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讀書能讀出不同的東西。一部《紅樓夢》，有人讀出兒女情長，有人讀出宮廷權術，有人讀出看破紅塵，有人讀出階級鬥爭。同樣，最近香港出版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也能讀出不同東西。海內外不少人，從書中讀到了趙紫陽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鳳鳴先生在該書扉頁上的題詞便是：“獻給為堅持正義為中國轉向民主政治獻身的趙紫陽”。有位朋友來信，說讀出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不同。我卻兩者都沒讀出，非但沒有讀出趙紫陽的“民主信念”，還偏偏讀到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相似。 

    趙紫陽並不“民主”的信念，書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趙紫陽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產黨執政地位不變，但黨要改變領導方式。第二，中國要實行法治（宗鳳鳴，146頁）。這兩條都與民主無關，倒與鄧小平思想頗為近似。下台後，趙紫陽說自己對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變，但仍堅持中國不能搞多黨制。在長達十六年的軟禁生涯中，趙紫陽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遠的言論，是說要象香港那樣，給人民以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宗鳳鳴，84頁，344頁）。趙紫陽為什麼說要像“香港”，而非“台灣”或“南韓”？趙紫陽主政時流行的“新權威主義”要仿效的榜樣之一，歷來是作為整體的“亞洲四小龍”。如今台灣、南韓為何排除在外？因為台灣、南韓在九十年代實行了多黨制。但是，在西方學者開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排行榜上，台灣和南韓恰恰是亞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卻名落孫山，榜上無名。在趙紫陽書中讀出或希望讀出“民主”的人，對此大概頗感尷尬。而我卻從中讀到了趙紫陽思考問題的嚴肅、理性和誠實。趙紫陽沒有因為不再是國家領導人，沒有因為個人遭遇而隨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自封“民主領袖”，信口開河，不計後果。同時，宗鳳鳴先生也忠實地記錄了趙紫陽的思考，不管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為這樣，《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才不失為一本追蹤下台後趙紫陽思想軌跡的好書。 

    在《紅樓夢》中讀出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說：《紅樓夢》第四回是理解全書的總綱。以此類推，理解《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並由此推廣至理解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人恩怨為中心的那段中國政治歷史的總綱，可能是趙紫陽大意如下的一段話：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與和趙紫陽分手不一樣。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和趙紫陽分手卻只有“六四”一件事。鄧小平和胡耀邦關係很深，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學潮，而是政見不合，主要表現在“反自由化”上。鄧小平說過，“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說自己“看錯了人”。即使沒有八六年學潮，鄧小平也要讓胡耀邦體面地下台。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係不同，他們間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卻大力支持，尤其在經濟改革上，鄧小平寧可壓胡耀邦而挺趙紫陽。“六四”前不久，鄧小平甚至要趙紫陽接掌軍委主席一職。鄧小平要趙紫陽下台沒有經過長久醞釀，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學潮一件事，這與鄧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後，鄧小平從來沒說對趙紫陽是“看錯了人”。相反，在“南巡”這個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中，還公開誇獎趙紫陽，可見鄧小平對趙紫陽由衷賞識（宗鳳鳴，61頁，83-84頁，125頁，143-4頁，177頁，207-8頁，238頁）。 

    為什麼鄧小平說起用胡耀邦是“看錯了人”，而不說起用趙紫陽是“看錯了人”？因為起用趙紫陽，鄧小平確實沒有看錯人。無論講理想抱負、治國方略，還是論聰明才幹、人情練達，鄧小平在整個中共高層難找第二個人，能象趙紫陽那樣合適來貫徹落實自己的政治主張。趙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熱衷於“理論務虛”、“真理標準”。他不會關心“作協四大”的選舉自由，不會為想象中“藝術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憑趙紫陽的才情、敏銳、眼界、甚至天性，他又遠比胡耀邦更能從根本上改變當年那個銅牆鐵壁、令人生畏的社會主義。趙紫陽的這種能量，從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年共同的政敵鄧力群的態度中可以得到證明：對鄧力群來說，胡耀邦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趙紫陽是敵我矛盾。鄧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識到危險來自何方。 

