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的乡村（下）

其实，不光老房子，空了；新房子，也大都空空如也。平时，没人住；只有到年节，在城里做工的人，才会回来，才有人居住。

这就有一个问题：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房子的使用效率。以进城务工来说，一个民工，在乡下有一套房子，很大很宽敞，可是，没法儿住，也就没有价值；在城里，他也需要一个住处——不管这个住处，多么狭小，是蜗居，或是蚁居。总之，他有两个“家”，两处住所。

可笑之处在于：好房子、大房子，没人住，没法住，长期闲置；小的、差的房子，却人满为患。

如果，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那是他自己的事儿；社会和政府，无权也无能力解决。如果，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多到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话，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是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检讨的问题了。

如今，在城里做工的农民，常年维持在1.5亿—2亿人口之间——这就是说，有1.5到2亿的人口，至少有两处住所：一处在乡下，一处在城里。但是，如上所言，乡下的“豪宅”只是纸上富贵，只有GDP的指标意义，于改善其生活品质，一点用处没有。

这就是无效GDP。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无效GDP数量太大的话，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散布在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座座空闲的房子一样：它们在账面上是存在的，对GDP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丝毫也没有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无效是不可逆转的。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盘活这种资产。因为，没有买家。

无效GDP之大量存在，也回答了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疑惑，即：GDP的连续快速增长，与农民生活改善之间的脱节——在我看来，今天的农村和三十年前，变化极为有限；农民的生活状况，除去解决了温饱之外，也没有显著改善。长期困扰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不仅依然存在，反倒有恶化的倾向。比方说小学教育，就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我一边吃葡萄，一边聊着。说起颜文叔叔的病，他说：好几年了，恢复得还好，不仅可以自理，还能做一些不很重的农活儿。

我说：真不错，你真够努力的。脑血栓之后，还能恢复到自己干活儿。

他说：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农村就这条件，你不干活儿，再用一个人伺候你，哪有人伺候啊。只好自己对付着。

我说：我感觉咱们村，脑袋上的毛病，比例太高了。光我知道的、看见的，就五六个。你一个、会昌、真祥等。

他说：吉锁也是这个毛病，也没了。

我追问，是河东头儿的吉锁吗？

他说：是。

我大为吃惊，因为，吉锁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去年暑假回来，我还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一起喝酒，一起胡说八道。他是海量，一个人大约喝掉了一斤白酒。年近八十的老人，能有如此酒量，岂不令人惊叹。我说他是乡里最有才华的人，想请他给我下一本出版的书题写书名。他说，可别，还是请更有名气的人来写。他只是乡野村夫，焉能登大雅之堂。这次回来，还想见他，请他给我说说练习书法的奥秘呢。不想，已是阴阳两界了。

他是师范生，可是，没有毕业。据说是生活作风问题。后来，村里缺老师，他就被请来做代课老师。一直是代课老师，不过，幸运的是，临到60岁，修成正果，转正了。这样，他退休之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他爱喝酒，写得一手好字，无论大字小字，都是一流。凡红白喜事，写对联、当帐房，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也不要报酬，推辞不了了，他就带走两瓶好酒。所以，他也不缺酒。在他写字的大书桌下面，摆满了各种酒和空酒瓶。

他对我影响极大。我或许，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学生。他每次上课，都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充满激情的状态，虽过去了三十五年，依旧历历在目，十分清晰。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留给了时间。

人生如梦，人生一梦！谁说不是呢！

我没有给他写过什么，谨以此文作为我对他最深的思念和最高的敬意吧。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