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饒漱石與陳毅和安子文的歷史恩怨都是無稽之談。他們之間的糾葛，都還是工作層面或思想層面的問題。有人硬要與反黨掛鈎，恐怕離題太遠了，因為陳和安都不是黨的化身。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高饒反黨集團從未存在過。圖為高崗與饒漱石
今年（2013年）的農曆十月初五是我大哥----饒漱石的一百一十周年生辰，我願以親人的身份談談對他的認識，以及對與他有關問題的看法，以示對他的追思和紀念。
一、認識在跌宕中起伏
饒漱石是我同父異母的長兄，他比我年長28歲，他參加革命時我還沒有出生，所以在解放前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面，只是在我長大、懂事、開始讀書後，由於他是我父親最器重的愛子，所以父親總以他為榜樣來教育我們，說他：有抱負、有理想，關心民族危亡，關心人民疾苦；說他為人聰明，學習自覺，成績優異，尤其語文、英語成績更是出眾；還說他思維敏捷，能言善辯，勤於思考，善於判斷，遇事冷靜，行事穩健，具有治國理政的潛質。父親在我們面前總是這樣誇他，所以我從小就對饒漱石非常敬重，覺得他了不起，比我們其他弟妹都強。1949年南昌解放，獲悉饒漱石到了上海，當了大官，是三野的政委、華東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賡同志來南昌還專門到我家來慰問我父親說：“您培養出了饒政委這樣一個好兒子，是你們家的驕傲，也是我黨我軍的榮耀。”因此，我對饒漱石就更加敬重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我響應中央號召，毅然參軍。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軍委裝甲兵司令部工作。1952年饒漱石從上海調北京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專程到裝甲兵司令部來看我，這是我們兄妹有生以來的首次會面。雖然我們是同父異母，但卻一點兒也不顯得陌生，他對我像同胞兄妹一樣，非常親切。從此，我經常利用節假日，到他住地去看他，同他拉家常，共進餐，陪他散步、看電影，盡享天倫之樂。1953年，我從軍隊轉業，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習，周末更經常去他家裡，我們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接觸。在相處過程，我發現他身體已不太好，精神比較差，經常處於疲憊狀態，寡言少語，但生活規律，起居有常，飲食定時定量，且簡樸清淡。他不抽煙，不喝酒，與人交往不多。
他的衣着也很樸素，沒有高檔衣服，汗衫都是補了又補。有一次，我向他提了一個要求，我說，我現在上課要做很多筆記，用蘸水筆很不方便，能否給我買一支自來水筆？我大哥說：現在大家都還艱苦，有條件用自來水筆的人恐怕不多，你還是與同學們保持一致，不要顯得特殊。我訪蘇時，帶回一支像鋼筆一樣的園珠鉛筆，給你作個紀念。這支筆說實話，並沒有什麼使用價值，只是一個紀念品而己。同他接觸幾年，這是他送給我的唯一的一件微小紀念品。
1954年的八、九月間，組織上向黨團員傳達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說他們是陰謀家、野心家，妄圖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也就是以後說的所謂“高饒反黨聯盟”。當時聽了非常吃驚，好像有人從我後腦勺打了一悶棍一樣，整個頭都暈了，怎麼會是這樣呢？實在難以想像！因為在我和他接觸過程，他總是親切地稱：主席、總理、少奇同志、朱老總……，從未感到他對中央領導有任何不滿，怎麼會反對他們呢？我很不理解。在我極其痛苦而又無助的情況下，我跑去找我的男朋友訴說心中的鬱悶，忍不住抱頭痛哭一場。我的男朋友勸我說：“不要難過，有我永遠陪伴你。不過你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黨中央是不會冤枉好人的，想必你大哥是有錯誤的。人非聖賢，熟能無過？知錯能改，改了就是好同志。”聽了男友的勸說，好像心裡好過了很多。從此就再未與大哥聯繫了。
回校後繼續上課學習。人們看我的眼神變了，和我往來的朋友越來越少，我感到孤獨、寂寞。一塊鬱悶的巨石，重重地壓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傳出饒漱石是“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獄。儘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無可奈何，只好順其自然，一切聽從黨對他的處置了。
我的父親----饒思誠，當時是江西省的副省長。饒漱石本來是他最喜歡的兒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饒漱石倒了，他內心的隱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還是強打精神教育我們：國事為大，家事事小，要大義滅親，要堅決與饒漱石劃清界線，要相信黨，永遠跟着共產黨走。話雖這樣說，但他內心的憂傷是無法治癒的。從此，他鬱鬱寡歡，悶悶不樂，經常連續數日臥床不起，稱病在家，三年後，在無言的失望中，靜靜的離開了人世。
