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太行山区的食衣住行

1.     引子

往事不堪回首！无论以往过得好坏。

我不是闲得无聊嘛！就写写陈年旧事——鲁迅先生有本书叫朝花夕拾，我不能和他老人家比，就叫20世纪70年代太行山区之食衣住行。

民以食为天——吃，还是第一位的。

鄙人，1965年出生，79年离开井陉老家，去正定上高中。之后，再没有长期在家住过。

因此，整个70年代，我是在河北省井陉县南王庄村，完整度过的，也记事儿了。

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都是一手信息；听说的、二手的，不在内。

2.     食

日常和吃得最多的一种饭，叫咸饭。

为什么这么叫？我也不知道，也无从考察。据我长大之后，遇到我们县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也叫咸饭。

咸饭，并不咸。因为，当时来说，盐也是花钱买的，没人舍得多放盐。要是你多放盐，你老爸会把你的屁股打成八瓣儿的，而且，你妈也不会拦着。

咸饭，是一种杂烩的煮饭。季节不同，内容也不同。冬天，是白萝卜片、红薯、胡萝卜片、蔓菁片等，先下小米，再放各种干菜片，开了锅，再下玉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煮熟了，捞出来， 咸饭也就好了。

家里不论老小，一人一碗咸饭，就玉米面饼子，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早中晚，没啥区别。每家每户，都如此，也没区别。

因为，当时是集体劳动，大家都在生产队上班儿；口粮、蔬菜也都是平均分配的。

你家、他家每种粮食的种类、比例都是一样的。因此，主妇们做出来的饭，几乎一致，也就在所难免啦。

唯一的差别是：玉米面饼子的大小，和咸饭的稀稠略有不同。

男人们，常常用筷子顶着玉米面饼子，端着一大碗咸饭，到门外巷子里，坐在石头上，一边吃，一边和邻居聊天。吃完了，继续聊。碗和筷子，让自己媳妇或者孩子，拿回去。有时，一大碗没吃饱，就吆喝自己媳妇或孩子，再盛一碗。

妇女和孩子，一般不参加巷子里的桌边会议，都是在自家院里吃饭。特别是妇女们，多数就在厨房随便吃几口就完了。要吃得快，因为，还要照顾孩子上学，还要喂猪。

春季，蔬菜还没下来，只能吃前一年秋天储存的干菜。称得上新鲜的，只有窖藏的红薯；红薯，是放在土窖里的。

土窖深3-4米，然后，向水平方向挖掘，成为一个窑洞，但为节省人工，没有人高；不能直立，只能猫着腰进去。秋天红薯收获之后，就把一部分放在土窖里。

有些红薯，擦成片，晾干，磨成粉，这就是红薯面。

红薯面，也是一种重要的主食；可以压饸烙、抿圪斗，还有一种吃法，是把红薯面和白面，分别擀面，之后，合起来，成为一层白面、一层黑面（红薯面湿了之后，是黑色的）的包皮面条，味道也很好。只是做起来，比较繁琐。

地窖里的红薯，要是保存得好，有时，能一直到第二年秋天，新红薯下来了，还没吃完。

夏秋两季，各种蔬菜，都下来了。有黄瓜、西葫芦、茄子、豆角、北瓜、青椒、尖椒等，还有一种名叫根达的青菜，很像今天的芹菜，但，比芹菜更粗，叶子像芭蕉一样宽大。根达只吃茎，不吃叶。叶子，剁碎了，拿去喂猪和鸡。

这种菜，我离开老家之后，再没见到过。

根达的吃法，也像芹菜，如根达拌花生米；花生煮熟，根达茎切成细丝，开水焯过，过凉水，和花生米一起，淋点儿香油，是夏季里极好的凉菜。

不知道啥原因，我们村的西红柿，都不红。因此，离开老家之前，我很少吃到西红柿。后来，村里搬来一个军工厂5450厂。他们厂，从石家庄拉西红柿，卖给自己的职工。有剩余，村民也能去买，但要等人家所有职工买完了，才有机会。还要花钱，我记得大概是2分、2分5一斤。

夏秋两季，各种蔬菜、瓜果以及野果漫山遍野，红薯、嫩玉米、茄子、黄瓜、蔓菁、红枣、花生，去暑之后，核桃也离皮了，可以吃了。常看到小松鼠，啃了一堆的核桃青皮，一个小山一个小山似的，这就是说，松鼠已经开始享用美味的核桃仁了。

