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的玄疑

1．兩個案例

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係之所以成為一個難題，原因在於，公平是很難精確定義和描述的。當人們將精力糾纏於“什麼是公平”的時候，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也就失去“效率”，停滯不前了。因此，為了避免和經濟學家一樣陷入無休止的概念之爭，我們從兩個故事說起。

1405年，一個名叫鄭和的太監，受“大明朝”篡位皇帝朱棣的派遣，從南中國海出發，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開始了遠洋巡遊——這個船隊的規模之大、人員之多、航行距離之遠，是今天的中國海軍也沒有達到的。此後28年間，鄭和率領其船隊，七下西洋，先後到過亞洲和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去了大明朝皇帝對這些蠻邦藩屬的親切問候，也帶回了“天涯海角”的人民對大明皇帝的無限景仰和感激之情。

這是一段只屬於中國人的輝煌歷史，事隔600年之後，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年的專題片中，畫外音充滿深情地說：“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人創造的海上奇蹟，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偉大的壯舉，也因此而改變了世界的歷史。這一偉大的事件發生在整整600年前，有歷史學家猜測，這支船隊甚至繞過了好望角，完成了環球航行。鄭和船隊帶來了一個遙遠的東方古國的文明禮儀和各種高貴的禮物，世界知道了那個偉大的國家叫中國。”

評價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價值，並不是本文所關心的。我們的焦點在於“七下西洋”的效率——“下西洋”的投入無疑是非常浩大的，粗略說來，包括建造200餘艘豪華船隻的材料、人工；2萬八千人的柴米油鹽和淡水；饋贈各國元首和貴族的禮品等等，每一次出海所費應在數百萬兩白銀以上，還要搭上很多年輕人的性命。

所以，不需要複雜的計算，即可知鄭和下西洋是一筆賠本買賣，不是小賠，而是大賠特賠。這也就難怪鄭和下西洋成為空前絕後的“壯舉”，也難怪這支大明王朝海上御用廣告使團，興起時轟轟烈烈，消失在忽然之間，並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要不是歷史學家們不辭辛苦，恐怕中外人等都不知道歷史上曾經有過那樣不可理喻的“航海運動”。

鄭和之後，憲宗皇帝又來了興致，想派人沿着鄭和的路線再“瀟灑走一回”，時任兵部侍郞的劉大夏為了堵死這條路，把鄭和的資料藏了起來，還公然放話：“三寶下西洋，費銀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且萬計，縱得奇寶而歸，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航海資料找不到了，中國人大規模地下西洋的路線也就斷絕了，剩下的只是沒有生計的流民貿然出海成為天國的棄民和海盜，而已。

顯然，單純從經濟角度是很難解釋為什麼賠本買賣持續了28年，雖然，明朝皇室是中國歷史上最弱智的一個家族，但他們也沒有愚蠢到數不清銀子盈虧。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明朝皇帝和東南沿海各國做一筆交易：大明朝拿自己的銀子換取各國的朝貢和名義上的臣服，樹立大中國世界中心的形象和明天子“天下共主”的權威。

經濟上賠本，政治上空吆喝，鄭和下西洋的其他收益如何呢？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張彬村先生指出：“鄭和下西洋並沒有發現新航路——他的船隊所航行的路線和所到達的地方，是宋朝和元朝時代的華人已經熟悉的舊航路和舊港埠，不是新航路和新世界——也沒有帶來新市場，沒有促進生產與消費，沒有給人類提升物質方面的福祉。如果鄭和下西洋有甚麼新意，那大概就是史無前例的巨大規模。”

鄭和船隊的規模是無可匹敵的，但它標誌着一個夜郎自大又衰弱不堪的舊帝國的告別——因為謝幕，所以隆重，就像一個鉛華厚重的老美人的盛裝出行，雖然華麗，但再也引不起男人們的興趣，空留下一聲長長的嘆息在歷史的曠野里迴蕩。代之而來的是哥倫布、麥哲倫、達加瑪率領的小規模船隊，但這些船隊卻開闢了人類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因為開始，所以弱小，但他充滿了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在衝過驚濤駭浪之後，發現了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新大陸”。

