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堪称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曾与孙中山、蒋介石、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共事，并深受每一位领导的赏识，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不仅“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屡屡大难不死，中共领袖毛泽东曾以“吕端大事不糊涂”评价叶剑英。而在个人感情方面，叶剑英可谓“情场高手”，据官方记载，叶剑英一生共有6段婚姻，此外，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人，照顾生活，据说“花帅”之称即由此而来。这样的人生经历更在网络中广泛流传。网友“连阳标统”（陈阳阳）曾在大陆知名网络社区天涯论坛撰写系列长文《广东十虎》，在“广东十虎之——花狸虎：叶剑英”这一章节中，作者用通俗诙谐的语言将叶剑英文革之前近70年，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以下为“花狸虎：叶剑英”全文摘录。
 1976年10月24日，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上
1、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参座不好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太多，版本缭乱，读解各不相同，内容看上去大同小异，推敲细节却又云遮雾罩，扑朔迷离。我翻过几页某编写组编的叶参座大传（说的倒是没错，真的是编写），语言幼稚夸张，人物思想单纯，形象平面单薄。
宣传出身的文棍，其写作风格大都遵循这样规律：“只要我方人物，全是大义凛然，英气逼人。而对立面的人，即使是出了名的靓仔酷哥，也要把他写得人贱样衰，比如帅哥汪美男经常猥琐，酷哥蒋光头肯定邋遢”。就算是党内斗争的那些破事，失败人物大都是行事古怪，思维离奇的精神病患者。而胜利的一方，其人物大都是对路线真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半仙，并与失败方路线作坚决斗争。
很多时候，在中国叙述近代史，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在雷场里散步，不醒目踩爆一颗，肯定被炸成十八块。但如果不敢直舒胸臆，把事情和人物往实在说，“思想自由”与“历史教训”又何从谈起？
官方出的人物传记，因为考虑了太多的忌讳，把一个原本生龙活虎的人物，写得象个三好学生。我不知道写这些官样传记除了浪费纸张笔墨之外，还有什么用处？看都没人看，写个什么劲？获再多的奖项，也是文化宣传部门之间互相打手炮而已。三十年来，关于参座的文字汗牛充栋，可谁又能超得出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历史人物不好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身为普通人，也许学问是好的，文笔是精致的，但思想、阅历，限于时空条件与彼此地位相差悬殊，难于准确地体察到历史人物的思维与压力。这里面既有信息不对称因素，也有个人的历史视野与见识。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人物和平常人差异不大，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决策面前，历史人物本身所掌握的情报与个人经验是绝对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决策的依据与分析过程，更不是普通人可以窥视企及的秘密。
作为民间作者，因不具备官方身份，能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层次有限，密级资料档案，则根本没资格阅读，更没条件对可能的当事人，进行原始历史田野调查。同时，民间作者多数不是历史类专业人员，对所叙述的历史背景缺乏系统的了解与研究。所凭借的，只是在东一爪，西一耙乱读书中形成的印象，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推敲与分析难免片面，即使再努力地去接近本来面目，我相信，离事实也有十万八千里。
同时，用普通人的眼光与标准去打量历史，是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是对历史的评判标准不一定恰当，容易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昨天的事情，从而掉进事后诸葛的陷阱；再者，局限于历史视野与人生阅历，理解事物很容易抽离历史背景，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还会因为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即使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也当作旧时代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
当然，绕开严肃的题目去写历史人物的八卦，也很好玩，而且很有可读性，颇能吸引眼球。比如就有人去统计叶参座一生中，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统计出来明的9个，暗的N个。什么“花帅”绰号由此而来，什么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流传“叶剑英，叶剑英，老婆多得数不清”……
我对这些无聊事情不太关心，以他这份量与地位的人，女人只会占生活中极少的比重。爱情与婚姻，对于他这样以身许国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奢侈品，玩不起。一段婚姻或感情过去了，只能当作过眼云烟让他过去，绝不萦怀滞心，败坏情绪。更多耗费心力的紧急军情还等着他去算计筹谋，哪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婆婆妈妈地缅怀伤感？但参座的工作岗位，又注定了他精神长期处于绷紧状态，需要不断有爱情来滋润生活、舒缓情绪、刺激思维，从心理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这并不意外。
况且，他曾在国民党内任过高职，交游广阔。加入共产党后又长期处于军队核心位置，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与情报，结合党内斗争残酷异常的惯例，若与某位女性长相厮守，对双方来说都并非幸事，对景儿稍有不慎便惹杀身之祸。如延安整风时期，参座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挨整，但他妻子被整得上吊自杀，虽然获救但变得精神失常，为什么要整他的妻子？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一生谨慎又心智深沉的他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关窍道理。只是这个理由，对于身处高位的他，确实难于启齿明言。这其中曲折微妙之处的深思熟虑，绝非心智普通者可窥及。所以他那些短暂的婚姻与爱情，未尝不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保护。
花帅绰号的缘由，是50年代——60年代初，参座从广东奉调进京，被明升暗降，任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了一些花里呼哨没实权的职务，无所事事之下，参座只好沉迷声色，寄情于吹箫弄玉。这其中未必不是向主席表明态度——“我很乖”，自污其身地在韬光养晦。
参座本身情才纵横，吹拉弹唱，诗词格律玩得烂熟，下部队视察居然毫无架子，为战士登台献艺，一把破二胡，尽拉粤曲小调，兴之所致，客家山歌也来上几句……相比其他军头大佬的威严自持，他的多才多艺，能玩会玩，自然显得“花”，说他是“花帅”主要是指这个，而非是私生活异乎寻常。否则以他情才，谁能想象他会仗势纵欲？他要真“花”的话？留在土匪张部队里，不组织“广州暴动”，帮土匪张占稳广东，那不是可以过着“三妻四妾随便娶，青楼歌妓乱紧嫖”的幸福生活？谁又能说他什么？他何必投身革命，九死一生地以身犯险。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为免除主上怀疑，一则求田问舍；二则纵情声色。以当时党内共产风之盛，参座显然不能采取求田问舍之策，那基本上等于是自寻死路，也容易被人鄙视。唯有纵情声色，歌舞自娱了，反正军内大佬们在这方面大哥别说二哥，谁不知道谁？
自53年起，参座一韬就晦了10多年，天天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无聊就炖鸡汤，其委屈辛酸，真的是点滴在心头，直到文革前，参座才慢慢泡软主席的态度，寻机赢回信任，重新上位。其实主席在那时候也觉苦楚，手头听喝能用的人没几个。从大跃进开始，主席败家的效率与速度快过历代昏君，几番折腾下来，令国家损失惨重，他还不服输，老琢磨着继续乱搞，搞经济不行就搞革命，总而言之要搞。军队的老帅们自然满腹牢骚，和他的关系多有龌龊，肯听他招呼的人不多，否则他要发动文革，一声令下便成，也不需依靠红卫兵自下而上地乱搞了。没想到参座十年前在青岛冲凉，写下的“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居然一语成谶。
2、客家崽，有血性
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时，对云南讲武堂关怀有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1915年底，唐继尧筹划起兵护国，在召集部将的会议上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国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奋而举旗。由此二次革命以来，唐继尧与孙大帅冻结的关系和解。
1916年，孙大帅在东京刚刚娶了宋庆龄，年过半百还小登科，不由得雄心万丈。为贮备将来征战天下的人才，孙大帅捎信给唐继尧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人的陋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最好同时招收越南、朝鲜学员。唐继尧立即派特派员陈觉民到马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当时华侨子弟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六七十人，叶参座是其中之一，并顺利地通过考试，回国投军。
而某编写组所撰传记上说，独揽滇省军政大权的军阀唐继尧，为了利用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特使陈觉民南洋拉拢华侨，招募学兵……
