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印度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并且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建成稳定的民主，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建成民主。然而，如果60多年的民主给印度带来的仍然是贫穷落后，还要民主干什么？

    大多数印度人可能不这样认为，因为民主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而那些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民主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更不会这么认为。然而，在我看来，以印度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掉进了民主的陷阱：几十年的民主没有让这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它们也许实现了政治上的飞跃，却没有实现经济上的飞跃。民主的光环掩盖不了贫穷落后的现实。不能让大多数人脱贫致富的民主，就是失败的民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否定民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而大量证据表明，民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手段。然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尤其是步入小康社会后，一方面人民对政治权利的意识和诉求增多，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制和民众的监督，这个时候就应该引入民主和法治，以实现长治久安，国强民富。

    印度：民主的奇迹和陷阱

    印度的民主绝对是一个奇迹。印度是世界上宗教、民族和语言最具多样性的国家。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最有可能因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和语言障碍而内乱不断、分崩离析的国家，却建成了稳定的民主，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80.5%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13.4%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的信徒分别为2.3%、1.9%、0.8%和 0.4%。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人信奉拜火教和犹太教，而信奉拜火教和巴哈依教的教徒数量居世界第一。印度的民族问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复杂，其境内居住着2000多个民族，此外印度联邦宪法还承认645个部落。有这么多的民族和部落，必然就有语言上的多样性。1961年人口普查承认了 1652种语言，而20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使用人数超过100万以上的语言就有30种，而使用人数超过1万的则有122种。

    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成民主谈何容易，然而印度人做到了。研究民主的著名美国学者艾瑞德•李帕特（Arend　Lijphart）把那些具有高度宗教、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的民主国家专门分类，称它们为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其特点是1）多党派联合政府、2）少数民族文化自治、3）选举的比例代表制、4）少数民族在涉及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具有否决权。李帕特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印度民主之困惑：从协商角度的阐释》，从上述四个方面分析了印度民主成功的原因。

    虽然印度从1947年独立之日起就是民主国家（除去1975-1977年的紧急状态），但是在60多年后的今天，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很多同一时期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以我这次去的柯钦为例，它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被称为“阿拉伯海的明珠”。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柯钦是全球440个新兴城市之一（印度总共有28个），这400多个城市在2025年的GDP总和将占到全球GDP的50%。

    然而，这样一个前景似乎一片大好的城市，与我的期待值却相去甚远。

    我是坐游轮去的柯钦，船还没有停稳，破败不堪的港口就让我心里凉了半截。下船后，我小心翼翼穿过尘土飞扬的装卸区，来到港口大门，看了半天没有发现四个轮子的出租车，只有经过改装的三轮摩托车。后来坐轮渡到了著名的柯钦堡，更是让我感到失望和震惊。柯钦堡在16世纪初曾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又成了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殖民地。岛上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欧式建筑，树木郁郁葱葱，本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旅游胜地。然而，街道年久失修不说，还满地各种各样的垃圾，没有盖的下水道发出一阵阵刺鼻的味道。来到科钦堡的最南端，蓝天白云，还有温柔的海浪拍打着沙滩。本想站在海边好好欣赏落日，无奈海浪送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垃圾，海滩上也种种惨不忍睹，只好作罢。

    之后有一次，我到科钦的另一个地区埃尔讷古勒姆溜达，在街上想找一个大超市买点东西。结果在路人的指点中走了半个小时，硬是没发现一家大型超市。后来才恍然大悟，印度人眼中的超市，大多是和我们的路边小店规模相当。在离开柯钦的前一晚上，我回到柯钦堡吃饭，遇到一个上海来的背包客，刚从新德里过来。和他说起印度的“脏乱差”，他说这已经是印度最干净的城市了。据他讲，在新德里街头，各种动物的排泄物和泥泞混在一起，走路犹如过地雷阵。

