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发烧友没有不知道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和赫尔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 1908-1989）这两个名字的。前者是美国最有国际影响的指挥家、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后者是奥地利指挥大师，曾长期领导柏林爱乐乐团并指导萨尔斯堡音乐节，有着“欧洲音乐帝王”这样一个有点吓人的名号。中国乐迷对卡拉扬更熟悉一些，因为他曾两次率柏林爱乐乐团到中国演出。1979年那一次，音乐会一票难求，以至于有人写了一个题为《绑架卡拉扬》的剧本（1988年拍成电影），讲的是几个青年为了弄到音乐会的票，密谋绑架卡拉扬的荒诞故事。
伯恩斯坦是犹太人，而卡拉扬曾经参加过纳粹党。这两个最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后来居然成了朋友。一个热情如火，另一个心存芥蒂，35年的交往磕磕绊绊，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
1954年1月的一个夜晚，伯恩斯坦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观看了卡拉扬指挥的歌剧《卡门》。斯卡拉歌剧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歌剧院之一，在歌剧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威尔第、贝里尼和普契尼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里首演并走向世界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曾经长期担任该院的音乐总监，是举世公认的大艺术家。当年正在职业上升阶段的卡拉扬对托斯卡尼尼极为崇拜，曾经数次到斯卡拉观摩学习。后来，托斯卡尼尼因为拒绝演奏法西斯国歌而遭受墨索里尼当局迫害，愤然出走美国。而卡拉扬却在战后因其纳粹党员的身份，受到柏林苏军占领当局禁演一年的处分。如今，站在托斯卡尼尼曾经站过的指挥台上，卡拉扬的心中想必感慨万分。
卡拉扬在斯卡拉的演出，引起了很多乐迷的追捧。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奥地利人潇洒帅气的指挥带来的震撼，人们毕竟是难以忘怀的。然而根据女高音歌唱家Birgit Nilsson的回忆，伯恩斯坦认为当晚卡拉扬指挥的《卡门》“不值得评价”（不过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伯恩斯坦称赞任何人）。演出结束后，伯恩斯坦没有依照惯例到后台去向卡拉扬祝贺，因为他不想违心地称赞这场演出。于是，他去了一家叫做“Biffi-Scala”的餐馆，那是歌剧院演出后艺术家们常去宵夜的地方。
伯恩斯坦在餐馆里刚坐了一会儿，卡拉扬和助手也来了。卡拉扬认出了伯恩斯坦，便快步走到他的桌前，做了自我介绍。出于礼貌，伯恩斯对卡拉扬当晚的演出表示感谢，并邀请他坐到自己的桌上来，两人边吃边谈。他们的主要话题当然是音乐，不过伯恩斯坦努力避免谈及那场倒霉的《卡门》。于是他问卡拉扬：你这次来米兰，有什么业余活动？卡拉扬回答：我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很好玩，建议你也去。伯恩斯坦对滑雪没有兴趣，于是找借口说：我没有带滑雪装备，滑不了啊。卡拉扬听了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碰巧，伯恩斯坦和卡拉扬同住一家旅馆。凌晨三点钟，刚进入梦乡的伯恩斯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外站着卡拉扬，手里抱着全套滑雪板和雪仗。他对惊愕的伯恩斯坦说：你不是没有滑雪装备吗？我正好多带了一套，用我的吧！
伯恩斯坦十分感动。他热情地请卡拉扬进屋聊天。伯恩斯坦问卡拉扬：为什么还没有去美国指挥音乐会？卡拉扬回答说，由于他过去的政治问题（指纳粹党员身份），在美国不会有人欢迎他。但是伯恩斯坦反驳说：你在美国有很多崇拜者啊！战争早已结束，人们应该忘记你的过去。如果你愿意去美国演出，我可以尽力帮助安排。两个人通宵达旦地畅谈，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亲近。不久以后，伯恩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你知道吗？我结识了卡拉扬！他是我的第一个‘纳粹’（朋友）。如果你见到他，你也会非常喜爱他的！”
像一般大大咧咧的美国人那样，伯恩斯坦在和卡拉扬的漫长交往中，总是很随便地叫他“赫尔伯特”，至于对方是不是象美国乐迷那样亲切地称伯恩斯坦为“伦尼”（Lenny），就不得而知了。
