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選擇了計劃經濟？

作者提要：中國人選擇了計劃經濟，其思想根源是：中國傳統里，沒有神的位置。中國人都以為“人”、中國人牛逼得不行，啥都能幹；計劃經濟本質上，是一種人本經濟，以人的意志計劃社會上的所有經濟行為。西方不同，西方是神本的，這一理念在自然科學和社會領域，都有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礎。所以，以斯密為首的經濟學家，放手給“看不見的手”，讓神、市場主導大部分的經濟行為。

一隻看不見的手

生活在現代化大都市的人，經常要面對許多混亂不堪的景象。地鐵車站擁擠的人流和雜沓的腳步，騎着三輪車運送旅客和貨物的外地民工，地下通道傳來的悠揚的笛聲，牛奶和麵包、鮮花和啤酒、烤羊肉串的濃煙，這一切幾乎都是無序的經濟生活的腳註。但是，混亂的表象還是讓我們驚嘆不已。各式各樣的食物，它們來自鄰近的地區，來自國內偏遠的產地，來自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在路途上要消耗數日或數月才能到達目的地，而在消費者享用的時候，似乎還保留着原產地泥土的香味。

每一個現代人都覺察到政府在經濟活動方面的影響——關稅法規、食品安全、電力和自來水供應、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公共工程、國防和教育、警察和社會治安維護、控制污染的法規，等等。而沒有察覺到的是，成千上萬的人生產着數以萬計的商品，並沒有統一的指揮或計劃，這些經濟活動一刻不停地進行着，而不受政府的干預。

在仔細思考市場機制如何發生作用之前，看到的是企業、工人和消費者的混亂景象，而認識到市場的作用就會幡然醒悟：市場體制是一架精巧的機器，通過一系列的價格信號，無意識地協調着人們的經濟活動。它也是一具傳達信息的機器，把千百萬不同個人的知識和行動匯合在一起，雖然沒有統一的中心和高速運算能力，卻解決了當今最大的計算機無能為力，牽涉到上百萬未知數和關係的問題。

這就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見的手”，“你認為，你可以通過動機良好的法令和干預手段，來改善經濟制度運轉。事實並非如此。自由放任；聽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潤滑油將使經濟齒輪以奇蹟般的方式來運轉。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

事實上，斯密從來沒有證明這段話的正確性。直到20世紀40年代為止，也沒有人知道如何來證明——甚至恰當地闡明——“看不見的手”學說的合理內核。因此，與其說斯密發現了市場機制的奧妙，倒不如說放任自流的市場觀念是斯密的精神信仰。在《國富論》中，斯密列舉了政府干預經濟生活所導致的惡果，並敏銳地觀察到了牛頓在天空的物質世界中所觀察到的東西：即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

“每個人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而且，在這樣做時，正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到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

所有經濟學教科書都不厭其煩地引用這段文字，以至即使是入門級的經濟學院學生也耳熟能詳。但是，當我們再一次在這裡引用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感到那種仿佛神父布道一樣的精神震撼。或者說，斯密用“無形之手”意在警示世人：在自然和社會法則面前，人類所扮演的僅僅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一旦市場的車輪運轉起來，它就會沿着自己的軌道周而復始地運轉下去。將“看不見的手”與古老的東方哲學教條“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蘊含着相同的哲學內涵——在人類未知或難以駕馭的境界，始終有一種外在的力量，雖然不能顯性地描述這種外在的存在，但它卻綿延不覺地規範着人和所有參與者的行為，並使這種行為的總和結果表現為一種理性的選擇。自然世界如此，經濟世界裡也存在着相同的法則。

斯密生於1723年，在其出生之後的第4年，也就是1727年，牛頓去世了。斯密早期學術生涯以哲學和倫理學為主，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因之成為英國有名的哲學家。對經濟學的研究是斯密盛年獲得了相當聲譽之後的事情。當時，斯密接受了一個高薪的職位，擔任一個蘇格蘭青年的家庭教師，陪他到法國留學，這是18世紀貴族教育的傳統方式。斯密對在法國留學的日子感到厭倦，因此在那幾年中，斯密將主要精力用於《國富論》的寫作。

了解斯密生活的時代背景對於理解“看不見的手”是有幫助的。斯密之前的近兩個世紀，文藝復興的大旗飄揚在歐洲大陸上，自然科學獲得新的生命，蓬勃成長。科學巨匠N.哥白尼、第谷、J.開普勒、伽利略以及R.笛卡兒和牛頓等先後馳名於歐洲。科學革命衝破了中世紀封建勢力和經院哲學的層層羅網，建立起近乎完美的經典物理學體繫結構和現代數學基礎。

