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爱谈论历史规律，但是，人们总是很难把握历史规律。现在，我们依然没有好多少。我们还是要向历史发问：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辞旧迎新，我们不能不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一
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中国问题严重，这一点大家也都承认。但是，要害的首要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大家的理解却很不一致。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摆出一大堆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社会的问题，去说明中国问题的尖锐和严重，去揭示危机的存在，去开列各种救世的药方。但是，在罗列这些现象，揭示这些问题时，我感到，我们还是没有说清楚，在这众多的问题当中，究竟哪一个问题是要害的首要的问题，是决定其它问题的问题呢？套用毛主席矛盾论的说法就是，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
对这一主要矛盾的认识，还涉及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毛派同志强调阶级矛盾，强调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官僚特权垄断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强调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反对官僚特权垄断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以及其它的，反对这，反对那，反对种种令人愤怒的不能不反对的“反对”，但是，如何才能成功开展这一阶级斗争，这一“反对”的斗争，如何才能达到斗争的胜利，这已经是实践提出的非常实际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不知道，人们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至少，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回答，还没有形成共识。而没有这样的共识，就无法团结起来去斗争，更谈不上，争取斗争的胜利，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所以发生这样多、这样大的问题，而又一时不易突破、不好解决的主要的首要的原因，就是政治上的专制，一党专制。这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是这个问题带来了其它的所有的问题，而且维护着所有的问题。专制，是祸根，是温床，又是屏障。
历史巨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了，但是，他领导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依然离民主还很远。
中国人应该明白，现在的历史任务很清楚：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一个保证人民能够行施民主权力、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是我们当下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斗来斗去，流血牺牲，但最终还没有逾越的一道历史门坎。
说马列毛主义也罢，说社会主义也罢，说普世价值也罢，说这说那，谁也不敢说，中国不是中国人民的；谁也不敢说，执政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谁也不敢说，中国政府不是属于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但是，问题不在怎样说，而在怎样做，而在实际是怎样。一旦真正看看实际，现在的执政党，是专制的党；现在的政府，是专制的政府；在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人民是“屁民”，是没有任何民主权力的“公仆”____工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写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出版印刷等等自由，全当屁话，一条也不实行。
一切坏事、一切问题，包括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在专制体制下，在违背民意，违背民主，失去监督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问题，那问题，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专制造成的问题？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但是，却是一个要害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不允许讨论的问题。主人不允许讨论，走狗也不允许讨论。你一提民主，走狗就扑了上来。
但是，这正说明，中国问题的要害就是民主，就是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一点也不神秘。实质就是一点，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真正自己管理属于自己的国家。一切大政方针、直至国家发展方向、道路选择，都是人民说了算。这才是人民民主，人民共和，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____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形式是可以创造的，也可以是多样的。巴黎公社、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已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实质都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后来都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也就是人民政权、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形式，被抛弃，被篡夺，以党权代替了民权，以专制代替了民主，人民的政权变成了党的专制政权。从形式到内容，全部蜕变；从政体到国体，全部蜕变。
这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提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形式和内容是万万不能脱离的，政体形式和国体实质是万万不能脱离的。当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反对袁世凯复辟，被称为是一场“护国运动”，保护民主共和的政体，反对恢复帝制的政体，既是政体形式的斗争，更是国体实质的斗争。不能孤立起来看政体形式的问题。政体和国体是统一的。没有政体形式的保证，国体实质也保不住。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