讲武学校被校长唐继尧一手把持，变成了他扩充军事实力、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这样写历史，真是令人不知所云。1922年，唐继尧因为支持联省自治，反对孙大帅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在政治上才被国民党文献上指责为军阀，但谁对谁非现在还有争论。而在1916年时，他还是反对袁大头称帝的护国急先锋，革命得不能再革命了。拿一个人后期的政治表现来给他前面的言行定性，真是令人觉得匪夷所思。如果这样的逻辑也成立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汪精卫这个老汉奸，婴儿时期就使劲啜他妈的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快点长大，以便早日进行卖国勾当”。这不是他妈的扯谈么？
民国军界流传这样的说法“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大概的意思，是三校学员们成长的地点与办学最突出的特点。云南讲武堂的操场，可不是现在讲武堂遗址中间的那块，他前身是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包括了现在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科技馆的地皮。
讲武堂的教头们基本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归，因此学校规章制度和作风也沿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操练当然变态。参座在那里读书时，被操得不成人形，大叫“当兵好似做只鸡，俾人打俾人闹仲要开口笑”。但讲武堂毕业生的素质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也因此高出小半截。1924年黄埔草创，师资力量不够，从云南讲武堂抽调了一批教官到黄埔军校筹建执教，同时黄埔军校的部分军事教材也是沿用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讲武出来的人便有理由吹牛说“黄埔是云南讲武堂广州分校”。
参座在讲武堂时能刻苦学习又聪明伶俐，加之又是华侨身份，孙大帅都说了“华侨是革命之母”，所以他活跃的身影渐渐引起了炮科科长王柏龄的关注。王是孙中山铁杆小弟，负有踢人入会，培养党徒的重任。于是在饭余课后，王柏龄经常诱导参座谈论时局。参座那么聪明醒目，自然懂得该怎么说，面对如此上路的学生，使王柏龄更是增加了对这个门生的喜爱。
王柏龄与蒋阿拉在保定同期毕业，同赴日本留学，同学炮科，一同加入同盟会，与蒋是N同死党。所以蒋一出任黄埔校长，立即把王柏龄从云南弄来，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少将主任。而王柏龄当然还记得讲武堂那个出色的门生，也立即推荐在张民达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调入军校任其副手。很多人不知道参座任教黄埔的具体缘由，其实是王柏龄把他弄进去的。只不过王柏龄其后名声狼藉，后世闲说参座遗事为尊者讳，便故意隐去参座与王的渊源，有些作者干脆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会事。
话说回来，王柏龄在军事教学与炮兵研究上还是很有一手的，来黄埔之前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育长，是蒋阿拉办黄埔的第一得力助手。有许多文章说这人是个饭桶，笑话，以蒋校长之耿介，会用一个饭桶当助手？不过此人信佛又好色到是真实（黄埔学生给他取绰号“花和尚”），他也实在是对不起这个绰号，有鲁智深其号而无其勇。这家伙身为军人，而无军人风骨，打起仗来贪生怕死。第一次东征，在淡水城前临阵脱逃，被免去团长。最好笑的事是北伐时，此公任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轻取南昌后带着军党代表“小道人”缪斌一起去嫖妓。结果孙传芳调集部队半夜反攻，而“和尚与道人”还在妓女身上使劲，以致军中无主，全军溃败。
叶参座彼时也被花和尚从军校调出，任命为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南昌溃败前，参座曾提醒花和尚敌人主力尚未全歼，环伺南昌附近，最好先别打进南昌城，花和尚不听。如今兵败如山倒，幸得一团长哨牙仔（薛岳）与他一起收拢溃兵，拼死抵挡，才逃出生天。事后蒋阿拉凭次战功要提拔参座代理一师师长，参座自觉如果应承太削恩师面子，如此没师生之情，未必指挥得动以黄埔学生为主要骨干的一师，故没答应。
叶参座在讲武堂还与一个兴宁老乡十分要好，这人是骑兵科长林振雄，林在日本回来后，曾任汕头新军标统。林与王和尚，蒋阿拉都是同学，黄埔开学后，任军校管理部主任。解放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62年被逮捕，64年死于监狱。
林教头精通马术，练得一手极好的劈刀术。参座虽不是骑兵科学员，但对既是老乡又是老师的林教头十分亲近（主要是可以到他家蹭饭），对他教的劈友刀法学得也很用功。那时讲武堂有个年轻的日本教头，也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自称是荒木流高手，喜欢与人比试，曾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不免有些得意，参座也输了给他。
输了后的参座没偃旗息鼓，暗地里下决心有针对性地突击训练一番，再砍底日本教头。参座比较狡猾，分析日本教官人比他矮小，遂采用以高压底，借势用刀，一力降十会的策略。并说动朝鲜同学金至顺献身做陪练，天天挨他砍。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互劈，期间林教头也对他进行多次指点与陪练。
几个月后，参座觉得差不多了，便约战日本教头。正式比武这天，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人穿上护甲，气势汹汹地互相抡刀猛剁，所谓拳怕少壮，刀怕力雄。参座那时血气方刚，又是含辱雪耻，刀刀舍命猛砍，几十个回合下来，挡得日本教官手软脚震，弃刀认输。那日本人倒也光棍，输了就输了，没耍赖，还把自己的刀送给了参座，这刀作为少年血性，青春灿烂的记忆，陪伴了参座终身。唐继尧知道了这件事情，夸了一句“客家崽，有血性”。
我看许多文章提起这段往事时，都故意拉风夸张地取名《叶剑英刀劈日本教官》，标题看上去好像日本教官作恶多端，正在欺负花姑娘的干活，叶参座仗义行侠，一刀把人给劈死了。这题目透着着一股子马屁矫情与小家子气，看得叫人恶心。参座1917年与日本教官的比武，还扯不到20年后抗战。这只是一场公平的比武，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何况日本教官是受聘而来，替中国教育英才，理应受到尊重，他输了并无失礼之处，表现得很男人。我们今天用这样去意淫的心理去描绘这件事情，反是失礼。民族的志气士气，是需要长，不需要用这些手腕去长。
当然，别以为苦练几个月，凭一腔血气就可以剁翻日本教官。参座的祖父是杀猪的，父亲也是杀猪的，还考中过武秀才，一把杀猪刀，砍遍梅县无敌手。他小时候肯定也是起五更睡半夜地给逮住食夜粥（练武），没有这个功底作基础，怎么可能几个月的突击训练就砍赢刀术高手？
他父亲据说学的是流民教功夫，客家流民教功夫源于清末袁寿士（广东客家帮道士），道士们到处流浪，走江湖卖药为生，同时有各种很难验证的法术和幻术，所以“流民教”功夫里面有很多象义和团那样吃药喝符神神叨叨的功夫，没准叶参座也学了道士们保命防身的法门——六壬神功，就是神打啦，俗称“刀枪不入”，不知道是关二哥还是岳爷爷上了身？所以才敢那么搏命。
3、用间高手叶参座
党内用间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公、董老、康生、参座，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参座为什么没直接领兵作战的战功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从庐山上把第五次围剿全盘计划端回家，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装成乞丐再把情报送至瑞金中央，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论功计酬他们又该什么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位置，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
周公、董老所指挥的杰出间谍，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干湿活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
其实1932年后，他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建设”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也是程一鸣编写）。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雨农，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稳坐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布局？
康生死后的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么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的内情，从下面的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出来确实有不少特务混进了延安。
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阿拉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之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无拳无勇的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更需要的，是一位心理医生。
给他念悼词的可是叶参座，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没想到参座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两副马甲，一套人马）
