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同化的文化？还是奴化的文化？

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不仅表现在国势强盛、威加四海之时，如“汉唐盛世”；即便在国破家亡、异族入主中原，并成为统治者的历史时期，如元朝和清朝。在文化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输给”对手，而是“同化”了敌人，将敌人消灭于无形。

这种说法，迄今，依然是关于文化解释的主旋律。但是，我觉得悲哀，悲哀在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第一，外族接受了哪一部分“先进”文化？第二，接受这种文化的民族，有多大规模？第三，这种文化，是强化了外族统治？还是削弱了其统治？是为外族统治唱赞歌？还是为专制统治找到了“理论基础”。

先看第一。

元朝和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无不以孔子为先师，并将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之主流。这就是“同化”，就是所谓落后的游牧文化接受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但是，中原文化也不止儒学一家，为什么蒙古族和满族偏偏喜欢上了儒学呢？

本质是，儒学就是一种奴才文化。其一，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种差序格局的等级制，君臣父子，士农工商，各安其职，各守其分。其中，“家”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所有社会关系都是家庭之模拟和类推。“家天下”、“父母官”，“齐家治国”，家长独长演变为君王独尊。其二，一切权利归皇帝。准确的表达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么大一份家业，皇帝一个人是顾不过来的，怎么办？皇亲国戚以及整个统治集团，人人有份。等级高的，多得；地位低的，少得。全看皇帝高兴，全看你在统治集团中的位置高低。

满蒙贵族乃至整个民族，能不喜欢这样的文化吗？能不自觉自愿地被这样的文化“同化”吗？试看满蒙是如何与儒家文化接轨的，是如何向“先进”的儒家文化看齐的——等级制。元朝，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蛮；所有官吏，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蛮都是奴隶。蒙古官员可以把土地和土地上之人口像财物一样随便赐给谁。正因为蒙古统治集团对汉人和南蛮之残酷压迫，才使得南方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势不可挡，使元朝成为一个最短命的王朝。

如果，像“文化同化论”者所言，蒙古族被我们同化了，接受了我们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没有文化认同呢？为什么对他们恨之入骨呢？为什么不把他们赶到大漠以北誓不罢休呢？

清朝的情况，和元朝一样。只是，满族知道自己势单力薄，找了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就是蒙古族。在大清，满族第一，蒙古族第二，汉人第三。而事实上，满蒙一家，努尔哈赤家族和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通过联姻，已经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为大清帝国奠基立下大功的孝庄皇后皇太后，就是蒙族姑娘。

这就意味着，在清朝，满族和蒙古族都是主子，只有汉人是奴才。主子什么也不用干，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奴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大清律例规定，旗人不农——不种地，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不商——不做买卖，不为蝇头小利奔走劳顿，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他们这个种族的。在此插一句，有人说，老毛一辈子不摸钱，以此证实他老人家很清廉。照此说，旗人不经商，是否也说明他们不爱财啊？不仕——不读书、不参加科举，因为，他们的爵位是世袭的，血统决定了他们一生下来就是阿哥和格格，考什么官职啊。考试是汉族人的事情。科举是主子对汉人的恩赏，主人需要参加考试吗？主人是主持考试的。

旗人只干一件事，当兵——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别被别人抢了去。所以，除了当兵除了掠夺，八旗子弟什么也不会干。这也不怪他们，怪只能怪万恶的儒家，因为是儒家的一句话，就把普天之下之财产和权利，无偿划拨给满蒙贵族了：一切财产和权力，归皇帝。皇帝及其统治集团，难道还需要干别的吗？这种文化，满蒙民族能不弹泪相庆吗？元朝和清朝，能不好好供奉孔氏宗庙和孔家后人吗？乾隆下江南，能不去拜会他的精神导师孔老二吗？

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人和满族人都是游牧民族。散居和流动，独立与勇敢，使游牧民族天然地具有原始的民主基因。蒙古族的忽里台大会和满族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制，是也。凡本族军政大事，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定要由一个委员会商议才能最后拍板。没有皇帝，也就没有圣旨；没有至高无上之君王，言论也就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

以忽里台大会为例。成吉思汗多牛逼，但是，他立大汗也要通过忽里太大会，成吉思汗只有推选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忽里台大会，要大家商议着来，这就是民主。你别管它是氏族的，还是部落的，反正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不是独裁，而是民主，至少是民主的苗子。除了推举大汗，忽里台大会同时拥有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战任务、决定土地和战利品分配等职责，可见，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一个民主决策机制。

