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街道，到底有多土？

住在乡下的人，想进城里去，可是，城里人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城里”是他们自己的地盘，于是，中国的城市，无论大小，都有深不见底的护城河和高不可爬的城墙。即便如此，也挡不住乡下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这可惹恼了城里人，看见在城里东张西望的乡下人，由不得怒从中来，但毕竟城里也不仅仅是城里人的“自留地”，而是全体人民共有的。不管城里人是否喜欢和愿意，乡下人进城是天经地义的，是宪法赋予农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就是说，把乡下人“打发回老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城里人也不会善罢甘休，至少，在言语上，城里人要过过瘾。他们把乡下来的人，叫“土包子”。

我也是“土包子”，中国人中的大部分，和我一样，也都是“土包子”。城里人这么教训我们，是一种很严重的地域歧视。要是传出去，让美国人知道了，又该说我们侵犯人权了。可一想到普天下，那么多人，与我为伍，我也就没脾气了，或者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乡下人“土”，城里人就不“土”吗？要是城里人也“土”，他们凭什么骂我们是“土包子”呢？难道城里人是“水”做的，乡下人是“土”做的？

先看“街”—— “街”的原意，是城里两条道路交汇的地方，即十字街头。之后，逐步演变，不再特指十字路口，而是指城市里所有的道路。道路是如何铺成的？土。“街”道两边，是一家一户的房子和店铺，中间是土。“街”之构成，泄露了中国城市的秘密；城里的街道，也是土也很土。

以北京为例，自金代在此建都，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850余年的“建设”，号称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经常和巴黎相提并论——林语堂在《大城北京》中，就这么认为，这么写。他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爱国者的想法。实际情形是，北京的街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尤其是，城里的土“内容比较丰富”，绝不是乡下的“净土”可以比拟的。

1873年来华“留学”——中国人这么说——的日本和尚小栗栖香顶，就受不了北京的“土”和脏。他在自己撰写的游记中，说：“中国人不知廉耻，白昼路上放屎，日人尊儒教，此等不恭，人人耻之”。

一个在北京应试的学子，叫月卿，湖南人，和小栗栖香顶住在一个院里。他不同意日本和尚的“偏见”，指出：“京师风俗大坏，弟亦说其不洁。外省屋宇皆高，砖砌瓦盖，一尚干净。且农耕要粪，故结茅檐贮屎。师唯见一处，而诽全国，非公论也。广东、汉口、南京、长沙、沙市，其余胜地，不可胜数。虽田舍，不似北京不洁。若使皇上不在此，鬼蜮尚且不到。”

广东、汉口、南京、长沙等胜地的卫生情况，怎么样，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真是太差了，不光日本人看不下去，就是自己的同胞，也觉得脸上无光，所以才说，要不是皇帝住在北京，鬼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口说无凭，以图为证。下面有两张图，一是东单牌楼，另一个是前门大街，都不是小街小巷，而是通衢大道，但路面上，依然尘土飞扬。

图1   东单牌楼

也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土”——老北京，有一种职业“清道夫”，其主要工作不是打扫街道，而是往路上洒水，因为，路是土的，土是扫不完的，只能泼水以求尘土不要飞起来。

清道夫两人一组，一只两人合力才抬得动的木桶，一把藤条长把大木勺。泼水也讲技巧，既要泼得远更要泼得匀。街上行走的斯文人，多半是白袜皂鞋，在茶座上一落座，小二就递过来热毛巾和掸子，客人擦脸，小二忙着给客人“拐打”尘土，之后，才是上茶。否则，喝下去的不是茶，而是茶叶末子——末子者，尘土也。

要是权大势大，比如王公贵族，或者是皇帝以及慈禧老佛爷出巡，待遇就不一样了，一定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即便如此，也难免尘土飞扬。因为人多马多，车轮滚滚，人流不息，互相踩踏挤压和折腾的结果是，每一次皇族出行，无异于一次小型的沙尘暴。所以，中国人才发明了轿子，把皇帝和老佛爷等金贵之人，用布帘子遮住，说是不许草民瞻仰，其实，是不愿意“玉体”沾染了灰尘。

1913年，家住北京东总布胡同、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捐资修建了东总布胡同马路。北京，第一次有了柏油路。泱泱大国的子民们，“穿旧鞋走新路”，精神为之一振。不过，也许是马路上暴土扬尘的记忆太深刻了，难以抹去，所以，把舶来的“水泥”叫“洋灰”。“水泥”、“洋灰”，晴则为灰，雨则为泥；水泥也罢，洋灰也好，都是“土”的另一种形态。

图2 前门大街——注意路面上的土 

鉴于此，奉劝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不要再骂别人“土包子”了——因为，你们也很土，不仅土，而且脏。

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14：06

北京，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