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卓越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骑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参座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帅的悼词只能是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参座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业务的人才。按照这个印象，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而康生与叶参座，两个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
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两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康生就算了，他没什么可能翻身解放机会，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他的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参座从没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用广东话说，条友响社会部吃闲饭，冇做过嘢（没干活），其二、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三、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四、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参座在情报方面只是周公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公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参座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他的正职可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参座继续潜伏在土匪张的部队里，接着再搞“广州起义”，可惜又再失败，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就去进修别的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参座同一条船。）
49年后，参座坐镇南天，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指点，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听过一个笑话，50年代初，有次一个粤军时代的兄弟，从香港打电话给他。
说：“大佬，听闻我乡下搞土改，我屋企连坟地都分晒，拜托关照下。”
参座哈哈大笑：“叼你老母，你个扑街仔晓得求我了咩？嗰阵单声（捎口信）俾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唔放仲要枪毙佢哋，我关照你条毛。”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掟只狗乸落去俾佢老豆做伴’。”
对方大惊失色，连声告饶，参座痛骂一顿后才说：“过几日叫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拜访你，有乜你同佢卿。”啪一声，盖了电话……（此事拎月饼的后生听那位粤军袍泽说的）
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参座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儿子叶选宁。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参座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不够级别，一些会议与情报根本不给参加不给看，那就没办法工作了。）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籍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参座，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跑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4、恩师一声bye-bye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怕削了恩师王柏龄面子，没好意思接受蒋司令的提拔，否则一师下面的黄埔学生有样学样，他也带不动。哨牙仔（薛岳）是个官迷，腆着脸二话不说把师座捞了过去，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不是黄埔出身居然想带黄埔嫡系，他以为自己是谁阿？果不其然，带着部队打进了花花世界大上海后，狼多肉少，一师黄埔系将官再不屌他，合起伙来排挤他这个粤军将领，他只能怅然辞职，回广东投靠李和尚。
由于参座很醒目地力辞师长位置，让蒋总司令私下里觉得他为人不错，晓得尊师重道又知情识趣，一定要重用。话说回来，参座的身份标签已是黄埔一脉，不重用的可能性很少，加上他在粤军混了不少年，有很多砂煲兄弟，蒋总司令还企盼可以利用他的关系去做做土匪张等粤军的联谊工作。
南昌战役，北伐军生俘数万赣军老俵，这些老兵油子，只愿意当兵拿饷谋生，革命不革命无所谓，到那不是扛枪卖命，只要长官发饷发得足，叫打谁就打谁。让他们回家耕田，一来不会，二来辛苦，搞不好他们干脆聚啸山林，落草为寇那也是一大麻烦。蒋总司令有见于此，立即扩编把这些兵收入麾下，参座于是立即被委任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座，全师开赴吉安整训，时为27年初。
蒋总司令有时就是孤寒，做人做事不够爽快，鸡都送人了，绑鸡的绳子还要拿回去。参座连一师的师长慨然辞去，给他个新编师长还要代理的，这也太他妈的瞧不起人了。所以蒋总司令与武汉方面掐着脖子大骂对方是反革命的时候，参座断然站在武汉那边，那边起码是大佬达等自己人揸弗话事，同声同气，万事好商量。
这时武汉比较热闹，大革命的高潮，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每一颗年轻骚动的心。刚到武汉复职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美男就高呼“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国共之间更是如胶如漆，好的蜜里调油。
四·一二，蒋总司令果然猥琐，搞不了武汉政府就在上海拿共产党出气，而且又贱格地自己不敢出面，唆使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派小流氓出面惹事，欺负一帮无拳无勇的书生与穷人，真是不要脸之至。
参座嗅到了两边的火药味，知道时势要逼着自己表态了。瞅瞅蒋总司令这方面，声势好象没武汉生猛。人家武汉的左派国民政府，各路神仙如潮涌。“大佬达连孙总理只乸都昆埋过去撑场。何况仲有共产党帮拖，而共产党边个唔知佢哋背后仲有苏联佬。再睇军事实力，武汉有土匪张铁四军与唐生智的八军还有西北的冯玉祥支持。而蒋这方面，只得李、白那帮穷光蛋和黄埔一班毛都未生齐的学生哥。”
两方面一比较，肯定是武汉有前途，蒋总司令点睇都得个输字，估计唔出三几个月，蒋总司令就会日落途穷系紧先。而且恩师王柏龄又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东征北伐以来，炮响即逃，每战必败。最近更是因嫖妓打败仗，没脸见人着草走佬，估计蒋总司令以后也不可能再尿他。没他罩着，自己在蒋司令的夹袋里，前途是灰暗的。真的是“恩师一声BYE-BYE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与几个手足兄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同意倒向武汉革命政府。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便。参座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消息传到蒋总司令耳朵里时，蒋愕然万分问手下：“叶沧白（参座的字）在搞什么飞机”？
左右之争同时体现在二师里，忠于蒋总司令的黄埔学生大都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他们指责参座背叛革命，食碗面翻碗底，有负校长栽培重托，违反“孙文主义学会”纪律（王柏龄搞的社团，参座能不是成员）。他们还与地方上的官僚地主等势力勾结起来，准备把部队拉走。参座收到风声，便与一众手足密议，决定到时候看形势不对就先下手为强，在他们动手前先吹哨子，打他个措手不及，干完了就拉部队北上武汉，投向国民政府。
不过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事情，各种待遇编制及继后任务，还没与武汉方面联系好，别到时候这边插旗了，那边不承认不收编，那玩笑就开大了。于是大家一致议定，由参座先去武汉联络，他们在这里分头做行动准备。
参座拿着这次反蒋通电作投名状去到武汉，自然大受欢迎。他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现在能有什么给他，武汉已经被十几万革命军队和革命同志吃得海空河干，筹粮筹款日益艰难，他两手一摊：“剑英，要命有一条，要饷要粮，莫有”。这下轮到参座傻眼了，革命是为了人人有饭吃，个个有钱使，没想到反了蒋总司令，搞革命却没粮没饷，怎么向二师的同志们交代？谭延闿表示他这个军事部长爱莫能助，武汉现在经济面临崩溃，即使去找汪美男也没办法，他也不会屙金尿银，只能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的武汉倒是每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革命青年与革命工人联合起来，罢课、罢工、唱歌、游行、演讲、贴标语，一片革命的火红景象，但经济上却处于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困境，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布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住了几天，看武汉整个就是发高烧的样子，大家只顾着眼前的狂欢，而不知道革命也要吃饭的。参座感觉谭延闿那里确实是老糠榨不出油，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到南昌却又接到二师参谋长佴偟鸟（他讲武堂的同学）捎信报告，二师自从通电谴责蒋总司令后，部队军心混乱，右派军官指名要杀了他这个黄埔叛徒。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吉安显然是没办法再回去了，他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武汉还是那个虚火上升的样子，参座这次回来可就没味道了，一个下岗师长，谁还屌他？求见党内的大佬几次都被拒之门外。落架凤凰不如鸡，失业军人更不如鸡，再蹉跎几天，住宿伙食费都成问题了。没办法之下他只好去找梅县同乡黄琪翔：“老俵，涯今番落魄冇饭食罗，看下子有嘛介工夫般涯做做？”（翻译：兄弟，我现在落魄没饭吃了，你这什么工作给我干）既是袍泽又是同乡落难，有什么好推辞的，黄琪翔一拍胸脯：“老俵泥放心，夜哺头食酒时涯同华头讲下子，冇卵问题啦。”（翻译：兄弟你放心好了，晚上喝酒时候我和土匪张说说，肯定没问题）
