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之“前世今生”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农村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了，社会安定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才有最基础的保障。不仅如此，对于一个以农业“安身立命”的国家来说，农村寄托了相当多国人的浪漫梦想，就像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一样。武将解甲，文人归隐，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保留着非常深厚的乡土情结。因此，新农村建设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重塑国人精神家园的文化追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并不“新”。远的不说，49年之后，就有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是一次“乌托邦”式革命，可失败的也最彻底；第二次，是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目标是到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在全国建设200多个大寨县，占全国总数的10%。那时候，我上小学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了期待并耐心等待。这一次的失败是次要的，可笑的是，当政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目标不够遥远。任何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都可以看到那一天，并检验目标完成得如何。不像其他政治高手，总拿一个够不着的“胡萝卜”忽悠你。

 第三次，就是78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经过28年的发展，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大改善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因此，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是78年以来农村改革的延续和深化，是新时期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面貌的又一次伟大变革。

78年的农村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这个制度创新就是改变原来的“大集体”，打破大锅饭，使农民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可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制度创新激发和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已经逐渐弱化，并趋于枯竭。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一个显著标志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年拉大。

“包产到户”式的经营模式，虽然使农民获得了实惠，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体经济的实力。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在抵御市场风险、开展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很大缺陷。由此，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以灌溉为例，现在的大多数水利设施，比如蓄水坝、小电站、机井、灌渠都是在公社化时期以及学大寨运动中，以集体的力量、肩扛手挑修建的。分田单干之后，这些水利设施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只有使用，缺乏适当的维护，更没有修建新的水利设施。因为，把鸡犬相闻却不相往来的农户组织起来，需要相当的组织和协调成本。农村的其他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有同样的困难，大多数中国乡村的公共卫生、医疗设施、文化娱乐、道路建设、养老保险、环境整治、污水处理以及信息服务等都有相当的欠缺，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如果说，78年的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标志的，那么，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是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78年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基本确立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即：以农户为单元的分散组织模式，这一框架是农村所有制度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容动摇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创新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其所能支撑的极限。农村经济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创新性要素的第二次注入，而这一要素就是适宜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技术创新。

以技术创新统领“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这一次“新农村建设”的主旋律，而新技术的应用是全方位的，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集体，从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乃至县域省域，都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例如，农业生产中，育种、栽培、田间管理、收割和产后加工、运输；农村生活中，冬季采暖、安全饮用水、固体垃圾和污水处理；社会发展中，妇幼保健、疫病防治、农村教育、广播电视和信息服务，“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尤其是，这些技术并不是单独的农户能掌握的，在经济上，也不是一个农户和几个农户能够负担的。

近期，我们走访了北京近郊怀柔区几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发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北京市水务局在河防口村投资1000万元，整治了穿村而过的石夹河，修筑了堤坝，清理了河道中的垃圾。污水通过地下管线集中收集、处理，保证了水体清澈。河道两岸是低矮的长城垛，灰砖砌墙，白线勾缝，开始向观赏性方向下功夫了。庄户的外墙，都刷了一遍，颜色不正，既不古朴，也不鲜艳，但外人一看，就知道是统一处理过的。

为了方便北京市民观光和采摘河防口村的特色果品红肖梨，市农委投资600万元，修建了2公里长的上山公路，四个小型停车场，山路两边是竹篱笆，整齐一致，尺寸严整，很有节律。投资30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大体上完工，明年开春，就可以用了。问起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行和维护费用，村书记说：单靠本村的力量是用不起的。

河防口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政府的投资力度是比较大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卫生、环境、照明都有了实质性改善，可是问题在于以后的持续性发展。其他镇乡村，就差一些，资金投入数量倒在其次，关键是新农村建设的诸多问题没有理顺。

第一个问题，谁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者？1978年的“土地承包制”，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一个最为引人关注的要点是，它是自发的、自主的、自下而上开展的，这一点，决定了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普遍性，具有放之中国的适应性。眼下的“新农村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缩小城乡差别、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而农民并没有自觉自愿自发自主地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如果，政府一厢情愿地推行新农村建设，对试点村发放“小恩小惠”，不仅有违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政府的财力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让一部分农村“旧貌换新颜”，却不能使所有的旧农村变成“新农村”。河防口村的污水处理厂，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污水处理厂是北京市水务局投资的，可是，以后的运行和维护费没有下文了，指望农民凑钱维持运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村民排放的污水对村庄自身的影响是很小的，受害的是北京和北京市民，在这种状态下，村民肯定不会自己出钱为北京人“办好事儿”。

第二个问题，资金使用效率。政府投资的效率一直是备受经济学家质疑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大工程，其成本构成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有时难以估算，也难以评价资金使用效率。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政府总是愿意做“大项目”。我们走访的都是小项目，可是，还是发现政府花钱“出手阔绰”，好像花花公子一样。一个90平米的乡下“标准厕所”，造价17万元；一个太阳能路灯约在6000—7000元之间。尤其是，这样高标准的厕所、高科技的路灯并不是一个村特有的，而是所有新农村都要建造的。算下来，怀柔244个村庄的厕所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工程，而施工单位必须是由政府认定的具有施工资质的公司建设的，不允许当地农民“私盖乱建”。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钱是从不同渠道“落”下来的，而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道路硬化的钱是一个渠道，自来水、污水处理是另一个渠道。有一个村子，道路修好了，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的钱又来了，不得已，只好把刚修好的路挖开，再来一次。农民说：我们种地一年也不过深翻一次，可是，新农村建设一年要翻好几回。虽然，有关方面制定了“分渠道投入，汇集后使用”的资金使用政策，可到了基层，每一个项目都有各自的日程表，要按时按质验收，镇乡村只好“照章办事”，冤枉钱自然花了不少。

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是“内生性”的，还是“外向型”的？所谓“内生性”发展模式，是指农民有钱了，农村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了，一个村子内部、村庄之间以及集镇之间的自我循环模式，简单说，就是“你赚我的钱，我赚你的钱”。因为分工和专业化，成本降低、产量增加、品质提高，大家都比以前更富裕，有更好的生活水准；“外向型”模式就是依托城市，以“服务城市”为目标，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应该说，这两种模式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差别在于两种模式的适用范围。

我们调查的农村，都是“外向型”的，这是怀柔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怀柔地处北京近郊，山明水清，自然条件优越，吸引厌倦了城市生活的白领阶层，到怀柔休闲度假观光采摘，是发展当地农村经济的可行途径。可这种模式是不能拷贝的，也就是说，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来说，“城市”是很遥远的，就像散布在沙漠之中的绿洲一样稀少。而且，即使是城市近郊，也很少有像北京这样具有很高消费力的庞大白领阶级，“面向城市、服务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就靠不住了。所以，只有“内生性”模式才是长久之计，才有可能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的“新农村”建设问题，而不是只搞好北京周边的几个县。

                                             2006年12月26日星期二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