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流行廣場舞？——一個文化視角

古代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是“四大發明”。在沉寂了若干世紀之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再次引起全球矚目，最近，又有“新四大發明”登場。“新四大發明”是：高鐵、網購、電子支付和共享單車。

不過，“新四大發明”之說，是站不住腳的。高鐵，1964年就有了。東京奧運會之前，日本開通了東京-大阪之間的東海道新幹線，時速在270公里到300公里之間，這是世界上第一條高鐵；

電子支付，並非Internet出現之後，才有的。嚴格說來，磁卡、IC卡才是電子支付的鼻祖。曾幾何時，中國人在美國，錢包里總是裝着大筆現金，成為偷盜和搶劫者的主要目標。美國人口袋裡幾乎沒現金，他們都刷卡。

這段歷史，還沒有過去。今天，很多國人的錢包里，還有N張卡，中農工建，一個也不少。但是，我們已經不大刷卡了，多在用微信和支付寶，尤其是小額支付，更是。於是，我們有了驕傲和鄙視他人的資本。

網絡支付的首創者，也是美國。如今大名鼎鼎的馬斯克，第一桶金就來自他創辦的網絡支付公司Paypal，之後，才轉戰航天領域，搞火箭和火星開發的。

網購的首創者，是亞馬遜；共享單車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中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德國和荷蘭之地鐵車站，就有自行車租賃服務。如果，我們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全部，“新四大發明”是成立的，否則，就難以說服世界上另外3/4的人口接受這種說法。

中國不是沒有大發明，但需要發現。如羅丹所言，世界上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的眼睛。依我看，廣場舞就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其首創權，肯定是中國。廣場舞一經發明，即風靡全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無處不洋溢着廣場舞躁動的歌聲。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廣場舞席捲中國，為什麼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特別是西方，卻默默無聞呢？除了中國大媽在巴黎盧浮宮廣場自娛自樂了一把之外，歐洲人只是看熱鬧，絕不跟隨。

“從眾”、“隨大流”、“跟風”，“起鬨”，一哄而起，一鬨而散，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徵之一。所以，我們才有世界上最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有“文化大革命”，有“大躍進”，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運動”。一個“運動”才去，另一個“運動”又來，轟轟烈烈，叫人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廣場舞，也是一種集體運動。

為什麼？

說到底，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我們以及我們的祖輩，都是農民。農民靠天吃飯，“天”，也就是季節。季節變換，農民要“與時俱進”，反之，“有違天時”，春天沒有下種，秋天一無所獲。到了冬天，只有喝西北風了。

但是，古代人的氣象知識，少之又少，憑什麼感知氣象變化啊：經驗。每一個部落，大概有那麼一兩個老“知識分子”，他們像現在的氣象台一樣，根據自己的感覺發布季節信息。比如，在北方，到了十月底，該種冬小麥了。他們就說，該種麥子了，並帶頭下地，播種。別人知道了這個消息，或者，看到別人在種麥子，也都抓緊時間下種。老天爺過時不候，要是錯過了播種，一年的收成，就別指望了。

“隨大流”並非人力強制，而是“天命難違”。不過，由於，一個村子裡，有經驗的老人少。“春江水暖鴨先知”，能準確掌握季節變化的，是極少數。多數人，“才疏學淺”，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城裡不知季節已變換”。這些人，怎麼辦，最好的辦法是“隨大流”——看別人在幹什麼，別人幹什麼，自己就幹什麼。尤其是，“隨大流”經得起時間檢驗，別人種瓜得瓜，你一樣；別人種豆得豆，你也一樣。長此以往，“隨大流”，既成習慣。

中國的農業經濟，源遠流長，“隨大流”，也就根深蒂固，成為國民性的一部分了。

比較一下商業經濟，有助於我們理解農耕對於“隨大流”之決定性影響。

與小農經濟相反，商業經濟是“為他人生產”。即：生產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為了交換。交換的前提，是產品的差異。要是你的產品，和別人一樣，交換，豈不是多此一舉嗎？換言之，只有自己的產品有特點，與眾不同，特色鮮明，才有人和你交換。你的產品，才有價值；價值，才可能實現。否則，就砸在自己手裡了。試想，你烤麵包，我也烤麵包，他也烤麵包，如何使得？“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兼得，若何？以魚易熊掌，是也。

商業經濟，無不求新、求異，花樣百出；農業經濟，則不同——只要跟得上“大部隊”，人耘亦耘，小康生活“就在希望的田野上”了。“隨大流”，如此經濟可靠；不“隨大流”，反倒是不可理解了。

中國的廣場舞，由此而起。歐美人，也有狂歡和娛樂，比如巴西的桑巴舞遊行和大狂歡，但是，他們是個性的，一人一個裝束，一人一個舞步，絕不模仿他人，也不跟從他人。換言之，歐美也有廣場舞，中國也有廣場舞，但是，此舞非彼舞也。

何也？ 因為，中西方的歷史不一樣。中國的歷史是農耕的，西方的歷史是商業的。農耕和商業，雖然不能解釋中西差異的所有，但，大致可以解釋其中的大部分。

2017年10月22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