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狗的“大锅饭”是如何破灭的？

自从野狗变成猎狗，猎狗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饱暖思淫欲，盛世民众多”，在“大锅饭”的滋养下，猎狗家族迅速繁衍，数量大大增加，猎狗家族进入了一个歌舞升平的繁荣时期。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首先是“勤奋工作”的猎狗越来越少了。一早，猎狗们蜂拥出门，一转眼就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可是，这些“计时工作”的猎狗们出工不出力，当它们飞奔而去，脱离了猎人的视野之后，就聚在一起胡吹瞎侃，说东道西。或者，发情的猎狗们肆意纵情，躺在松软的草地上嬉戏玩笑；“青春期”的猎狗追逐异性，“成年的猎狗”幽会情人；等到天色将晚的时候，它们才匆忙奔赴兔子出没的地方，抓一两个兔子回来交差。

另外，“吃闲饭”的小猎狗在整个猎狗家族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人人有份，平均分配”的结果是刺激了猎狗的生育欲望。因为，小猎狗“饭量”较小，对它来说，“份饭”是有剩余的，此时，小猎狗的父母就可以占有小猎狗的“剩余”，显然，小猎狗的数目越多，小猎狗父母得到的剩余也越多。可是，对于整个猎狗家族来说，“份饭”正在变得越来越稀薄。肥美的兔腿、胸肌已经看不见了，每个猎狗只能啃几根骨头上残留的肉屑。

猎狗们越来越不耐烦了，它们抱怨“伙食”太差，进而消极怠工。猎人也开始发愁，究竟是因为什么，“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猎人展开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条猎狗将兔子赶出了窝，一直追赶他，追了很久仍没有捉到。猎人看到此种情景，讥笑猎狗说“你们两个，小的反而跑得快得多。”猎狗回答：“你不知道我们两个的跑是完全不同的！我仅仅为了一顿饭，兔子却是为了性命而跑呀！”

这话引起了猎人的思考，他想：猎狗说的对啊，要想抓到更多的兔子，得想个好法子，改变眼下的“大锅饭”体制。于是，猎人规定，凡是能够捉到兔子的，就可以得到几根骨头，捉不到的就没有饭吃。这一招果然有用，猎狗们纷纷努力去追兔子，因为谁都不愿意看着别人有骨头吃，自己没的吃。

从“大锅饭”到多劳多得是一次“革命意义”的变化。出工不出力的懒惰行为受到了抑制，身强力壮的野狗们总是早出晚归，奋勇争先，为的是能从猎人那里得到更多的骨头。未成年的小猎狗，原本是猎狗家族供养的，“改革之后”，小猎狗只能从父母嘴里“夺食”。为了养活小猎狗，成年猎狗的工作更加勤奋，同时，在捕猎的过程中，小猎狗也更早地进入了角色，尽力帮助父母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侦察、围捕和看护猎物等。小猎狗的“童年”十分短暂，“年少不知愁滋味”的时光随着“大锅饭”体制一起消失了。成年猎狗也认识到养护小猎狗成本很高，一方面导致自己身心疲惫，另一方面，小猎狗得不到良好的管护和照顾，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也因此降低。

“制度革新”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猎狗家族重现了往日生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又出现了。大兔子非常难捉到，小兔子好捉。但捉到大兔子得到的奖赏和捉到小兔子一样多，猎狗们经过观察，发现了这个窍门，专门去捉小兔子。慢慢的，猎狗们都发现了这个窍门。

猎人对猎狗说：“最近你们捉的兔子越来越小了，为什么？”

猎狗们说：“反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去捉那些大的呢？”

猎人经过思考，决定不将分得骨头的数量与兔子数量挂钩，而是采用每过一段时间，就统计一次猎狗捉到兔子的总重量。按照重量来评价猎狗，决定一段时间内猎狗的待遇。于是猎狗们捉到兔子的数量和重量都增加了。猎人很开心，而对猎狗家族来说，“大锅饭”破灭了。

述评：

在一个既成的制度框架里，如何调整自我的行为而最大化个人的经济利益，是很耐人寻味的。在这个虚拟的案例里，猎狗们的选择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基本假设里，制度是由猎人制定并且颁布实行的，猎狗们没有权利修改制度。但是，这并不是说，适应政策、适应制度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无奈”之举，恰恰相反，“制度寄居者”的理性选择往往是引起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制度经济学需要回答，“谁”和“怎样”进行了制度创新。表面上看，从“大锅饭”到“计件工资”，再到“计量工资”，是猎人独立设计并推进实施的。而事实上，猎狗们的“消极怠工”、“重数不重量”才是诱发制度创新的真正原因。这看上去有点荒谬，寄居在“坚硬的制度”框架中的被动适应者，引发了制度从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跃升，实际的情况正是这样。

这个虚拟的案例可以进一步引申到关于“猎狗性善性恶”的讨论。其实，猎狗本无善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理性猎狗”，或者说，“善恶”仅仅是一种硬性的制度驱使下的猎狗行为的显性化。“好的”制度会使大部分的猎狗都勤奋努力，“坏的”制度却是相反。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制度环境下，大部分人的行为“极端自私可恶，几乎是恶人遍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人是制度的产物，是制度寄居者。

我们还可以看到，制度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进程，指望一劳永逸地设计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过，野狗们从一个“较差”的制度进化到“较好的”制度所经历的阵痛微乎其微，这种制度的演进也就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而在现实和人类社会中，即使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不堪的制度设计，变更难度之大，往往超出了常人的预想。

这就是虚拟案例的缺陷，到此为止，这个虚拟案例的说明力已经被我们挖掘干净了。进一步的讨论，必须回到真实世界。在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中，一种既有的经济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所替代，始终是多种不同利益集团角力的结果。有时，这种角力是在一种较为温和的状况下进行的，呈现的社会景象是温和地改良；也有时，角力引发社会各阶层激烈的外部冲突，导致整个国家、民族的动荡、混乱、甚至流血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很多人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异常兴奋，雀跃不已，以为可以“一战定江山”，而事实上，历史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革命带来的后遗症远比“革命”之前更为复杂。因为，“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原有的制度，建立一个与原有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可现实的答案是，与旧制度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新制度的正确。正像私有制的罪孽并不一定推导出公有制的善果，我们曾经彻底打翻了私有制，可是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公有制的缺点一点也不必私有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