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访谈主要人物

2009年3月2号早晨，7：00，我们从温州火车站附近的阳光商务大酒店出发，到新南站坐车到柳市。交通很方便，开往柳市的公交，十分钟一班。温州到柳市四十分钟就到了。柳市车站乱糟糟的，一幅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车站外，都是发往全国各地的货运专线。再有，就是横七竖八全无章法的广告牌。

找了一个出租，要15元，才到德力西，我们不熟悉地形，就像日本鬼子进城一样，就让他宰了一回。实际上，最多不过3公里。

在德力西门口，我们被要求登记自己的身份，并且需要被访问人打电话，才能放行。等人的时候，我去看了德力西的立体仓库。仓库在德力西大门的一边，入库在厂内，出库的站台在厂外，拉货的车辆直接开到站台上，也无需进厂——这倒是一个经济的设计。出库的站台有6-8个，分别写着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标签。

进厂之后，在马修军经理陪同下，我们去参观生产线。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分厂厂长。他说，今年他们的订货量，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影响，反倒是任务很饱满。所以，现在正在加班加点。

这个厂长介绍了他们的生产控制——去年，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上了一套SAP的ERP系统，经过三个多月的调试，运行已经比较平稳。他作为项目参与者，感到自豪。有些企业上ERP，或者“死了”，或者１－２年难以正常运行。德力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将数据全部导入，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了安装这套东西，他曾经连续７天睡在办公室里。

德力西的产品虽不复杂，可是，所需要的信息却是非常繁杂的。它的每一件产品的BOM都很简单，可是，问题在于它的产品种类太多了。据厂长说，他们生产的产品种类有1万多种，当然，有些是不常生产的，仅经常生产的也在2000种左右。显然，处理这么大量的信息，的确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在SAP系统上线之前，德力西的生产方式是为库存生产，即按照以往的经验和预测，事先安排好一定量的产品的生产，并将其入库。这也是大部分传统企业的生产方式。SAP上线之后，德力西的生产方式由为库存生产转变为为订单生产，因为，SAP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排程，使得企业的相应敏捷性大大提高了。而在此之前，订单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厂长也给我们介绍了员工的福利——员工大多是外地的，所以，德力西有自己的员工宿舍，夫妻可以住在一个单间，其他员工则是4-8个人一间房子。工资大多在2000-3000之间，福利全体一致，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从总经理和一般员工都一样——这是和中国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中国企业，福利也有三六九等，普通员工分一个芝麻，老总就可能得到一个西瓜。

参观当中，德力西战略和业务总监吴波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马上出了车间，去吴总的办公室拜会他。吴波的办公室在一个敞开的办公区的最里间，以透明玻璃隔断，以示开诚布公——他能看见他的下属，下属也能看见他在忙什么。

吴波是一个大个子，北京人，标准的普通话，有了白发，面有光泽声音洪亮，很有职业经理的风范。他问我们来访的目的，我们说，也没有特别的用意；主要是了解一下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想了解一下生产型服务业和他们企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吴波说，现在评价金融危机对德力西的影响，为时尚早；对温州以及柳市的影响已经看到了，柳市的小企业倒闭了好几百家，很多农民工回乡了。往年很难找工的，今年，就能招到技术更熟练的工人。

因为春节生产不正常，对德力西的影响至少要等到3月底，才能揭晓。而国家增加了4万亿元的投资之后，新上马的项目的订单，估计也要滞后一段时间，因此，是祸是福，都很难说。我认为这是比较务实的说法。

说起就业，吴总说，民工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没事儿干了，就回家；

我插了一句，这叫“游牧型工业”——中国特色。

吴波说，的确，就业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造成的。换句话说，是政府拖了就业的后腿，对企业来说，没有高素质的员工，也就没有竞争力，没有企业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也在拖企业的后腿。在法国，一个人只要在某地工作6个月时间，他就拥有了当地合法身份，人随着工作走；巴黎没工作了，就去里昂；巴黎的工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在巴黎的生活，他自然要离开巴黎；

中国不一样，人要随户口走；户口在哪儿，工作就在哪儿，流动性很小；尤其是，城市和地区差异大大阻碍了人口的流动。以北京为例，其最低生活保障有600多，上海到了900了。这种收入，在西部，差不多抵得上一个正常员工的工资了。所以，北京人才不会离开北京，上海人也不会离开上海。

因此，大学生就业难，正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德力西温州总部，很需要大学毕业生，可是，他们这里没人来。来了，也呆不住；温州周边，也没有大城市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设施。

我说，你也呆不住；他就笑了，因为他每个周末都要回上海，过周末。其实，有一句话我没说，即，我为德力西担心——没有人愿意扎在温州，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一般员工是农民工，他们想留在当地，但不允许；所以，他们是流动的；可对高层管理人员和大学生来说，柳市的吸引力不够，他们不想留。

一个是不能留，一个是留不住，企业的员工都没有恒心，能指望企业的根基牢固吗？能指望中国的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吗？所以，大家都是“短平快”，打一枪就走，做大作强企业，终究是一个美梦了。而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政府带来的吗？难道不是政府管理水平差引起的吗？

吴波更是对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经济特区制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首先有违公平的原则，没有公平，就难以进行评价。我很早就这么想，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观点。今天听到一个人自发地这么说，证明中国和外国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真是天地之差啊。

2．柳市镇和温州的产业聚集

最后，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就是为什么在温州会形成低压电器生产基地，或者，我们可以把视角放宽，分析为什么温州会形成非常多的“小”商品生产基地，而不是“大”商品生产基地，他们的产品都是“轻薄短小”和“短平快”的，极少有“傻大黑粗”的。

据我看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自然地理因素——山高水激，交通不便，运输十分困难。“七山二水一分田”，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浙江南部地区的主要特征。此处，有“崇山峻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和一座城堡一样，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即：“进不去也出不来”。所以，超长、超大、超重的原材料和设备，在温州境内根本无法运输。“小”也就成了温州的必然选择。

      温州境内的水路，季节性波动很大，雨季水量特别大，旱季，水流减弱。尤其是，由于落差太大，水流湍急。运输是单向的，只能下行，不能上行；和长江三角洲通过江湖河汊运输货物不一样，温州的水路，基本没有运输之便。

第二，资源约束——温州境内除了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之外，没有其他自然资源，能源、矿产，几乎是“一穷二白”，因此，“靠山吃山”、就地取材搞生产是不可能的。所有原材料和能源，都必须从温州之外输入。

第三，社会组织程度低——在一个被自然地理环境分割的地域之内，人与人结成更大的组织的成本很高。山地居民，大都比平原区的人民更独立、自主，也更强悍和难于“惯例”，就是这个原因。温州的地理环境，恰恰如此。由于山高水激，家庭和家庭之间，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很难组织起来。没有大的社会组织，也就不可能生产“大”的商品。

第四，技术壁垒和资金投入较小——“小”产品的起步门槛低，资金量也小，很容易进入，这就使得组织程度低、分工并不严密的家庭，成为温州最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本来，家庭生产的一个弊端是，难以扩大规模；没有规模，也就没有成本优势。可由于进入门槛太低了，谁都可以进来，参加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利益驱使使得在家庭之间形成了分工。

这是温州模式的特点：“小作坊”——家庭式生产；“大规模”——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总合，使得总量很可观：“细分工”——家庭之间，有比较细致的分工；“频合作”——家庭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于彼此交易频率高，交易成本很低。

第五，土地缺乏，大量农业劳动力冗余，使得产业化发展有大量可供支配的就业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