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学者、作家谭松7月30日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谈他所著的 《川东土改调查》。
七月三十日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 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 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 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 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 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 ”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 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 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 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 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 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 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 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 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 谭松是重庆人，他在二○○二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 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 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 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 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三十六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占领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 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 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 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 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 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 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 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 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 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 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
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 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 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
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
“ 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 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 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 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 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 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 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 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 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 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 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 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 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 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 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 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 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 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 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 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 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 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
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 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
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结束时， 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 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采访艰辛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 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 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 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 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 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 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 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 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 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 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 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 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 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 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 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 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 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 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 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 现场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 谭松是首位在他们中心讲土改的大陆学者。
而川东土改调查也只是谭松这十年为抢救历史走上民间调查漫长之路 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这条路， 与他的好友重庆文化名士王康有关。
谭松和王康两人最初合作挖掘重庆陪都抗战历史。 谭松在重庆外事办的《重庆与世界》杂志任执行主编， 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个陪都专辑， 全面肯定中国抗战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 因为触犯中共意识形态主旋律，谭松被迫辞职。 二○○○ 年两人又开始调查重庆著名的沙坪坝红卫兵墓园背后的故事， 打算制作纪录片，但开张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废。
失业后调查长寿湖右派农场
谭松失业后，生活无着落。 这时王康介绍他到重庆社科院三峡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 一进社科院门，就见到通知说下午开会批判法轮功，他非常反感， 一时犹豫是否要这份工，向王康咨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 保持内心的自由。”使他最后下定决心，从此再未担任过公职， 并因此打算用这段不需上班的时间做右派调查。
谭松父亲谭显殷是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共的干部， 五七年在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划为反党分子， 下放川东长寿县荒凉无人踪的长寿湖劳改。 反右后长寿湖作为重庆市的劳改基地， 共关押了六百二十七名右派及历史反革命分子， 还先后接纳了有各种问题的一千零三十名下放干部及出身不好的一千 四百五十五名学生， 这片当年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广阔湖区饱载着右派的苦难和血泪， 是川东地区的夹边沟。
