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和小费

国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却有收红包的传统。或许是泱泱大国，小额奖赏出手不够阔绰，没有大把散金银的痛快，也就从简了。就领受者而言，也觉得这么一点小意思，既不能一夜暴富，也有损尊严，拿了小费，好像自己是讨吃要饭的一样。反正，在中国是难得看到小费的。

倒是红包大兴其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寄托着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逢年过节长辈给晚辈的红包，对年少儿郎，自然是一笔不小的“外财”。上一级首长的每一次有“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也会有红包进账。有一个故事说，县太爷的老婆过生日，下属为了巴结县太爷，送了一只纯金的老鼠，因为县太爷的夫人属鼠。县太爷见了金老鼠，喜笑颜开，然后叮嘱下属，老太太也要过生日了，属相是牛。下属听完，晕倒。

最近，有一个新闻——山西一个贫困县的一把手收了近千万元的“红包”，超过了这个县当年的财政收入。古人常常以“富可敌国”赞誉一个人或家族的富足，这个县长虽然不及“富可敌国”，但是，足以敌县。这个新闻还揭示了红包的走势路线图——“红包”总是“劫不足而补有余”，薪水俸禄较低的官员要拿红包孝敬权高位重、收入比自己丰厚得多的上司。

小费在国外作为一种服务行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从何而来，本人未加考证。但是，我觉得这种“规则”是非常科学的。第一，小费是顾客对于服务满意程度的一种最直接的奖赏和对他人劳动的由衷的尊重。比如我们到饭店用餐，所付的账单是对就餐环境、饭菜质量的价格评估，一笔付清之后，这个钱进了老板的腰包。要是老板公平人道，服务生的辛苦劳作或许可以得到合理报偿，但是眼下的中国，黑老板居多，客人付一点小费，服务生就可以得到最直接的奖赏。而这种小费于老板也无害处，服务生得到的小费越多，他的服务自然越到位，这样的正反馈作用，于顾客、老板、服务生都有益，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第二，小费是对低收入人群的一种更为直接的转移支付。比较而言，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群，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层次不高，有些是来自农村边远山区的年轻人，也有些是在校学生，这些人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中下水平，甚至，他们还要担负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经济状况在贫困的边缘。此时，小费的意义就不只是对服务者劳动的奖赏，而是一种隐含的财政转移支付——分担了政府对于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救济。比起捐钱捐物给某个基金会，经由基金会把钱物转发给贫困人群的方式，付小费要更为直接，也更为安全，因为我们知道眼下的很多基金会其实都是“肥了自己”，而没有把钱用到真正需要救济的人身上。

我第一次给小费是新房子“开荒”。那是2004年夏天，下了一点小雨。早晨9点，来了三个人，1男2女。那个男人个子很小，给人发育不良的感觉。我一边“监督”他们打扫房间，一边和他们聊天。他们都是拿固定工资的，“风险小”，可是薪水微薄。那个男人——其实应该叫男孩，可是，他的手上满是老茧，面色沧桑，谈到社会万象，也看尽其中奥妙，不再是男孩——每个月550元，女孩450元，包住，外加一顿中午饭。要是工作地点距离保洁公司比较近，他们就到公司拿午饭，要是太远，就自己买饭，但是标准不能超过2.5元。

下午5:30，工作结束了。这个时候，他们公司老板来了，是为了视察他们工作的。我要给小费，还要避开他们老板——中国公司严禁员工向客户索取小费，虽然这个公司很小，但管理也很“规范”，遵从中国公司的惯例。不得已，我随着他们下了楼，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三个人都没有带雨具，男孩撕开一个塑料袋子披在身上，女孩还是爱美，只好淋雨了。等老板转过楼角，我给了那个男孩30元，他们三个人全都拒绝，在我的坚持下，他们收下了，却再三回头谢我。看他们的身影在风雨中飘摇模糊，感触良多。

还有一次，是搬家。一大早起床收拾东西，像战争年代逃难一样，把所有书籍、家具、“细软”包裹起来，从城市的一角搬到另一角。我们夫妻二人忙不过来，10岁的女儿也参加了战斗，感触颇深的是，女儿真的长大了，她手脚利索，点子多，脑子快，所有的箱子都是她一手封装的。中午，来不及吃饭，在附近的饭馆要了一份新疆风味的炒面片，女儿吃得津津有味。这个孩子平时很让我头大，毛毛燥燥的假小子，关键时刻却身手不凡，贡献很大，让我想起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女兵”。特地在此给女儿留一笔，表示一个不尽职的父亲对女儿的爱。

下午3:30，一切收拾妥当，我们长出了一口气，心里作着夜宿新宅的美梦，何等惬意。可是，搬家公司来了之后，说：因为我们的楼门前进不了车，需要绕道20多米，原来约定的价格180元，他们不能搬。我一下子上了火，把他们赶跑了——不是为钱，是因为他们临时变卦，有敲竹杠的嫌疑。

我马上联系其他公司，可是晚了。所有搬家公司的车都派出去了，要是当天搬，必须等到晚上10:00以后。不得已，我妥协了，价钱涨到220元。工人们回来了，开始紧张有序地装卸东西。搬家工人是计件工资，每搬一次，一个人从搬家费中提取6%，也就是说，他们上上下下、来来回回2个多小时，才能拿到13.2元。看着工人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心软”的老毛病又犯了，觉得这些人真是不容易。自己也不顾疲劳，搬一些力所能及的物件。

到了新家，和工人们融洽了，一个工人甚至给我出主意说：旧沙发该扔了，在餐厅摆放玻璃酒柜，整个房间就显得很有气派了。我说，小本之家，慢慢来吧。临走，我给了其中一个工人20元钱，让他分给其他3人。

说这两个小事，不是自夸个人的高风亮节，充其量，我也不过给7个来自乡下寻找未来的人一顿简易的午餐。不过，假如每一个处于社会高位的人，能够秉着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的朴素信念，“从我做起”，养成给“小费”的习惯，那些在城市中做最辛苦工作的“民工”的境遇就会有所改善。特别地，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社会中，沟通全体民众内心的纽带，除了高不可攀、人人敬而远之的道德之外，最有效的润滑剂莫过于金钱。“小费”之妙还在于，它会诱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你把关爱以切实的、看得见的货币赠与他人的时候，终有一天，接受赠予的人会把这种赠与回馈给你，仿佛古代印第安人的魔法——“飞去来器”，这就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开始。

红包和小费本是无关宏旨的小题目，不过，我们不妨“夸大”一下其效用。“小费”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总是由地位、阶层、收入较高的人不弃锱铢地赠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众，“涓涓细流，汇之成海”，如果每一个处于相对上位的人能将这种帮助，毫不吝惜地施与那些相对低位的人，那么由此形成的累积效应或许可以大大地削弱贫富差距，大大缓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仇视心理”。

红包的路径是反方向的，自下而上，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阶级进贡给拥有公共权力和资源的人，这就意味着，红包之流行，必然带来“马太效应”——强势集团所得大大超出了其理应所得，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扩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积怨由此加深。西方社会文明日进，民风渐淳，盖有“小费”而起；中国社会世风日下，各阶层相互分割，势同水火，红包之盛行，也是一种合理解释。或许，拯救今日急速堕落之道德，弥合社会之裂痕，应该从“小费”做起。

大家不妨一试——自扰庸人，谨记（200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