可，除了野生的，一切资源属于集体。那时，我们觉悟高，集体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动得；哪怕牺牲生命，也要保护集体财产，更不要说去偷摘偷吃了。

因此，路边的瓜果虽然很多，但我一次也没有摘过。别人摘，我也不允许，我要坚决和他作斗争。

夏天、秋天，要去地里干活儿，所以，吃得要好些。

割麦子的时候，常吃烙饼、绿豆汤，炒菜是没有的，凉拌豆芽或者黄瓜丝，都算奢侈了。很多时候，是捣蒜成泥，加醋兑水；烙饼蘸蒜泥醋汁，味道好极了。

还有一种蒜汁香油茄泥，更是美味——茄子蒸软、捣烂、浇上同样捣烂的蒜汁、醋，再淋上香油，拌匀。既爽口，又美味。我母亲做得，最是可口。方法并不难，我也会做。可，我后来做过，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味道了。

最盼望的是秋假了。当时，农村放两个假，一个是麦假，一个是秋假。麦假的工作很单一，就是收麦子。大人们割麦子，我们小学生，跟在大人后面拾麦穗，就和法国著名画家米勒的名作《拾麦者》一样。不同是，中国的太阳，要比法国的太阳热烈得多。

秋假，天气好多了；秋假的主要任务是拾枣，我们小学生，一边拾，一边吃，停不下来；枣含糖量高，吃多了，口渴。常常是吃了几个之后，就发誓不吃了，然而，遇到大个、透红、硬脆的，就忍不住，直到吃了一肚子的枣，连午饭、晚饭都省下了。

一年之中，吃得最丰富，还是秋天。不一定吃得好，但花样多，蔬菜、瓜果都是新鲜的，白天在地里收了，晚上就上了饭桌。

即便如此，吃白面的机会，也少之又少。或者说，屈指可数。

第一次吃白面，是大年初一；所谓“大年初一吃饺子，头一回”，绝非夸张。第二次，就到清明了。清明祭祖，蒸好馒头，带到祖坟上，供一供，之后，拿回家，就分给家人们吃了。

夏季、秋季干活辛苦，也会吃白面。但那要看主妇的安排，并不必然。有的家庭，极为节俭，麦子一年一年地存着，为娶媳妇、盖房子用。例如，家里盖新房子的话，来帮工的人，是不给工钱的，为此，就要让人家吃好——吃好的标准，就是三顿白面。否则，人家就不愿意来了。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你家的房子就烂尾了。

我母亲过得仔细，家里攒了好几大缸的麦子。一缸有2百-3百斤，总有4-5缸吧，放在我家的小北屋里。直到我和我哥离开老家，去上学，大缸里的麦子，都是满的，用黄泥封着。1980年，我母亲和三弟、小妹跟着我爸爸到了城里，可户口还是农村户口，也就没办法买粮食。我母亲只好回老家，把麦子换成面粉，背到城里去，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

离开老家之前，我没有挨过饿，但吃得不好，白面是偶尔，大米别想。79年9月，我去正定上高中，一天三顿馒头，没有粗粮，比我老家吃得好多了。

3.     衣

我对我奶奶唯一的意见是，冬天，她老人家总让我穿中式棉裤。

为什么？

她老人家说：西式裤子前面开口，风吹进来，会把小男孩的小鸡鸡冻坏了。冻坏了，长大了，也就不是男人了，没用了。

对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来说，未来在哪儿？何时才能长大，是遥远的、到不了的未来。最要紧的是眼下，是我最不愿意裤裆里鼓鼓囊囊地、像塞了一个大包袱。

今天的年轻人，兴起穿汉服了。

鄙人以为，中式裤子才是汉服的核心。而且，不分男女，一条裤子，男的可以穿，女的也可以穿，唯一的差别是长短——男人个子高，女人个子低。这也难不倒我们，把裤口挽起来，岂不是更帅啊！