现在同志们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官僚特权垄断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强调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对的。我在这里，提出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就是一个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执掌政权的问题。这绝不是仅仅争论一个国家政权的政体形式的问题，这既是政权的政体形式的问题，更是政权的国体实质的问题。形式保证内容。我多年来，宣传“一切权力归人大”，宣传“无产阶级宪政”____“社会主义宪政”，只是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形式问题吗？不是。这实际正是在强调、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讲，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是这样的思想，就是夺回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政体形式，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实质。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受到顽固抵制和反抗不是偶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了，但是名不副实。现在，是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中国人民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斗争。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将在这场斗争中经受考验。
二
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是典型的中国历史特色。专制和中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来没有过民主制度。有圣君贤相，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皇帝能纳谏，已属难得，但是，还要有敢冒死进谏的“忠臣”。在这种体制下，出昏君，出奸臣，很自然。这和欧洲历史很不相同。为什么？至今没人说得清。好在这已经是历史，历史学家可以沉住气研究。
但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为这位德先生在中国落户，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可是，总是不能给这位德先生以立足之地，尤其号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政的共产党，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致使一直拖到今天。这就不能不研究了。
有历史的原因，数千年的精致的严酷的专制传统，一直拖着我们的脚步。
又有外来的原因，苏联共产党执政的体制模式，本身基本就是个专制的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对“学习老大哥”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深刻影响。
更有现实的原因，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小私有者、小市侩、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这是专制赖以存在的深厚的可靠的基础，是决定着中国历史一切方面的基础。一个可怕的基础。
历史拖住了现实，现实拖住了历史。正是这些原因决定了，推倒帝制，有可能；推倒专制，难。
中国共产党曾经那样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讲了那么多正确的意见，可惜的是，一旦自己执政，不但没有落实，而且，走到今天，走向了反面，有些地方，有些创造，其残酷和荒唐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国民党。
这不奇怪。农民身上的一些落后性、封建性本来就胜过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们的旗帜是“自由、平等、博爱”，发表的是“人权宣言”，是以“全民”的“普世”的形式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这些，全在农民的视野之外。农民是提不出这些口号来的。农民要什么、提什么？历代农民战争的旗帜上写得清清楚楚。
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发动了农民，教育了农民，改造了农民，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个历史功绩谁也不能抹煞。
但是，一旦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面对新的阶级关系、阶级地位的变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就会重新发酵。反映在政权建设上，接受封建性的专制体制，对于农民弱点尚未克服的同志来说，非常顺茬，而对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却难于适应。
不必过份责怪个人的责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逃出这一历史命运。谁说没有历史规律，这就是。没有发生一个历史的偶然，全在历史的必然之中。你只要体会到今天专制的深厚的强大的基础，你就不用怀疑几十年前、近百年前，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里带上了专制的属性，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要把先人的工作理想化了，而不敢承认其中的不足；也不要一见到严重的专制体制，就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全盘否定了。两种看法，都失之片面。事情本来就是两面的、不纯粹的，一切都在两种对立之中存在，一切都在变化过渡中，一切都有两种历史方向、两种历史可能。不为别的，只因这是活的真实的历史。
三
困难不在于历史已经怎样，而在于现实依然怎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专制，从上到下，有强大的基础和体制，民主，却找不到实现自己的足够的物质力量。所以，那位著名的“大右派”临死前还是感慨：民主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聪明极了。可惜的是，恰恰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的认识还相当落后。民主之“民”，说的是大写的“民”，是民众。而狭小经济关系决定的狭小目光恰恰只能看到一个小我，一个小“民”。任何一个小“民”，自然是“屁民”，要是民众，统治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屁民只关心屁大的事，为屁大的事，可以拼得死去活来，一旦屁事解决，“革命”也就成功，没比阿Q进步多少。这就是专制放心专制的根据所在。