哥倫布的船隊有三條船，三艘船大小各不相同，在船上裝有大炮，與當地土著居民做交易的物品以及6個月糧食和其他食品。旗艦“聖瑪利亞號”，重130噸，長約35米，甲板長18米，有3根桅杆，並備有角帆，哥倫布任船長。第二艘是平塔號，船長是馬丁·賓森，重90噸，速度快，船體長度只有旗艦長度的一半。第三艘尼娜號，重約60噸左右，船長是馬丁的兄弟維森特·賓森。賓森兄弟也是做為投資者參加這次探險的，是否成功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

“遙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船隊雖小，目標卻十分遠大，包括哥倫布在內的87人都是被“黃金夢”燒得發燙的探險分子，這一點，哥倫布說得特明白：“黃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誰占有黃金，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了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並使之升入天堂享樂的手段。”

沒有人不喜歡黃金，包括富甲天下的國王和王后，加之，這次航海是西班牙國王資助的。哥倫布擔心自己找到的香料、黃金、土地和其他財富被國王拿走，自己出生入死，反倒一無所獲。所以，為了保障“勞動果實”不被竊取，出海之前，哥倫布和西班牙國王簽了一份契約，契約詳細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具體包括：國王和王后對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擁有宗主權，而哥倫布被預封為“新發現土地”的“世襲總督”，享有實際控制權；哥倫布對前往“新大陸”貿易的船隻可以徵收10%的稅，對自己運往西班牙的貨物國王必須免稅。

哥倫布等人經過71個晝夜的航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在現今的巴哈馬群島上，哥倫布第一次看到了全裸的、古銅色皮膚的印第安美女，但哥倫布不是一個好色之徒，他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他宣布登陸的島嶼為西班牙領土，升起了代表國王和王后的“F”和“Y”字旗，並匍匐在地對給他們帶來好運的上帝表示感謝。然後，就帶領船隊繼續自己尋找黃金的冒險。

哥倫布的第一次航行大獲成功，時隔7個月12天之後，哥倫布率領船隊回到西班牙，船上帶着大量黃金、當地特產以及6個印第安人作為人證。此後，哥倫布又三次遠征，率領船隊向加勒比群島和南北美洲進發。哥倫布探險引發了西班牙國王和民眾的發財夢，隨後的一個世紀，西班牙人的足跡遍及加勒比群島、北美洲東海岸和南美洲全境，大量的人口輸出和黃金、白銀流入使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先富起來的”國家。

實際上，不光西班牙，整個歐洲能有今天，基本上是托哥倫布的福。雖然，“先富起來的”歐洲人在提到他們祖先對印第安人的強盜行徑時，常常不好意思，並著書發願、深刻反省。可富足的生活是誰也拿不走的。再看看曾經向東南亞鄰邦炫耀的泱泱大國，至今在為過上“小康”生活而孜孜以求，而那樣的日子是500年前的歐洲人就享有的。

2．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

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哪一個更有效率，不言自明。不過，為了說明，列一個清單，也很有必要。

“鄭和下西洋”所得：

1，東南亞各國知道中國有一個篡位的、冒傻氣的皇帝，四處散財。

2，從孟加拉國買了一頭長頸鹿，以為是“麒麟”，其實不是。不過，永樂皇帝朱棣說是，中國人也都認了。

3，在馬六甲等地建立了四個官倉，現已蹤跡難尋，但為繁榮中國和海外的考古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4，奉行“和平主義”，沒有在外殖民和擴張，也沒有一寸土地是姓“朱”的。

5，尊重和保護當地文化，不強制推行漢語和漢文化，為今人建立“孔子學院”留下了廣闊空間。

6，每一次航行都是“循着前人的軌跡”，沒有“越軌”，也沒有發現新航線。

“地理大發現”所得：

1，   加勒比海和美洲印第安人從此知道西班牙人是最血腥和蠻橫的強盜，西班牙國王就是這些強盜的總頭目。

2，   西班牙從海外殖民地運回了大量黃金、白銀，以及美洲特有的植物，包括玉米、棉花和煙草，並引入了印第安人獨有的梅毒。

3，   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加勒比海群島、中北美洲和南美洲，西班牙本土反倒成為無人光顧的大雜院。