之後的二、三十年中，我們子女們都遵照父親“大義滅親”的教誨，堅定地跟着黨走，相信黨對饒漱石問題的認定和處置是正確的，從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做到了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但客觀的事實和變化也常讓人費解、迷惑和痛心：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愛人，從1954年起就被邊緣化了，1955年起，經受了一年多的政治、歷史審查，雖未發現問題，但遲遲不授軍銜，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謹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後仍在檔案中發現，注有一筆：有“右派言論”。這給他後來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1958年初夏，他被轉業下放到南大荒（盤錦農場）勞動，同年秋，為了照顧夫妻關係隨我調江西工作。一切從頭開始，他開始教中學，從初一教起，一直教到大學。“文革”後期，他又被下放農村，歷時五年。我自己，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分配東北撫順工作，一年後調江西，先後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單位工作，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廠，在基層做計劃統計員，“文革”後期隨丈夫下放農村三年，1973年返回原廠，改派到食堂做會計，直至退休。我的二哥，1958年也從志願軍轉業回江西，在一所中學教書，“文革”中屢屢被查詢，因與饒漱石的兄弟關係被隔離審查四十天。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任技術員，在“文革”中因受饒漱石的牽連，一再被批鬥、毆打，最後活活被整死，死後連骨灰都未准留下。
二、痛苦中的感悟
1983年，我擺脫了繁瑣的事務工作，開始了退休新生活。我有了更多的時間瀏覽和閱讀有關我大哥的一些文獻和資料，也有時間看看與我大哥相關的電影和電視劇，尤其是有了比較安靜的環境思考一些問題。經過多年的學習、觀察和思考，我發現有許多事情並不像媒體宣傳報導的那樣。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儘管這些感悟的誕生是痛苦的，但它們是從心靈里流淌出來的，是真實的，實事求是的。
(一）饒漱石既不反黨，又不是反革命
根據相關資料對饒漱石的揭發，他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反黨，即所謂的“高饒反黨聯盟”；二是反革命，即“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所謂反黨，應是反對黨的綱領和路線，對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們的所作所為，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饒漱石對黨一貫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還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他沒有任何反黨的言行，他的一生，對黨只有奉獻，沒有傷害。至於說他與高崗聯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據已披露的材料證實，饒漱石早年與高崗素昧平生，互不認識，只是1952年饒調北京後，有短暫的工作接觸，但從無生活聯繫，甚至他們的政治秘書都互不相識。至於在黨的會議上，各抒已見，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見，但這是黨章許可的，決不能說，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發表了與某人相似的意見，就是聯盟。倘若這樣，黨章就成一紙空言。
有兩個情況在這裡提一提供大家思考：
1、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說：“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很深的，當時是保護過關。是髙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
2、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到不能為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平反時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由此可見，連毛、劉都不確認有“高饒聯盟”的存在。