这个制度毁在谁手里呢？忽必烈。忽必烈上台，是通过忽里台大会认可的，可是，他当了大汗之后，由于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认为皇帝就该自己家世袭，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关系。为此，蒙古族同胞和黄金家族成员，再也不把忽必烈看做天可汗了，而是看做汉族的皇帝。忽必烈也就再也不召开忽里台大会了。开也没人来了，也没有人认为忽必烈还能代表他们。成吉思汗缔造的草原帝国，也就断送在忽必烈手里了。没有忽里台，就没有最广泛的代表；没有代表的推举和认可，天可汗的势力范围自然因此而缩小。天可汗之影响范围，与代表数量成正比。

“如果任何人由于骄纵，自行其是，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这是蒙古的一条法令。这条法令的意义在于：1，皇权不是至高无上的，它的权力来自诸王之授予；2，皇权与蒙古贵族权力，是一种契约关系，要相互尊重。新可汗要在诸王代表的左右扶持下，才能登上汗位。这种仪式意味着，臣子以誓约表示忠诚并承担义务，新可汗也要以承诺来回应。

汉文化是没这些破规矩的。汉文化为皇权至上，打下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皇帝选任，只是前一任皇帝的事儿，和其他人有啥关系。立废均是皇帝一闪念，强化皇权，强化专制与集权，是汉文化之优势所在。对此，“同化”之后的忽必烈，能不欣然接受吗？那种感觉，就像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由衷地欢欣鼓舞！

满清入关之前，也有类似民主制度——八和硕贝勒共议制。但是，入关之后，就逐渐淡化，以至消失。这当然也是“汉化”的成果之一了。游牧民族接受了农耕民族之文化，当然是，先进文化之胜利，当然是汉文化之胜利，可喜可贺。

再说，被我们“同化”了的民族之人口。

基本上，一种文化形态被另一种文化形态的人接受，自然是人数越多越好。这就像买东西，买的人越多越好；买得越多，说明商品越受欢迎。可是，被汉文化“同化”的人，无论在元朝，还是在满清都少得可怜，难成规模。换言之，汉文化是一种“高档消费品”， 并不适合、也没有“同化”大规模的人群，而是只满足极少数极少数统治阶级口味的“精英文化”。

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有多少人口啊？

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斗中，节节胜利，土地和人口随之大幅度增加，超过了当朝GDP之增速。1601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15年之后，1615年，四色不够了，就增加了颜色不纯的新四旗，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这就是最早的满洲八旗。一旗25牛录，一牛录300人，所以，一旗7500人，八旗子弟满打满算，也就六万人。

这就是女真族发家时的全部家底——当然，后来，“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加入不少蒙汉新鲜血液。入关前，牛录总数达到创纪录的400牛录。其中，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满族子弟，总数是308*300=92400，不到十万之众。就算蒙古兄弟、汉族兄弟能分享胜利果实，总数也不过12万人。

12万人，什么概念。再拖儿带女，裙带裙带，有100万吗？绝对不会超过50万的。明朝有多少人口啊——最保守的数字是，5,165.5459人，时间是明光宗泰昌元年。但是，这个人口数，是纳税人，不是人口。很多学者认为，较为可信的数字是，明代实际人口在1亿到2亿之间。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指出：“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应有１.９７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取个中位数吧，一亿。

50万和一亿之比是：5/1000。如果，所有满族人、跟随满清的蒙古人和觉悟比较早的汉人，都当国家管理者即当官的话，官民之比是5/1000。换言之，1000个汉人养5个满人；以我们汉族之勤劳勇敢，应该是没问题的；满族人，也应该是满足的。终清一朝，旗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没超过朱明皇室人口占明国人口的比率。满清入关，相当于引入了一个皇室。欧洲有从国外迎候国王的例子，那样太小家子气。我们引入的，是整个皇室及其统治集团。而且，我们还要把他们彻底“汉化”，让他们彻底接受我们的汉文化。

这样的汉文化，必然是天下无敌的，必然是想同化谁就同化谁，保证没有一个不满意的。

要是，我们是这么“同化”别人的，估计有好多民族在渴望被我们“同化”呢？只是不能一下子全来，要排队，要分批分批地来。就像蒙古和满清，隔着200多年。来得太多，伺候不过来；来得太勤，也不能全方位细致地展示我们汉文化伺候人的水平，是多么高超和无微不至——我们这里有美食美女和不男不女（太监），有男扮女装（京戏），有小脚下跪和男宠（知识分子），哪一样要好好体会，也得个百八十年的。

蒙古人，被我们“同化”了？满族人也被我们“同化”了！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是奥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