4，   普及西班牙語。

5，   傳播基督的福音，讓更多的人成為上帝的子民。

6，   把美洲當印度，把蠻荒之地當日本和中國，在學術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西班牙人和歐洲人在檢討哥倫布所犯的“罪行”，中國人在回憶鄭和曾經的光榮。2005年，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年之際，我們聽到了所有可能的稱讚，偶有學者提出讓人反思的話題，也被廉價的“民族主義”熱情淹沒了。但是，牛皮也經不住老吹，吹得人多了，也就破了。在鄭和下西洋的“低效”、“無效”成為事實之後，我們需要進一步闡釋為什麼沒有效率的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個勤勞和“智慧”的國家。

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率，這就是問題的唯一解答。從來沒有不公平的效率，也不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即公平的環境下誘發無效率的經濟行為。如本文所言，雖然我們不能清晰地界定公平的概念，但哥倫布所享有的公平遠不是鄭和可以比較的。

哥倫布出發之前，和西班牙國王簽了“生死狀”——國王夫妻也挺狠的，說哥倫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他們許諾的賞賜條件全都無效。即便如此，哥倫布也是幸運的。至少，他可以和國王談條件，“雙向選擇”，哥倫布要是不願意去，國王也沒有辦法。反過來，如果探險成功了，功勞也不能只算在國王一個人頭上，哥倫布也有份。如果說，國王和哥倫布是一夥強盜的話，協議書就是一張白字黑字的“分贓協議”。

西班牙國王和哥倫布的強盜本質是難以磨滅的，不過，也不要因此就以為永樂、鄭和多麼高尚。朱元璋是一個成色十足的“盲流”（可以參考《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永樂和朱元璋一樣，也不乾淨。可，盜也有高下之分，西班牙國王聰明絕頂——他允許哥倫布從“贓物”中分得很少的一份，這樣，哥倫布才幹得起勁。哥倫布宣布巴哈馬群島屬於西班牙國王，也是在給自己頒發海外殖民地總督的委任狀；在給國王掠奪黃金、白銀的時候，也在計算着自己財富的增長。

朱棣是一個笨賊，鄭和則是這個笨賊的奴才。他和永樂皇帝之間是沒有契約的，他是皇帝驅使的一隻走狗，是沒有自我主張和個人意志的木偶。永樂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永樂讓他死，他就必須去死，他甚至連選擇死的方式的自由都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鄭和出海所得到的一切，都天經地義地屬於皇帝本人，鄭和不能染指分毫。既然不能共享“贓物”，鄭和何必那麼賣力呢？

事實正如我們分析的，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是風平浪靜的“和平主義”，少有疾風驟雨式的流血衝突。原因何在？沒必要。拿多少錢出多少力，朱皇帝一毛不拔，鄭和出力也有限。要是朱棣也讓鄭和當海外殖民地的總督，也讓鄭和抽捐分稅撈油水，相信鄭和對東南亞人民的感情也不會那麼深厚，沒有階級仇，肯定有民族恨。哥倫布在美洲犯下的罪行，鄭和未必就干不出來；而鄭和所開創的事業，也不會在哥倫布之下。

明朝自朱元璋開始，實行“海禁”。朱棣當政，子承父業，國門四閉。鄭和統領的皇家船隊浩浩蕩蕩出海的同時，對民眾，依然“片板寸帆不得入海”。因此，在中西方航海活中，我們應該看到鄭和的“待遇”和哥倫布相比是不公平的，我們更應該看到明王朝對民間海上經濟活動的限制、壓抑和打擊，較之鄭和之不公平，這是一種範圍更廣、層次更深、危害更大的不公平，餘毒所及，至今猶烈。

皇室壟斷商業活動，在中國古已有之。採取這種做法的原因，一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二是因為古人的認識水平有限，總認為商業是有害的。明朝以前，中國和外國的貿易主要是通過民間來進行的，朝貢歸朝貢，貿易歸貿易。朝貢時兼做點貿易，是朝廷給與使節團的優惠，不是中外貿易的主要形式。

