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印度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並且貧窮落後的國家都能建成穩定的民主，那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建成民主。然而，如果60多年的民主給印度帶來的仍然是貧窮落後，還要民主幹什麼？

    大多數印度人可能不這樣認為，因為民主是他們最引以為豪的事情之一；而那些一直致力於在全世界推廣民主的國家，尤其是美國，更不會這麼認為。然而，在我看來，以印度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掉進了民主的陷阱：幾十年的民主沒有讓這些國家擺脫貧窮落後。它們也許實現了政治上的飛躍，卻沒有實現經濟上的飛躍。民主的光環掩蓋不了貧窮落後的現實。不能讓大多數人脫貧致富的民主，就是失敗的民主。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全盤否定民主。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溫飽問題，而大量證據表明，民主並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手段。然而，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尤其是步入小康社會後，一方面人民對政治權利的意識和訴求增多，另一方面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完善的法制和民眾的監督，這個時候就應該引入民主和法治，以實現長治久安，國強民富。

    印度：民主的奇蹟和陷阱

    印度的民主絕對是一個奇蹟。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民族和語言最具多樣性的國家。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最有可能因宗教衝突、民族矛盾和語言障礙而內亂不斷、分崩離析的國家，卻建成了穩定的民主，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80.5%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13.4%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錫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的信徒分別為2.3%、1.9%、0.8%和 0.4%。此外，還有少數印度人信奉拜火教和猶太教，而信奉拜火教和巴哈依教的教徒數量居世界第一。印度的民族問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複雜，其境內居住着2000多個民族，此外印度聯邦憲法還承認645個部落。有這麼多的民族和部落，必然就有語言上的多樣性。1961年人口普查承認了 1652種語言，而200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使用人數超過100萬以上的語言就有30種，而使用人數超過1萬的則有122種。

    要在這樣一個國家建成民主談何容易，然而印度人做到了。研究民主的著名美國學者艾瑞德•李帕特（Arend　Lijphart）把那些具有高度宗教、民族和語言多樣性的民主國家專門分類，稱它們為協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其特點是1）多黨派聯合政府、2）少數民族文化自治、3）選舉的比例代表制、4）少數民族在涉及其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具有否決權。李帕特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印度民主之困惑：從協商角度的闡釋》，從上述四個方面分析了印度民主成功的原因。

    雖然印度從1947年獨立之日起就是民主國家（除去1975-1977年的緊急狀態），但是在60多年後的今天，印度的社會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很多同一時期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以我這次去的柯欽為例，它是位於南亞次大陸西海岸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被稱為“阿拉伯海的明珠”。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項報告，柯欽是全球440個新興城市之一（印度總共有28個），這400多個城市在2025年的GDP總和將占到全球GDP的50%。

    然而，這樣一個前景似乎一片大好的城市，與我的期待值卻相去甚遠。

    我是坐遊輪去的柯欽，船還沒有停穩，破敗不堪的港口就讓我心裡涼了半截。下船後，我小心翼翼穿過塵土飛揚的裝卸區，來到港口大門，看了半天沒有發現四個輪子的出租車，只有經過改裝的三輪摩托車。後來坐輪渡到了著名的柯欽堡，更是讓我感到失望和震驚。柯欽堡在16世紀初曾被葡萄牙人占領，後來又成了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殖民地。島上現在還保留了很多歐式建築，樹木鬱鬱蔥蔥，本應該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旅遊勝地。然而，街道年久失修不說，還滿地各種各樣的垃圾，沒有蓋的下水道發出一陣陣刺鼻的味道。來到科欽堡的最南端，藍天白雲，還有溫柔的海浪拍打着沙灘。本想站在海邊好好欣賞落日，無奈海浪送來的卻是各種各樣的垃圾，海灘上也種種慘不忍睹，只好作罷。

    之後有一次，我到科欽的另一個地區埃爾訥古勒姆溜達，在街上想找一個大超市買點東西。結果在路人的指點中走了半個小時，硬是沒發現一家大型超市。後來才恍然大悟，印度人眼中的超市，大多是和我們的路邊小店規模相當。在離開柯欽的前一晚上，我回到柯欽堡吃飯，遇到一個上海來的背包客，剛從新德里過來。和他說起印度的“髒亂差”，他說這已經是印度最乾淨的城市了。據他講，在新德里街頭，各種動物的排泄物和泥濘混在一起，走路猶如過地雷陣。

    在柯欽停留兩天后，我又去了130公里外的以茶園出名的蒙娜山城。只有100多公里路，單程要5個多小時，因為沒有任何高速公路。路上經過幾個大的集鎮，除了擁擠不堪，發展程度和我們西部地區的偏遠鄉鎮沒有太大的區別。到了著名的蒙娜山城，雖然盤山公路還是比較好的瀝青路，然而要進城的時候，卻變成了顛簸不堪的土路。城裡沒有任何交通燈，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也沒有一家在中國隨處可見的超市或者商場。為了換錢我找到一家銀行，而這家銀行的辦公條件比我們上一個世紀80年代一個鄉村信用社的辦公條件還要差。

