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2日14:31 中國作家網 竇海軍
2005年至今，高和 ( 1954 - )在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10部長篇小說。當然，這些書並不都是2005年之後完成的。即使這樣，高和也稱得上是“高產作家”了。這十部長篇題材廣泛，本本好賣，新浪讀書點擊排名第一的就有好幾本，還有五本正在改編電視劇……可謂經濟效益、藝術質量雙不錯。然而作為這些書的責任編輯，我還是覺得高和能夠寫出分量更重的作品。於是2008年我便嬉笑着對他講，別再這樣寫下去了，數量差不多了，停一停想一想吧，超越一下自我吧，照着大師的標準寫一個吧……結果高和並沒有眼睛一瞪說：“我已經是大師了！”而是點頭認同。
對高和產生這樣的期望，是因為我粗翻了幾部中國當下的名著。這些長篇小說的作者常常被奉為大師，而且他們自己也很容易找到大師的感覺，但是作品卻遠不是高不可攀的那種，不僅超不過《白鹿原》，甚至連《廢都》都沒趕不上。回過頭來再品品高和，覺得他也沒有低到哪兒去。
然而即使真的具有大師的潛質，可大師水平的作品卻不是說寫就能寫出來的。對於高和的這個期望，將是長遠的，甚至可能變成一個奢望。可接下來的事情，便有點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2009年北京的一個飯桌上，我和高和一起結識了華裔日籍的徐領民 ( 1954年生於北京 ）。他出身於武術世家，上世紀80年闖蕩到日本，從撿別人剩飯吃的最底層，掙扎奮鬥成為一個在東京繁華區有自己大樓的商人。他想請高和以他父子兩代人的曲折經歷為素材寫一部長篇小說。聽罷，我不免暗自惋惜，高和大師之作的努力起碼又得推遲一年半載了！動筆之前，高和頻頻側耳傾聽，還搞了一回東渡扶桑、異國體驗。徐領民則是將父親的坎坷人生和自己半生的奮鬥苦水和盤端出。素材確實有些味道，但我還沒天真到會對這種家族傳記命題之作寄予多高的期望。這種老舊的題材，甚至連一個讓人興奮的賣點都沒有。
沒什麼期望，但好奇心還是有的。高和寫到四五萬字時，我要了來，一看，還真有點意思。2009年12月我開始編輯完成稿，結果我這個“閱讀冷漠症”患者竟一頭扎進稿子裡，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個沒完沒了。
掩卷之時，我儘量平復被強烈震撼的心靈，不由得自問；“莫非這就是一部具有大師水準的長篇名著？”
小說的時空跨度從偽滿時期到21世紀九十年代，從東北到北京再到東京。人物涉及中國的草根階層、權貴階層、侵華日軍、當代日本各色人等幾十位。小說將父子兩位武師的曲折命運寫得有聲有色，非常好看，這本是高和的看家本領。但是小說又絕不是只講了一個草根品位、評書層次的精彩故事。撥開故事的浪花，我還看到了一部中華民族動盪、屈辱、苦難、掙扎、荒唐、道德淪喪的現代史。
小說魅力的第一的支點首先源自它對歷史的真實還原。
將歷史編導成一部荒誕劇，是所有邪教洗腦工程的必須環節，而恢復歷史的真實，就成了知識分子良知未泯的一個標誌。小說的主要功能雖然不是澄清歷史，但是真實的歷史環境背景，卻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魅力的基礎，缺乏這個基礎的故事就是編排得再巧妙，也會給人以輕浮、欺世之感，況且對於小說的讀者來說，被歪曲了的歷史在閱讀中得到復原，這本身也是饒有趣味的，甚至會被震撼的。高和這部作品的故事貫穿於中國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歷時七八十年，還以小見大地通過故事的細節，映射出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諸如偽滿時期的社會氛圍，蘇聯紅軍在中國敗壞的軍紀，文革期間北京市井的生活狀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價值取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社會的狀況等。
