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死——中国教育之死

     骂人很爽，也很简单，要是比较骂人的技巧和难度，乡下那些不识字的泼妇要比鲁迅都高超。可是，我依然少不了骂，因为，有些人是贱骨头，是奴才性格。什么是奴才性格呢？奴才并不是点头哈腰，见人三分笑的，而是有两面性的。对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他是奴才；对那些不如他的人，他则高傲的不可一世，比在台上的萨达姆都神气。肖伯纳有一句名言：一个人本性的好坏不是看他对某一个人的态度是多么谦恭，或者多么恶劣，而是看他是否对所有人都保持相同的态度。所以，对所有人都摇头摆尾的，不是奴才，而是一条百依百顺的、可爱的小狗；对所有人都咆哮如吼、没有好脸色的，是脑筋不正常的疯子。但小狗和疯子都是一致的，只有奴才，有两副面孔，一会儿一变，看人变脸。

     题目是北大之死——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子，北大之生存状况反应了中国教育的整体。应该说，写这段文字，并不是心血发烧了，而是早有预谋了。在此之前，写过一篇《大学的困惑》，说的也是大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然而，从那个时候2003年到现在，教育的环境、大学的水准、学术的风范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改善，而是越来越不堪了。虽然，早有预谋，但是，却始终不愿意说“废话”——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不是不明白，不是看不清楚，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社会精英”，根本是恃权无恐、指鹿为马的一群人，他们把持着社会的广播权，其他人的声音都被淹没了。

    这篇文字起因是昨晚看凤凰卫视的讨论——上海大学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我并不关心结论如何，而是关注正反双方的论据。其中，反对方指出，在上海大学的论坛上，11个帖子，有10个反对的，以此说明，上海大学的规定是“不得人心”的——至少从论坛上看，反对方有压倒性优势。不过，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上海大学的副校长叶某人说，论坛上只有10个人反对，而上海大学有7000多人，反对的人只是7000人中的一小部分。呜呼，我说不出话来，哀哉，这是什么逻辑——难道那些保持沉默的人，没有机会在网络发言的人都是叶校长的死党吗？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可是，叶校长就是这么计算的，没有说话，就是赞成。

    其实，叶某人的这种逻辑，也是有“历史”的。据我考证，美国人开发西部的时候，西部广阔的草原上，有很多野牛。这些牛都是野生的，没有主人，谁下手快，抓住了野牛，在牛背上用烙铁烫一个记号，比如“汤姆克鲁斯”之类的名字，那么，这头野牛就是“汤姆克鲁斯”家的牛了，其他人就不能再随便抓了。偏偏有一个人，逆向思维，他其实没有抓到一头野牛，看着别人牛群兴旺，发了财，就出了一个计策，他说：他的野牛都是没有打标记的，所以，凡是没有记号的野牛都是他自己的，别人再也不能捕捉了。结果，引起了一场混乱。叶校长的思路，和这个没有抓住野牛的人一样，明明两手光光，却想凭空得利，想法是美好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叶某人的表演并不是最差的，比他更“优异”的是某个学院的陶教授——也难怪，要是没有这么差的教授，也就没有这么差的校长，比较起来，校长比教授还是略胜一筹。在反对派询问有没有考虑上海大学制定的策略的消极影响时，这位教授居然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消极影响，全都是积极意义。后来，倒是加了一句话，说，消极影响的出现，必然随着改革的进行全部消除掉。一项只有积极意义、没有负面影响的制度，我没有见过。陶先生出现在凤凰卫视，显然是为消除其负面影响冲锋陷阵的，可是，陶教授竟然口出此言，令人惊讶。

   上海本是人文荟萃之地，上海大学也该因地灵而人杰，可是，两位的表现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真正让上海大学风光耀眼的是反对派的余亮——他逻辑清晰，表达准确到位，要不是慑于他的校长的权威，他的发挥应该更加出色的。

   南有上海，北有北大——北大在中国的学术地位远胜于上海大学，而其表演的精彩程度自然也非上海可以比拟。最近的一件事情，是丘成桐事件。丘教授说，北京大学的很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假”的，丘教授所说的“假”，并不是说这些教授在国外的学术成果、地位不足以担当北京大学聘任的岗位，而是说，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他们在合同上所规定的半年或九个月的工作期限，因为这些学术“大腕”通常在海外的教职是全日制的，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业余时间”，让他们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

可是，面对丘教授的质疑，北京大学的回应却是：“质量是高的”，“绝大多数在海外具有很高学历，有过重要学术任职”，这种回答与丘教授的问题，显然没有接口，即使让外行人听来，也是不及格的。先别说北京大学有没有问题，就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丘教授再问什么，何谈回应。当然，真正的可能是，并不是北京大学的人都那么弱智，而是有意在做太极推手，避实而就虚吧。

李敖去北大演讲的时候，说：老北大，是很牛的。“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北大多狠，教育部的公文拒绝，教育部钱来了，钱收下来了。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太孬了。”李敖先生的话，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大学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如何向教育部伸手要钱的手段上，实在值得其他大学虚心学习。

    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给北大、清华分别投资9亿人民币，实说起来，这些钱也没多少，泱泱北大，皇皇清华，每一个学校都有那么多人头，算在每一个人头上，不仅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很难实现，就是让北大清华的教师实现小康，也勉为其难了。所以，北京大学的著名文学教授孔庆东先生，跑到凤凰卫视，和主持人窦文涛说：你算算，北大有多少人，9亿人民币分三年花，算在一个人头上，一年能有多少啊。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清苦的，仅靠工资，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所以，有时也去外面“走穴”，挣点辛苦钱。言辞恳切，感人，估计窦文涛是感动了，我也感动了。