    然而，趙紫陽卻獲得鄧小平的賞識：一種男人對男人的賞識，政治家對政治家的賞識。這種賞識，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為過。趙紫陽和鄧小平十分相似：他們都追求民富國強，都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解決問題就是好“主義”（宗鳳鳴，324頁，327頁）。他們都相信經驗，尊重實踐，在改革中不問“姓社姓資”，他們都“摸着石頭過河”，最終“摸”到的都是同一塊“石頭”，通向的都是同一個市場經濟。他們的改革時間表有同樣的輕重緩急，都主張先經濟，後政治。他們都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快速變革的年代，需要權威政治保持社會穩定（宗鳳鳴，83頁）。如果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關係是“私交”的話，那麼，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係則是“公誼”。當然，“公誼”未必勝於“私交”。因為對政治家來說，政治聯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斷絲連，“公誼”卻註定蕩然無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後還應邀赴“鄧府”切磋牌藝。而趙紫陽與鄧小平“八九”一別，從此無緣再睹天顏。整整十六年，漫漫長夜，寂寂永晝，“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中共黨內有人這樣概括鄧、胡、趙的特點：“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這個概括原本不錯，如果它不排除“鄧小平也有頭腦，趙紫陽也有手段”。趙紫陽不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鄧小平相像。這種相像，雖不一定“神似”，卻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鄧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公開道破了自己和毛澤東分道揚鑣的決心。同樣，一九八九年趙紫陽也曾淚灑廣場，以一句“老了，無所謂了”公開宣示了自己和鄧小平分道揚鑣的決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占盡“天時人和”。所謂“天時”，是指天從人（鄧）願，毛澤東一九七六年按時一命歸西。所謂“人和”，是指中共高層“人心”，一九七六年確實在鄧小平一邊，而一九八九年未見得在趙紫陽一邊。 

    不僅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相似，如果將兩段歷史，各自推前兩年，就會令人驚訝地發現，一九八七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四年的鄧小平同樣相似。一九七四年，剛從江西返京的鄧小平參加了中央批評周恩來的會議，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重大考驗。在會上，鄧小平不負毛澤東厚望，對周恩來講了那段日後註定永載史冊的名言：“你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謙，472頁）。鄧小平對周恩來的批評與“四人幫”不同，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右傾投降”、“評法批儒”等廢話。但是鄧小平的批評遠比“四人幫”厲害，短短三十一個字，字字千鈞。同樣，在一九八七年導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會”上，趙紫陽也身手不凡。趙紫陽問胡耀邦：“現在老人還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變，你我如何共事”？（宗鳳鳴，203頁。鄧力群，444-445頁）。“生活會”前夜，即將扶正代總書記的趙紫陽造訪胡耀邦，談話中趙問胡：“小平多次招呼，為何不聽？究竟有什麼考慮”？據趙紫陽說，胡耀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宗鳳鳴，216頁）。面對這樣的問題，真不知胡耀邦該如何回答？與趙紫陽不同，鄧力群在胡耀邦“生活會”上，作了三個半小時的長篇發言（鄧力群，417-443頁）。通觀全篇，鄧力群雖然洋洋萬言，對胡耀邦主政時歷次意識形態鬥爭，不厭其詳，如數家珍，卻遠不及趙紫陽寥寥數語的份量。與一九七四年鄧小平講話相比，趙紫陽講話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遜一籌，但兩者同屬“誅心之論”，同樣直刺命穴，一劍封喉。 

    正因為如此，下台後的趙紫陽對那段歷史耿耿於懷，在書中不惜用大量篇幅進行表白。對那封引起誤解、自己在“生活會”上提起過的致鄧小平的信，更是全文發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實，趙紫陽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會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正如趙紫陽所說，“自己既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幫忙，幫也沒用”（宗鳳鳴，209頁，238頁）。至少從實際效果講，趙紫陽講的是真話。趙紫陽所作所為，和當年“批周”時鄧小平所作所為一樣，都不會影響被批判者的命運。但是，他們的講話卻能影響自己的前程。特別有趣的是，下台後的趙紫陽還將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這位未亡人的諒解。據說，那位當年為“自由鳴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禮的胡家長公子胡德平，深明黨國大義，慷慨表示：他們這代人不會計較此事，只是他母親難以釋懷（宗鳳鳴，217頁）。不經意間的一句話，道破的其實不是代溝，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為他正春風得意，前程似錦；他如此豁達，因為他不僅是兒子，更是廁身廟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這點，因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難以釋懷，因為她不僅是妻子，更是以家為中心的女人！ 

    既然趙紫陽和鄧小平如此相似，為何最終難逃被廢的命運？其實趙紫陽的被廢，恰恰是因為他和鄧小平相似。《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過程，和我卻只有‘六四’一件事”。試想，如果政見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個矛盾逐漸暴露的過程。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政治決裂就必定起於風雲突變，利益對峙。一九八九年中國的政治形勢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廣場上同樣群情沸騰，北京城中同樣人心所向，導火線同樣是一位政治領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統治者同樣風燭殘年。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還知道，“鄧小平身體非常不好”（宗鳳鳴，361頁）。可惜，這種表面的相似掩蓋了更深刻的差別：鄧小平不是毛澤東，“改革開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後兩年，趙紫陽第一次會見宗鳳鳴時，還頗具自信。他不無調侃地說：“我什麼都不願幹了，總理也當了，總書記也當了，還想做什麼呢”？是啊，他還想做什麼呢？其實，他想的就是不當那個有名無實的總書記，他要的就是不再做“兒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多麼相似，他們都要在上一代強人離世後，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同樣的歡樂，給了我們同一首歌”。一個血性男兒，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一個和鄧小平有着類似聰明才幹和雄心壯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鄧小平同樣的渴望和抱負，這能怪趙紫陽嗎？ 