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喜欢穿中式裤子，特别是在冬天。

中式裤子，是什么样的，恕我不介绍了。

要是你们不知道，只能说你们太无知，或者太健忘——才过去了不到50年，就一无所知了。这还怎么完成伟大的文化复兴呢！

棉袄、棉裤、棉鞋和棉帽子，是冬天的标配。

最难的是起床，因为，被窝里是热的，屋子里冰凉，棉衣放在外面，也是冷的，还是硬的。

此时，母亲已经在外间烧火做饭了。我母亲就把我和我哥的棉袄、棉裤，在火上烤一下，再递给我们。我是急性子，担心迟到，比我起得快。我哥则是慢性子，不着急，过一会儿，烤过得棉衣又凉了，他就和我妈说：棉衣太凉，没法穿，要再烤烤才能穿。

当时，我和我哥，是睡一个被子的。

睡之前，两人就争抢被子，一会儿拽过来，一会儿再拽过去；有时，一个在脚底下，一个在上，两个人就互相蹬，力图把另一个踹出被窝。

其实，冬天最怕冷的是手。

70年代的冬天，要比今天更冷。是吧？气候变暖是一个体感就能察觉的事实。因此，手套也是必备，还是棉手套。近几年，我都没戴过手套。

即便如此，手也经常冻得开裂，洗完手，在火上一烤，连心地疼。

这还算好的。我的一个本家小叔叔，叫生梅，每年冬天，都生冻疮；两只手，冻得通红、肿得如馒头；有时还化脓、奇痒，每次看到他的样子，我就难受不已。

其实，生梅小叔叔家的条件，是好的。他也有手套，比我和我哥的，都厚实。但，当时的冬天，真冷。而且，在农村，有很多活儿，是要在冬天做的，是戴着手套不方便做的。手生冻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管单衣、棉衣，还是单鞋、棉鞋，都是妇女们做的。高大上的说法，叫女红。其实嘛，就是做衣服、做鞋、缝缝补补。买衣服，是不可想象的。

最麻烦的是，做鞋。

做鞋最费时的工序，是纳鞋底。

之所以要纳鞋底，原因是，鞋底是碎布条、用浆糊一层一层粘起来、码成1到2个厘米的厚度，暴晒晾干，即可；棉鞋厚，单鞋薄。因此，要是不用粗麻绳密密地捆扎，一是硬度不够，一走，鞋底就变形；二是，遇水软化，鞋底就稀烂了。

为此，纳鞋底就成为做鞋的硬功夫，也最耗时费力。手快的女人，一般是三天，才能纳一个鞋底；六天，是一双。以一家五口人计，每年每人做一双新鞋，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伏天，我常见：大雨倾盆、中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或烈日当空，邻家妇女，有小媳妇儿，也有老太婆，聚在我奶奶家，一边七嘴八舌地说山海经、云水谣、陈芝麻烂谷子、张家的老婆陈家汉，一边搓麻绳、裁鞋样、纳鞋底、上鞋帮。从清晨到日暮。

有时，不止下雨，还下冰雹。我们就用脸盆接，噼噼啪啪的雨点儿和冰雹，敲打着脸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接了冰雹，赶快吃，否则，就化了。炎热的夏天，狂风急雨、还能吃个冰雹，是老天爷给予孩子们的最大奖赏了。

需要特别提起的，是鞋底所用的布条儿，主要是裁衣服剩下的边角，以及旧衣服改装之后的碎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孩子多，老大穿了，老二再穿，直到穿破了，再撕成布条，做鞋底的填充料。

物尽其用，没有一丝一缕的浪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循环经济”；想想前几年，“循环经济”甚嚣云上，一众学者蜂拥而起，兴奋地吠叫不停，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鄙人就纳闷，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其父辈以及他的少年时期，难道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时期，不知道循环乃自然之道，也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做鞋，是纯手工的；做衣服，也几乎是。在我记忆里，我们四邻，除了我家之外，只有一家有缝纫机。我家的缝纫机，可能是我母亲结婚时，置办的；

缝纫机之设计，极为巧妙；打开盖子，把机头旋起来，脚踩踏板，通过皮带，机头一上一下，带动针头快速地穿过布料，比手工快了上百倍吧。机头特别像蚂蚱，每当我母亲踩缝纫机，我就想到是蚂蚱一刻不停地点头。

