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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之中國和商本位之西方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商人；追溯起來，也許，“商人”在中國出現得最早。不過，是否有商人不是關鍵。是否有獨立的商人，才是根本。 商人的獨立性，如何體現呢？ 1. 商人與其他社會階層，是平等的； 2. 在與官府、即暴力所有者的交易中，是有合同的； 3. 官府沒錢的時候，是向商人借貸，而不是要求商人“自願、無償捐輸”； 4. 商人的財產，不能被隨意剝奪； 5. 商人階級擁有本階級獨立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而且，其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明顯有別於其他階層。也就是，商人之立足，要有自己的“理論基礎”。 這五條，是相互關聯的。如，商人和其他社會階層是平等的，主要是指和官府平起平坐，而不是低頭下跪；和官府平等了，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平等，就不再是問題了。和官府平等了，交易自然要簽合同、定契約，按規則辦事；而每一份契約的背後，都默寫着“平等”兩個字——沒見主子和奴才簽合同的，也沒見皇帝和大臣簽合同的。為什麼？因為不平等。 因此，五條可以化簡為兩條1和5。這也為本文的論述，減少了工作量。 西方之商本位，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國家即公司，國家像公司一樣追求利益最大化；美國耶魯大學中世紀經濟史權威、洛佩茲教授指出：威尼斯共和國，猶如經營現代私人企業一樣，經營國家。而事實上，當時的亞平寧半島，除了威尼斯之外，熱那亞、佛羅倫薩、比薩、錫耶納、米蘭和那不勒斯等等，都是以商業立國的城邦國家。 當海上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之後，首先在遠洋貿易中成為老大的“海上馬車夫”荷蘭，幾乎所有人和所有經濟活動，都是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基礎的。國民，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公民，也是東印度公司的雇員或者投資人。沒有東印度公司，就沒有荷蘭；是東印度公司的運作和財富，塑造了今日之荷蘭。 第二，國王是最大的商人和股東，逐級分封制使得整個王國之架構，等同於股份公司；以英國為例，英倫三島並不全是國王的，國王只是老大，封地最多。可是，國王之下，還有公侯伯子男等一系列貴族，貴族都是有封地的。封地，是貴族的自治王國，國王是不能直接管轄的。於是，整個國家被以國王為首的權勢集團瓜分了。國王是大股東，貴族是小股東，國家和股份公司毫無二致。 第三，商人處於社會的支配地位，國王和政府，在與商人階層的交往中，以契約為根本，照章辦事，不論對方是本國商人，還是外國商人。 在此，我們要再一次說到哥倫布——哥倫布出海，不是為了“詩和遠方”，不是為了看風景，而是為了尋找“遍地黃金”的新大陸。對此，哥倫布毫不諱言：黃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誰占有黃金，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了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並使之升入天堂享樂的手段。 沒有人不喜歡黃金，包括富甲天下的國王和王后，加之，這次航海是西班牙國王資助的。哥倫布擔心自己找到的香料、黃金、土地和其他財富被國王拿走，自己出生入死，反倒一無所獲。所以，為了保障“勞動果實”不被竊取，出海之前，哥倫布和西班牙國王簽了一份契約，契約詳細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具體包括：國王和王后對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擁有宗主權，而哥倫布被預封為“新發現土地”的“世襲總督”，享有實際控制權；哥倫布對前往“新大陸”貿易的船隻可以徵收10%的稅，對自己運往西班牙的貨物國王必須免稅。 哥倫布等人經過71個晝夜的航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在現今的巴哈馬群島上，哥倫布第一次看到了全裸的、古銅色皮膚的印第安美女，但哥倫布不是一個好色之徒，他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他宣布登陸的島嶼為西班牙領土，升起了代表國王和王后的“F”和“Y”字旗，並匍匐在地對給他們帶來好運的上帝表示感謝。然後，就帶領船隊繼續自己尋找黃金的冒險。 哥倫布的第一次航行大獲成功，時隔7個月12天之後，哥倫布率領船隊回到西班牙，船上帶着大量黃金、當地特產以及6個印第安人作為人證。此後，哥倫布又三次遠征，率領船隊向加勒比群島和南北美洲進發。哥倫布探險引發了西班牙國王和民眾的發財夢，隨後的一個世紀，西班牙人的足跡遍及加勒比群島、北美洲東海岸和南美洲全境，大量的人口輸出和黃金、白銀流入使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先富起來的”國家。 哥倫布和西班牙國王之間，是有合同的。該合同，也許算不上公平，但是，合同確認之後的權利，是有保障的。在合同面前，哥倫布和國王，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違背合同。 