小說的故事本來就以真人真事為原型，加之真實並賦有質感的歷史背景作依託，使故事的厚重、真切、生動超乎一般。
貫穿始終的悲劇性，是這部長篇的第二個支點。
如果說人類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獲得幸福、快樂，那麼也可以說成人類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擺脫痛苦。要擺脫痛苦，就必須充分地反思、認識痛苦。其實，快樂與痛苦總是相伴而存在的，在具體生活中，幸福、喜劇狀態是最好，但文藝作品就全然不是這樣了。悲劇性的作品往往會更有力量，更容易發人深思，更能夠震撼心靈，更具有深沉的魅力。一個努力追求文明發展的民族，不會以粉飾浮華、耽於享樂為風尚，而是因該具有一定的憂患、深沉、甚至悲劇的氣質。中國近七八十年的國運，總體來說無疑是悲劇性的——遭受侵辱、內戰互殘、戾政施虐、腹果而心淪。民族國家之悲運，主要反映於百姓之苦難，而不是達官顯貴之失意。高和的這部作品，正是草根階層、小人物們的苦難掙扎與民族、國家悲劇歷程相互映襯的命運史詩。
如果說武師爸爸在戰亂年代的悲劇命運是很正常的、沒什麼大驚小怪的，那麼這一家子解放後在北京忍飢受辱、精神和臉色長期處於灰暗狀態的悲劇生活，就不那么正常了。如果武師兒子闖蕩到日本開始的幾年處於社會底層時的受辱和掙扎是正常的、沒什麼大驚小怪的，那麼等到他發達了之後，他的精神世界卻淪於荒涼落寞，就不那么正常了。此時的悲劇，就不僅僅是環境的、個體的悲劇了，甚至不只是民族的悲劇了，此時迷失在東京街頭的武師
已經無所謂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了，
也無所謂是富人還是窮人了，
甚至無所謂是實現的人、歷史的人、未來的人了，此時他的痛苦和迷茫已經變成了全人類人性深層的悲劇。
支撐這部作品魅力的最為醒目的第三個支點，便是貫穿於全書始終的，並且隨着故事的發展越來越強烈的民族自省意識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說這一點尤其醒目，並不是說前兩個支點在文學作品中的價值不如這第三個，而是因為這一點的現實意義更加迫切，是中華民族文明進步最為急切之所需。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很大程度掩蓋了我們精神、思想、制度等方面的缺陷，加之腐朽的意志理念和野蠻的管制，使得中國前面的文明之路並不清晰坦蕩。這些內在的問題不解決，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和強盛，幾乎就是不可能的。
這樣發展的結果，中國是不會健康強壯的，頂多變成一個大腹便便、穿金戴銀、昏庸自負、外強中乾的傢伙，甚至經濟民生也會出大問題，連“外強”都難保。
而解決這些深層面的問題，首先有的，就是自省的意識和自我批判的理性力量。書中高和將徐領民的素材給予了這樣的升華，形成了全書最為耀目錐心的一個亮點。