    離開柯欽後的第二天，我在船上給學生上課。班上總共23名學生，全是美國人。我做了一個不科學的民意調查，問大家是願意生活在印度還是中國（船在1月份也停靠了上海）。結果只有3個學生選擇印度，其餘20個選擇了中國。看來在民主和發展之間，大多數美國人似乎會選擇後者。

    筆者的見聞也許並不全面，那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儘管印度現在是“金磚五國”之一，其發展前景被很多人看好。然而，世界銀行今年初公布的統計顯示，2011年印度人均名義GDP只有1,509美元，在190個國家中排名141。相比之下，中國的人均名義GDP是5445美元，排名91。美國中情局的數據顯示，印度的人均預期壽命是67.48歲，而中國是74.99歲，前者的世界排名是163，後者是100。根據穆迪指數，15歲以上印度人的識字率是73%，世界排名177，而中國是92.2%，排在第106位。至少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印度在過去60多年幾乎是交了白卷。

    當然了，我們不能把印度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民主的陷阱。印度世界人口第二，但是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獨立之初，印度的國父尼赫魯對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推崇有加，讓印度經濟發展走了很大的彎路。由於印度與前蘇聯在冷戰中屬於非正式盟友，從而受到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疏遠，讓印度失去了重要的外資來源和出口市場。宗教、民族和語言的高度多樣性也給印度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雖然英國的殖民統治給印度留下了一個比較健全的政府機構，但是獨立後的公務員制度也帶來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

    儘管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印度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民主政治的負面影響。比如說，印度的國情決定了其必然採取聯邦制，然而在印度式的聯邦制下，聯邦政府權力較弱，導致很多重要立法不能通過，而地方政府在執行聯邦法律時經常陽奉陰違。

    此外，民主政治要兼顧各方，相互妥協，以地方利益為重，一切為了選舉，這些使得經濟發展初期所需要的“從全局出發、舉全國之力”等做法難以在印度實現。

    有人或許會說，印度是一個特例，不能說明民主和發展之間的關係。我離開印度後又去了非洲的加納。雖然我對非洲的貧困與落後早有所聞，然而到了加納還是感到震驚。雖然沒有印度那麼“髒亂差”，但是加納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比印度還要低。一旦離開城市，道路兩旁幾乎全是貧民窟。一次在路上停下來買水果，我問一個西瓜多少錢，攤主說40賽地，約合20美元。我覺得太貴，又問了其他幾樣水果，還是覺得很貴，就鬱悶地走了。回到出租車上，司機告訴我，在加納很少有人買一個西瓜，因為買不起，只能買一塊。如果有人買一個西瓜，多半是買回去後切成塊再賣。

    當我感嘆加納的貧窮時，有人提醒我，它是西非經濟最好、社會最穩定的國家。後來我了解到，加納從1992年起成為民主國家，並且2012年底剛剛舉行過一次總統大選。加納沒有印度那麼複雜的宗教、民族和語言問題，並且當地人都很驕傲地告訴我，他們的國家資源豐富。然而，民主制實行了20年，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加納人民還是掙扎在貧困線上。不僅如此，加納還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國家。我們坐出租車在城市之間旅行，時常會被軍警攔下來。他們從來沒有查過我們的護照簽證，但是出租車司機都會乖乖地在手心準備好1個賽地，等軍警過來時塞到他們手裡。如果民主是如此腐敗，還要它幹什麼呢？

    民主是為了什麼？

    說了這麼多民主的壞話，現在該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兩個問題了：民主是什麼？民主是為了什麼？

    民主是當今政治話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尤其是在西方的話語中。民主，簡而言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但是怎樣才算是當家作主，以及怎麼當家作主，就有不同的實踐和不同的觀點了。當今西方學界的共識是，民主是一種程序，是決策者如何產生的程序，而這個程序的核心就是自由的、競爭性的、定期的選舉。已故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在《民主的第三波》一書中就程序式民主寫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公開、自由、公正的選舉是民主的核心，是民主無可替代的必要條件。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也許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被利益集團所控制、不能制定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政策。這些缺點可能讓民主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不受歡迎，但是這些政府並不因此而變得不民主。”

    然而，亨廷頓所代表的“選舉中心論”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在《民主是什麼……民主不是什麼》一文中，兩位美國學者（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Terry　Lynn　Karl）指出，選舉並非是民眾影響決策的唯一渠道，因為在定期選舉之間，民眾還可以通過遊說和社會運動等方式影響政府。他們這樣寫道：“換句話說，現代民主為民眾的利益和價值訴求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競爭性的程序和渠道：自發的和黨派性的，功能性的和地域性的，集體的和個人的。所有這些都是民主的組成部分。”