可以拿來對照的，是鄭和下西洋。 我們也許為鄭和的“和平主義”感到驕傲，可是，卻沒有追問鄭和為什麼沒像哥倫布一樣征服殖民地、掠奪金銀財寶和奴隸，難道只因為鄭和是太監、無後嗎？更大的可能是，鄭和與明成祖朱棣是完全不對等的，鄭和之所得和所有，都屬於朱棣，既然如此，鄭和那麼拼命幹嘛！ 朱棣是一個笨賊，鄭和則是這個笨賊的奴才。他和永樂皇帝之間是沒有契約的，他是皇帝驅使的一隻走狗，是沒有自我主張和個人意志的木偶。永樂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永樂讓他死，他就必須去死，他甚至連選擇死的方式的自由都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鄭和出海所得到的一切，都天經地義地屬於皇帝本人，鄭和不能染指分毫。既然不能共享“贓物”，鄭和何必那麼賣力呢？ 正如我們分析的，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是風平浪靜的“和平主義”，少有疾風驟雨式的流血衝突。原因何在？沒激勵。拿多少錢出多少力，朱皇帝一毛不拔，鄭和出力也有限。要是朱棣也讓鄭和當海外殖民地的總督，也讓鄭和抽捐分稅撈油水，相信鄭和對東南亞人民的感情也不會那麼深厚，沒有階級仇，肯定有民族恨。哥倫布在美洲犯下的罪行，鄭和未必就干不出來；而鄭和所開創的事業，也不會在哥倫布之下。果真如此，南中國海就是中國內海了，也沒現在這麼多麻煩了。 中國之官本位，也有三個層面：第一，官府壟斷所有經濟活動；其理論基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資源，都是皇帝一個人的。可是，皇帝一個人忙不過來，就由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集團來管理，但是，只是管理，所有權還是皇帝的。官山海、鹽鐵專營、“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之故事，都一再證明，國家的財富都在皇帝手裡，官員也好，民眾也罷，都是因為皇恩浩蕩被賞了飯碗。官府作為皇帝之管家，壟斷經濟活動，勢所必然。 第二，商人的所有經營活動，都是奉旨經營；沒有官府的力量和背後撐腰，商業活動很難開展並擴張，於是，官商一體，就成為中國商人的必然選擇，不是中國商人喜歡，而是不這麼作，生意就沒法持續下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商人是官府的附庸。 《大宅門》裡有一個細節，白家老號為了成為皇室藥品御用供應商，必須要搞定宮裡的王公公，於是，白家老號為王公公在紫禁城外買了宅子，置了房子，還買了通房大丫鬟，來伺候王公公。只要王公公搞定了，白家的生意，就一切順風順水了。 歷史上如此，今天的中國地產企業，哪一個背後沒有政府的影子。2014年3月，我去台灣旅行，在墾丁夜市，遇見一個賣銀飾品的小販，他為了免受干擾，用一個紙片，寫了一個告示，有四條：第一，試好了再問價。不要亂問價格，問了半天，卻不買。第二，別問是不是真銀的。第三，有錢不是爺。第四，不許拍照，尊重智慧財產權。我不能保證一字不差，但可以保證，含義不會有誤。為了記住，我在這個攤，站了很久。 從墾丁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到台灣中央研究院拜會汪凡森院士，和他說起此事。我說，第三條不對，在大陸，有錢真不是爺，有權才是。大陸和台灣是不一樣的。在台灣，有錢就是爺，所以，才是資本主義，才是邪路。大陸走社會主義特色的道路，有錢怎麼能是爺呢！王教授大笑。 第三，商人被歧視，商業活動被貶低。商人既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也不可能和官府平起平坐。上自秦漢，商人從政治上、經濟上和道德上，被多面夾擊。此後，在兩千多年的帝制時期，商人始終在社會的夾縫中，苦苦掙扎。 政治上，商人不能做官；經濟上，農業是本，商業是末；道德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理”，因為，商人是牟利的，自然被以儒家道德為標榜的道學家劃入小人之列。 與此相對，熟讀四書五經的儒家士大夫，一方面，通過科舉、晉升官僚集團，掌握政治權力；另一方面，通過虛偽的道德教條，占據道德制高點；雙管齊下，取得了對商人的壓倒性優勢地位。 一個例證是，19世紀60年代肇始的洋務運動，其領軍人物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劉銘傳、沈葆楨等等，無一不是朝廷大員。這是與日本明治維新截然不同的。創立上百家企業、被譽為日本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出身於武士之家，武士也是日本的統治階級，然而，維新之初，澀澤榮一就賣了自己的武士身份，致力於日本的工商業發展。 幾乎同一時期，被譽為清末第一商人的胡雪岩，卻為自己獲封的黃馬褂倍感榮幸。有了黃馬褂，胡雪岩就不僅僅是商人了，而是紅頂商人。頂戴，是官員的象徵。 但，這恰恰說明了，商人是沒地位的。官，才是老大，官是本，商是末。 有一點要解釋，本文是對比中西，最後的例子，說的卻是日本。其實，日本只是地理上在東方，但在精神上，自明治維新就已經“脫亞入歐”，成為西方一份子了。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即包括日本，日本還是舉足輕重的一員。 2018年3月21日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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