    在柯钦停留两天后，我又去了130公里外的以茶园出名的蒙娜山城。只有100多公里路，单程要5个多小时，因为没有任何高速公路。路上经过几个大的集镇，除了拥挤不堪，发展程度和我们西部地区的偏远乡镇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了著名的蒙娜山城，虽然盘山公路还是比较好的沥青路，然而要进城的时候，却变成了颠簸不堪的土路。城里没有任何交通灯，没有任何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没有一家在中国随处可见的超市或者商场。为了换钱我找到一家银行，而这家银行的办公条件比我们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一个乡村信用社的办公条件还要差。

    离开柯钦后的第二天，我在船上给学生上课。班上总共23名学生，全是美国人。我做了一个不科学的民意调查，问大家是愿意生活在印度还是中国（船在1月份也停靠了上海）。结果只有3个学生选择印度，其余20个选择了中国。看来在民主和发展之间，大多数美国人似乎会选择后者。

    笔者的见闻也许并不全面，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尽管印度现在是“金砖五国”之一，其发展前景被很多人看好。然而，世界银行今年初公布的统计显示，2011年印度人均名义GDP只有1,509美元，在190个国家中排名141。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名义GDP是5445美元，排名91。美国中情局的数据显示，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是67.48岁，而中国是74.99岁，前者的世界排名是163，后者是100。根据穆迪指数，15岁以上印度人的识字率是73%，世界排名177，而中国是92.2%，排在第106位。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印度在过去60多年几乎是交了白卷。

    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印度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民主的陷阱。印度世界人口第二，但是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独立之初，印度的国父尼赫鲁对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推崇有加，让印度经济发展走了很大的弯路。由于印度与前苏联在冷战中属于非正式盟友，从而受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疏远，让印度失去了重要的外资来源和出口市场。宗教、民族和语言的高度多样性也给印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虽然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留下了一个比较健全的政府机构，但是独立后的公务员制度也带来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

    尽管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印度的国情决定了其必然采取联邦制，然而在印度式的联邦制下，联邦政府权力较弱，导致很多重要立法不能通过，而地方政府在执行联邦法律时经常阳奉阴违。

    此外，民主政治要兼顾各方，相互妥协，以地方利益为重，一切为了选举，这些使得经济发展初期所需要的“从全局出发、举全国之力”等做法难以在印度实现。

    有人或许会说，印度是一个特例，不能说明民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离开印度后又去了非洲的加纳。虽然我对非洲的贫困与落后早有所闻，然而到了加纳还是感到震惊。虽然没有印度那么“脏乱差”，但是加纳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比印度还要低。一旦离开城市，道路两旁几乎全是贫民窟。一次在路上停下来买水果，我问一个西瓜多少钱，摊主说40赛地，约合20美元。我觉得太贵，又问了其他几样水果，还是觉得很贵，就郁闷地走了。回到出租车上，司机告诉我，在加纳很少有人买一个西瓜，因为买不起，只能买一块。如果有人买一个西瓜，多半是买回去后切成块再卖。

    当我感叹加纳的贫穷时，有人提醒我，它是西非经济最好、社会最稳定的国家。后来我了解到，加纳从1992年起成为民主国家，并且2012年底刚刚举行过一次总统大选。加纳没有印度那么复杂的宗教、民族和语言问题，并且当地人都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的国家资源丰富。然而，民主制实行了20年，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加纳人民还是挣扎在贫困线上。不仅如此，加纳还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国家。我们坐出租车在城市之间旅行，时常会被军警拦下来。他们从来没有查过我们的护照签证，但是出租车司机都会乖乖地在手心准备好1个赛地，等军警过来时塞到他们手里。如果民主是如此腐败，还要它干什么呢？

    民主是为了什么？

    说了这么多民主的坏话，现在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了：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为了什么？

    民主是当今政治话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在西方的话语中。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怎样才算是当家作主，以及怎么当家作主，就有不同的实践和不同的观点了。当今西方学界的共识是，民主是一种程序，是决策者如何产生的程序，而这个程序的核心就是自由的、竞争性的、定期的选举。已故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民主的第三波》一书中就程序式民主写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公开、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核心，是民主无可替代的必要条件。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被利益集团所控制、不能制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策。这些缺点可能让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不受欢迎，但是这些政府并不因此而变得不民主。”

