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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之中国和商本位之西方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商人；追溯起来，也许，“商人”在中国出现得最早。不过，是否有商人不是关键。是否有独立的商人，才是根本。

商人的独立性，如何体现呢？

1.       商人与其他社会阶层，是平等的；

2.       在与官府、即暴力所有者的交易中，是有合同的；

3.       官府没钱的时候，是向商人借贷，而不是要求商人“自愿、无偿捐输”；

4.       商人的财产，不能被随意剥夺；

5.       商人阶级拥有本阶级独立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且，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明显有别于其他阶层。也就是，商人之立足，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这五条，是相互关联的。如，商人和其他社会阶层是平等的，主要是指和官府平起平坐，而不是低头下跪；和官府平等了，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就不再是问题了。和官府平等了，交易自然要签合同、定契约，按规则办事；而每一份契约的背后，都默写着“平等”两个字——没见主子和奴才签合同的，也没见皇帝和大臣签合同的。为什么？因为不平等。

因此，五条可以化简为两条1和5。这也为本文的论述，减少了工作量。

西方之商本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国家即公司，国家像公司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美国耶鲁大学中世纪经济史权威、洛佩兹教授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经营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而事实上，当时的亚平宁半岛，除了威尼斯之外，热那亚、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那不勒斯等等，都是以商业立国的城邦国家。

当海上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之后，首先在远洋贸易中成为老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几乎所有人和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基础的。国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民，也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或者投资人。没有东印度公司，就没有荷兰；是东印度公司的运作和财富，塑造了今日之荷兰。

第二，国王是最大的商人和股东，逐级分封制使得整个王国之架构，等同于股份公司；以英国为例，英伦三岛并不全是国王的，国王只是老大，封地最多。可是，国王之下，还有公侯伯子男等一系列贵族，贵族都是有封地的。封地，是贵族的自治王国，国王是不能直接管辖的。于是，整个国家被以国王为首的权势集团瓜分了。国王是大股东，贵族是小股东，国家和股份公司毫无二致。

第三，商人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国王和政府，在与商人阶层的交往中，以契约为根本，照章办事，不论对方是本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

在此，我们要再一次说到哥伦布——哥伦布出海，不是为了“诗和远方”，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寻找“遍地黄金”的新大陆。对此，哥伦布毫不讳言：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谁占有黄金，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了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之升入天堂享乐的手段。

没有人不喜欢黄金，包括富甲天下的国王和王后，加之，这次航海是西班牙国王资助的。哥伦布担心自己找到的香料、黄金、土地和其他财富被国王拿走，自己出生入死，反倒一无所获。所以，为了保障“劳动果实”不被窃取，出海之前，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签了一份契约，契约详细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包括：国王和王后对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拥有宗主权，而哥伦布被预封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享有实际控制权；哥伦布对前往“新大陆”贸易的船只可以征收10%的税，对自己运往西班牙的货物国王必须免税。

哥伦布等人经过71个昼夜的航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在现今的巴哈马群岛上，哥伦布第一次看到了全裸的、古铜色皮肤的印第安美女，但哥伦布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宣布登陆的岛屿为西班牙领土，升起了代表国王和王后的“F”和“Y”字旗，并匍匐在地对给他们带来好运的上帝表示感谢。然后，就带领船队继续自己寻找黄金的冒险。

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大获成功，时隔7个月12天之后，哥伦布率领船队回到西班牙，船上带着大量黄金、当地特产以及6个印第安人作为人证。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远征，率领船队向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进发。哥伦布探险引发了西班牙国王和民众的发财梦，随后的一个世纪，西班牙人的足迹遍及加勒比群岛、北美洲东海岸和南美洲全境，大量的人口输出和黄金、白银流入使西班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国家。

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之间，是有合同的。该合同，也许算不上公平，但是，合同确认之后的权利，是有保障的。在合同面前，哥伦布和国王，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违背合同。

可以拿来对照的，是郑和下西洋。

我们也许为郑和的“和平主义”感到骄傲，可是，却没有追问郑和为什么没像哥伦布一样征服殖民地、掠夺金银财宝和奴隶，难道只因为郑和是太监、无后吗？更大的可能是，郑和与明成祖朱棣是完全不对等的，郑和之所得和所有，都属于朱棣，既然如此，郑和那么拼命干嘛！