書中武師父子與日本人的恩恩怨怨複雜而綿長，但作者卻拋棄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視角，在儘量還原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對於民族悲慘的命運進行了深沉的自省，對於沒落的民族靈魂進行了的痛苦拷問，並將這自省和拷問一直延伸到了人性的層面。比起那些盲目自大、片面歌頌的作品，比起那些只知詛咒對手的醜陋而看不到其優點、只知哀怨自己的苦難而無視自我鄙陋的作品，這部悲劇作品所隱含的，是一種更高境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我們一直斥責二戰後日本的反省、懺悔不如德國，可是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面對自己近在眼前的血腥污穢的歷史和貪腐專制的現實又是怎樣的姿態呢？我們又有多少反省和懺悔呢？對於本國本民族自己的歷史錯誤和現實問題都這樣，還能指望我們對外有什麼 高尚優雅的姿態嗎？不反省、不認罪、不懺悔難道是黃種人的通病？其深層的原因到底是制度性的、文化性的，還是心理性的、人種性的？就此，本書在揭露日本侵華暴行的同時，在頌揚武師爸爸反抗侵略者的同時，還努力發現和肯定了日本民族的一些優點，並以此為鑑，映照出我們民族自身的一些缺陷。
書中的自省意識和自我批判的精神，還表現於兩代武師與國人的恩怨情仇之中。
一個民族的墮落和不幸不可能是局部的、瞬間的，而是全方位的、歷史階段性的。
偌大之中國被彈丸日本蹂躪，只解釋為日本兇殘暴戾吾民善良仁厚，這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我們自身也出了大問題。
看看書中發生在中國人之間那些是是非非的故事，我們為自己的醜陋頓足捶胸的同時，竟然意識到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那些民族劣根性的東西，一直到今天都沒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一頭病獅豈有不被惡狼野狗侵擾撕咬之理？全書在抗戰、內戰、紅色中國、當代日本的背景下，通過武師父子等國人的優劣行徑和悲劇命運，一次次地揭開了中華民族自己的瘡痂，使淤積多年的膿血緩緩流淌。這樣的自揭瘡痂是痛苦的，卻又有着幾分排毒的愜意，這是痛苦的自療，它給人以痊癒和涅磐的希望。
此書出版前的半個月我又見到了徐領民。
閒談中得知，他作為一個武師，如今在日本並沒有多少民族自豪感，因為在今天日本的賽台上，中國一流的武師根本就不是日本武師的對手，經常被打得抱頭鼠竄，扔毛巾投降。而以武盛名天下的中國某寺廟，如今的武事純屬沽名牟利的商業炒作，根本就不敢應戰，還以“練武是為了修德”來搪塞。
日本武道追求者也是從小習武，並能夠一直保持習武的專一和生活的單純潔淨，成年了都很少上網。
而中國的武術冠軍在日本被打得慘不忍睹，回國來卻大房好車、聲色犬馬、吃喝嫖賭。
徐領民說他的功夫只有父親的60%，我問為什麼，他說他習武打基礎的關鍵年齡段，正值“破四舊”、沒飯吃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武術與“四舊”沾邊，父親又在政治運動中遭迫害被強制勞動改造，他沒錢買門票，只能偶爾翻牆到天壇公園偷偷練武。沒飯吃，身體發育都不能正常，更別說強壯了，這對於練武之人來說是先天不足，影響很大。他童少年的生活和習武條件，竟然還不如他父親童少年兵荒馬亂時優越。悲乎！
言語間我還意識到了一個悖論，就是徐領民只有父親一半的功夫，卻能在日本一鳴驚人，獲得了日本人的尊敬，頻頻得到日本人的幫助，最終獲得了商業的成功，並躋身日本主流、甚至上流社會。
而他武藝高強的父親、全國武術冠軍——山東徐，卻在中國一生顛沛流離，而且在解放後的和平時期所遭受的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磨難，反倒比戰亂時期更甚，最終一身好武藝也沒能得到很好的傳承。徐領民說他父親本來就少言寡語，晚年的心情很不好，最終鬱郁而去。父子兩代，同懷絕藝，兩個國家，兩種命運，發人深省。