不用了，掀开盖子，机头可以沉入机箱里，再扣上盖子，马上变成了一张桌子。我哥经常在上面写作业，我最喜欢缝纫机盖子的颜色、纹理和质地，如玉光滑，如木温暖，用行话说，像包浆一样，古色古香。

夏天的衣服，最简单了；上面是背心，下面是短裤。女生穿衬衣和裙子，衬衣是白色的，不过，大多数女生只有一件衬衣。

有一次儿童节，小学同学吕梅素中午回家，把衬衣洗了，晾干，下午再穿来；不巧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洗得晚了，还是其他原因，衬衣还潮乎乎的，就穿着到学校了。否则，就迟到了。

在老师办公室，吕梅素和班主任吕老师说，她的白衬衣没干。

鄙人看着干了啊。为了证实，我就摸了一下吕梅素衬衣的后摆。

摸的一刹那，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

这是犯了啥忌讳了呢！后来他们说，怎么可以摸女同学的衬衣呢——男女授受不亲啊。

我听了，觉得那个说法真是愚蠢。但所有人都那么说，我一个小孩能如何！

雨天有凉鞋，蹚水过河，穿过山涧小溪，都很方便；可要是不下雨，大热天太阳晒得凉鞋烫脚，也不舒服。那是纯正的塑料凉鞋，小孩好动，一个夏天就断了，不能再穿了。

有时开裂了，母亲就把铁丝烧红了，再找一块塑料皮，像焊接一样，把裂开的两部分“焊”在一起，将就着，等来年再买新的——一年一换，是不可能的。

塑料凉鞋，大概是进入农村最早的化工产品了。此外，衣服、鞋之原料，都出自棉花，是纯天然的。产自土地，之后，也回到土地，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有害垃圾。塑料是例外。

70年代末，来了一阵穿化纤衣服的潮流 ，一时非常流行。特别是女人，都以有一件的确良、的卡料子的衣服，为炫耀，和今天拥有LV一样的感觉。

我没有赶上那个时髦，因为，79年9月，我就离开井陉，去正定上高中了。

4.     住

回忆是美好的，特别是年少时期，然而，我小时候最糟糕的记忆， 是住。

我住在一个超大、超好的北方四合院里，依照风水学说，东南西北，房子依次升高；东边的房子最低，北边是正房，最高也最豪华，是一座二层楼，是我们村最好的房子。有一个厚实的木制楼梯，小时候，我和我哥，在楼梯上爬上爬下，跑上跑下，踩得楼梯咚咚直响，让我姑姑和奶奶很头疼。

奶奶一家住正房，我们一家住东屋。南屋、西屋和我们是一大家，但不是一个祖父，隔了一层。南屋也是二层楼，西屋是瓦房，瓦房有悬空的长屋檐，下面，是鸽子筑巢的好地方。因此，院里有一代一代的鸽子，到底是几代，我也不清楚。

东屋，有三间。不过，由于礼制之限，这三间要比正常间都小，也就是小三间。其中，靠南的一间，是敞开的，用于夏天的厨房。

所以，实际上，东屋只有小两间：外间是主要活动空间，里间是炕，还放着一台缝纫机，和一个大柜子——大柜子里，放着全家所有人的衣服。

外间是两个炉灶，一个是烧柴的，一个是烧煤的；两个灶台的烟道，都穿过隔断里外间的墙壁，通到里屋的炕道，再从屋顶的烟囱排出。

这就是北方农村的土炕，和主要取暖方式。屋子小，还有火炕，因此，我家的小东屋，虽然住起来局促，然而，在冬天，倒是暖融融的。不足是，只要在外面烧柴，里间也是烟雾弥漫的，熏得睁不开眼。

东屋冬天好过，夏天不好过，最大的问题是漏雨；更可气的是，漏雨的地方，在炕上。因此，每次下雨，我都特别担心；要是漏得厉害，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常常是，下雨的间歇，母亲和哥哥，就要爬上房顶，紧急抢修。我就一个人盯着纸糊的天花板，眼含泪水，心想，何时我们全家能住到永远不漏雨的房子里。

然而，我只是含着泪水，没有哭过，我不想让哥哥和母亲知道我的担心。

因此，要是谁家的房子大、坚固、宽敞、明亮，我就特别羡慕人家。

上了初中，我就不住东屋了，而是，和奶奶、姑姑住在北屋。因为，二叔、三叔年龄大了，借住在邻居家，我也升了一级。

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是后半夜。全家人都被摇醒了，一起跑到了大街上；奶奶把我叫醒，也出门去了。可，等了半天，也没见我；就返回来找我，见我在床上，又睡着了。