土匪张因为战功卓着，刚被提拔为四军军长，此时风头正健，踌躇满志地到处网罗人才充实队伍。听黄琪翔说参座落魄来投，彼此间都是援闽粤军时期的袍泽兄弟，又同是讲客家话的客家崽，那有不答应的道理。马上邀请参座来四军上班，并立即随同四军进行二期北伐，四军在河南干翻奉军之后回师武汉，全军整编为第二方面军，土匪张升为总指挥，黄琪翔升铁四军军长，叶参座被黄推荐任命为四军参谋长。
5、大浪淘沙始见金
在参座最落魄的时候，是铁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队伍收留了他。这支部队大部份将官来自广东，彼此间同声同气同乡同袍，本来他应该可以很快融入这个团体，但中国人陋习难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总是喜欢用各种标准划分成各式各样亲疏有别的小圈圈，从而党同伐异，内耗不止。
如果参座加入时间再往前推推，稍假时日自不难融入这个集体，把四军团体变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土匪张手下的一干兄弟从广东出发，一步一瓢血地硬打过来，备尝艰辛。参座加入的却是蒋阿拉的嫡系部队，不打胜仗不说，还老打败仗，南昌打得骑虎难下，累及四军他们跑过去救火。平时言谈中自然揶揄蒋阿拉银样蜡枪头，有时参座也免不了捎带被取笑几句。况且参座刚投奔团体，土匪张便高位以待，四军里面那些觉得自己流过血，出过力，立下战功但又没被提拔的将官，自然有点怪话牢骚，说张、黄二人处事不够公道。
四军主要的将官大都是保定六期（这一期真的是精英荟萃）出来的，对参座这个云南十二期又是黄埔教头出身的粤军异类，自然有那么一点隔膜轻视。可以说，除了土匪张、黄琪翔等几个高层明白事理，对他尚无成见，推食解衣的，别的人就很一般了。
以参座之心高气傲，那里受得了这些闲气。再看看土匪张，这只鸟打是能打，他的兵与兄弟也肯为他卖命，但随着时日变迁，他那颗简单的头颅，肯定满足不了团体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他们很快便会瓦解。还有他对人对事太实在了，满脑子旧社会旧军队的观念，除了讲义气还是讲义气，一般人讲义气也就是讲讲就算了，那傻鸟却讲完了还要实实在在地去做，义气这玩意讲完还需要去做的吗？完全不是可成大事摸样的枭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有利于革命大义的崇高目标，完全可以略过手段的善恶。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环伺四周，真是知音寥寥阿！
当时的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人都想去苏联留学（不亚于今天想去美国）。参座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尝尝面包鱼子酱，脱离这个苦闷的环境，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关系很铁，便去找他介绍自己去苏联留学。谁知道大佬达说怕暴露自己与苏联大使馆友好的关系，不肯开介绍信（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P28页第二行）。参座气得差点一脚就踹过去，你大佬达几时变成咁虚伪？你与苏联佬嘅关系，连他妈街边卖菜的阿婶都知道，画公仔都画出肠了，还装……他冤枉了大佬达，不知道位高权重的邓主任，在汪精卫来了武汉后，被国共苏三方同时排挤，象块抹布一样给扔在一边了，不再是一手抓三印主任，而是被人烹煮的煮任。大佬达那时自身难保，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原因，找借口打发参座而已。
叶参座心里说“邓择生你条粉肠冇义气仲要份晒嘢，阿叔唔求你，自己揾路”。说是这样说，但一时间门路也不好找，苏联那些胡须佬没人引见根本不尿你，自己也不会俄语走过去搭讪。看来还是要找找共产党的门路，可当时共产党采取秘密党员制，党员都是隐蔽身份的，额头上凿了字知名的几个大共产党人和自己又没过命的交情，冒失跑过去说自己想入党，以自己过去蒋记高级军官和孙文学会骨干成员的身份，没准会被当成精神病赶出来。（看电影《八月一日》，打完仗后军官拿名册点名，共产党员：高达权，共青团员：韦广政，国民党员范戈明……匪夷所思，纯粹为了煽情而捏造的情节，严重违反史实，还八一厂拍的。啊呸！）
正苦于走投无路，郁闷万分时候，碰到武汉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的老乡李世安，他们是老相识，参座早怀疑他是共产党了。闲聊中李世安很快就被参座套问出真相，承认自己是中共秘密党员。真是险过剃头，好在参座没恶意，否则又应验了那句话“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参座把自己渴望入党的愿望，还有找不到组织的苦恼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想办法开香堂接引他入党。李世安到是明白，以参座这样显赫的身份入党，不是他可以决定的，找到时任中共军事部长的周公，向他汇报这件事。
周公大喜过望：“大浪淘沙始见金啊，现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同志们到处被杀被驱赶，咱们共产党门前冷落车马稀，居然还有新同志加入，证明我们的党，我们的主张还是很有前途的，这个同志的底细我了解，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事人才。”遂亲自批准了参座入党，开始了他们长达40多年的工作配合。参座晚年曾流露过大概的意思，说他年轻时曾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是逐步认识的，入党时也不是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是觉得国民党快不行了，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开始吃喝嫖赌，享乐腐化，迟早死梗。而共产党筚路蓝缕、奋斗不止，最后必然会夺取政权，后来参座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参座7月初了入党，觉得在黑麻麻的夜哺头（客家话：晚上）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星，人生立即有了意义和方向，正想向党申请去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时，武汉的国民政府7月15日，开始分共清党，苏联大使馆等机关相继撤离武汉……靠！留学的事情又砸了。
好在参座的身份还没暴露，周公指示他潜伏下来，伺机为革命出力。在四军所属部队里，土匪张从4、12以来，根本不理会什么分共、清共、反共的潮流，多次在会议上说“我们生生死死都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鲜血凝结而成的战斗情谊”。但共产党的老板斯大林在六月一日，很不知趣地发电报给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明、鲍罗庭，指示共产党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名义推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是压垮摇摇欲坠国共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罗明把指示透露给汪美男之后，里面的内容严重违反了当初“孙越宣言”，一时舆论大哗，纷纷指责中共是苏俄谋取中国政权的代理人，令中共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土匪张有见于此，自然对共产党也有看法，不再继续说和共产党生生死死搂在一起。四军里的共产党，也有点人心慌慌的感觉，害怕土匪张突然发神经，对共产党员举起屠刀。
1927年7月中下旬，被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共产党，毅然决定在南昌插旗起事，让国民党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共产党成立了以周公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此同时大批人马云集九江，叶剑英也随第四军军部到达。
6、策应暴动
党史对参座的评价，经常这样说“叶剑英同志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南昌暴动中，参座送了两次重要的情报，有力地策应了南昌起义，事情过程大概是这样。
7月15号后土匪张仍不肯分共，但拗不过汪美男，便在武汉电召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让汪美男给予会军官解释分共政策，并磋商和平分共问题。会议时间大约定在7月底最后几天，先到九江的军官可以上山避暑，等人来齐了再开会。
7月23日，贺龙从鄂东黄梅、武穴一带率部开到九江。刚下船，黄琪翔、朱培德两人带着一群军官在码头立即迎了上去，一脸淫笑地说：文常一路辛苦，我们先去聚财搂给你洗洗尘，晚上再到丽春搂按摩，爽完明天哥几个一起再赴庐山避暑，凉快几天，你看如何？
贺龙此时心急如焚，找了个借口没去，留在九江与叶挺等人商讨南昌起义的事略，地点就在四军指挥部附近的甘棠湖（城中湖），他们划着小木船游湖开会，船上有参座、贺龙、叶挺、廖乾吾、高语罕。
说起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子是绝不去开这个什么鸟会。”
“土匪张要你们上山避暑，讨论和平分共的问题，你们不答应分共的话，估计要把你们扣押，至少会赶出部队”，参座眼睛转了一转，把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对，我也不上山，部队也不在德安集中，直接开去南昌”。叶挺跟着也这样表示。
经过磋商，大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部队不在德安集中，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参座最后对叶挺、贺龙交代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到了庐山，召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到庐山开会，这就是武汉政府的正式的分共会议，会议的决议是：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