雖然，沒有足夠的資料以佐證，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在何種程度上受到了牛頓力學的影響，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斯密從牛頓的力學研究中汲取了養分卻是無可置疑的。“進行哲學研究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看來第一是勤勤懇懇地探索事物的屬性並用實驗來證明這些屬性。然後進而建立一些假說，用以解釋這些事物的本性。”這是牛頓給奧爾登堡的信中的一段話。在給其學生科茨的信中，牛頓進一步說明：“任何不是從現象中推論出來的說法都應稱之為假說，而這樣一種假說無論是形而上學的還是物理學的，無論屬於隱蔽性質的還是力學性質的，在實驗哲學中都沒有它們的地位。”

與物理學研究可以構造一個完整的試驗並在相對孤立、靜止的環境中觀察研究對象不同，經濟研究總是在一個錯綜複雜、紛繁交織的狀態中進行的，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企業和政府都不能作為單獨的對象進入研究視野。因此，按照牛頓科學研究的態度，“看不見的手”更像是斯密天才思維構造的“一個假說”或公理，難以在實驗哲學中找到立足之地。牛頓在其晚年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研究《聖經》。在1692～1693年間答覆本特萊大主教的 4封信中，牛頓論述了造物主（上帝）之存在，並在第4封信中，提出了所謂神臂即第一推動力的“假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或者，“看不見的手”僅僅是“神臂”的移植，和牛頓相信外在的力量主宰宇宙運行一樣，斯密也將“看不見的手”作為經濟世界的主宰力量——這一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與其說“看不見的手”是經濟研究的結果，不如說是哲學研究之花在經濟領地結出的果實。斯密相信，人類、包括集合了人類集體力量的政府都應當遵從“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到達個人、國家共同富裕的彼岸。

計劃經濟和“看得見的手”

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在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經濟開放和政治自由的社會背景中，“看不見的手”左右了英國乃至資本主義世界的政府行為，“自由放任”、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被奉為經濟世界的“教條”。自1776年《國富論》發表，直到20世紀30年代，自由經濟思想統領了整個西方世界。

然而，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計劃經濟學說甚囂塵上，以後演變成為全盤公有制的控制經濟。尤其是蘇聯和東歐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使很多人幾乎相信以公有制為基礎，創建一個把一切企業聯合起來，組成單一的社會化大工廠的理想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率的。世界上近20億人口成了這種信仰的犧牲品。幾千萬人餓死，十幾億人被剝奪了享受人類文明成果的機會。

甚至在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認清了自由經濟的優點和計劃經濟的缺點。自由經濟體制帶來的各種問題，如盲目競爭，坑蒙拐騙，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都給人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人產生“有計劃”總比沒計劃好，管制經濟也要比不管好的錯覺。尤其是人們深信人類可以改造自然，當然更可以改造社會，改造人類自己。

但是，有關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烏托邦”實驗都以失敗而告終。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本國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國建立“新協和村”理想國。法國人卡貝在本國發表了他的烏托邦設想後，也來到美國去實踐“伊加利亞之旅”，並“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國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謀”失敗後無處容身，也跑到美國建立了著名的堪薩斯州“雪松谷公社”，維持了十餘年的“大同”實驗。

在這些結果並不令人滿意的實驗中，還隱藏着若干現實世界難以滿足的假定條件。首先，參與“大同”實驗的人有相同的理想和志向，為共同的目標願意做出“高尚”的自我犧牲；其次，參與人品德高尚、自律性強、團結協作、和睦相處，融會了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和現代人的“紳士風度”；第三，參與的人數十分有限；這種“袖珍型社會主義實驗”對現實社會而言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稅收、貨幣、環境、市場秩序等等無疑需要有計劃的調節。如果能設計一種有效和公平的機制，不但以上這些方面應該管理，連物價、生產、分配也應該監督和協調。有了這樣一種全能公正的機制，人類就再也用不着為經濟生活的各種問題犯愁了。沒有人否認，一個好的計劃經濟比自由選擇的市場經濟更好。可是問題恰恰在此。這種有效和公平的經濟協調機制的承擔者是誰呢？毫無疑問，政府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為公民、社會分配經濟資源、謀取經濟福利的責任。

在經濟資源高度集中的機構里，瀰漫着政府統治的精神。不管這種精神多麼賢明，多麼有益，並始終以悲天憫人的面目出現，它卻造成在經濟世界中的形式單調。它不是允許或者說是剝奪了人進入社會謀取經濟利益的內在激勵，卻不能以足夠的物資享受作為補充。社會化的聯合生產、分工、協作所產生的多樣性，隨着政府干預程度的上升而逐漸消失。社會不再是公民共同生活在一個平等的共同體中，而是各種不同級別的臣僕與它們的政府發生關係。在這樣一種關係裡，臣僕的地位高低決定了其經濟利益的多寡。政府的優勢權力妨礙了各種力量自由運作，原因千篇一律，結果也千篇一律，政府愈多發揮作用，經濟生活就愈發單調乏味。