朱元璋改變了歷來的朝貢和貿易分開的做法，讓中外貿易只能由外邦的使節團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在“禮部”官員或港口市舶司官員的監督下公開進行。或者，由朝廷派遣到海外的中國使節團，在外國順便做點買賣。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兩個特徵：1，只是政治和外交活動的附庸；2，只能由官方壟斷。

鄭和航海就是永樂皇帝為實現朝貢貿易而推動的最昂貴的投資，為了建立朝貢貿易，從朱元璋到朱棣，中國不斷派遣使團到海外，有時脅迫，主要是利誘，誘使東南亞小國的國王親自或遣使到中國來向皇帝朝貢，利誘的方式就是朝貢時可以在中國進行貿易。但朱元璋過慣了“貧下中農”的艱苦生活，出手小氣，外國使團獲利並不豐厚，時間長了，朱氏朝廷“門前冷落船馬稀”——這才迫使朱棣發了狠心，派出規模空前的船隊，到東南沿海去“拉客”，裝點門面。

民間貿易是天然逐利的，皇家出海的經濟意義則是無關緊要的。朱家朝廷一方面將皇家船隊驅趕到茫茫大海，另一方面又將民間國際貿易全部扼殺，不留“尾巴”，這種極端不公平的“雙軌制”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官府主導的海上貿易因為耗資巨大而難以為繼，起於宋、興於元的民間國際貿易卻急劇萎縮，以至消亡。

由哥倫布開始的西方航海運動，具有非常明顯的民間性和自發性。和大明皇帝大力支持鄭和不同，西班牙國王最初是反對哥倫布的， 哥倫布軟磨硬泡，花了8年時間才爭取到出海機會。哥倫布成功之後，大大刺激了歐洲冒險家的探索熱情。這種熱情和歐洲城市工商業擴大市場和尋找原料來源的理性結合起來，構成了獨立的社會動力，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航海熱潮。“大航海時代”由此而生。

有一點需要解釋，即：鄭和下西洋既然是永樂皇帝主導的，作為最大的“強盜”，為什麼永樂皇帝沒有進取心，去征服海外殖民地，擴大地盤、增加收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依然和公平有關。中國皇帝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獨裁者，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和皇權對抗，皇帝在其統治範圍內，可以任意徵稅。對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屬於皇帝的財富幾乎是取之不盡的。這一點，聽聽康熙和乾隆對外國使節說的話，可見分曉。比其榨取本國人民，征服殖民地並開闢新的財源，反倒有更大的風險。學者們常將守舊、內向和農業經濟聯繫起來，認為中國人沒有面向大海的勇氣和開拓精神。在我看來，這是錯誤的。真正的根源是，無限擴張的皇權幾乎可以榨取到接近無限的財富，從而使專制集團喪失了向外擴張的利益誘因。

西方國家的王室有所不同，比如英國國王，他想增稅，可是貴族們不干，議會也不同意，國王就沒有辦法。國內無利可圖，國王自然轉向海外，轉向海外殖民地。英國王室眼見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從海外搬金子，自己卻不能從議會要錢組織遠征。怎麼辦？“同流合污”，和海盜分贓。這些劫掠船，本來是私人海盜。英王室許諾：只要把搶來的財富和我分享，就承認海盜的合法地位。這樣，王室不掏腰包，也分得一杯羹。對強盜，英國國王都無可奈何，對於合法的海上貿易，英國王室更不能指手畫腳。我們何曾見過中國皇帝如此委屈、“下賤”，居然墮落到和雞鳴狗盜之徒坐地分贓的境地。

可，歷史就是這樣一個遊戲——一個允許人民發財的國家，借着公平的制度和人民追求財富的雄心，締造了日不落帝國的美夢；一個把財富全部裝進自己口袋、無情地壓制人民的獨裁皇帝， 卻輸掉了自己“無所不有”的王朝。沒有公平的制度，從何而來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哥倫布和鄭和，可為實證。

備註：2008年1月18日，於辦公室。今天是07-08學年第一學期的最後一天，有點感冒，情緒很好。渾身無力，思路奔跑。以此文獻給幫助過我、關心我和愛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