1955年3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来到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乐迷闻风而至，音乐会的票被抢购一空。然而在音乐会结束时，与掌声和欢呼声相伴的，竟然是响彻全场的嘘声。与此同时，场外聚集了大批抗议的犹太裔民众。而费城交响乐团的指挥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在会见卡拉扬时拒不与他握手。这一切令卡拉扬先是大窘，继而大怒。他认为这些抗议都是伯恩斯坦导演的，自己被他骗了。
其实，看到这些出乎意料的抗议活动，伯恩斯坦也惊得目瞪口呆。他来到后台的休息室，想安慰悲愤的“赫尔伯特”。休息室外已经出现了人龙。粉丝们正在排队索取卡拉扬的签名。于是，伯恩斯坦耐心地排在队尾。下面发生的事情是颇具戏剧性的，而且有两个版本。据在场的人回忆，当伯恩斯坦最终见到卡拉扬时，后者“生气地扭转头去，不理睬他”。而根据伯恩斯坦自己的版本，当轮到他进休息室时，卡拉扬的助手冷冰冰地说：大师累了，需要休息！言罢将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两个朋友由此而结怨。伯恩斯坦后来说：这个事件让我一直觉得对不住赫尔伯特，很想向他解释清楚。尽管卡拉扬心存芥蒂，伯恩斯坦仍然努力地弥补两人之间的裂痕。作为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曾数次邀请卡拉扬指挥自己的乐团。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958年11月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而作为回报，伯恩斯坦只得到一次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机会，还是由乐团而不是由其音乐总监卡拉扬出面邀请的。据传，两个人都敬仰的前辈，曾任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指挥大师米托罗波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为修复两人的关系做过工作。有人说：能够把卡拉扬和伯恩斯坦拉进一间屋子里的，也只有米托罗波洛斯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发现，尽管有着种种恩怨，两位大师仍然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友谊。不论是在柏林、东京还是维也纳，每当两人碰到一起时，一定会举行一对一的“闭门会谈”，谈话内容无人知晓。
卡拉扬曾两次加入纳粹党，这是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据卡拉扬自己说，由于他在1942年娶了一位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妻子，纳粹当局就不再喜欢他了。尽管如此，卡拉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纳粹党籍问题做过公开的澄清与反思。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暧昧态度，很多著名的犹太裔音乐家都拒绝与他合作演出，其中包括小提琴家斯特恩（Isaac Stern）和普尔曼（Itzhak Perlman)，以及钢琴大师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等人。有人为卡拉扬辩解说：艺术家也要吃饭啊，卡拉扬入党是为了能够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是为了业务上的进步，他不是真正的纳粹。这当然有一些道理。然而，一个纳粹党员和一个普通公民对于那场人类浩劫应负的责任，毕竟是不同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伯恩斯坦对卡拉扬显然是宽容的。他是个友情至上的人，即使在两人关系紧张时，也从不评价卡拉扬的历史问题。不仅对卡拉扬，就是对瓦格纳这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伯恩斯坦也抱着宽容的态度。他不但在著作中介绍过瓦格纳为那些日耳曼英雄史诗谱写的辉煌乐章，还冲破种种阻力指挥演出了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尼伯龙根的指环》之四）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当代演出瓦格纳作品的犹太裔艺术家实属凤毛麟角，伯恩斯坦是其一也。由此也可见其艺术至上的态度。
1987年1月1日，79岁的卡拉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那一天，患有严重腰疾、步履艰难的卡拉扬是在一位乐手搀扶下走到“金色大厅”的。然而一登上指挥台，他便精神抖擞，在将近两小时的音乐会上，连续指挥演奏了《蝙蝠序曲》、《春之声》、《蓝色多瑙河》等名曲，令欢乐的观众如醉如痴。按照惯例，观众在《蓝色多瑙河》演奏几小节后热烈鼓掌将其打断，等待指挥说一段新年祝福。白发苍苍的大师在代表乐团向观众祝贺新年后说：希望我们的世界和平，和平，再和平（Peace, peace, and once more, peace）！
翌年，伯恩斯坦给他的赫尔伯特发了一封生日贺电：亲爱的大师！恭贺你八十华诞！你知道，我今年也要过一个整寿，七十岁了。