（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四人。（啧啧，“黄埔四凶”被通缉了一半，还有一个查补出来时谁，按照逻辑，这个人估计是后来叛变）
开会时候参座在场，会后立即派人下山通风给廖乾吾。廖又立即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大伙连夜跑路，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也有资料说是参座亲自连夜下山通风报信，扯谈。高级军官会议途中突然失踪彻夜不归，想挨枪子？
南昌起义之后，土匪张开会商讨善后军情，一干兄弟气急败坏地拍桌子锤櫈骂“乞衣仔”冇义气。乞衣仔是叶挺的绰号，他在肇庆带独立团时，只有几百支老掉牙的粤造79步枪，军械钱粮均不足。便打着共产的旗帜到处找袍泽讨要赞助，别人有意见他还一瞪眼：叼，你唔知我系共产党咩？话明共产嘅嘛。他的字又是“希夷”，与粤语乞丐谐音，有次哥几个在长提酒楼喝酒，见了他远远地沿江走过来，吴奇伟惊惶高呼：乞衣仔来啦，快啲撇！一帮人顿时作鸟兽散……朱晖日眼睛一瞪，杀气腾腾地说：华头，俾两个师我，去追乞衣仔、高佬蔡两个衰仔返来，高佬又唔系共产党，发癫哄到埋去，条友捉返来，我亲自喐手，佢两只大肶一边捅佢三刀六个窿。（蔡廷楷的10师归他的十一军，所以特别光火）。
事情都做出来咯，你贪口爽插佢一百刀都冇用啦，要讲啲有建设性嘅意见。参座生怕土匪张被七嘴八舌地窜辍得火起，拍板决定追击就麻烦了。联系第二方面军上下都在传回广东的风声，参座心生一计，建议道：华哥，不如我哋吊住佢哋嘅尾，假装追击，一边收容溃兵，一边慢慢追，追着追着，拐一弯就追返广东去。此言一出，众人均点头称妙。土匪张没立即回答，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踱来踱去，慢慢走到参座身边，猛地一拍参座肩膀大笑说：“我大佬张铁胆（张民达）话你有两度散手，果然犀利”。参座被他冷不防地拍一下，吓得一激灵，还以为自己身份穿帮了。
土匪张回到座位上，扳起面装着很严肃地说：“嗱，我哋下一步行动就按沧白的计谋，返广东赶走李和尚班广西佬，霸住广东，食大茶饭。之不过，大家记住要保密。”众人轰然答应，心里却免不了有点不以为然：叼！上下几万兄弟都知道的事情，仲要保密，多鸠鱼~！
7、八骗张发奎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参加起义，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间学校成立于1926年底，次年8月解散，总共大半年的办学历程中，行军打仗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时间，正式在课堂上的学习时间非常短。其中还招过一队女生，赵一曼便是女生队里面最牛的人物。当时军校里面，CP相当多，所以革命的气氛比较浓厚。
5月底唐生智、土匪张带兵进行二期北伐，武汉兵力空虚，象个待宰的小肥羊，惹得夏斗寅和杨森垂涎三尺，以饿虎擒羊之势猛扑武汉三镇，而武汉此时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四千多学员，也被紧急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下发枪弹参与平定叛乱。（中央独立师根本就没打仗，叶挺也没怎么打，夏斗寅一看土匪张在河南横扫之势，就不敢动手了，否则也是落个有命抢钱没命花的下场）
七月初张发奎班师回朝，“中央独立师”随即取消，恢复原来分校的名称与建制。
一骗张发奎
7月15号武汉“分共会议”之后，唐生智想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解散，收缴学生的枪枝。分校师生收到了风声，借野营战斗演习为名，撤出了武昌城，在洪山以东地区盘旋等待救援。
参座对这支部队是早有留心，得知军校生被何键、李品仙部包围在洪山后，立即去找土匪张，要他去救这群待宰的羔羊。参座一脸神往地对张说：“华哥，呢班细路（小孩）现在是累赘的羔羊，但胜在他们是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有斗志的新时代四有羔羊，稍加磨练难说里面不能栽培出一群将种。尤其听说里面的女生大队，有不少年轻貌美又心向革命的名媛，收编过来不但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基层力量，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同志的婚姻问题。”
土匪张一听，顿时眼就绿了，饿狼看见小羊羔的样子也莫过于此，打天下没干部怎么打？遂接受参座献计，亲自出马与唐生智打擂台，把分校的师生从何键、李品仙的枪口下，强行捞了出来，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唐生智也没吃亏，汉阳兵工厂的装备，他又匀多了不少。
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后，全团编成三个营，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CP，另外女生大队300多名的女同学。土匪张对姑娘们不感兴趣，他与兼任团长的谢膺白说：我们回广东是搏命的，谁死谁活未可知，拖累姑娘们的青春做乜？下令遣散女生大队，这事后来让四军将校们意见很大，大骂土匪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但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多个小姑娘迷恋革命，匝着校门的柱子拖都拖不走，便被留下来组成一个小队随军东征。此外，还有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此人后来蛮有成就，以亲中派面目在朝鲜混到了老二的位置，成为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后来教导团起南下广东，不少朝鲜同志跟着一起走，沿途参座经常和他们进行日语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参座会日语吧）
二骗张发奎
教导团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该团是殿后部队（宝贝疙瘩阿），可他们遗憾地错过了光荣的南昌起义，八月二日才离开武昌。
教导团在武昌下船出发时，尚不知南昌已爆发起义，在船上就更不知道了。八月四日上午坐船到达九江，可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暂时不许登岸，谢膺白把一切布置好后，让教导团学生徒手上岸集中传达事件，教导团学生集中听传达的时候，谢膺白乘机另外派人下船将武器收缴，这种猥琐的行为，造成学生们对他的反感，致使他几乎带不动教导团。教导团的学生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觉得旁徨无措，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家在两湖的学员纷纷离队回家。
参座深知教导团的羔羊，稍加训练便是一支可以转化成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被宰了，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为革命留点本钱。于是假装无意中碰到谢膺白，闲聊起起教导团。谢膺白呲牙咧嘴，痛苦万分地摇着头说：“呢啲兵一个比一个识讲，把口啷过油咁，好多革命新词汇，听到我一头烟。”参座连声说：“呢个团我帮你带，点样？”，谢膺白一把抓住参座的手：“就这样说定了，不许反悔。”
参座又跑去找土匪张，张此时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知道教导团的学员有很好的革命素质，但又怕管教不好，再搞一次起义就笑死人了。参座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说谢膺白忙得要死，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张发奎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从来只见人躲事，自古鲜见乐烦难。这么积极主动勇于任事的革命同志，不满足他的要求，岂不打击了他的工作积极性？
参座趁机以安定军心的名义，向土匪张絮叨说，我们既然要学员帮忙打天下，又把枪都缴了，他们感觉不到四军的信任，怎么跟我们走回广东？所以最好把枪发还给他们，控制子弹发放就是了。土匪张想想也是道理，发还了部份枪支弹药给教导团。
三骗土匪张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把朱培德又吓一跳，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全部撤离，第四军主力也已离南昌开拔，只有一些兵站后勤人员待走。南昌兵力空虚之极，朱培德担心这个号称“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又给他来那么一把。上次叶贺搞了他一下，兵力损失三千，货财全被共产。他老人家心脏不好，实在受不了这么过瘾刺激的事情再来一次。于是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省的晚上老睡不踏实。
土匪张自然不舍得，但又不能说阿德哥的担心是多余，正在为难之际，参座面陈土匪张献计，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名气太大了，人人都知道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的，我们再把他改名换姓，叫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这样改来改去，外人眼花缭乱，怎么知道内情？那么攻击目标就不存在了。另外我们再加强整顿管束，以宽阿德哥的担心，让他搂着小老婆天天睡到中午。
土匪张抚掌大笑称妙，欣然夸奖参座：老俵，泥咁多花笋，真系帮了涯嘅大忙。接着，土匪张约阿德哥喝酒拍着胸脯保证，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绝不会在南昌闹事。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次易名，多次受挫，在参座的运作下，终于获得四军的正式户口。
四骗土匪张
参座变成教导团的团座之后，从南昌起，就每天和教导团一起行军，他生恐教导团的党员们冲动起来坏了大计，所以一直快到赣州前才离开教导团。
担心果然没错，9月初教导团到达万安。团里的党员会议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委员王侃予和李人一提出了在万安配合当地工农武装举行暴动的主张。叶剑英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否定意见，一帮人躲到山沟里，对着田不过百亩，钱不过万的小地主逞威风有什么意义？打击不大，缴获不多，对国民党杀伤力微弱，不肉疼，没意思。大家要暴就到广州暴，到敌人的心脏里暴才让国民党感到刺激。
