時給黃永勝打了一個電話。我奉命轉告他,說中央決定要他立即到北京來,飛機可能很快就到廣州,請他作好準備,等飛機一到,就立即隨機前來北京。
處理完這件事情,我回到家裡,通知空軍副參謀長梁璞和警衛營長田廣林到我家裡來。這個時候,楊德中也已經到了。我們一起商量好,由他帶領警衛團的人在我家的院子裡等候,等余立金一來,就執行逮捕任務。接着,我要秘書通知余立金,請他到我家裡來一下,說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後,我就到了樓上的陽台觀察動靜。院子裡黑黝黝、靜悄悄的。等了一會兒,我看見余立金走進了院子。這時,楊德中上前對他說:“余立金,你逮搜捕了!”緊接着幾個警衛戰士走上前去,把他帶走了,沒有驚動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軍黨辦和空政保衛部對余立金的家進行搜查和監視。這時,余立金的秘書打電話到楊成武家裡,說,吳司令半夜裡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問問楊成武,這是不是吳法憲搞的政變。當時楊成武正在睡覺,只是秘書聽到了這個情況,沒有驚動楊成武。
大約就在這時,由李作鵬和邱會作帶的部隊也到了楊成武的家,把楊成武帶到了人民大會堂。以後聽李作鵬和邱會作談起,他們到楊成武家,要楊成武跟他們走時,楊成武還以為是我夥同李、邱在搞政變呢。
我把兩件事情辦完以後,就又回到了人民大會堂,此時已是拂曉,天快亮了。周恩來正在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成員同鄭維山談話。周恩來見我來,就叫我也一起參加。我坐下後聽見周恩來告訴鄭維山,楊成武犯了錯誤,已經被撤銷了代總參謀長的職務,要鄭維山與楊成武劃清界線,揭發他的錯誤。
接着,周恩來又帶領我們一幫人找傅崇碧談話,不過這次談話是由林彪親自主持的。林彪說:“現在向你宣布中央的決定:為了加強瀋陽軍區的領導,任命你為瀋陽軍區的第一副司令,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同志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吳法憲同志派飛機,送你到瀋陽去。”
上午10時左右,林彪、周恩來又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找楊成武談話。林彪第一個講話,他說:“今天找你談話,主要是處理你的問題。你的錯誤是什麼呢?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你和傅崇碧勾結在一起要打倒謝富治,和余立金勾結要打倒吳法憲。還想排擠許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等。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楊成武當時想申辯幾句,但沒有容他多講,林彪就接着對他說:“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會堂已經給你找了一個住的地方,你先在這裡休息。中央已經決定,要你離開北京,住到武漢東湖去。可以帶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親、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東西也可以統統搬走。你到那裡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當場命令我,準備飛機把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去。同時,要我通知武漢軍區立即作好準備。談話完畢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便同楊成武一一握手告別。
楊成武走了以後,林彪同周恩來一起商量,要我負責清查楊成武所有的文件,並封存備查。這時,江青在會議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陸力行也一起收審,以便徹底清查問題。陸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上海市有關江青30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將陸力行的姐姐收審了。對江青的這一提議,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於是就算通過。陸力行被抓起來以後,可能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
從大會堂回來,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軍指揮所準備一架大飛機,把楊成武一家人和家裡的東西一起送到了武漢。
3月23日下午兩點左右,去廣州接黃永勝的飛機即將降落在西郊機場。我接到報告以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坐車去接黃永勝。
黃永勝下了飛機,顯得有點緊張。因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緊急要他來北京。由於周恩來曾明確交待過在路上不要對他說什麼,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對他說:“三言兩語也說不清,總理在人大會堂等你,由他親自和你談,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黃永勝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後不久,林彪又找我談話。他對我說:“現在總參的問題和北京衛戍區的問題都解決了,空軍政委的問題怎麼辦?你可以考慮一個能同你合作的人選。”我想了一下說:“現在空軍沒有別人了,只有一個王輝球。他是從井岡山下來的老同志,現在任空軍副政委,提他任空軍政委,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王輝球在空軍的時間也很長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來空軍是兩個副政委,一個是余立金,一個是王輝球,現在余立金不行了,那麼就是王輝球吧。”林彪聽了很高興,說:“很好,提一個反對過自己的同志當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寫個報告來吧。”
回去以後,我立即寫了一個報告。不久,這個報告經過林彪報毛主席批准,王輝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當了空軍政委。
3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里召開了駐北京各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一萬多人。這個會議從晚上9點,一直等到了24日凌晨才開始。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以及剛剛到北京的黃永勝,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林彪在會議上首先講話。林彪的這個講話,事前和毛主席商量過,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
林彪說:“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樣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說這是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說最近在空軍裡面發生了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除韓先楚、排除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裡,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當總參謀長,決定由溫玉成副部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接下來,林彪講了楊成武個人所犯的錯誤,認為他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之後,林彪又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重點從哲學上講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關係,批判了楊成武所署名的“大樹特樹”那篇文章。
