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里的中西之别 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所以，乒乓球的大名，叫Table tennis。没有办法打网球的日子，比方说，下雨了，草地上积了水；或者，白雪皑皑的冬季，打网球是不行了。在室内，找个角落，支个比麻将桌更大的台子，活动活动，热热身。 要说竞技，就有点夸大，对于喜欢甩开膀子、满头大汗地对抗的英国人，乒乓球就像一场大餐之前的垫场菜，是个引子。 可是，小小银球，到了中国人手里，就玩出了大名堂。不仅为国赢得了面子——1949年之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是荣国团于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的男子单打冠军。还开展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把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乒乓球在中国，可不止一项体育运动那么简单——乒乓球，是国球，不管它是舶来品，也不管它的发明人是否愿意，更不论它是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小部分了。 要知道，在中国，能挂上“国”字的，要不是历史悠久，比如国画、国学，哪一个不是上千年的历史。要不就是被皇帝宠幸过的，比如国师、国医，曾经喧嚣尘世、进过慈禧老佛爷御花园的京戏，也不过获封一个“京”字，不敢叫国剧。国剧之说，是有人私下滥用，并非名正言顺，也就不敢大张旗鼓。 乒乓球的国球之誉，却是举国皆知的。如今，世界人民也基本认可了，于是，形成了世界联队来共同抗衡中国。即便如此，在世界大赛上，中国大包大揽地卷走所有金牌、甚至奖牌的事儿，也是“罄竹难书”啊。 为此，国际乒联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公平竞争的措施，比如：发球无遮挡——发球，必须把球拿到球台上，必须抛起来，再击球；不能用身体遮挡，也就是，发球之前，必须让对方看见球在哪儿，而不是突然袭击； 不能跺脚——发球的时候，不能跺脚，必须让对手听清楚，发球的声音，以判断球之速度和旋转； 限制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参赛名额——在奥运会上，每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单项上，只能有两名选手参赛。以防“人海战术”，造成对其他国家选手的“围剿”； 小球换大球——为了增加回合数，乒乓球的直径，从38毫米，增加到40毫米； 11分制——把每局21分，修改为每局11分。对此，中国乒乓球主教练刘国梁，调侃道：要是改成一分制，则每一个人都可能拿世界冠军了。
言下之意，11分制是针对中国的。其实，不仅是11分制，几乎所有的规则修改，中国乒乓球界以及国人，都理解为是“世界歧视中国”。 可事实上，别说是乒乓球这种play，就是要人命的决斗，西方人也是先说好规则，然后，各自分开到特定的位置。见证人喊：预备，瞄准，射击，决斗双方才拔枪互射的。可是，早已经把规则遗忘在春秋战国的中国人，更看重的是结果，至于结果是如何取得的，就忽略不计了。 放大一点看，其实，规则不限于比赛场上。场外，也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所有运动员都是业余的。这个规则，直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才有松动，允许职业网球、NBA球员，参加奥运会，但是，变的是规则，不变的是精神。国外多数运动项目的多数运动员，都是个人参赛的，比如，大名鼎鼎的乒乓球运动员波尔、奥恰洛夫，参加国际比赛，都是一人独行，连教练也没有。 有一年，奥恰洛夫在无锡参加乒乓球公开赛，每天赛后，去夜市大排档吃烤串，又便宜，又好吃，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叫一个爽啊。可是，回国之后尿检，呈阳性。奥恰洛夫就郁闷啦，心想，这是中了哪门子邪了！就向德国药检部门申诉，看看究竟，结果是尿液当中有廋肉精。这下，奥恰洛夫就明白了，全是烤串惹得祸。于是，德国就向其运动员发布警示，在中国，千万别吃烤串。 与此相对，中国是“举国体制”。 中国对运动员的培养，都是不惜血本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以“人海战术”对抗国外的“个人主义”，效果不错。不过，要是算经济账，未免要赔本。可是，由于核算一个运动员的培训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体育界的财务又从来是一个“黑洞”，所以，从绝对的数字上“审计”金牌的投入产出比，是行不通的。 “正面攻不上去，就从侧面攻”——假设中国、国外培养一个运动员的成本是一致的，即投入一样，那么，产出越大的，越赚钱；反之，赚钱就少，甚至可能赔本。 以跳水为例。俄罗斯的萨乌丁，成名于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他获得过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的所有金牌，仅在奥运会上，他就取得了2金2银3铜的成绩，是跳水运动员中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全能，跳台跳板10米3米，他都能胜任。 与他相比，中国的跳水王子田亮，只有2块奥运金牌；谭良德3块奥运银牌；熊倪有2块奥运金牌，1块是1996年，另一块是2000年，和他对抗的正是萨乌丁，萨乌丁拿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银牌；孙淑伟是跳水界的神童级人物，16岁即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十米高台冠军，可是，也只有这一枚奥运金牌属于他。 由此来看，萨乌丁是“一夫当关”，和整个中国男子跳水队的几代人对抗。成绩虽然略逊，可他的效率远高于中国队。我们骄矜于“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却不考虑人的“使用寿命”和“人尽其用”。培养一个人要10年，或者更久；运动寿命却只有7、8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浪费； 国外运动员的寿命，要长久得多。萨乌丁成名至今，近20年了。瑞典的瓦尔德内尔、佩尔森，也都是20多年。在国内，兵乓球队员的年龄越来越小，30岁已经是“寿星”了，可在“海外兵团”，40岁的人，依然在打乒乓球。刘国梁28岁，已经是男队总教练了；他的前辈瓦尔德内尔是和刘国梁的师父蔡振华同时代的，却依然在球场上拼搏，蔡振华已然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了。还有，中国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倪夏莲，今年53岁了，还活跃在乒乓球赛场上，就在前一段，还创造了女子乒乓球正式比赛单场耗时最长的记录，且，战胜了比她年轻35岁的、19岁的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当然，倪夏莲不在国内，在卢森堡，已经入籍卢森堡，并代表卢森堡打球。 再以竞争更为激烈的NBA为例，乔丹1984年入行，2000年退役，打了16年；和他同时代的马龙、斯托克顿，时间更长；科比1996年进入NBA，2016年退役，整整打了20个年头。可我们的运动员，打了7、8年就成老队员了，有的干脆作教练了。 在萨乌丁“以一当十”的背后，是萨乌丁从跳水项目上所取得的收入，是国内N个运动员所取得收入之和——以从国际赛场上取得的奖牌数折算，国内收入不算。在“长盛不衰”的运动项目背后，是经济上的“长赔不赚”。因为，和常青树萨乌丁相比，中国运动员好像是一次性的“低值易耗品”，而一次性的东西终究是不经济的。 2017年11月9日；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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