計劃經濟體制的維護者和執行者幾乎落進了這樣一個循環：管制——低效——再管制——更大程度的資源浪費和經濟低迷。前蘇聯曾經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標準模版，很多熱衷於控制經濟的人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在創造了豐富的文化藝術產品、尖端的國防技術和令人恐怖的戰爭機器之後，人民基本的生活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蘇聯需要不間斷地向西方國家購買民用技術、糧食、申請貸款；蘇聯人民總是在西伯利亞的寒風中排着長隊購買一塊堅硬的麵包和幾罐啤酒，總有享受極高待遇的著名科學家冒着生命危險抨擊蘇聯的社會制度並投奔西方。

為了實現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協調運行”，一個龐大的官僚政府機構的建立勢在必行。這樣一來，國家事務固有的行政管理錯綜複雜地相互交織在一起，為使這種盤根錯節不至陷於一片混亂，必須建立其數量令人難以置信的分門別類的機構，並且同樣雇用很多人員。在這些機構和工作人員中，大多數都只跟各種例行公事打交道。由此，不僅很多也許是出類拔萃的頭腦不用思維，很多一般能作更為有益的事情的雙手也不去作實實在在的工作，而且由於工作多是空洞的、片面的事務，他們的精神力量本身也深受其害。

於是，產生了一個新的和尋常的職業來處理國家的事務，這個職業使國家的公僕們更加依賴國家中支付他們薪水的、執政的那一部分，而不是真正依賴於全體公民。經驗無可辯駁地證明，龐大的政府機關已經產生了這樣的弊端，如等待國家的幫助，缺乏獨立自主精神，錯誤地追求虛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甚至產生貧窮匱乏。

由這些弊端還會導致其他害處，害處反過來產生弊端，如此交替進行，反覆出現。那些一旦採取這種方式管理國家的人，總是愈來愈看不清事情的實質，而是僅僅注重形式。在形式方面，他們總是不斷帶來也許是真正的改進，不過由於沒有認清事情的本質，因而改善的結果往往有害於事情的實質，這樣就產生新的形式，新的廣闊領域，往往還產生新的、進行限制的規章制度，由此當然又產生新增加的從業人員。因此，在大多數計劃經濟國家中，國家的公僕和檔案文書一個年代一個年代地增加，而人民的自由在減少。對於這樣一種行政管理，至關重要的是一切都有詳盡的監督，最準時和最忠實地完成任務，避免在工作中出現可以確認責任的錯誤。人們試圖讓一切事情都儘可能地有很多人經手，讓自己儘可能少冒犯錯誤和疏忽的危險，這樣的結果表現為，各種事務都變成機械的操作和流程，人在流程中退化為機器，真正的幹練和正直心總是隨着工作的熟悉而馬上減少。

但是，計劃經濟的迷人之處在於，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去實現一個既定的、清晰的目標總是簡單而有效的。比如，一個國家將鋼鐵或者某種農產品的產量提高到一個相當的水準，將某個地區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應付突發的自然災害、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等都展現了計劃經濟和集體意志的力量。或者說，計劃經濟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人類或者說是一部分人的虛榮心，因為人總是覺得自己有能力控制一些事情，包括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對最高統治者而言，計劃經濟更具有挑戰性的誘惑，如果經濟在政府設計的軌道中運行良好，政府就有足夠的資本向人民邀功並證明制度和統治的合理性。

因此，與“市場機器”展現了自然法則和人類對自然法則的遵從不同，計劃體制和“看得見的手”更多地體現了人類的理想和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人翁”精神。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將人置於自然法則之中，而計劃經濟的迷戀者卻將人類置之度外，期望以“看得見的手”推動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轉。由於“看得見的手”寄託着人類駕馭經濟車輪的良好願望，所以，雖然計劃經濟體制一再遭到失敗，可一旦自由的市場經濟遇到困難和障礙的時候，人們又免不了拐到計劃的老路上重溫舊夢。對於市場經濟還未根深蒂固的中國來說，這種“回頭”的危險始終存在着。

2002/7/25於北方交通大學

後記：這是我轉型早期的一篇文章，之前，我是寫程序的、寫匯編程序的。2002年前後，才逐漸學習寫社會領域的文章。這篇算是最早的，之一。讀者或許能看到它和現在的文章之不同。2014.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