奶奶的正房，宽敞多了；夏天下雨，或者冬天农闲，是邻里聚集的好地方。我也因此听他们说家长里短，可是，当时小，不理解大人们所说的极度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记下来的，很少。

但，奶奶的北屋，问题也不少。

第一，   冬天的风，一吹就透了；每座房子，都有两道门；一道是对开的、外面可以上锁，里面可以上门栓的门，这也是正门，但，平时不用，一直敞开着；除非全家人都外出，才在外面挂锁。

另一道，叫风门；顾名思义，是防风的；可冬天，人在屋子里，一开门，一股风吹进来，就能把满屋子的热气吹散。因为，风门和室内，再无遮挡，风肆无忌惮、一扫而过。但，也不能把正门关上，因为，关上正门的话，就没有光了，白天屋里也是一片黑，当然不行。

第二，   室内昏暗；北方民居，后墙、山墙是不开窗的，因此，北屋三间，只有一个门、两个窗是透光的。然而，当时没玻璃啊；所以，两个窗，是在木质窗棂上，糊着毛头纸；只在中间，大约20厘米见方的地方，镶着一块宝贵的玻璃；风门的上部，约有一半是大块玻璃。

仅靠这三处采光，亮度是不够的；所以，每到太阳光移过北屋，奶奶就放下针线，说：看不见了，该做饭啦。

第三，   通风不好；后墙没有窗，就无法对流，通风也不好。记得我表弟，住在奶奶家的时候，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是爬到窗口，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儿！他说得“气”，是带儿化音的，是空气儿，不是空气。

我不太理解古人为什么不在住房上，下点功夫，把自己的窝搞得坚固、舒适一点，以至于号称5千年的文明古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房子的宜居性，大可质疑。

有人说，中国人是住在院子里的，西方人是住在房子里的。院子，才是中国人的活动空间；躲进小院成一统，又有春夏又有冬。

我家的院子，确是气象万千的。

院子靠北，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梧桐树冠盖如云，遮阴了半个院子；风狂雨急的时候，如千军万马，在梧桐树的树梢上，呼啸而过。雨大的时候，院子里积满了水；好在，院子里铺满了大块片石，虽不平整，但没有一点泥。

东屋前，有两口大水缸，一个是奶奶家的，一个是我们家的。奶奶家的大，我们家的小；这两个水缸，存日常用水，如做饭、洗菜等；但不包括洗衣服的，洗衣服去河边，或者井边。

水，是从巷子里的老井挑来的、天然矿泉水。我们都是直接喝，冬天也是；不怕凉，特别是我三叔，一年四季，灌凉水。冬季，为了防止水缸结冰，要在水缸四周，包一圈谷草（我们那里没有稻草）；即便如此，每天早晨，水缸里面也会结厚厚的一层。有时，铁瓢也被冻在里面。我们要先烧一壶开水，解冻冰层和铁瓢。

院子里，还有三个鸡窝，东西北靠墙，一家一个。

我们家养鸡的最大成就，是有七只母鸡，而且，很对称；一只白、一只黑；一只白花、一只黑花；一只白菇菇头儿（头上有特殊的翎毛，土话叫菇菇头儿），一只黑菇菇头儿，还有一只我不记得了。

总数7只，正在盛年，每天至少能下5个蛋；由于只有七只鸡，哪一只下了，哪一只没下，我和我妈都一清二楚。每一只母鸡，都很努力，只休息一天；今天没产蛋，明天指定下。

每天放学，我都问我妈：拿了几个鸡蛋。

当时，10个鸡蛋有一斤，一斤能卖6-7毛钱；可想而知，7只母鸡，能为我家的财政收入做出多大贡献啊。

养鸡的后果，就是满院子的鸡粪，以及稍不留神、鸡就啄食了啥宝贝东西，如干粮、红薯干、萝卜片等。每当此时，就见我奶奶，拿着扫帚，一边骂着鸡群的十八辈祖宗，一边颠着小脚，追着一群鸡，上下翻飞，满院子扑棱。

