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之革命

刘云枫

中国人在两个社会单元中展开自己的生活：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工作单位。这两个“单位”十分重要，离开了其中之一，困顿就会接踵而至。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在家庭和工作单位之间奔波，与中国人的生活大同小异。但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认为，个人是家庭的附庸。家庭不仅在物质上外在地提供了一个四面封闭的四合院，也掩盖了几乎所有因人而已的个人行为。与西方人始终将个人作为基本的社会计量单位不同，中国社会一直是以家庭为计量单位的。

既然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将这样的观念推及社会，也就变得轻而易举。在中国人看来，个人一旦进入某一个社会组织，个人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所在的“单位”。因此，本文所述“单位之革命”，不是讨论某一单位发生了惊心动魄的革命风潮，而是想说明计量单位的不同会给人的思想带来怎样的震撼、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变革。

先看一个司法判例。

河南农村的王姓老人在北京承租了一个报摊，与女儿一起经营。父女二人不辞辛苦，苦心打理，一年下来，收入十分可观。或许是为了激励女儿的工作热情，王老汉曾许诺，今后如果承租新的报摊，就让女儿独立经营，所需承包金由王老汉支持。可是，王老汉总是爱子心切，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是很严重的。新的报亭开张之后，王老汉并没有把报亭交给女儿，而是把远在河南洛阳的儿子召到北京，由儿子一手管理。父亲的承诺没有兑现，自己辛苦劳动一年也没有任何酬劳，不仅如此，父亲重男轻女的作为也刺痛了女儿的心。情急之下，女儿和父亲打起了官司，要求父亲给付自己一年的劳动报酬。

法院判决如下：因为父亲和女儿之间不存在法定意义上的雇用关系，经营报亭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生产过程，因此，不支持女儿索取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如果女儿想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可以以析产方式（财产分割）再次提起诉讼。这个案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家庭成员之间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父女、父子以至整个家庭的经济活动天然地视为共同生产和经营，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或许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案例。再看：

上大学本是年轻人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再加上免费教育，更增加了青年人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从经济学上看，免费的资源总是被滥用，比如免费医疗导致的乱开乱用药品等。为了抑制人们非理智的需求欲望，除了军事院校，所有的大学都开始收费了，而且价格不菲，还有超过GDP增长速度的上涨水平。理论上讲，收费是面向学生的，而事实上，“大刀向家长的头上砍去”，没有哪一个学生是自己“买单”的。99年扩招以来，每年新入学的大学生以百万计，虽有助学贷款等各种措施，但除了少数家境寒微的贫困学生，真正自己供自己上学的大学生微乎其微。暂时抛开这种家庭办教育方式的优劣不说，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是一个默认的经济计量单位。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与5000年历史一样长久。儒家学说以血亲构建社会秩序，亲疏远近，等差级别，因血缘关系而定，“疏不能间亲”。实际上，远在儒家学说鼎立之前，家族组织已经确立。尧典有：“九祖既睦，平章百姓”。经过周朝800余年的洗礼，家族政治的根基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家族的关系进一步，推而及于家族以外之朋友君臣，又进而及于朋友君臣以外之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中国之社会组织，完全经由家族观念而创建。虽朝代变迁，皇帝更迭，家庭观念却衣钵相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在受到异族统治的年代，也是如此。因此，与其说中国皇权统治历经2000年不衰，不如说中国的家族观念始终屹立不倒。

“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孔孟一流的儒家学说从家庭窥视整个社会，家族结构是庞大的皇权制度的简化版本，父子之于君臣、孝道之于忠行、长幼有序之于尊卑有秩，家庭和社会之间是一种近于刻板的相似关系。反过来，皇权统治不过是家庭政治在大千世界的一种映射，驾驭国家的各种手段和技巧大多来源于最初家庭政治的熏陶，熟谙家族治理之道是辅佐皇帝管理国家的第一个台阶，即使不能入朝为官，号令一个家有万贯、子嗣满堂、仆役成群的大家族也有一种纸上雄兵百万的成就。因此，家族观念之深，除了儒家学说广为散布居于社会正统地位之外，还在于家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原始的政治快感，就像王熙凤在荣宁二府所享有的荣耀一样。