二○○一年三月八日谭松拿了下岗証，在父母的鼓励下， 他决定调查长寿湖右派劳改历史，但不知如何当面向妻子开口， 犹豫半个月后，写了一万字的信， 向妻子陈述他决定放弃找工作挣钱一定要去长寿湖的原因， 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这是谭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没有积蓄， 他个人整整十个月没有一文收入，旅费困难，阮囊羞涩。 他八次租船进湖，遍寻当事者， 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寿湖的血泪史，在二○ 一一年在美国出版了五十万字的《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 右派采访录》。
就在采访工作半途中，二○○二年七月二日他因调查被当局拘押。 当局指控他“收集社会黑暗面”，“说要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 ，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他刚刚有了一份工作，在《 中华杂志》上班，但只拿了两个月工资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 虽然只关押了三十九天， 但当局警告他出来后不得离开重庆地区和再做调查， 否则要关他五年。因此后来的长寿湖右派史调查和川东土改调查， 都只能私下悄悄进行。他估计是因为王康建议请流亡美国， 当时仍还健在的大右派刘宾雁为他的采访录写序言， 王康是重庆受监视的敏感人物，与海外电话来往中惊动了当局。
在此期间他还与王康合作拍摄制作了一套五集讲述重庆陪都抗战八年 的历史纪录片《重庆大轰炸》（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播出）。 因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他只能以笔名“木公” 出现。
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谭松，文革后读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 学校（后合并到重庆大学）教书，一九九一年被评为副教授， 是当年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 父亲文革复出后任重庆市宣传部副部长，名正言顺的太子党。 如果谭松安分守己，在中共建制中一定能够飞黄腾达， 但他思想异端，对人生满怀理想和激情，因此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 最终脱离中共体制，走自己的路，过清贫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
选择这条路，谭松也曾徬徨过，他七次失业， 最长的一年半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社保医保， 要靠做医生的妻子养，他内心很苦闷，觉得自己只有激情， 不顾头尾，太不务正业。直到二○○○年认识王康， 有了同样一个不务正业但却活得很潇洒自在的朋友，他才有了自信。 他近年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育才学院和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务学院做 合同教师，教授西方文化概论、中外文化交流史、 英语和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课程，向学生传授知识之时， 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将普世价值带上课堂，因而深受学生喜爱， 有学生视他为精神上的父亲。 他业余时间则全部花在自费的历史调查工作中。
与当年一起出道现已有很高的职称和丰厚的收入的同学相比， 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没有失落感。他对我说，他不后悔， 路是他自己选的，而且他自我感觉活得很精彩很有价值， 讲到自己过去落魄时的一些窘态，还哈哈大笑，很以为乐。
川东土改调查完成后，谭松又开始新的民间调查项目， 这条路他坚持要走下去。在监狱中， 国安局提审他时指责他思想偏激，专门收集社会阴暗面，看不到“ 光明”的东西。他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如此回应说：“ 他们的话让我反省检讨。的确，这些年我怎么像个令人讨厌的苍蝇， 专门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 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者。 这辈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愿作一颗老鼠屎，坏那一锅明亮的汤。”
中共土改血腥真相！— 秦晖讲座 （比袁腾飞还要精彩）
岳骞：黄巢张献忠自叹不如－－
我亲闻亲见的中共土改镇反杀人事实
中共土改的拿手戏是斗争会，拉出 选定地主，唆使青年农民诉苦，共 干带头喊该杀，便立即处死，镇反 反则大杀县以下国府公教人员。
中原地区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杀的人有没有八百万？难以确定。到了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全杀光，除了女将军秦良玉所据守之惠州一带张献忠未敢进犯，保全了部份「真四川人」，其余凡是张献忠所到之处甚少孑遗。所以遇到四川朋友，谈起源流，都是外省移民。不过，比起毛泽东，黄、张两位「前辈」定拱手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自愧不如。
毛泽东掌权杀人分五个阶段
毛泽东专权二十六年多，究竟杀了多少人？国际上专家统计是六千万，中国人对此反而没有确切数字，但以中国十二亿人口作基数，中共杀了六千万人绝非大之词；（打字员：以十二亿人口作基数属错作，在毛泽东杀人的那近四十年中，中国人口基数约为五至八亿左右。）实则中共政权成立之前，在江西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时代所杀之人以江西人口比例而言也不下于张献忠在四川，所有属于「临时政府」管辖即所谓「苏区」，在中共撤走之后已无男丁。
毛泽东杀人应当分阶段计算：第一阶段是苏区到延安；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之「三大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第三阶段是大鸣大放；第四阶段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五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阶段为主。
本刊在中共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清算自是正义之举，以前所发表广西吃人事件已轰动世界，本期发行后将有更大震撼，国可以亡，史不可亡，无论国家前途如何，这段历史非记载下来不可。
中共成立初期有三次杀人运动：
陶铸土改原则：
村村流血
户户斗争
一、「土改」，土改乃「土地改革」之简称，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据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但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大陆上为了土改，死人应不少于一千万，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
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以为是天方夜谭，世间那会有这样的事，笔者可以指天发誓，决不造共产党的谣，兹将亲见亲闻之事，粗略说出。
本来土地改革只要将土地分配给贫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账济大陆水灾，捐款于「希望工程」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甚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干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共干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干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
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共干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甚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共干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时，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着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共干中间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二十年前我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梁山泊思想」，与甚么马恩列斯完全无关。
中共公布杀反革命二百四十万
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共抗美援朝事不必论述。中共正式宣布派遗「志愿军」到北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本来「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是两件事，毛泽东却拼在一起，就是为了杀人找出依据。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甚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 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实时枪杀，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三、三反五反。此一运动一般都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两件事，所以研究者把它算成一个运动，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先说「三反」，这本是针对共干的，大批共干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一旦进城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上海马路上的空降部队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干。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共干被判了罪，但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干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