然而血管里流淌着中國血的徐領民雖然在日本富有了，但他的精神世界卻依舊荒蕪。這不僅因為他的苦難家史，不僅因為他艱辛的奮鬥歷程，更因為他永遠是個中國人，所以他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始終都無法脫離中華民族歷史和現實的悲劇命運。他雖然加入了日本國籍，但他至死都要為民族的不幸而呻吟、吶喊，而無法成為一個逍遙灑脫、充滿優越感的日本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無奈和迷茫，也是這部小說的結尾。
動筆之前，高和與我也曾有過一些理念層面的討論，但是書中卻不見那種自命不凡的、說教味道十足的、炫耀淺顯哲思的議論，
而只有故事的娓娓道來。然而被故事情節啟迪了的、被人物命運感染了的讀者，卻會時不時意識到
一個民族精神、道德、政治、制度的墮落，
並為這種墮落而憂傷而憤懣。我喜歡這樣謙遜、樸實、不動聲色的小說寫作；我喜歡這種給讀者留下廣闊聯想空間的作品。討人嫌的文字是寫作者討人嫌的流露，舒服的文字也是寫作者舒服的反映。高和無疑屬於後者，徐領民則是從善如流、欣然跟隨。
為這本書起名同樣煞費苦心，不同的是我毅然決定這次不再考慮市場、賣點之類的俗事了，並獲得了高和的贊同。既然是大家閨秀，何必再叫“秋月”“海棠”“夜來香”？既然是大家閨秀，幹嗎還在乎腳夫店小二們的色眼朦朧？討論書名時高和側重“掙扎”的內涵，我則傾心於“沉淪”的意境，含而蓄之，冠以不咸不淡的《浮塵》。結果網上一搜，重名，於是便叫了《浮世風塵》。其實對於一部內在質量上乘的長篇小說而言，書名反倒不那麼重要了。
在本書的終審意見里，唐曉渡先生用了“豐滿”、“厚重”兩個詞兒，很準。不過相對於買書的讀者，寫書的和編書的終究還屬於賣書的一丘之貉，所以讀者的評價才真正能夠成為歷史的回聲。我還和何建明社長商量，最好能讓此書到“茅盾文學獎”的評委圈子裡溜達一遭。能夠從評委們的眼神里獲得點什麼，對於作者和編者來說，一定也是件有益無害的事情。
神山領民 我的人生就是掙扎與執著
2009/10/14 13:58:16 來源：北京青年周刊 作者：王諍 韓英釗
（1 ／5張）
北京青年周刊王諍 韓英釗 來到崑崙飯店的茶室，神山領民已經等在那裡了。一身銀灰色的西裝、白淨的襯衣和墨鏡背後是他清癯的面容和清奇的骨骼。儘管之前已經得知神山領民原是華人，且就“出生在北京”，但他延請你落座的手勢，已然透露出一股日本文化略略刻板的崇禮之風。
畢竟從1987年徐領民乘坐國航班機在東京成田機場降落算起，由簽證到居留證再到日本籍，他已經在那裡生活了22年之久。“我入籍的目的是為了領民企畫公司，公司要有一個擔保人，方便中國的藝術家、文化人來到日本有一名好的擔保經紀人，在日本媒體面前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中國身份。”談及自己的日本姓氏，他說“山”指代山東，那是自己的“祖籍”，“神”則是“冥冥中希望得到神佑的力量”。
“我今年55歲了，回想我的人生，應該用四個字概括：掙扎、執著。我要擠進日本，特別是上流文化社會，那我得適應日本，第一要學語言，學習日本的文化，儘管它取鑑於中國。我所謂的掙扎是什麼呢？白天我要吃飽肚子，起碼也要吃到半飽，晚上要睡在一個屋子裡，不要下雨被雨水澆……”
回想起初到日本和四位中國留學生一起蝸居一室的日子，神山領民說那時他甚至在“柜子”里睡過，感慨中他說還是要本着“仁、義”做正經的營生，“我們五人曾喝過血酒，有兩個兄弟後來受不了苦，加入了黑社會山口組，後來出了事跑路被追殺，一個死在秘魯，一個暴屍在阿根廷街頭”。
從一個懷揣3萬日元的留學打工仔到億萬身價的企業家，歷經20多年的打拼後，神山領民現在寸土寸金的日本已經坐擁兩處地產——一處位於繁華的東京都涉谷區街角，另一處位於東京都台東三區。在他本社辦公室的牆上，高懸一副鏡框，上書四個漢字：“心想事成”。
“您表演得很西托！”