如果教育部的官员看到孔庆东教授的谈话，一定觉得9亿人民币不够大放，让堂堂大学教授如此没奈何，可是，我们却要问的是，这18亿人民币凭什么给了北大、清华，而不是按照公平竞争的机制，允许各个大学公开竞标呢？哪一个大学、哪一个学科、哪一个教授有学术成果，哪一个人就应该获得奖励，而不是依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模式，一次性划拨给北大和清华。这18亿，其实是非常有损北大、清华声誉的，就像一笔黑钱，拿了也就拿了，没事儿的时候偷偷地乐，也就完了，偏偏还说给的少了，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活活要气死清华北大之外的学校吗？

办教育，没有钱是不行的。毫无疑问，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都是拿钱堆起来的。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统统都是，即使在亚洲，香港科技大学也是浑身被金钱包裹起来的。所以，能不能拿到钱是衡量一个大学的重要指标。不过，大学的钱，从哪儿来？如何拿到钱，却是一个区分中国大学和外国大学的关键。

    美国老一代的名校，都是依靠私人的资金发展起来的。哈佛、耶鲁都是如此，美国大多数名校也都是私立的。这就是说，如果大学有能力为社会培养可用之材，那么，社会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校园，而资金的支持又会进一步促进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这是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尤其是，因为这些钱来自私人，来自各大基金会，那么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些资金所资助的学科、研究也就会和社会有更紧密地联系，而不是仅仅为了评职称，装门面。在这个意义上，评价一所名校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所学校能从社会上拿到多少资金。换言之，大学所得资金是社会对于大学过往研究成果的嘉奖和未来研究的投资。

一所好的大学，一所名校，应该有骨气从社会上拿钱，应该有能力获得“大款”们的青睐。可是，偏偏北大志不在此，北大的骄傲和手段是，如何从教育部领到更多的“赏银”。孔庆东教授的“诉苦”，算是其中手段之一，即“动之以情”，而更有理论价值和说服意义的是北大书记闵维方教授的“晓之以理”。

闵书记在其《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一个观点：即美国的一流大学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打造的。他说：“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而事实是，已经有学者指出了闽书记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是给北京大学“招商引资”的，而这个商人就是政府和教育部。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在有人指出其错误之后，堂堂北大校长，居然引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属的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02年12月的一份《研究材料汇编》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材料中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兴盛，与政府的积极扶持密不可分”。 不知道闵书记作为教育专家是否有比这种材料汇编更好的文献，还是觉得政府的文件有更大的权威性。

其实， 借助北大的金字招牌，即使从社会上拿钱也是非常容易的。比如，北大方正，就是一个典型。方正集团是1986年投资创办的，现在拥有6家在上海、深圳、马来西亚及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和遍布海内外的20多家独资、合资企业，员工15000余人，名列国家首批6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500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一，120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资料来自北大方正集团网站）。 从数字看，北大方正可谓战绩霍霍，风光无限，可是，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巨大的谜团，即北大方正集团以及其他校办企业在使用“北大”这两字的时候，是否缴纳了品牌使用费。换句话说，“北大”这两个金字是100年来，所有历经北大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们共同创造的，现在，就这么便宜了一批“不书不商”的人，合理吗？

    这大概就是“双轨制”——一个大学，可以一边教学科研，一边经商，两不耽误，就像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农民一部分时间耕种私田，另一部分时间耕种公田，而且都干的像模像样。当然，真正的双轨制是张维迎教授曾经论证过的，“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这是张教授的一大学术贡献，至今，在所有有关其学术成果的介绍中，这一成果依然被作为头条显示出来。

   中国的改革以前、现在依然是双轨制，以后继续这一制度也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可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双轨制”的正确的。如果，在北京的一条马路上，你开车靠右行驶，警察肯定给你开罚单，罚钱，其实是小事，最主要的是警察要告诉你，你不懂交通法规，也就是“不懂规矩”。可是，在经济世界，要是你提出并论证“双轨制”，却是重要的学术贡献，读书人的事情，老百姓真是讲不清楚。

最近，北京的房价涨得狠，经济适用房就成为“穷人”的首选——北大的教授不在此列，他们在号召大家购买“第二套”房子呢——我的一位同事，就属于眼下的“穷人”，他打算去买经济适用房，遍访无门。后来，找到了一家中介，中介说：他们手里有经济适用房房号，一张，15万元，保证你买到房子，比商品房便宜多了。我的同事犹豫了，现在骗子这么多，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对方保证，买到经济适用房再交钱。这就是“双轨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暴富的速度比吹得都快。

9月10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所有教师和往届可以联系到的毕业生都收到一条短信：张维迎先生已经升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先生也在同一天，对光华新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迎新贺词：“在今天的中国，上大学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必须向你们强调，北大是培养精英的大学，光华是培养精英的学院。这是历史赋予北大的使命，是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全人类进步事业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这是张维迎先生的原话，听了这一席话，真让年轻人血脉膨胀，然而，必须申明的是，北大以及北大的学生、教师还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吧，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不缺少什么精英，所缺少的恰恰是脚踏实地、步步向前的合格的公民。

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也可以说：精英死了，北大也死了。自从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之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也一起下沉到颐和园的淤泥里了。王国维先生的尸体，还可以浮出水面，然而，北京大学“5.4”时期所缔造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却永远也打捞不起来了。曾经，北大还有一堵围墙，可以隔绝现实的喧闹和浮躁对于燕园的冲击，然而，当北大的南墙被推倒之后，北大已经和社会彻底融为一体，随波逐流了。

北大死了，中国教育还活着吗？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望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