1955年中央全會認定：饒漱石、潘漢年、揚帆是“反革命集團”，饒漱石是包庇“內奸分子”潘漢年、揚帆的首犯，即所謂是包庇反革命的反革命，從而先後被捕入獄。1965年8月30日高院終審判決饒漱石時，沒有提到潘漢年，卻說饒漱石包庇了“內奸分子”揚帆和“中統特務分子”胡鈞鶴，因而判刑14年。但上世紀80年代，潘、揚、胡均已平反昭雪，饒漱石包庇無人，反革命罪名怎能成立？
(二）饒漱石是革命功臣而不是罪人
饒漱石1923年參加革命，至1955年被捕入獄，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和發展，以及為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事業，出生入死，艱苦奮鬥了32年。他歷任：中共贛東北特委書記、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秘書長、共青團滿州省委書記、中共滿州省委代理書記、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外赤色國際代表、中共中央華僑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軍調部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等重要領導職務。
從上列簡歷中可以看出，饒漱石的前半生是光輝燦爛的，也是豐富多彩的，在老一輩革命家中，具有像他這樣多彩革命人生者並不多見。在那炮火紛飛的年代，饒漱石正是由於出色的能力和突出的貢獻，才在黨內、軍內的重要職務上不斷升遷。
這裡我還想着重談幾點：
第一、關於他在新四軍的工作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是在軍隊工作，主要擔任新四軍政委，1947年新四軍擴建，更名為華東野戰軍，他繼續擔任華野政委。在這個崗位上他是否有所建樹，做出成績，我非親歷者，不敢妄加評說。現想引用北京新四軍研究會研究員蔡曉鵬先生在《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華東財委的由來與影響》中的有關段落，從中可窺一斑。
蔡先生說：“在八年抗戰中，新四軍牽制了日軍13個師團，占侵華日軍總軍力的22%，偽軍的30%；在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基礎上，對日偽軍作戰2.4萬次，斃傷俘敵41萬，先後光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萬，建立蘇中、淮南、鹽阜、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8大抗日民主根據地。主力部隊從組建時的不足1萬人，發展到21.5萬餘人，地方武裝9.7萬餘人，民兵自衛武裝96萬餘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軍為基礎的第三野戰軍已形成擁兵120萬（野戰軍82.5萬人，地方武裝39萬餘人）的雄師”。
蔡先生還說：“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軍費、軍需來源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於已’：1942年開展大生產，部隊自己組織農業生產，開荒種地、割葦、捕魚、養鴨、采藕、養豬；各部隊還組織開辦各類軍需廠（被服廠、紡織廠、肥皂廠、牙刷廠、牙粉廠、軍工廠、煤廠等)，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如1943年，軍直屬隊自給了8個月的蔬菜、10個月的鹽以及全年肉食，生產貨值500多萬元。二是‘取之於敵’：抗戰期間，繳獲火炮789門，擲彈筒627門、輕重機槍4821挺、長短槍230595支。日本投降後的大反攻，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彈藥、被服、糧食和黃金、白銀、鈔票及貴重有價物。三是‘取之於民’，即派糧徵稅：各根據地的財政收入1/3交軍部，1/3交駐軍，1/3歸地方。四是‘取之於商：這是最精彩的華東特點。蘇中一師利用特購渠道，1942-1945年從上海購進的軍需物資總量，近2400噸，貨值銀元5億元。皖江七師在1942—1945年，利用長江大通道，開展日進出貨運千船的大貿易，上繳軍部的現款高達法幣5300萬元（折黃金26.5萬兩）還有大批西藥、電台、醫療設備等進口軍需品，雄居全軍之首，成為以商養軍的典範。”
“先富民而後足兵是華中各根據地財經工作的要旨。一精兵減政，脫產黨政軍人員控制在當地農民總數的2%以下；二減租減稅發展農業；三扶持發展民間小工商業；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設。六師、七師最出色。至建國初期華東財政占全國財政的70%。”
新四軍的這許多創舉，以及在軍事、財經方面的巨大成就，當然是集中了全軍指戰員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結果。但是作為新四軍的政委、黨委一把手的饒漱石，應該說對這些工作的研究、決策和實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關於淮海戰役