朱棣是一个笨贼，郑和则是这个笨贼的奴才。他和永乐皇帝之间是没有契约的，他是皇帝驱使的一只走狗，是没有自我主张和个人意志的木偶。永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永乐让他死，他就必须去死，他甚至连选择死的方式的自由都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郑和出海所得到的一切，都天经地义地属于皇帝本人，郑和不能染指分毫。既然不能共享“赃物”，郑和何必那么卖力呢？

正如我们分析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风平浪静的“和平主义”，少有疾风骤雨式的流血冲突。原因何在？没激励。拿多少钱出多少力，朱皇帝一毛不拔，郑和出力也有限。要是朱棣也让郑和当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也让郑和抽捐分税捞油水，相信郑和对东南亚人民的感情也不会那么深厚，没有阶级仇，肯定有民族恨。哥伦布在美洲犯下的罪行，郑和未必就干不出来；而郑和所开创的事业，也不会在哥伦布之下。果真如此，南中国海就是中国内海了，也没现在这么多麻烦了。

中国之官本位，也有三个层面：第一，官府垄断所有经济活动；其理论基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资源，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可是，皇帝一个人忙不过来，就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集团来管理，但是，只是管理，所有权还是皇帝的。官山海、盐铁专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故事，都一再证明，国家的财富都在皇帝手里，官员也好，民众也罢，都是因为皇恩浩荡被赏了饭碗。官府作为皇帝之管家，垄断经济活动，势所必然。

第二，商人的所有经营活动，都是奉旨经营；没有官府的力量和背后撑腰，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并扩张，于是，官商一体，就成为中国商人的必然选择，不是中国商人喜欢，而是不这么作，生意就没法持续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人是官府的附庸。

《大宅门》里有一个细节，白家老号为了成为皇室药品御用供应商，必须要搞定宫里的王公公，于是，白家老号为王公公在紫禁城外买了宅子，置了房子，还买了通房大丫鬟，来伺候王公公。只要王公公搞定了，白家的生意，就一切顺风顺水了。

历史上如此，今天的中国地产企业，哪一个背后没有政府的影子。2014年3月，我去台湾旅行，在垦丁夜市，遇见一个卖银饰品的小贩，他为了免受干扰，用一个纸片，写了一个告示，有四条：第一，试好了再问价。不要乱问价格，问了半天，却不买。第二，别问是不是真银的。第三，有钱不是爷。第四，不许拍照，尊重智慧財產權。我不能保证一字不差，但可以保证，含义不会有误。为了记住，我在这个摊，站了很久。

从垦丁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拜会汪凡森院士，和他说起此事。我说，第三条不对，在大陆，有钱真不是爷，有权才是。大陆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在台湾，有钱就是爷，所以，才是资本主义，才是邪路。大陆走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有钱怎么能是爷呢！王教授大笑。

第三，商人被歧视，商业活动被贬低。商人既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和官府平起平坐。上自秦汉，商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被多面夹击。此后，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商人始终在社会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政治上，商人不能做官；经济上，农业是本，商业是末；道德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理”，因为，商人是牟利的，自然被以儒家道德为标榜的道学家划入小人之列。

与此相对，熟读四书五经的儒家士大夫，一方面，通过科举、晋升官僚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另一方面，通过虚伪的道德教条，占据道德制高点；双管齐下，取得了对商人的压倒性优势地位。

一个例证是，19世纪60年代肇始的洋务运动，其领军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刘铭传、沈葆桢等等，无一不是朝廷大员。这是与日本明治维新截然不同的。创立上百家企业、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出身于武士之家，武士也是日本的统治阶级，然而，维新之初，涩泽荣一就卖了自己的武士身份，致力于日本的工商业发展。

几乎同一时期，被誉为清末第一商人的胡雪岩，却为自己获封的黄马褂倍感荣幸。有了黄马褂，胡雪岩就不仅仅是商人了，而是红顶商人。顶戴，是官员的象征。

但，这恰恰说明了，商人是没地位的。官，才是老大，官是本，商是末。

有一点要解释，本文是对比中西，最后的例子，说的却是日本。其实，日本只是地理上在东方，但在精神上，自明治维新就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方一份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即包括日本，日本还是举足轻重的一员。

2018年3月21日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