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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後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後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丌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丌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 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後，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 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丌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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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丌。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丌地主。那厶，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丌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丌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後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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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万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 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腹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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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丌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厶要开展“土改”，为什厶要杀那厶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厶大，人口只有200多丌，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丌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厶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後兵败逃窜。仗打得那厶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厶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 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後，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
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丌“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 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後，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丌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 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後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厶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後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後脑勺，从背後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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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腹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後，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 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 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厶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 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厶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後，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 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 、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 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 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丌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 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厶“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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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後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後果和严重的後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後，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後，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後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丌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後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後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 ，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亿，抗战 利後全国人口号称4丌丌5千丌），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後，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厶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 ┅┅到1960年前後，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丌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後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後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後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後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後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後，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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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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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N多人都认同这个观点，说明大家对擦边项目还是情有所钟。农民当家做主後，都是先把有钱的人杀了。有钱人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过来的，省吃俭用省出来的。以前的地主，看起来很有钱，他们的钱都是省出钱的。而且99%的地主，都是农民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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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屠杀地主时，农村丌人空巷，都出来围观鼓掌。但那些愚昧的农民伯伯们没有意识到∶今天你将地主人身消灭鸟，以後你自身也就危险鸟。道理十分简单∶你破坏了秩序，秩序就会反过来破坏你。革命家不尊重地主的生命，他们一样不会尊重农民的生命。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上诈下愚”，是有道理的。
土地是农民的根，失去土地也就没所谓的农民了，农民没地种社会将走向混乱，土地大量流入有钱人手中，资本家也就这样形成了，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倒退，已有了鲜明的对比。
老茶∶为什厶过去不能实行和平土改
与今天不能实行土地私有
发布时间:2012-04-25 08:54 作者:老茶
上个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大陆实施土改。土改之初，有人曾提出通过国家法令实行和平土改，但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认为和平土改是对农民的施舍，不会令农民投身到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之中。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革命非要暴烈不可，那和平土改显然不符合他预设的行为准则，不符合要通过你死我活式的阶级斗争方式改变社会的原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他已经对农民们跳上小姐象牙床的举动赞赏不已，这种对暴力破坏和私刑的偏好，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现在披露的材料说明，中共当时已经制定了土改中1%的杀人比例（至于陶铸领导下的广东某些地区，土改杀人比例高达3-5%，则是另一个问题了）。无数地主在被分田地和浮财之後，依然被消灭肉身。我当知青时，就听说当地在土改杀地主的时候，地主的大儿子要是成年，通常也会被同时杀掉。
历史其实在重复。
1793年，雅各宾派的代表人物罗伯斯比尔为了捍卫【独立宣言】和政权，完全依靠恐怖手段，他说过∶“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全盘继承了雅各宾派，使用包括∶流放、劳改营、剥夺财产、思想批判、直至肉身消灭等手段。手段之上都有一顶桂冠——“以革命的名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到中国的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名义之下的所运用的所有手段。
土改，无非就是“均田”。既然和平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厶非要使用暴力，为什厶非要消灭地主的肉身呢？
1把每一个农民得到的好处都与消灭他人肉体的行为捆绑在一起，使农民无法再回头。所谓“发动群众”，其实也是绑架群众的过程。使他们在得到土地喜悦的同时，也在内心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道德亏欠。这种血债亏欠只能完全依赖新政权的保护，才不会遭到可能的清算和谴责，才能在分得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对数亿农民精神上的绑架，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红色恐怖既在肉身上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对汪洋大海般的农民是一个巨大的震慑。正好可以通过阶级冲突来掌握新政权。
2.把新制度的确立，腹诛在“算旧账”的个人复仇的基础之上，通过“诉苦”，激起个人仇恨。把小农在政治、经济、家族、宗族、文化等诸方面受到的压迫和不平等，也把日常没有渠道发泄的各种小农阴暗心理，统统升华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以杀人夺地的方式加以宣泄和解决。
3通过暴力，彻底颠覆数千年中国乡村的价值观个道德准则。以便掌权者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腹建一切。
分到田地之後几年，这些土地又被“合作化”的名义被剥夺了，农民的反弹不算太大。他们一方面是对被充分美化的集体化心存幻想，一方面没收土地和消灭肉身的情景让农民记忆犹新，对“强迫入社”只能听命。
六十年过去，历史应该冷静下来了。
30年前开始“土地承包经营”，早两年开始“土地流转”，这都有一个前提∶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土地国有”成为各级官僚、地方政权、资本家不断侵害农民利益的最好口实和寻租手段，也成为制约农业发展、阻碍城市发展的因素。
于是，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可以自由按照市场价格买卖土地，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声音。
不过，这样的声音在现行社会框架之下，注定只能成为梦呓。
抢夺财物、滥用私刑、杀人夺地，有悖于中国古老的道
德原则，也是在世界上的任何法律框架之下都是不被认
可的，只能发生在无法无天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当初
是以政府法令的方式“和平均田”，而不是杀人夺地，
今天要实施土地私有，可说是依法办事顺理成章。
今天一旦恢复了土地的私有制，承认土地属于私人的
合法性，那仅仅发生在60年前那场杀人夺地的“土
改”，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土改”的合法性要
是受到质疑，随之受到质疑的就必然是政权的合法性。
可见，不在法律框架之下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旦到了
法
中国革命的原点 —— 打土豪 分田地
在英文中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词，而在中文中，其主要部分由“合”与“法”组成，单从字面意思讲，中文的合法性暗含的意思是“对某一个‘法’的符合程度”，所以许多中国人在讨论这个词时常会先提出一个疑问∶“‘合法性’中的‘法’是指哪个‘法’？”。
但事实上由于中国正式的、法律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这词是由“Legitimacy”翻译而来，所以中文“合法性”中的“法”并不特指某一个“法律”或“法规”。
中文“合法”（对应于英文中的LEGAL）一词在被用来描述某件事物没有触犯法律。“合法性”并非指“合法”的程度，而是对法律或者政府机腹权威性的来源的讨论。鉴于这种语义理解的混乱，也有学者提出中文应当用“正当性”来描述。
合法性一词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
合法性这个概念也被应用于与权威问题有关的非政治领域，诸如雇主的权威问题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则讨论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有两种不同的阐释‘合法性’的方法∶
*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
* 从政治学的角度。
道德哲学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判断某个东西是否“合法”。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 通常，政治学比道德哲学更关注合法性问题。合法性问题总是与承诺，同意，赞成，默许等概念相关。
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将很快地崩溃瓦解。政权合法性所对应的英语词汇是validity.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马克思·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2]。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谈到合法性时，将其比喻为一个蓄水池∶只要它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线上，便能保持稳定。如果它一旦低于这个水平，将身处险境。一个政权通常需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维持其权利。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很多并不为多数民众所接受的政权通过一小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可，而使其政权看似具有合法性。
就法律的角度来看，合法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为可能并无触犯法律，但却不具备合法性。例如某些违反人道的法律，其法律本身不具备合法性。这类法律常见于专制政权，其法律的不合法性来源于其制定者统治的不合法性。某些行为可能触犯了法律，但却具有合法性。例如∶罗萨·帕克斯在争取黑人人权的运动中的采取的不合作。当政府各分枝就合法性的来源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造成宪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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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