淮海戰役是華東野戰軍實施的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有人說，“淮海戰役是二野打的。”這不符合事實。這裡想從《辭海》1979年版中摘錄相關的記述來說明這一問題。《辭海》說解放軍華東野戰軍16個縱隊，中原野戰軍7個縱隊……共六十餘萬人，……於1948年11月6日發起了淮海戰役，戰役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1月6日到22日，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的配合下，……圍殲了國民黨第七兵團，擊斃兵團司令黃伯韜。國民黨第三綏靖區所屬三個半師，共兩萬三千餘人，在台兒莊、棗莊地區起義。第二階段，從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戰軍在華東野戰軍的配合下，在宿縣西南雙堆集地區圍殲了第十二兵團，俘兵團司令黃維……同時華東野戰軍將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團包圍於永城東北青龍集、陳官莊，並將其突圍的第十六兵團殲滅。……第三階段，從1949年1月6日至10日，華東野戰軍在中原野戰軍的配合下，於1月6日對青龍集、陳官莊地區被圍之敵發起總攻，經四日戰鬥，全殲第二、第十三兩兵團，俘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擊斃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戰役至10日勝利結束，歷時六十五天，全殲國民黨軍五個兵團和一個綏靖部隊，計二十二個軍五十六個師（內有四個半師起義）共五十五萬五千人……。”
《辭海》中對淮海戰役的上列綜述，應該說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從中看出，淮海戰役實際上是以華東野戰軍為主，中原野戰軍配合共同完成的。從兵力配備來看，華東野戰軍動用了16縱隊，中原野戰軍只用了7個縱隊；從戰果而言，華東野戰軍殲敵4個兵團，中原野戰軍只殲敵1個兵團，也是中野和華野協作完成的（有材料說，華野派了兩個縱隊支援。）所以說“淮海戰役是二野打的”與事實不符，是一種偏見，不足為信，就像當年井岡山“朱德的扁擔”變成了“林彪的扁擔”。
我們黨歷來講究問責制：工作出了問題，要追究領導者的責任，工作取得的成績，自然也是與領導者分不開的。淮海戰役的勝利，作為華東野戰軍的政委----饒漱石自然功不可沒。
第三、關於接管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饒漱石任中共華東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當時有一種說法:解放上海容易，治理上海難。多年後，事實告訴人們，共產黨不僅能解放上海，而且能夠治理上海，並且治理得很好。
根據有關材料記述，當時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釆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充分調動和發揮了新四軍以及華東各戰區多年來鍛煉、培養出來的一大批治國理財精英的積極性和智慧。以曾山（華東財委主任）為首的華東財委進駐上海後，根據當時上海的亂局，立刻廢止了法幣（金園券）的流通。一律改用人民幣作為交換的手段；同時大力組織商品供應，使上海市民感到市場物資豐富，生活必需品供應充足，物價平穩。與此同時，對那些黑市交易和投機倒把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很快建立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上海本來就是一個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上海市委決定，幫助企業家儘快恢復生產，敦促商店立刻開門營業，並在稅收方面作了整頓和改革，為時不久，在上海就建立起了嶄新的經濟秩序。
（2）國民黨從上海敗退撤出時，留下了一大批潛伏特務，還有一些來不及撤走的國民黨頑固組織和分子。他們是上海治安的隱患，是上海安定團結的毒瘤，不排除這一隱患，不挖掉這一毒瘤，上海就難得太平。為此，以饒漱石為首的上海市委出了一個奇招，叫做“以特反特”，得到了市委的一致認同。所謂“以特反特”就是起用了一些像胡鈞鶴那樣的人，他們曾經是共產黨員後來叛變投敵，最後又反悔投誠回來的“特務分子”。他們是知情者，與敵特工人員有一定聯繫。利用他們了解的情況，掌握的信息，我公安人員重拳出擊，予以一一殲滅。實施結果，成績顯著，戰果輝煌。據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顯示，以胡鈞鶴為主任的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銷的兩年中共提供敵特的線索1142件，從中破獲蔣介石派遣、潛伏特務和自發組織的武裝匪特470起，繳獲電台81部。這些成果為上海市的長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儘管饒漱石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入獄20年，最終瘐死獄中。但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終將做出公正的結論。