    更為重要的是，把民主簡單等同於選舉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在當今世界，一些國家因為舉行了選舉而被稱為民主，然而，在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通過選舉所產生的領導人往往忽視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早在1997年，時任《外交季刊》執行主編的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非自由主義民主的崛起》，對前南聯盟各國、巴基斯坦、斯洛伐克、塞拉利昂、秘魯、菲律賓等非自由主義民主國家（il-liberal　democracy）進行了猛烈批評。2000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出版了《從選舉到暴力》，其觀點和扎卡里亞的觀點非常相似。

    斯奈德認為，在條件不成熟的國家，尤其是在民族/種族問題複雜的國家和地區，如前蘇聯解體後的東歐國家、中非、中亞和南亞，貿然推行民主的結果是政治精英在競選時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煽動仇恨，而一旦當選之後，他們就會推行一系列帶有民族/種族歧視的政策，甚至發起種族清洗。這樣的民主，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敬而遠之。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還包括憲政、法治、言論自由。民主是程序，但又超越了程序；如果選舉產生的政府不接受憲法的約束（憲政就是限政），抑或隨意踐踏人民的權利，這樣的選舉只不過是給專制者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衣。

    在回答了民主是什麼之後，我們再來看看民主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本身就表明了筆者的立場，即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遺憾的是，在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並且也是最不遺餘力在全球推廣民主的國家，很多人認為民主就是目的，並且他們信奉的就是“選舉中心論”的民主。不少發展中國家迫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軟硬兼施，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被民主化”了，可是它們骨子裡卻是非自由主義民主。這些國家往往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又重新回到民主化之前的狀態，如亨廷頓所說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許多拉美國家。

    那麼，民主需要哪些條件呢？學界討論最多的就是經濟發展。在這一點上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經濟發展和民主之間是內生性（en-dogenous）的關係，即隨着經濟發展（也就是現代化），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公民社會逐漸壯大，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增多，最終導致民主。另一派則認為，經濟發展和民主之間是外生性(exogenous)的關係，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國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國家民主才會存活下來。有兩位學者做過統計模擬，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低於1000美元，那麼即使這個國家是民主的，它的倖存率只有0.125，相當於8年。如果人均收入達到2000美元，民主可以倖存大約18年。如果人均收入超過6055美元，民主就可以萬壽無疆了。

    這些數據表明，在貧窮的國家建立民主無異於拔苗助長。民主不是大眾消費品，而是奢侈品。只有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可以談民主。貧窮的民主是短命的民主。事實上，我們所熟知的發達民主國家，無論是歐洲的還是亞洲的，哪一個不是先發展後民主？美國是個特例，建國後才開始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是它工業化的高峰期。正是因為經濟發展導致許多社會問題，如剝削童工、食品不安全、工作環境惡劣、環境污染、貧富懸殊等，美國才進行了第二次民主運動，也就是歷史上的“進步運動”。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包括兩個方面，經濟和政治。環顧世界各國，要脫貧致富，民主並不是最好的藥方。然而，一旦經濟發展了，政治也要跟上。為什麼呢？因為民主有助於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在舊的體制下，為了經濟發展，政府被賦予過多的權力，而個人權利、社會公平、環境保護等往往退居其次。發展到一定階段，政府的自我約束和糾錯能力日漸退化，權力尋租常態化，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大量資源，各種社會問題凸顯，如貧富懸殊、社會分層固化、腐敗盛行、環境污染、信息作假等等。

    此外，當一個社會逐步走向小康的時候，民眾關注更多的不再是溫飽問題，而是對權利和價值的訴求。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是馬斯洛所說的心理需求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這個時候，如果舊的體制與時俱進，通過一系列改革，如限制政府權力，引入政治競爭機制，擴大民眾參政議政，那麼社會矛盾將得到極大緩解，從而實現制度的平穩過渡。反之，如果舊的體制封閉僵化，政客們試圖通過暴力或者收買等方式維持表面的穩定，那麼維穩的成本終有一天會超過經濟發展的回報，導致整個社會停滯不前，然後崩潰，為大動盪點燃導火索。

    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政治體制。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儘管舊的體制有種種弊病，並且可能導致一個國家付出很大代價，但是它總的來說有助於脫貧致富。後工業化時代需要民主，不僅僅是人類身心需求發展的必然結果，還因為選舉、憲政、法治、言論自由等等現代政治文明的要素有助於培養民眾對政府的認同和信任，加強對政府問責，激發創新創業，減少社會不公平，調節社會矛盾，最終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民主是為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讓人民過上真正“幸福”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民主可能是一個陷阱，也可能是擺脫當前種種陷阱的唯一出路。民主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地推崇或排斥民主。民主是眾多發展模式中的一個，不是唯一。民主並不完美，有它自己的缺點。在民主體制下，政府的決策效率往往低下，並且決策者可能為了贏得眼前的選舉而忽略大局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當今很多發達民主國家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客為了討好選民，通過舉債來提供各種社會福利。

    儘管民主有種種缺點，但是它仍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並且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時候，就應該毅然決然地棄舊迎新。無論是舊的體制還是民主，凡是有利於民富國強，長治久安，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採納。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於任何個人、政黨或體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