家庭处于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还有一个方面不容回避，这就是自古有之延续至今的小农生产方式。据文字记载的周朝井田制度开始，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土地制度修修补补，不断有借以避免前朝之鉴的微小变化，但以家庭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始终没有较为彻底的改观。尤其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严禁土地兼并，这样一方面可以标榜“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安定人心；另一方面，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可以削弱藩邦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免除因失去土地而引发的流民盗贼之乱。

实际上，小农生产方式和家庭组织互为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的表里。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农业生产总是表现为：劳动难以在数量上准确度量，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低度的社会合作。这些特征使得农业生产局限于小规模生产，并与家庭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必然关联。比如，因为每一个人在谷物收成中的贡献不可计数，在社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生产势必丧失效率，人民公社的低效生产和现代化农场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为此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如果同在一个屋檐下，精确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就退居次要地位，血缘凝结的亲情使得家庭成员的懈怠行为是可以容忍的。

再则，分工源于劳动的等值互换，既然劳动的计量十分困惑，分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没有分工将使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民国时期中国广大农村所使用的农具与宋元时期基本一致。但是，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却不能继续细化为个人单独的工作，像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一样。比如犁地，如果使用人力，一个人是不够的，需要几个人共同协作；如果使用牲畜，我们就会看到在现今农村依然存在的景象，耕牛悠然居中，前有少年牵引，后有父亲扶犁。在农业生产中，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其程度较低，一般在三五个人之间。

作为社会缓冲和经济救助的基本单元，家庭几乎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以上大学为例，如果没有父母不计代价的支持，有很多学生将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再迷恋东方传统文化，迷信中国传统伦理中自然蕴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的话，坚如磐石的家庭观之于中华文明的迟滞作用就会显露出来。

家庭首先是一个“大锅饭”体制。平常百姓，度日艰难，均分食物和钱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富豪巨贾，平均的原则照样通行。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各房按月领取例钱，不论出力和人口多少，例钱是一样的。中国人的财产继承，更体现了“均分”的思想。一家不论有多少兄弟姊妹，财产一律平分，即使是不屑子孙，也可以分一杯羹。美国的财产继承则不同，个人有处分遗产的绝对权力，不肖子孙，可以分文不给，日本则长子有单独继承权。在这样的“平均”气氛中，败家子孙在所难免，不是家教不严，而是人性使然，“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道理，钟鸣鼎食之家的后辈常常与赌徒、嫖客、大烟鬼联系在一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的最合理，最勤奋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它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它聚敛财富的最高程度已经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约束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增长，是合乎实情的。各个封建王朝所提倡的自耕农，其生产力水平一旦进展到某一饱和点，再也无法增进。大型商业资本，也羁绊于封闭的家庭组织。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非社会化用人机制，阻碍了基于血缘的家族企业转向股份制企业，而家族企业的容量终究有限，加之遗产平分和后辈无能，使中国的家族企业常常像雪崩一样很快地坍塌下去了。

其次，家庭是一个培养恭顺、孝义以及礼节的特殊学校，作为家长的臣民，服从是第一位的，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家长具有绝对权威，违背家长意志的言行总是受到打击，阳奉阴违自然成了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晚辈的不二选择。这种表面的顺从，反过来助长了家长的独断和霸道作风，使家庭政治经常表现为命令——假意顺从实则反抗——阴谋败露——更严厉的压制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红楼梦中贾政贾宝玉父子之间的纷争，就是这样的过程。等到中了科举，食俸禄在朝为官的时候，家庭最初的政治训练可以原原本本移植到官场中。然而，不幸的是，一惯的恭顺潜藏着一惯的谎言——贾宝玉对贾政没有说过一句真话——除了空泛的道德议论，高高在上的皇帝所能听到的只是山呼万岁的回声，以至于翻检5000年文明史，寥寥可数的诤臣总是被人不厌其烦的提起。