周恩來接着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布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和命令”。他還在講話中要大家永遠忠於中央文革,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為在楊成武的後面可能還有黑後台。
周恩來講完話,是江青講話。她的講話不長,只是表示了“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所宣布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
陳伯達的講話稍長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所宣布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還回顧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過程。他認為,從“文革”開始到1968年3月,一共經歷了五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個回合是打倒“劉、鄧、陶”;第三個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個回合是清除“王、關、戚”;第五個回合就是這次與“楊、余、傅”的鬥爭。他在講話中還就批准發表楊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評,說由於楊成武不斷地催促,就讓這篇文章發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講話。他們講完話後,時間已是凌晨1點35分了。就在這時,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見全體到會的軍隊幹部,以表示對處理“楊、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見毛澤東走上主席台,全場頓時沸騰起來,到會的軍隊幹部長時間高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等口號,場面十分熱烈。
這次會議開過以後,本以為事情就至此為止了,沒想到後來又召開了一次更大的會議。這次大會是江青提議召開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的第二天,江青給溫玉成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送到北京衛戍區收發室時,收發室的人說:“我們這裡只有一個傅司令,哪裡又來了一個溫司令!”他們把江青的這封信退了回去。這個情況反映到江青那裡後,她大為惱怒。就在當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提出,要單獨召開一個衛戍區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一起參加的會議,對“楊、余、傅”問題進行傳達。這樣,中央文革碰頭會又決定召開了第二次大會,傳達中央的兩個命令。另外,會議還決定,這兩項命令都發到解放軍團以上單位,並向全體指戰員宣布。
第二次大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參加者約有十多萬人。大會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布的《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的命令》。命令說:“楊成武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余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接着,又宣布了黃永勝、溫玉成任職的命令。兩個命令宣布完畢,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相繼講了話。
楊成武到了武漢之後,只住了一個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漢的紅衛兵就準備包圍楊成武的住地,把楊成武抓走批鬥。這個情況報告給中央文革以後,經碰頭會議研究,又把楊成武一家轉移到了河南的龍門,並在那裡住下了。
至於楊毅,由於她已經不能在《空軍報》工作,我們把她調到四川的一個航校當了幹事。但是楊成武的事情對她刺激實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藥自殺,好在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楊毅自殺的這件事,我報告了林彪。林彪說:“那就把她送到楊成武那裡,讓他們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見,我派人把楊毅送到了龍門。至於那以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以後空軍黨辦主任王飛還向我提出,要把我的兩個和單世充關係比較好的秘書調到五七幹校去,我沒有同意,在一般的情況下,司令員的秘書和政委的秘書關係比較好是正常的,完全沒有必要為此擴大打擊面。
“楊、余、傅事件”以後,葉群對我說,“要防止‘後院起火’,你要把陳綏圻調到空軍來,替你管管家。”不久,葉群就通過軍委辦事組,把當時任中國民航局生產計劃處處長的陳綏圻調到了空軍,任“吳法憲辦公室”主任。與此同時,對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妻子,也同樣作了相應的安排。
一次,林彪還曾經要葉群對我解釋,說當時為什麼沒有提我當總參謀長,是因為我的資歷不夠。我當時就對葉群說:“我自己做夢也沒有想要當這個總長。我當不了總長,這一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我說這個話,主要是因為我看到,建國以來有好幾個總長倒台了,如黃克誠、羅瑞卿和楊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黃永勝接替楊成武任總參謀長以後,軍委辦事組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的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任組長,我仍任副組長,成員為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李德生、溫玉成。同時周恩來宣布,改組後的軍委辦事組所有成員,都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同時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還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政工小組,劉錦平被調回民航工作。
關於恢復總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頭會議上提出,要李德生任總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要軍委辦事組寫出報告,上報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覆。這樣,李德生就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以後,李德生的兼職很多,既是總政的主任,又是北京軍區的司令員,還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等。
“楊、余、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靜地想過,要說楊成武通過余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為理由就撤了他的職,太過牽強,也太過嚴厲。至於逮捕余立金,以至牽連到他的妻子陸力行,那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裡面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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