（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秋季就在上海郊縣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運動教育了廣大農民，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同時，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激發了他們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更重要的是在運動中剷除了隱藏在農村的反動殘餘勢力，以及一些地主惡霸分子，使上海郊縣呈現一派歡欣鼓舞、熱氣騰騰的生產景象。
土改結束後，於1951年底又按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市區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對幹部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對工商業者則進行了一次行業的自律教育，沉重地的打擊了一些不法資本家的違法行為，使上海的工商業步入了合法經營、誠實、守信的軌道。
在短短的三年中，通過上列措施，上海變了，真所謂舊貌換新顏，呈現一派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國際大都市風貌。說“共產黨治理不了上海”的論調，也從此銷聲匿跡，不再露頭。
上海的三年治理成績，饒漱石作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自然也是功不可沒。
(三）有些媒體缺乏實事求是精神
饒漱石是不是新四軍政委？當然是，這是鐵的事實；饒漱石是不是華東野戰軍政委？當然是，這也是鐵的事實。但有些媒體報導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時，從來不提饒漱石的名字，好像新四軍和華野從來就沒有這樣一個人，更不說是政委了。有部電視劇叫《潘漢年》，劇中出現了饒漱石的畫面，但把他描繪成一個唯唯諾諾的昏庸老朽，儼然是一個小丑，其實他當時才三十八歲，風華正茂，剛到新四軍任職。據我所知，淮海戰役首先是饒漱石、粟裕、譚震林幾個人策劃（當時陳毅已調二野任副司令員，在鄭州），然後報中央批准、組織實施的。但有關淮海戰役的報導以及電影、電視劇中從來看不到饒漱石的身影。這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華野沒有政委，其實，饒漱石還是一直在履行着他自己的職責。
有人把1942年新四軍在江蘇盱眙縣黃花塘整風運動渲染成什麼“黃花塘事件”，事件是“社會上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黃花塘整風沒有什麼“不平常”，而是我黨歷次整風中的常見現象。參加過整風運動的老同志，我想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的。1942年整風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整頓思想作風，主要是要肅清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流毒。陳毅受左傾思想影響，在紅四軍“七大”會議上罷了毛澤東的官（前委書記），自己取而代之，這當然是錯誤的。在運動中群眾起來揭發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誰也無權阻擋。大家可能還記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1942年毛主席的威望雖不像“文革”時的如日中天，卻已是冉冉升起的八九點鐘的太陽。誰反過毛主席，在運動中受到揭發批判，豈不是十分正常的事？（陳毅在批判饒漱石的座談會上頤指氣使地宣稱：“我陳毅不是完人，‘黃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錯誤的。
我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紅四軍時期反對過毛主席，反對錯了，這個我什麼時候都認帳。‘黃花塘事件’中，我的錯誤是當時對中央有意見，主要是對中央派饒漱石來做華中局書記、政治委員不滿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對我不信任？”這是不是所謂“黃花塘事件”的癥結所在呢？）有人說，黃花塘陳毅挨整，是饒漱石所為，是饒漱石蓄意要把陳毅攆走。請大家想一想，饒漱石與陳毅素昧平生，往日無讎，今日無冤，剛剛上任，有必要幹這種蠢事嗎？以我對他的了解，饒漱石為人謙和，辦事穩重，決不會做這種荒唐事！再說，陳毅是軍長，政委哪有權整軍長呢？要整軍長必須有中央的認可或指示，否則是不可能整軍長的。