看来，家庭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大”单位。因为大，就出现了以上种种弊端。如果细分，就是西方人习以为常的度量单位“个人”。仅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使用了一个不适当的经济计量单位，未免过激，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有单位触发的革命性变化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可以说明或许“计量单位”不是全部，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发”则非单位莫属。

计量单位的定义对于学科的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1638年伽利略定义了速度和加速度，在此之前人们只有快和慢的直观感觉，缺乏精确度量快慢的计量单位，至于加速度则超越了常人所能理解的量的概念。没有速度和加速度就不会有力学，甚至整个物理学大厦都无法奠基。1709年确定了华氏温标，从此冷和热的感觉可以定量，热力学才得以建立。以后越来越抽象的量被确认：1865年克劳斯定义了熵，1926年哈来特定义了信息量。这些量都为学科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都是在科学史上堪为里程碑的重大事件。这些量之被承认是经过了学术界反复斗争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效用是一个比信息更为抽象的量，但只要我们不抱任何偏见，沿着他被确立的逻辑过程认真地思考，最终将发现它是经得起严格检验的。而一旦效用的“量”被确立，经济学的研究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物理学的研究轨迹就是计量单位不断细分的历史。分子、原子、电子和夸克等基本粒子，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物质世界的内部结构，展现了微观世界的神奇景象。这些计量单位不仅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发展进程，也为创立新的边缘性、交叉性、综合性学科提供了“量”的保证。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每一次计量单位的跳跃，都激荡起科学领域的层层涟漪，比如，微米和信息技术，分子测量与分子生物学等。近来，纳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纳米产品如服装、洗衣机、冰箱等不断涌现，虽然不能排除商业炒作的因素掺杂期间，但不可否认，纳米——一个新的计量单位，引发了技术创新、社会生产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剧烈变革。

78年冬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乡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实质是计量单位的改变。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共同生产，“按劳分配”，虽然不乏原始共产主义的浪漫情调，但对于8亿农民来说，中看中听不中用的“主义”并没有带来一点看得见的实惠，不仅如此，温饱也难以为继。18位农民签字画押的时候，广大农民的生活就像南方潮湿阴冷的冬天一样凄风苦雨，农村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短短几年时间，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都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变化的原因实际上仅仅是计量单位变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农村的改革再次陷入低潮。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三农”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关注。“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计量单位，将一家一户的农民逐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组织中。联产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改革远远没有结束，眼下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与100年前，或者说与中国5000年历史上所遇到的并没有不同。

笔者不赞成“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计量单位，又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表示赞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笔者坚持，稳固的家庭观念在经济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而在政治上成为培养顺民和豢养暴君的温床，但比起假大空的人民公社还是稍胜一筹。3年困难时期，3000万人死于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个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在美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98%的人口从事第2和第3产业。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是在经济流程中“单干”的。或者说，一个国家以“个人”为经济单位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回到我国的现实不难发现，农村的家庭生产方式牢不可破。在城市，数以千计的国有企业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计量单位并没有细化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人”。20余年来，企业改革采取了可以设想的各种手段和措施，如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现代企业集团等，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有企业的现状，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经济计量单位从没有明晰到“个人”。基本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从没有与“个人”建立起利益攸关的紧密联系。资本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并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大手大脚、不计成本收益是大多数政府官员的通病；另一方面，斤斤计较的“个人”在“大锅饭”的稀粥里钝化了自己的经济敏感和工作热情。

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可以将土地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家庭。国企改革之所以寸步难行，缘于厂房、设备、技术、原材料和资本，不能分割并赋予企业每一个员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改革的道路还相当漫长，进一步说，任何没有与“个人”建立起其切实联系的改革都是不彻底的，也是不会成功的。目前国企的困境正在于此。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将中国停滞不前归咎于庞大的集权帝国始终不能以“数目字”管理，而我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于能否以“个人”作为基本的经济计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