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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由来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老字号和古董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爱；不过，人们却并不希望老字号像古董一样，越来越稀少，并有一种古董特有的沧桑气象。可是，事与愿违，绝大多数老字号，都消失了。保留下来的，也大多失去了曾经的辉煌，逐渐淡出了经济社会的中心；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字号，依然健康成长。
去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次琉璃厂。琉璃厂因元朝在此烧造琉璃得名，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成为经营金银玉器、古玩字画、典籍碑帖和文房四宝的老街。在这条街上出没的，不是有钱，就是有文化，或者两者得兼。那天，我去得早，两边的店铺才开门，除了我，没有一个客人。店伙计都是行家里手，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有数。我一路逛过去，没有一个人招呼我。
我看到的，已经不是琉璃厂的原样了。不过，我并不为此遗憾——因为，中式建筑历来乏善可呈。现在的街道和店铺，是1982年重修过的。修旧如旧，好古的人也许能从中找到往日辉煌的梦境。空气是重浊的，混合着煤烟、油烟和劣质檀香的味道；色彩含混不清，漫不经意地涂抹在房檐、窗棂和门廊上。店铺大小不一，格式却相似，青砖灰瓦，全无生气，一眼望去，好像一个个低眉顺眼、面有菜色的老太监侍立两旁，我倒像微服私访的太上皇。尤其是，这些店铺并不齐整，有的向前凸出，好像稍息；有的靠后，倒像立正。在一个信奉集体主义的国家，建筑参差不齐，耐人体会。
在中国书店买了一本启功先生的书，讲书法的。出了书店，准备离开，远远看见荣宝斋的招牌，立在巷子深处。荣宝斋在琉璃厂西街，是一座两层楼的仿古建筑。比其他店铺，气派得多。高门敞开，明窗落地，栋梁巍巍，四角如翼。一层右手，售卖文房四宝，都是旧式文人的最爱。对此，我全不在行，看看价签而已，但价格足以让我震惊。
二楼是VIP厅，有些真迹。但不是什么上品，这倒不是我有艺术鉴赏力，而是陈设简慢可以佐证。大多数画作，并不舒展挺阔，倒像干枯的树叶一样微卷。透过保护画品的玻璃，微尘可见。一楼左手，卖大宗宣纸，各色各款，应有尽有。柜台很有乡土味——和我小时候的乡村供销社格局一样。宣纸幅面太大，不能展开平放；宣纸外有硬衬，叠成四折，好像一个个超大、超厚的奏折一样叠在一起。只有一张宣纸，独具特色，展开平摊在柜台上，上面写着四个字：就这么大。
中国有隐喻的习惯，例如春节的时候，把“福”字倒过来贴，人来了一看，说“福”到了，图个吉利，也预示着一年的好年景和好运气。荣宝斋不会把这四个字当“信条”，可是，我反倒觉得这是对中国绝大多数老字号命运的最好诠释：“就这么大”。守成有余，开拓不足——能够维持住，已然千辛万苦；要想“扩大再生产”，除非奇迹发生。
二、老字号为什么“就这么大”
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和表现。这其中，也包括在经济领域赢得尊重。但是，眼下能够排在世界500强中的大企业，都是企业中的“国家队”，没有指标意义。国字号乏力做不大，民营企业的状况如何呢？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是看好私营经济的，我也如此——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可是，我也有一种担心，即如果现在的企业家，不能认真反思老字号做不大的根源，则中国的民营企业会和他们的先辈一样陷入死循环：总也做不大。
哪些因素限制了老字号的成长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应该有以下几条。
第一，家族主义的封闭性——家和家族是儒学的基本概念，把这一思维移植到经济领域的后果是，老字号没有外来和新生力量，老气横秋，日渐消沉。
第二，均分家产的析产制度——家产和企业资产是一体的，所以，分家的时候，家产和企业资产一起平均分割，这是中国的特点。均分的结果是，除了创业期间的企业成长之外，一代不如一代。
第三，封建经济的政治依附性——商业在中国一直备受歧视，而政治权力的漫无边际和对商业利益的鲸吞，迫使商人阶层总是寻找政治保护伞，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古今皆然，而寄生物总是受限于宿主，就像寄居蟹永远长不大一样。
第四，专利制度的缺失和知识传承的高成本——专利制度一方面使专利持有人获得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内部知识外化，成为社会知识。中国没有专利制度，限制了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也大大提高了知识的传承成本。
第五，连锁、加盟经营制度的空缺——连锁和加盟经营是西方企业迅速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在中国，老字号从来没有发展出连锁加盟的制度规范，也就错失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第六，忽视机器在知识固化中的作用和价值——技术的传递更多的是依赖“师傅教徒弟”，而不是通过更为可靠的机器来固化。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以人为本”的，可是，人往往不如机器可靠，也有可能因为智力水平和勤奋程度的差异，使原有技术走样变形。
和英美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华帝国也算一家老字号，连续经营了5000多年，“老板”换了又换，却始终没有革命性增长，果然应了“就这么大”的偈语。如果说，“长不大”是一种病症，其根源是否与老字号一样同病相连呢，也未可知。
2008年6月14日星期六，23：31，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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