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流行广场舞？——一个文化视角

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四大发明”。在沉寂了若干世纪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再次引起全球瞩目，最近，又有“新四大发明”登场。“新四大发明”是：高铁、网购、电子支付和共享单车。

不过，“新四大发明”之说，是站不住脚的。高铁，1964年就有了。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开通了东京-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时速在270公里到300公里之间，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铁；

电子支付，并非Internet出现之后，才有的。严格说来，磁卡、IC卡才是电子支付的鼻祖。曾几何时，中国人在美国，钱包里总是装着大笔现金，成为偷盗和抢劫者的主要目标。美国人口袋里几乎没现金，他们都刷卡。

这段历史，还没有过去。今天，很多国人的钱包里，还有N张卡，中农工建，一个也不少。但是，我们已经不大刷卡了，多在用微信和支付宝，尤其是小额支付，更是。于是，我们有了骄傲和鄙视他人的资本。

网络支付的首创者，也是美国。如今大名鼎鼎的马斯克，第一桶金就来自他创办的网络支付公司Paypal，之后，才转战航天领域，搞火箭和火星开发的。

网购的首创者，是亚马逊；共享单车的始作俑者，也不是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和荷兰之地铁车站，就有自行车租赁服务。如果，我们以为中国是世界的全部，“新四大发明”是成立的，否则，就难以说服世界上另外3/4的人口接受这种说法。

中国不是没有大发明，但需要发现。如罗丹所言，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依我看，广场舞就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其首创权，肯定是中国。广场舞一经发明，即风靡全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处不洋溢着广场舞躁动的歌声。

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广场舞席卷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方，却默默无闻呢？除了中国大妈在巴黎卢浮宫广场自娱自乐了一把之外，欧洲人只是看热闹，绝不跟随。

“从众”、“随大流”、“跟风”，“起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征之一。所以，我们才有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有“文化大革命”，有“大跃进”，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运动”。一个“运动”才去，另一个“运动”又来，轰轰烈烈，叫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广场舞，也是一种集体运动。

为什么？

说到底，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都是农民。农民靠天吃饭，“天”，也就是季节。季节变换，农民要“与时俱进”，反之，“有违天时”，春天没有下种，秋天一无所获。到了冬天，只有喝西北风了。

但是，古代人的气象知识，少之又少，凭什么感知气象变化啊：经验。每一个部落，大概有那么一两个老“知识分子”，他们像现在的气象台一样，根据自己的感觉发布季节信息。比如，在北方，到了十月底，该种冬小麦了。他们就说，该种麦子了，并带头下地，播种。别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或者，看到别人在种麦子，也都抓紧时间下种。老天爷过时不候，要是错过了播种，一年的收成，就别指望了。

“随大流”并非人力强制，而是“天命难违”。不过，由于，一个村子里，有经验的老人少。“春江水暖鸭先知”，能准确掌握季节变化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才疏学浅”，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这些人，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随大流”——看别人在干什么，别人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尤其是，“随大流”经得起时间检验，别人种瓜得瓜，你一样；别人种豆得豆，你也一样。长此以往，“随大流”，既成习惯。

中国的农业经济，源远流长，“随大流”，也就根深蒂固，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了。

比较一下商业经济，有助于我们理解农耕对于“随大流”之决定性影响。

与小农经济相反，商业经济是“为他人生产”。即：生产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为了交换。交换的前提，是产品的差异。要是你的产品，和别人一样，交换，岂不是多此一举吗？换言之，只有自己的产品有特点，与众不同，特色鲜明，才有人和你交换。你的产品，才有价值；价值，才可能实现。否则，就砸在自己手里了。试想，你烤面包，我也烤面包，他也烤面包，如何使得？“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兼得，若何？以鱼易熊掌，是也。

商业经济，无不求新、求异，花样百出；农业经济，则不同——只要跟得上“大部队”，人耘亦耘，小康生活“就在希望的田野上”了。“随大流”，如此经济可靠；不“随大流”，反倒是不可理解了。

中国的广场舞，由此而起。欧美人，也有狂欢和娱乐，比如巴西的桑巴舞游行和大狂欢，但是，他们是个性的，一人一个装束，一人一个舞步，绝不模仿他人，也不跟从他人。换言之，欧美也有广场舞，中国也有广场舞，但是，此舞非彼舞也。

何也？ 因为，中西方的历史不一样。中国的历史是农耕的，西方的历史是商业的。农耕和商业，虽然不能解释中西差异的所有，但，大致可以解释其中的大部分。

2017年10月22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