说我们经济落后，这好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足以应付这一历史要求。但是，政治落后，民主缺乏，这件事，赶起来难度大多了。毛主席那段“造反有理”的名言，能背诵的不少，称颂的更多，但是，准备实行的没有几人。37年前，我在那个倒霉的“宣讲报告”里对工人说， “如果我们工人不觉悟，不敢起来斗争，那修正主义者不是就会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吗？”结果，我被批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不过说了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话。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正是如此。我们的人民，一点也不给毛主席争气。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批判“普世价值”？人家资产阶级就敢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就敢要“全民”的民主，这是何等的气魄？我们批判人家，我们在追求什么，反对什么，有什么办法制服专制？人家敢于去坐专制的大牢，我们不过敢于帮专制落井下石。这也是“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过嘴里喊几句“妈妈的”，现在，有了网络，有了马甲，可以更放心的“妈妈的”了。但到底比阿Q强不了多少，可能，更落后。
举一个例子。今年，刘金华、只眼同志，费心发动毛派同志抗议美国售武台湾，要组织队伍到美国大使馆门前去游行示威，政府态度倒是温和的，而我们的同志，却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脚”，最后竟然只能是“三人行”，而那第三位，还是一位小企业家。这件事，令人感到无奈，但也再次受到教育。金华是老同志，受得挫折多了，能理解这个现实，但我还是不能不感到悲哀。我们对民主权利怎么这样淡然处之？这是神圣的权利啊！这种心态，这种心态的人民，只能是专制的可靠基础。
当我们痛斥修正主义，痛斥贪官污吏，痛斥社会的黑暗时，有没有自我反省，我们有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起来抵制，起来造反？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自己有没有失责？民主的主人地位不是恩赐的，民主的主人地位是争得的。做惯了奴隶，也就习惯于专制。民主的要求有多高，民主的水平就有多高。民主是可爱的，但是，它是用斗争、甚至是用鲜血换来的。这合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进步的规律。
不是专制强大，是我们软弱。我们一旦受压就想起了《国际歌》，就想起了毛主席，但是，我们没有照《国际歌》的道理去做，没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我们的思想境界还差一大截。
人民的水平有多高，政治体制的水平就有多高。这无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唯物论依然是真理，也只能用历史唯物论去解释。
现在，人们都一再议论政治体制改革，能关心这件事，就是进步。但是，进一步看，能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难道靠恩赐吗？其实，这本来是很简单很清楚的道理，如果人民起来坚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那就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是那位喜欢普世论不喜欢共产论的总理个人在那里发声，八次、九次、十次，每次都是白说。有人反而怪总理，骂他是“影帝”。就算是这样，我要问，你们到哪里去了？他，只会表演，那你玩真的，起来迫使共产党搞政改啊！可惜，只会批要政改的，而不去触动不要政改的。自称毛派共产党人的人，则更进一步，要这位“大领导”对变修、卖国负责，就算是这样，我也要问，你们怎么不采取行动，来个造反有理，把这位“汉奸、卖国贼”拉下马呢？甚至，还可以追究这个党为什么任用这样一个汉奸、卖国贼，而且，一用十年，谁要负更大的责任呢？
这使我想起了大家经常引用的毛主席的那句批评宋江的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联系现实，从这句话，引伸出了两个想法。
一是，强调反皇帝，是强调要反修正主义头子，要擒贼先擒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接下来，还有更深刻的思想，就是要反制度。只反皇帝，不反制度，还是不行。只反皇帝，取而代之，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没有带来制度的变更，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改朝换代。
二是，怎样反，靠谁反。毛主席的意见很清楚，是要人民反。反，就是造反，就是起来革命。
这就是标准的马列毛主义，这就是《国际歌》唱出的道理：“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团结起来，作最后的斗争，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
坚持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中国的命运是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的，中国问题能否解决，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就靠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不觉悟，那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民觉悟了，那任何问题都有可能解决。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人民。乐观也吧，悲观也吧，根据来自人民，看人民的觉悟，看人民的行动。
不用光骂反动派反动，反动派不反动还是反动派吗？关键在人民是不是要革命，人民不革命，反动派就会反动，而且永远反动。社会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是劳动人民的自身的解放。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的命运是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的。中国人民要做天下的主人，就会是天下的主人。要战胜专制，要摘掉“屁民”的帽子，只有靠人民自己。
起来，中国人民；起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中国人民；起来，创造、书写人民自己的历史的中国人民。
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只要中国人民决心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历史就肯定会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的注定的下一步。到来是肯定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时间还遥远吗？那位年轻的英国诗人不是告诉人们了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那时，只有那时，人民才有理由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2012年1月1日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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