    然而，亨廷顿所代表的“选举中心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在《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一文中，两位美国学者（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Terry　Lynn　Karl）指出，选举并非是民众影响决策的唯一渠道，因为在定期选举之间，民众还可以通过游说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影响政府。他们这样写道：“换句话说，现代民主为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程序和渠道：自发的和党派性的，功能性的和地域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所有这些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把民主简单等同于选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因为举行了选举而被称为民主，然而，在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通过选举所产生的领导人往往忽视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早在1997年，时任《外交季刊》执行主编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崛起》，对前南联盟各国、巴基斯坦、斯洛伐克、塞拉利昂、秘鲁、菲律宾等非自由主义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进行了猛烈批评。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出版了《从选举到暴力》，其观点和扎卡里亚的观点非常相似。

    斯奈德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在民族/种族问题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如前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中非、中亚和南亚，贸然推行民主的结果是政治精英在竞选时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仇恨，而一旦当选之后，他们就会推行一系列带有民族/种族歧视的政策，甚至发起种族清洗。这样的民主，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敬而远之。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还包括宪政、法治、言论自由。民主是程序，但又超越了程序；如果选举产生的政府不接受宪法的约束（宪政就是限政），抑或随意践踏人民的权利，这样的选举只不过是给专制者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衣。

    在回答了民主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民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笔者的立场，即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遗憾的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并且也是最不遗余力在全球推广民主的国家，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目的，并且他们信奉的就是“选举中心论”的民主。不少发展中国家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软硬兼施，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被民主化”了，可是它们骨子里却是非自由主义民主。这些国家往往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民主化之前的状态，如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拉美国家。

    那么，民主需要哪些条件呢？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是内生性（en-dogenous）的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公民社会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增多，最终导致民主。另一派则认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是外生性(exogenous)的关系，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国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民主才会存活下来。有两位学者做过统计模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那么即使这个国家是民主的，它的幸存率只有0.125，相当于8年。如果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民主可以幸存大约18年。如果人均收入超过6055美元，民主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这些数据表明，在贫穷的国家建立民主无异于拔苗助长。民主不是大众消费品，而是奢侈品。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以谈民主。贫穷的民主是短命的民主。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发达民主国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哪一个不是先发展后民主？美国是个特例，建国后才开始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它工业化的高峰期。正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如剥削童工、食品不安全、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贫富悬殊等，美国才进行了第二次民主运动，也就是历史上的“进步运动”。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经济和政治。环顾世界各国，要脱贫致富，民主并不是最好的药方。然而，一旦经济发展了，政治也要跟上。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有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旧的体制下，为了经济发展，政府被赋予过多的权力，而个人权利、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往往退居其次。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的自我约束和纠错能力日渐退化，权力寻租常态化，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大量资源，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如贫富悬殊、社会分层固化、腐败盛行、环境污染、信息作假等等。

    此外，当一个社会逐步走向小康的时候，民众关注更多的不再是温饱问题，而是对权利和价值的诉求。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心理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旧的体制与时俱进，通过一系列改革，如限制政府权力，引入政治竞争机制，扩大民众参政议政，那么社会矛盾将得到极大缓解，从而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反之，如果旧的体制封闭僵化，政客们试图通过暴力或者收买等方式维持表面的稳定，那么维稳的成本终有一天会超过经济发展的回报，导致整个社会停滞不前，然后崩溃，为大动荡点燃导火索。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尽管旧的体制有种种弊病，并且可能导致一个国家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它总的来说有助于脱贫致富。后工业化时代需要民主，不仅仅是人类身心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因为选举、宪政、法治、言论自由等等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加强对政府问责，激发创新创业，减少社会不公平，调节社会矛盾，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主是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让人民过上真正“幸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主可能是一个陷阱，也可能是摆脱当前种种陷阱的唯一出路。民主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地推崇或排斥民主。民主是众多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不是唯一。民主并不完美，有它自己的缺点。在民主体制下，政府的决策效率往往低下，并且决策者可能为了赢得眼前的选举而忽略大局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当今很多发达民主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客为了讨好选民，通过举债来提供各种社会福利。

    尽管民主有种种缺点，但是它仍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弃旧迎新。无论是旧的体制还是民主，凡是有利于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采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政党或体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