    再後來，鄧小平“南巡”，講了句“誰不改革誰下台”。趙紫陽的朋友們聞風而動，紛紛議論鄧小平是否會象當年毛澤東再度起用自己那樣，起用趙紫陽。而此時的趙紫陽，獨具慧眼，知道大勢已去，斷然否定了這種可能。趙紫陽說，當年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恩怨”的問題，而自己在“六四”問題上和鄧小平結下了“恩怨”，形成了對立。要鄧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鳳鳴，42-43頁）。在書中，趙紫陽多次斷然否定了外界有關“六四”前鄧小平曾想要趙紫陽下台的猜測（宗鳳鳴，61頁，240頁，358頁，362頁）。同樣，在書中趙紫陽也多次斷然否定了“六四”後鄧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這一前一後兩個“斷然否定”，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結論：鄧小平和趙紫陽分手就為“六四”一件事。在為什麼分手的問題上，趙紫陽和鄧小平兩人都表現得比他們的追隨者高明，他們兩人對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後很少批評對方。“六四”後，在處理趙紫陽問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李先念作了長篇發言，陳雲講了兩句話，鄧小平則一言不發（鄧力群，499頁）。在其它場合，鄧小平除了誇獎趙紫陽外，要批評也就一句話：“趙紫陽是自我暴露”，言簡意賅，回味無窮。同樣，趙紫陽在書中也很少批評鄧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歡勝於民心”（宗鳳鳴，118頁），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雖然鄧小平對和趙紫陽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這並不說明鄧小平對此掉以輕心。恰恰相反，對和趙紫陽分手一事，鄧小平一定思前想後，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畢竟是自己“看錯了人”。胡耀邦雖然和自己私交甚篤，雖然對“改革開放”熱情奔放，但畢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風格上相去甚遠，所以“私交”不足為憑。但萬萬沒料到，找了個趙紫陽，和自己如此相似，從治國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謂一拍即合。卻又恰恰因為太相似，最終還是分手，可見“公誼”也不可靠。大概正是從這一刻起，鄧小平下決心要找一個和自己既無私交，又無公誼的人來接班。他終於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實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因為，如果和鄧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層必定盤根錯節，且政見未必相合；如果和鄧小平有“公誼”，則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家，“煮酒論英雄”，你可以有“鄧小平時代”，我為什麼不能有“趙紫陽時代”？“六四”後，鄧小平再三說要“冷靜地思考過去，冷靜地思考未來”，他一定將這層也“思考”了進去。正是從這層“思考”出發，鄧小平產生了選擇江澤民的思想基礎。當然，真要講清鄧小平選擇江澤民的詳情細節，必須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下台後的趙紫陽，英雄末路，壯志未酬。身陷富強胡同四合院內的狹窄天地，耳聞時代變遷歷史前進的隆隆腳步，“把吳鈎看了，欄杆拍遍”。縱有千種不甘寂寞，更是萬般無可奈何。所以，趙紫陽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進行到底。雖然自己有抱負，有使命感，但終究未能如願以償，實在抱憾終生（宗鳳鳴，1頁，286頁）。畢竟，和鄧小平一起進行“改革開放”，是趙紫陽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下台後，雖然曾經宦海沉浮，驚濤駭浪；雖然閱遍世事變遷，榮辱毀譽早以置之度外，在平靜外表掩蓋下，趙紫陽內心深處卻難免波瀾起伏。這種波瀾，有時會突如其來，如驚鴻一瞥，衝口而出。一次，趙紫陽指着秋風落葉的庭院，對宗鳳鳴的孩子說：“我就這麼大的活動空間啊”！（宗鳳鳴，286頁）一時間，落難政治家心有不甘卻又壯志難酬的內心世界，溢於言表，躍然紙上。昔日的黨國元首，當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從中來的肺腑之言，卻只能託付後生晚輩。“都道牢騷言，誰解其中意”？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多少寂寞，多少無奈，怎不令人倍感淒涼。趙紫陽主政時，多少人謬托知己，左一個“趙紫陽智囊”，右一個“趙紫陽幕僚”。結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敗事有餘。待到大廈既傾，萬念俱灰，始有故知舊友，經年累月，記下一言一行，遂使《談話》一書流傳於世。孰料紫陽雖已永生，世人“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讀罷全書，有感於此，不禁掩卷唏噓：軟禁中的英雄雖已“永遠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樣的寂寞與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