在運動中，群眾起來了，要炮轟軍長，提幾條意見，這是誰也無法阻止的，也是極其正常的。陳毅最後離開新四軍到延安，有人說這是饒漱石把他擠走的。不對，饒漱石無此權柄，因為陳毅是軍長，去留只能由中央決定。事實是，陳毅的問題在新四軍搞不下去，只好把他調往延安，參加中央的整風。到延安後，陳毅要向毛主席匯報黃花塘的整風，毛主席說：你談三年敵後游擊戰爭，談三天三晚都可以；若談黃花塘整風，談小饒，我一句也不想聽。這說明，黨中央、毛主席對黃花塘整風是贊同的，對饒漱石也是支持的。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是饒漱石官欲膨脹，伸手要來的。這種說法不合情理，也不切實際。當時的人事任命，可事先徵求下面的意見，但最終決定權在上級。據我了解的信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確實事先徵求了華東局黨委的意見，首先陳毅自己說他工作太忙，搞不過來，不肯干，這是確鑿的事實。黨委其他成員經過醞釀，同意了陳毅的意見，只好建議由饒漱石擔任，饒漱石說工作總得有人來做，就同意了大家的建議。華東局將情況報告中央，中央最終任命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這完全符合人事任命的程序，與伸手要官風馬牛不相及。況且，軍政委員會主席，本來就是帶有統戰性質的閒職，饒漱石當時已是華東黨政軍的一把手，大權在握，他還有必要伸手要這樣一個閒職嗎？我看饒漱石決不會糊塗到如此地步。
此外，還有一個說法，“饒漱石大鬧中組部”。1952年，中央任命饒漱石為中組部長，副部長安子文不與部長通氣，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不管有多少客觀原由，都是目無部長的一種嚴重違規行為，因為副部長是部長的助手，沒有權力這樣做。事發後，部長對副部長進行批評教育，合情合理，無可非議。凡事總得有個規矩，即所謂，沒有規矩，便不成方圓。倘若讓安子文副部長的這種行為泛濫下去，豈不亂了套？有人硬說饒漱石錯了，我不知何錯之有？請問，如果您是部長，您會容忍這種行為嗎？
饒漱石與陳毅和安子文，都非舊交，都無任何歷史恩怨，他們彼此，都是新的工作搭檔。因此，他們之間的糾葛，在我看來都還是工作層面或思想層面的問題。有人硬要與反黨掛鈎，恐怕離題太遠了，因為陳和安都不是黨的化身。
我國古語有云：“見義勇為”、“仗義執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雖不能照仿古人，但至少也應分清是非，實事求是一點，做到不看眼色行事，不落井下石吧！
宋代名將文天祥提倡弘揚正氣，他在《正氣歌》中提到兩個堅持原則、剛正不阿的人：一個是春秋時齊國的太史，另一位是晉國的董孤，即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我們的媒體工作者和電影、電視工作者，是否可以向他們學習學習呢？
(四）個別人員想借饒漱石“故事”獲利成名
我發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居然還有這樣極個別品德惡劣的所謂“文人”，他們為了一已之利，昧着良心，妄顧事實，篡改歷史，對饒漱石進行肆無忌憚的造謠中傷，醜化和誹謗。他們捏造事實，拼湊故事，編造成冊，乘風傳播，造成極壞的負面影響，妄圖把饒漱石永遠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由於歷史原因，饒漱石的真實情況不為人知，使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其蒙蔽。他們自以為得計，成“名”了，成“家”了，甚至官利雙收，美夢成真了。但請不要忘記，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烏鴉的翅膀，終究是遮不住太陽的，是非終究會水落石出的。到那時，難道你們不害怕公正輿論的利劍刺向你們的胸膛？難道你們沒考慮饒漱石的後人會訴諸法律，討回這筆欠賬？我勸這些人收斂一點，不要太猖狂，應該明白，你們不過是幾個拾人牙慧的跳梁小丑，終究是幾泡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有什麼可以自鳴得意的呢？
三、一點啟示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過去我們的黨已無數次地三令五申了；但是，說到了，卻有很多沒有做到，至少做得還不盡如人意。黨的“十八大”又提出處理問題‘公平正義’的新理念，這是深得民心的創造性新思維。倘若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幹部，我們的新聞媒體，以及我們的每個人，在看問題時都能客觀冷靜、深入實際調査研究，不抱私心、不存偏見、不見風使舵、不看眼色行事，而在處理問題時又能大義凜然，客觀公正，那麼社會上的不平事就會大幅度下降，冤假錯案也就隨風銳減，以至完全消失。這樣，國家不就安定了嗎？社會也不就和諧了嗎？如何實現和諧社會？我看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不知大家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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