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高岗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但备受关注的“高饶事件”仍然维持原盘。高岗当年的秘书、后来的管教小组组长赵家梁、以及“高饶集团五虎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根据当年笔记、亲身经历整理成书《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在书中作者指出，文革结束后，陈云虽然表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但“他（邓小平）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以下为全文摘录。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文革期间，墓碑曾被砸断半截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 【注4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5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8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摌攩，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6 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对于8月4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71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7 周恩来在1959年8月2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页。】 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8 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 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1953年12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月，在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年，党的八届12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当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年冬天，在高岗去世16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50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14 土改时，一些领导干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年3月19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又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总的来说，笔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必须给以充分估计。本书的宗旨并非全面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仅仅是多“高饶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实真相和思考而已。

    (一青 编辑)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12-12/596236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