翻開1979年10月26日的《北京日報》，略微泛黃的紙面上一篇標題為《驚險奇絕的氣功表演》的文章居中顯赫，文內還嵌有四幅黑白照片，各題為“釘板開石”、“槍刺咽喉”、“頭撞石碑”、“鍘刀剁腹”。
且看其時記者如何描述：“老藝人徐源倫父子表演的氣功驚險項目，讓人親眼看到皮肉擋得住鋼刀，頭能斬得斷頑石，身體拖得住兩千斤的重力，真使全場觀眾搖頭吐舌，無不嘆服。兒子徐領民，用一根四五米長、十毫米粗的鋼筋，一端由四人把住，運氣之後竟能把硬直的鋼筋纏繞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後又能反纏脫下，表現過人的氣力。”
徐家是武術世家，徐領民的祖父曾是清宮大內侍衛里的高手，他的舅爺曾任國民黨青島海軍陸戰隊武術教習，父親徐源倫13歲闖關東，師從赫赫有名的武術大家鄭瑞卜，先後學得了七星螳螂拳、梅花拳、太祖長拳及七節鞭等兵器。“
1946年，抗戰剛剛結束，全國武術大比武舉行，就在瀋陽大東區的日本關東軍飛機場設擂，在這場打死人不償命的較量中，父親徐源倫不管徒手還是兵器一連擊敗十餘名對手，全勝，拿到了冠軍一舉成名。
廖耀湘將軍親自接見了父親，聘請他
做新六軍的上校武術總教練。”
練武之人，好打抱不平，徐源倫年輕時也是“看到不平事，那就要管”。由於在東北四平，一腳踢斃正欲強姦民婦的國民黨軍官，徐源倫只好跑到北京“討生活”，儘管是在天橋撂地賣藝，徐源倫依舊講究武德，被同業送號“山東徐”。
在兒時的徐領民眼中，徐源倫是位嚴父。“父親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練功，我五歲開始也是這樣，不起來，他就拎起一瓢冷水潑在我臉上。”他回憶說，父親有一套用帆布和鐵砂做的沙袋，綁在胳膊上的重5公斤，腰帶上的重10公斤，腿上的有十多公斤，總重約50公斤。“早上起來就戴上，晚上睡前才拆下，我覺得奇怪，問為啥要戴上？他說你不懂，到了10歲你也要這樣，這能長真功夫，一旦到了武場上，你的攻擊力就像豹子一樣，速度像鷹一樣，閃轉騰挪像猴子一樣，耐力像駱駝一樣，誰也不是你的對手了。”
就這樣，徐領民自幼學得一身童子功，他最引以為豪的還是經過父親改良後的螳螂拳。“螳螂拳出自我們山東，父親的拳法化自螳螂捕食，從出洞、尋路、捕食、登枝、攔打、穿林、探瓜、摘果共八組套路，講究近戰實用，一招制敵。”1979年，北京市宣武區組織武術隊全國巡演，徐氏父子也在其中。一次在青島表演後，有當地的同行在後台找到徐領民，一伸大拇哥，“您的表演很西托！”“這是武術行話，意思是了不得。父親也在場，我當時一笑，抱拳拱手，‘不好，初學’。”
“一個指頭就可以要我的命啊！”
“當時在國內武術界，父親和我已經很有聲名了，到哪裡都有人熱情款待，也是很多軍區司令的座上賓。可我覺得這一輩子還得再闖一闖，而且那時想進一步發揚家傳武術非常困難。”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年輕人，很多都懷揣夢想紛紛出國，一時也蔚為大觀，徐領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我最早的夢想是挑戰自己的人生，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可以到日本留學。起初父親堅決反對，後來他可能想到自己這麼多年也是一路闖過來，就說你願意去闖，那就去吧。”初到東京，就讀於一所日語學校，“為的是趕快學會日本語，在那裡生存下來，把我弟弟也接來”。
留學的清苦，讓徐領民不得不擔負學費和生活費的重壓，但他說自己依然不敢荒廢了功夫，“父親曾說，教給你的東西，用上了，就是寶，用不上，就是草”。即便在刻苦攻讀的日子裡，徐領民每天早晨也要起來在公園練功一個小時，“然後去上學，下課了去社裡做清潔工，完了再去中華料理店打工”。徐領民說的“社裡”，便是位於東京田町的NEC本社大樓，在那裡，記錄着一段關於他的快意恩仇。