对这件事，参座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CP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抢他老母的。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耐心地给大家谈形势，分析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极力主张去广州搞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
年底时候，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数万人攻打县城，攻来攻去，反复搞了四次才攻下来，还是守军主动撤出的，但很快又杀了回来，万安农军损失惨重。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火种，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燃烧。
教导团的团部有四五匹马，叶团座的坐骑是一匹红色高头大马，在半个多月的行军中，他几乎没有骑过，总是和学员们一起步行，他的坐马，一直让给团部四位随军南下的女同志轮流骑，当然骑得最多的是年龄最小最漂亮的曾宪植同学。也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个行军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常常看见叶团座牵着马缰绳，兴兴头头地走在前面，曾宪植同志坐在鞍上也是眼眉飘飘的样子。那年底，叶团长不顾后来婚姻法不满18周岁不许结婚的规定，毅然和曾宪植同志结合在一起，组织成革命家庭。
在赣州休整的时候，教导团里面的党员警惕性很低，公然开会讨论研究“南昌起义的意义”，结果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发觉告密。黄琪翔的兵在南昌起义中，被叶挺“拐”跑了一大半，他是深受刺激的，一听“南昌起义”就紧张，于是立即下令把教导团缴械。
参座知道后对黄琪翔劝诫，教导团是土匪张的打天下的底子，现在他不在部队里，你去缴教导团械他会不会有看法？早几天在吉安时，江董琴（第三党创始人）就给你惹了事，你现在又搞点事出来，土匪张回来后，我怕他误会你在排挤他，四军张黄一体谁不知道？你们俩是不能生间隙的。黄琪翔一听有道理，又把枪发了下去。还讪讪地解释：把枪暂时收缴，是体恤同学们行军多日，体力消耗过大，本着减轻大家负担的好意才收枪的。现在既然大家有疑虑，就发还大家自己扛吧。
这次骗的其实是黄琪翔，但土匪张说过，我与黄琪翔是兄弟，四军给他指挥和我指挥，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个是亲家，当然没什么两样了，张发奎的二弟娶了黄琪翔的妹妹，所以勉强地说，这次也算是骗了土匪张。
（注意：南昌之后，土匪张没随部队南下，8月上旬，陈可钰到了南昌，力劝张不要随队南下，因为他亲共色彩太浓，这样尾随起义军而行，谁都会认为他和叶挺两个人在唱双簧，于是土匪张安排好一切后，由黄琪翔带队南下，自己随陈可钰经由上海，转道香港回粤。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参加南昌起义后，由闽西客家人江董琴接任，江与黄琪翔关系特别过硬，而且升官的心旺。在吉安休整时，指示手下满大街贴拥黄反张的标语，被死对头缪培南强硬反对，逼的他辞职离去此事才了。原因江在1919年曾短暂任梅县县长，缪父亲是梅县恶霸，因一宗伤人案被江董琴杀了，33年缪培南把江活埋在广州郊区，至今不知尸骨在何。）
五骗张发奎
9月底，教导团抵达韶关，又被缴械，全团拉到新街整训待命。这次是土匪张亲自下的命令，张发奎从香港回到部队后，张黄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的传言，此时他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丢慢了炸伤自己。参座不愧为参座，参透了土匪张的心思，几次找他陈述利害说：我知教导团的兵心很红，李和尚4、15不是杀了很多CP么？我们正好要利用教导团倾向CP，去找李和尚报仇。否则凭李和尚与四军的渊源，将士不一定肯对他下手。参座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
10月中旬，教导团从广东花县新街出发，抵达广州北教场的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军装。
11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和黄绍雄火拼时，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继后的广州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六骗张发奎
李和尚、黄绍竑丢失了广州，当然不甘心，没广州就等于没钱没粮养部队。所以自从辛亥年以来，广西军阀总是契而不舍地占据广州。李和尚组成了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阿跛（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参座在发言中，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阿跛（陈铭枢）由于有高佬蔡的第10师，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可以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先干掉黄绍竑，李和尚胳膊往外拐，桂系全都叫他大哥，搞死了黄绍竑，他就老寡妇死儿子——没了子（指）望了。
土匪张采纳了参座的“调虎离山”计，参座又再补充道：“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军压上！”广州由此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给CP搞暴动造成了极好的时机。不过好像参座没考虑到，起义就算成功，难道CP就守得住广州？事实证明，起义军数百人也没攻下四军在长提的军部，而守军只有几十个人。
七骗张发奎
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那时，党中央真是雄心万丈，觉得只要一挥手，革命就会一蹴而就，万里江山只在他们的豪情壮志中。几年后，李立三仍然在地图上作业，号称一个月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苏联红军再帮忙出兵东北，三个月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此胜利。我不知道这叫不叫革命浪漫主义？
上面指示是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人可不会跟着瞎浪漫，占领广州不是七八条枪就可以成事的。为此广东省委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四军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没搞错，27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新成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该营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土匪张，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土匪张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参座的建议，任命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土匪张干脆一脚踢给参座全权办理。参座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不知道50年代初，参座对陶剑寒抽刀猛捅自己时，是何滋味）、蔡申熙等一批CP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参座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八骗张发奎
写到这里，我都烦了，不知道土匪张和参座有没烦？这两人真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个骗得开心，另一个被骗的，也爽得要死。
按照宣传部门的笔法，都会这样描绘：“敌人是愚蠢的，敌人是可笑的……”。负责地说，敌人不是愚蠢的，敌人不是可笑的，而是政治理想不同导致价值观念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又导致对战友的态度。可以这样说，CP对敌人狠，对自己人更狠。四军方面的人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参座，陈可钰与薛岳就怀疑过，他们和土匪张说：叶沧白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阿拉对佢咁好，结果他反蒋，你有条毛俾佢阿？第日佢有乜理由唔反你。
参座晚年回顾说，张发奎那时有革命气概，当场赌气反驳说：“反蒋我都反，光头佬抵佢死，该反就得反。”又说：“你们不要老叶回来，我就叫他请假，到德国留学去。”
我去见张发奎，张问我：“老俵，你回来任职，鸡哥（陈可钰）、哨牙仔（薛岳）都反对，你睇点算？”
我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去外国学习吧。”张发奎劝我不要急着走，先打个出洋报告，领下留学费用，等将来一起走（土匪张当时也说要出洋留学）。
由此可见，敌人土匪张不是愚蠢，而是信任自己的兄弟。广东男人经常说一句话：做兄弟，有今生冇来世。非常珍惜朋友间的友谊，不过这种观念，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很少见。
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决定12日起义。不料，CP秘密准备暴动走漏风声，教导团内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知后，连夜派其妻子陈壁君从上海回广州，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认真清肃共党”，并严厉指出：“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吮，“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
就在这时，中共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的武装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更增加了敌人镇压起义的决心。