果真是一地鸡毛，满园狼藉。

我还住过羊圈。三叔是生产队里放羊的，他是个动物爱好者；凡动物，他都喜欢。于是，生产队里最熬人、没日没夜的放羊，非三叔莫属了。

夏天热，羊是在野外过夜的；一般，是在土地里，用铁丝网扎个圈，把羊围起来，即可。但牧羊人，一定要看着，不看会有人偷，也可能有狼。当时，主要是人偷，没有狼。因为，狼早都饿死了。我在农村14年，翻山越岭进入深山多少次，从来没遇见狼，也没听大人们说有狼。

羊群在土地里过夜，羊粪羊尿满地，在上面垫土，就是肥料了。

冬天，不能在野外了，有专门的羊圈。

所谓羊圈，就是窑洞，和陕北在土崖上挖的窑洞，完全一样。只是，我们那里，人是不住窑洞的，只有羊群，冬天在窑洞里过夜。

我随着三叔住过几次窑洞，窑洞有一个主洞，边上再开一个小的窑口；羊，在主洞里，聚在一起，度过漫漫黑夜；我和三叔，就在小窑口的炕上睡觉。

暖和，没得说。但要说舒服，根本说不上，因为，窑洞没法通风，窑洞越深，空气越差，这是当时的技术无力解决的。

5 行

哪一个孩子，没有幻想呢！我也有幻想，因为，我也曾经是孩子。

奶奶里屋的窗台上，有一本烂糟糟、发黑、散发着霉味儿的旧书，是改编版的《三国演义》。其中写到，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诸葛军师，六出祁山运送军粮，用的是木牛流马。

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村看不见木牛，也不见流马？只有毛驴和木板车呢？

还有，秋假最后几天，生产队里没活儿了。我、我哥以及我们同年龄的一群孩子，就要去割柴、割草。

割柴最大的困难，不是割，而是如何把你割下的一担柴草，担回家。因为，第一，路程远；第二，山上根本没有路，只有下了山，才有路；第三，满载而归的时候，恰是肚里空空如也、该吃饭补充能量的时候。

当时，我常常望着自己那一担柴，恨不得直接把它踹下山去。心想：要是路能直接修到半山腰、火车能开上去，多好。那样，就可以把我的柴，拉回家去了。

45年后，我小时候的幻想，真实现了。

木牛流马，不必说。本来，那只是一个传说，并无实据。今天的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比木牛流马快捷得多。

铁路没有修到半山上，但，公路不止可以上山，还可以穿山，甚至在山顶盘旋——井陉县为了发展旅游，几乎是在山顶上，修建了太行天路，把我们县几个有特色的石头村，连起来。我们村，不在“太行天路”的规划线路上，但和“太行天路”的距离，不到1500米。

20世纪70年代之“行”，可是真不“行”；除了双脚是可依赖的，其余交通方式，都是高成本、不可靠的。

小时候最早的远行，是去姥姥家。姥姥家在邻村北芦庄，离我村6里地。

每年春节，初二，是去姥姥家的日子。不过，由于姥姥是改嫁的，对母亲来说，去见姥姥的话，就会碰见继父。这是母亲不愿面对的，所以，母亲从来不去，都是我哥和我两个人独自去。

我们两个太小，最早去的时候，是两个人抬着一个篮子，里面放6个白馒头，这是必须的，还有其他物品，就不一定是什么了，最上面，盖上一块干净、漂亮的毛巾。因为，除了去看老娘之外，还有另外的亲戚，也是要去看的，所以，我们两个抬的礼物，不光是给姥娘家的。

两个学前的孩子，走6里地，还带着辎重，也是一项不小的工作。

吃了早饭，我们就出发，累了，在路边歇一会儿；没下雪还好，下了雪的话，路不好走，要走一个半到2个小时，才能到。路上，都是走亲戚的，多数和我们一样，也是步行。到了后来，也就是70年代中后期，才有骑自行车的。

在姥姥家吃了午饭，姥姥给发了压岁钱，就可以返航了。

压岁钱多少？我和我哥，一人五毛。

去县城微水镇有两条路，但只有一趟马车。马车隶属于供销社——年轻人不知道供销社是什么东西，简单说，就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连接的唯一通道。