“我當時需要錢，NEC的清潔工一小時的工資就是一千日元，相當於當時國內一般人一個月的工資。”可社裡管清潔工的頭頭一直在找徐領民麻煩，看他勁大，就交給他兩個人的工作量；不發給徐領民毛巾，看到他用袖口擦汗就罵他是叫花子，“最不能令我忍受的是，當時社裡給正式員工提供便當，很多人沒有吃就剩在那裡。有時候太餓了，我就拿回來放在清潔室，準備拿回家晚上熱熱再吃。有一次這個工頭盯上了我尾隨而來，二話不說把我的飯盒打翻在地，而且用腳碾了又碾”。說到這兒，神山領民拿出手帕來輕輕拭淚。
神山領民時來運轉的貴人是當時駐日文化參贊王達祥。“他看過我的表演，就把我介紹給日本武術協會理事長古史先生，後來他安排我在代代木體育館的國際大賽中做場表演，那場大會代表中國出場的是李連杰。”沒有參加比賽的資格，只是作為表演出席，儘管這樣，神山領民也一陣狂喜。他表演了“手開石碑”、“頭斷石碑”，“一開始日本觀眾沒有反應，沒多久全場轟動。後來我接到了日本武協的聘書，日本媒體也開始關注到我”。
成名後的神山領民照舊去NEC做了一段清潔工。
“有一天我剛進門，那個工頭撲通一聲就給我跪下了，‘你那麼有本事，一個指頭就可以要我的命啊!我知道我一直欺負你，可你卻一味忍讓……今天我向你道歉，請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我請你吃飯，所有的工友作陪’。原來這個工頭看了電視，沒想到他成天欺負的中國人竟然這麼有本事。”
“通過小小的雜技樹立中國的形象”
“相聲，小品，魔術雜技……東西南北中——君請看，曲、苑、雜啊——壇。”熟悉中國電視的朋友對這句唱詞都不陌生。不錯，這便是央視一檔老牌文藝節目《曲苑雜壇》的開篇辭。
“日本首都東京是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伴隨着《櫻花頌》的變奏，2008年《曲苑雜壇相聚日本》的專題節目裡，主持人汪文華在片頭VCR中徐徐道來，“朋友們，你們知道嗎？這裡還成長着一支由中國演員組成的雜技團。他們長期生活在日本，為傳播中華文化默默地奉獻着……”而在隨後的節目正式開演後，神山領民則先出場主持。
上世紀80年代末，伴隨日本在泡沫經濟下一蹶不振，神山領民所在的日本武術協會也“破產”了。這下他犯了難，“再找一家公司？那不如我自己開一家，給別人干到底還是不安定”。90年代初，他回到祖國到各省去選拔優秀的雜技演員赴日演出。1994年，他終於領到了日本入管局的半年簽證，成立了自己的經營公司。“武術和雜技本是一家，雜技是從武術中演變而來的，雜技的許多基本功和武術是相同的。”近十多年來，神山領民把雜技作為了會社的主要業務。
十餘年發展下來，在正式的演出禮堂，在遊樂園，在街頭文化節，在中華街慶典活動中，都可以看到神山領民率領的雜技團的身影，活動越做越大，日本電視台、NHK、TBS、《讀賣新聞》都有報道。在日本著名的百年企業三得利公司機能飲料“燃燒系”電視廣告中，那些匪夷所思的動作也是由他的團員完成的。這些成績甚至吸引了央視《曲苑雜壇》節目的注意，於是便出現了本章開頭的一幕。
神山領民介紹說，15年來他和他的雜技團走遍了日本的山山水水，每年要為全日中小學幼兒園近乎義務演出200多場，“他們只要報銷基本的路費我們就去，有時候路程遠，大家就在車裡過一宿”。這方面，神山領民算的不是經濟賬，“我就是想讓日本的小孩子都要了解到中國的文化，雜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不需要語言，就是靠刺激的動作和驚人的表演，孩子們一看就喜歡，他們有了興趣，就會更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文化。你們慢慢會感覺到中國的文化，通過小小的雜技樹立中國的形象。這些事，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