本来，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一事，土匪张已有耳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过硬扎实的把柄，加上叶剑英在旁多次疏导劝阻，极力保护，张才未及下手。此事中共东江特委在事后给省委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对于军官教导团有一种风气，就是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亟要暴动了。所以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严厉清查。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清查的主张已经没有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发奎看到CP准备暴动的迹象愈来愈多，感到危险似乎正一天天临近，于是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镇压全广州革命分子的决议，并于12月10日密调黄琪翔所部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计划以武力进行镇压。
在此千均一发之际，参座又来了。他面见张发奎：“华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CP暴动的情报并不可靠！”他分析形势说，CP发动南昌起义已经烟销云散，贺龙、叶挺逃去无踪，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但是土匪张的口袋里正揣着几封汪精卫发来的电报，内心还是疑多信少。叶剑英又向他说明自己上段时间一直呆在教导团，了解教导团的底细，并一再担保：“CP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能镇压。
8、参座的超人奔跑
很多拍马屁的文章，搞不清楚来龙去脉还要装有学问，一说起参座，就鹦鹉学舌重复毛主席夸他那句“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特别在历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末了总要加上这一句，不加就好像做菜没放盐，淡寡无味。吕端也几乎成了参座的别号，我不知道他本人听了烦不烦，反正我烦。
原话并不是夸他，更不是总结他在历史上的几次关键行动，这话来自毛主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截取片段如下：“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看到这句话，我是后颈发凉阿，早上几十年，我不死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着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得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2年9月24日上午10点，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
那部着作疑是一篇文章，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考据，是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围殴彭德怀，参座根据会议发言情况整理而成，专门发给高干读。我不是高干，所以没发给我，不知道说啥。联系上文，看口气是参座有别于平时待人的一团和气，也参予围殴，而且使用了流民拳的阴劲，出手蛮重的，让主席点头欣然嘉许。但我看不出来这句话和表扬参座有什么关系，反觉得里面不无警告之意，意思让参座识相点，要向吕端学习，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要象以前那么糊涂。摆明有训诫的意思，长期以来以讹传讹却变成赞扬，还刻意地和草地上的事情刻意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人家化妆术犀利？
关于“草地密电”，这也是个20多年来翻烂的老账，搞得一、四两个方面军两个山头，互相斗鸡似的一个拼命要揭盖子，一个死死摁住盖子不给揭。
1935年9月，参座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参谋长时。张国焘从左路军驻地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叶截获电报，暗呈毛主席。毛遂与张闻天等会商，决定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来，主席称该电文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慢慢的又不知道从谁的文章那里开始，演变成“南下，武力解决中央”，纷扰由此而生。
事实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写的《叶剑英传》，在关键的密电问题上，并没下定论。是顾及党内团结还是对密电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原文如下：“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对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参座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吕黎平）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过程说的很详细，但我感觉他露出了破绽。早几年军史专家质疑电文时候，还没有百度地图，他们不可能向刑警破案那样，千里迢迢跑去实地勘察，只能在文献中翻来翻去找证据，却没过硬的理由。我没有条件去采访当事人，也没资格去调阅档案，但我这个人比较邪恶，喜欢像唐纵那样，在语言文字里面进行榨油，找言辞外的证据与物理条件。
参座说：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注意参座说他是飞跑，他没说骑马或开吉普、飞机什么的，这样关键的历史事件，他记错的可能性不大吧？那看看参座有没可能飞跑，当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驻地，在若尔盖县的基甲村附近的潘州故城（若尔盖县旅游资料），中央驻地在上巴西的一座喇嘛庙“班佑寺”。（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派人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
在地图上，目测两地直线距离起码9公里以上，若尔盖县城海拔3854，全县平均海拔3500，比拉萨矮100米。
那么就是说，1935年9月9日上午这天，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右路军参谋长把内裤穿在外面（超人阿），以拉一泡屎的时间，在海拔高达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上，来回奔跑了18公里以上，中间还要加上找毛主席抄录电文内容，事情完了之后，居然无人注意。
我不知道在当时，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但估计在今天，即使招唤体魄最强的军中王军霞来跑，解个大便的时间里，累死他也跑不下来，由此我对参座超人的体魄真是景仰万分。
那究竟有没电文，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着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发表，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他说电文是他给参座的）。王年一在1982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帅间接地否定了吕黎平的证言）
77年，参座80大寿，几个劫后余生的老家伙凑在一起喝酒，参座特地请了徐帅，聂力说她爸写了一首诗为参座贺，然后给大家念了，其中第三句是“川西传讯忠心耿”。徐向前也说：“我给叶帅写了首贺诗，写得不好，请大家指正。我念啦：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当年英豪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光。（《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第409~412页。）
一方面军的老人们每到四方面军的老人要否定密电时，就得意地拿徐帅这首诗说事，说你们的老大代表四方面军这个事情服气了，不翻案。“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白纸黑字，无法抵赖。（原件在叶办）可我看不出那个字是表示服气，单独抽出来读，我反觉得意味深长，当时参座手握全军大权，是压倒性的掌握了一切，徐帅不表示入伙，四方面军的人还混不混了？
陈昌浩是右路军政委，参座说密电在会议上交给了他，但他在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范硕后来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遵照参座指示，我以间在这里噏几句，之不过系怀疑您讲大话，您老泉下知，唔好同我计较，至多出年清明，我烧番几亿俾你。）
这个笔墨官司打了多年。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们不满。李先念去见邓，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吩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还公开争论干什么？老大发话，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2003年第11期、第12期和2004年第1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现在是四方面军山头的人一口咬定说没有，一方面军的人就咬死说有，互相拗来拗去。各执一词的目的其实不在密电本身，而是在各自山头在军史上的历史地位。军史专家为这封密电争论不休，也造成了一、四方面军许多老人的隔阂。双方人马因为多年来的历史恩怨，基本上是老死不相来往。不是军纪压着，两帮只剩几颗牙齿，走路都要人扶的老头，还互相整天叫嚷找个地方爽爽快快打一场架，非把对方那帮不长眼的老东西打服不可，由此了结恩怨。