例如，化肥和所有工业品，都通过供销社洒向农村，卖给农民；反过来，所有农副产品，除了大宗粮食由粮站收购之外，也必须通过供销社供给城市。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是不允许的。

当时，很多农家没有现金，没有钱买作文本，小孩儿就拿一个鸡蛋，去换。这些鸡蛋，累积起来，运到城市，供给市民——供销社就是干这个的。

可是，我们一个公社方圆十里地，只有一个供销社；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也是供销社驻地，还算便利。其余七个村子，多不方便，可想而知。买一斤盐、一瓶醋、半斤糖、一尺布，也要到我们村的供销社，其余的所有交易，都是非法的。

因此，马车就成为我们村连接县城，进而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其价值之大，不难想象。7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电影《青松岭》，其中，有一个赶马车的叫钱广。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活儿——村民托赶马车的钱广，捎点东西，但，那是干私活儿，比今天走私都严重。

今天走私，只是经济犯罪；那时，不止是经济犯罪，而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别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你却在挖墙脚，罪莫大焉！

马车是通往县城的唯一交通工具，但，我一次也没坐过。或言之，我从来没有占过集体的便宜，更没有挖社会主义墙角。

第一次远行，是小学期间，去旧县城参观井陉煤矿的万人坑——据说，日本鬼子占领井陉煤矿时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死亡。之后，就埋在矿坑里，有万人之多。

从我们村，到井陉煤矿，有30里地，全靠步行。

幸运的是，三线建设的五四五零厂，他们没有学校，厂里的孩子，都在我们村小学借读。

于是，五四五零厂赞助了这一活动，出一辆大巴车，接送我们。

不过，大巴车容量有限，只能放一半学生。因此，采取了一个“半接送”方案：每一半学生，只送半程；然后，再接另一半学生。也就是，每一半学生，都走一半，坐一半儿车。

虽是小学生，然而，走路是山区孩子的基本功。

没有谁，觉得辛苦，也没有谁掉队。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旧城附近的马路上，一层黑色的煤灰，肮脏不堪。或者说，我不怕累，但我难以忍受脏。

远离县城的路上，虽然不平，不是柏油路，是砂石铺垫的、天然的，走在上面，飒飒作响，感觉好多了。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城市和工业“文明”，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和我喜欢安静、干净的性格，不相容。

70年代中，我们村有了拖拉机。第一、第三和第八生产队，我现在记不清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分别买了拖拉机。后来，每个生产队，都买了不止一台。

拖拉机只用于拉货，不能载客，不是不允许，而是拖拉机的颠簸，能把肠子都颠出来，没人愿意坐。要是老年人，骨质疏松，能把老人的骨头颠得散架了。

也是这个时期，我家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是我父亲单位给的自行车号，凭号买的。

对我家来说，自行车是第二大资产；第一大资产，是缝纫机。我妈宝贝得不得了，锁在小北屋里，除了我大舅，其他人是不大可能借走的。我还小，腿短，够不着脚蹬子，不能骑自行车。

有一次，我去片区中心南障城镇参加什么比赛，我大舅也去了。回来的时候，我大舅带着我，风一样掠过，看着路边之行人，就像检阅部队一样地舒爽。

初中，我长高了，可以骑自行车了。寒假， 在打麦场里，学骑自行车；我和我哥，也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几经摔打，我和我哥都学会了。此后，我们出行有了质的飞跃。

考上正定高中之后，要去南障城镇办粮食关系。

我一个人骑车去的，回来的时候，路上没人，年少轻狂，想来个大撒把，成功了，就得意忘形，骑得飞快，结果在石子儿上一颠，直接冲下4-5米深的边坡了。

上帝保佑，我毫发无损，只是身上沾了点儿土，拍打拍打，就继续上路、安全回家了。

历史也不是一直向前，多数时候，是停滞。

92年5月，我结婚了；93年春节，我带着我老婆，寒假回老家拜见我奶奶，还是走回去的。我媳妇没走过那么远的山路，走了三分之二，就走不动了。

当时，太行山区绝大多数村子，没有通公交，更没有现在漫山遍野的家庭小汽车。

2024年10月2日，石家庄弟弟家写在微博；

2024年10月6日星期日，复制到Word， 同时发现，我的微博再一次永久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