1989年2月，卡拉扬率维也纳爱乐乐团再次来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和约翰·斯特劳斯的作品。一位乐迷描述了当时的“盛况”：弄不到票子！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卖光了。万般无奈，我只好在演出前到卡内基厅碰运气，希望能有人退票。音乐厅门口是一大群抗议的人，举的牌子上写着“卡拉扬是纳粹！”而在前厅里是一大群等退票的人，可就是没有人来退票。这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传出来，没有嘘声。接着就听到隐约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呜呼，我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7月16日，81岁的卡拉扬在为萨尔斯堡音乐节排演歌剧《假面舞会》时心脏病发作，死在妻子的怀抱中。
正在维也纳指挥音乐会的伯恩斯坦得知噩耗后极为悲痛，他当即请求观众起立为卡拉扬默哀。他对乐团说：“让我们把这只曲子献给赫尔伯特吧......”就在去世前不久，卡拉扬还和伯恩斯坦在维也纳进行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闭门会谈”，把旁人都赶出了房间。当有人问及谈话内容时，卡拉扬一笑：“两个老头子见面还能谈什么？我说我的腰痛，他说他的腿痛。”被一再追问后，卡拉扬回答：“我们计划带着维也纳爱乐乐团巡演，他指挥上半场，我指挥下半场。”这一美好计划随着赫尔伯特的去世而成为泡影，伦尼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
1989年圣诞节，伯恩斯坦在倒塌的柏林墙前，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演出。参加者不仅有纽约爱乐乐团，还有伦敦交响乐团、巴黎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西德）、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东德）、基洛夫剧院乐队（苏联）和三个合唱团。气势磅礴的《欢乐颂》大合唱不仅是对两德人民拆除柏林墙的祝贺，也深深鼓舞着世界上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人们。
1990年10月9日，72岁的伯恩斯坦宣布不再担任指挥工作。五天后，他因心脏病溘然长逝，距卡拉扬去世不过一年多。
毫无疑问，伯恩斯坦和卡拉扬是20世纪古典乐坛两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卡拉扬指挥的音乐准确、严谨，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个内敛的大师通过他的乐团来宣泄心中深重的情感，从而产生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卡拉扬的女儿说：他指挥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时，情感非常投入，我每次都担心他会死在台上。卡拉扬又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指挥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乐团录制了大量CD，发行量已超过二亿张。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与卡拉扬相比，伯恩斯坦的指挥活泼、生动，妙趣横生，不仅调动了乐团，更感染了观众，令他们情不自禁地想与伦尼一起手舞足蹈。一位音乐家评论说：伦尼就像一团火，我真怕他把自己也烧化了。除了指挥以外，伯恩斯坦的音乐创作也很成功。他作曲的音乐剧《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曾在美国风靡一时，连电影《Analyze that》里的黑帮帮主都朗朗上口。伦尼还是一位古典音乐教育家。他和纽约爱乐乐团主办的青年音乐会为无数未来的音乐家指明了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录音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卡拉扬和伯恩斯坦在此期间录制的大量音频和视频产品，不仅给他们自己和乐团带来可观的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高质量的音乐遗产。我收集的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CD已经超过130张，收藏还在增加中。
愿两位大师在另一个世界里冰释前嫌，珠联璧合，一起演绎出新的华美乐章。如此，则我们这些乐迷在大限将临时，感到的就不是恐惧，而是美好的憧憬。
卡拉扬、米托罗波洛斯和伯恩斯坦（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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