他们都是脾气固执的军人，老实说，没这样的牛脾气怎么打得下万里江山？多年的历史恩怨，又因此衍生出多少的误会？能指望这些恩怨分明，认死理的老头一笑了之？我一个大哥采访过四方面军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首长，提及一方面军的北上问题。老人家年轻的秘书立即冷言插话：“红一方面军的事情不要问我们首长，我们首长不知道”，老人家在边上歉意地笑笑。隔膜已经影响到了事不关己的下一代军人，所以军史上有些重大历史疑案不解决，总是按中国的历史惯例，搞成王败寇的那一套。会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团结，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开盖子就是治心病，是消化误会，统合军心的良方，一味把事情摁着捂住，很多时候，反把事情搞复杂甚至搞砸。
以参座威望，就算承认了，又如何？大不了一帮四方面军的老头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论理，他摆出丘八本色，呲牙一笑说：叼你班贼头嘅老母，系我做马，咁又点？顶爷叫我做，我敢唔听指挥？有本事你哋落去揾佢计数。我估计，老头们一听，顿时做鸟兽散……难不成他们敢去找主席闹？（你们这帮老混蛋，是我做的假，又怎么着？主席吩咐我干的，我能不听指挥？有本事你们找他去。）
9、治粤三年
（1）镇反。49年底，参座刚回广州，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又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反共救国”的死士，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
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流氓到处捣乱，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而来，抢了走后面干部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敌人组织武装判乱，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
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原本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春风得意马蹄轻。没想到在南昌碰上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要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恳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江西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立即窜到参座面前，哈着腰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参座发话了，我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被陈正人卖掉了。
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对敌人脾气大，对同事因为工作歧见脾气也大，动不动就说不干这破局长，老子和你拼了。这次他跟随参座回到家乡广东，是打算大干一场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情报积累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的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当时陈泊还有个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坐地虎，原是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因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转进台湾后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做坐骑出入，那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仍然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是神仙。
参座命令陈泊短时间内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陈泊被逼得一急，就有点乱来了，由于当时接收伊始，干部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工作很难有突破。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效果是有的，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程长清领导的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关系找到当时的保密局澳门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转交给陈泊，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万克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
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
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保密局华南站站长。连军统时期的暗杀大王，王新衡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2）土改。49年底，参座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广东籍本土干部，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
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
于是参座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农活都没人比他干的好。
广东宗族势力大，大家族有许多公田，族里的人去租种。田地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搞土改把家族的公田分给私人，与后来收回来搞生产队，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种职业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
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当时估计有600万侨属侨眷，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那些很富裕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
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可能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
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钱财田地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广东土改手太软风声慢慢反映上主席那里，便引起主席不满。
主要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主席当时是穷得牙疼，急于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剩条裤衩，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
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3）地方主义。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主席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主席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
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
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
广东地方干部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
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
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主席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
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
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九一三”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
陶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属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亲信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700多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打成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代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难道她爸整人就是正确，别人整她爸就是邪恶？很难理解这些所谓红色公主们的逻辑，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的傲慢来自什么地方。这个世界很公平，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
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
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一青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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