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甫仁迫降周恩來座機的真相

    1970年周恩來總理沒有訪問過任何東南亞國家。另據昆明

         軍區司令部大事記，1970年周總理沒有來過昆明。

                                                創作者：  陳雨林同學

20世紀70年代初，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譚甫仁和夫人在寓所被人暗殺。案發不久，兇手即被發現，但因為案情重大，且發生在“文革”期間，故直到1978年才結案。但案情一直未向群眾公布。社會上由此有許多猜測。1980年代以後，一些報刊書籍也加入到當時的流言傳播之中，說譚甫仁是林彪線上的人;林彪企圖暗害周總理，命令譚把周總理的座機打下來，譚沒有打飛機，而是將飛機迫降下來。事後林彪害怕陰謀暴露，便派人把譚殺了。此說法流傳很廣，許多人至今仍被蒙蔽。

               譚甫仁迫降周恩來座機真相

                             謠言的出籠和傳播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南方一家雜誌刊登了一篇文學題材的文章《司令部的槍聲》，描寫林彪集團命令某大軍區的司令員用導彈攻擊一架民航飛機(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的座機)，這個司令員沒有用導彈打飛機，而是把飛機迫降下來。林彪集團為了殺人滅口，派人把這個司令員暗殺。雖然文章沒有明指昆明軍區，沒有寫出政治委員的身份和譚甫仁的名字，但是非常明顯，就是影射譚甫仁的。這是“譚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始作俑者。

    隨後，其他報刊相繼刊登文章，而且明確寫有譚甫仁的名字。某雜誌1988年第5期刊登了《“文革”中震驚全國的譚甫仁被刺案經過》，大意是: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譚甫仁在被刺前五天，接到一個從北京打來的絕密電話，當天他到了飛機場。這時有一架從東北方向飛來的民航飛機，經過昆明飛向越南。譚甫仁本來要發射導彈擊落這架民航機，臨時改變主意，指揮三架噴氣式戰鬥機起飛將其迫降。民航機降落後，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是周恩來總理。林彪怕事情泄露，所以殺人滅口。譚甫仁是被軍區“保衛部一科科長汪之真”刺殺的。汪之真曾經當過還鄉團的中隊長，並有血債。“保衛部長金樹立”抓住汪之真的這個把柄，指使汪之真刺殺了譚甫仁。案子發生後，汪之真和金樹立先後自殺身亡。案子到最後不了了之。

    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演義》一書。該書第79回的標題是“藍天行刺迫降總理座機，黑夜動武暗殺政委夫婦”。內容要點是:譚甫仁是林彪的老部下，他由林彪推薦，從工程兵調到昆明軍區。1970年12月，秘書交給譚甫仁一份機密電報，電報命令他:“此月某日，將有架從緬甸飛來的民航機，該機經過昆明時，務必擊毀之。”譚甫仁不敢無緣無故地打民航飛機，但密令又不能不執行，於是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將飛機迫降。到了指定日期的前一天，譚甫仁拿起電話，要通了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我是譚甫仁。我命令，你們立刻準備好幾架戰鬥機，聽候調用。”第二天，譚甫仁進入作戰室。空軍作戰室向他報告:“發現一大型目標，是民航機，正由緬甸方向飛來，接近昆明。”譚甫仁立刻命令:“戰鬥機起飛，包圍民航機，使其在昆明機場迫降 。”譚甫仁率一大幫軍人到機場等候。飛機降落後，譚甫仁坐車帶兵疾馳到飛機跟前，準備 逮捕從飛機上走下來的人。結果走出來的是周總理。總理嚴厲質問譚甫仁:“你為什麼要迫降我的座機?是誰指使你這樣干的?”譚甫仁回答:“我不知道是總理的飛機，我該死!”總理命令他:“你不要解釋了，立刻向中央寫出報告，交代清楚。現在你把跑道和航道讓開，我要馬上起飛。”當天晚上，一個軍人上了譚甫仁住的二樓，將譚甫仁夫婦槍殺。中央對譚甫仁被刺案非常重視，派來了由公安部、總政治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組成的中央調查 組來到昆明調查此案。經過調查，兇手是原來譚甫仁的衛隊長，使用的兇器是保衛部的兩支手槍。這個人因為參加過地主武裝還鄉團，被隔離審查。案子發生後，在保衛部長和一個保衛幹事去隔離室看衛隊長時，衛隊長向保衛幹事開了槍，然後逃進廁所自殺。中央調查組組長提出:“我看保衛部有問題，得清查一下。”在中央調查組決定對保衛部長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保衛部長上吊自殺。該書的結論是:“線索被掐斷了。譚甫仁一死，迫降總理座機的案子無從問起。保衛部長一死，譚甫仁被刺一案的案中之案成為千古之謎。”

    雖然事情的經過編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其實都是無中生有的謠言。

                     事實揭穿謠言

一、1970年周總理沒有出訪越南和緬甸

         1970年8月

                                 1970年5月1日，天安門城樓

根據報紙記載，1970年周恩來沒有訪問過越南和緬甸。根據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周總理在1970年沒有訪

問過任何東南亞國家。另據昆明軍區司令部大事記，1970年周總

理沒有來過昆明。

    此外，據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周總理秘密訪問越南或緬甸也是不可能的。1970年越南戰爭正在進行，雖然這時越美已經進行和談，美國空軍停止了對越南北方大部分地區的轟炸，但是整個越南仍然處於戰爭的環境中，美國的航空母艦還在越南外海游弋。如果1970年12月周總理乘一架單獨的民航飛機秘密飛往越南，是非常危險的。而且1971年3月5日周總理公開訪問了越南，在此前80天沒有必要進行一次非常危險的秘密訪問。同樣，周總理在這個時候秘密訪問緬甸也沒有可能。在譚甫仁被害案件發生的1970年12月，中緬關係剛開始趨向正常，中國還沒有向緬甸派駐新的大使，在這種背景下，周總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秘密訪問緬甸。

二、譚甫仁的權力有限

    昆明軍區防區內原來沒有空軍。20世紀60年代初，我軍作戰飛機進駐昆明，並建立了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簡稱“空指”。直到昆明軍區撤銷，並不存在“昆明軍區空軍”這麼一個單位。“空指”直接由軍委空軍指揮，昆明軍區對“空指”沒有作戰指揮關係。除非軍委正式授權，昆明軍區首長沒有權力指揮駐在本防區的作戰飛機執行任務。當時昆明軍區能夠指揮的飛機，只有兩架小型的伊爾-14客機，作為軍區首長下部隊時的交通工具。而所謂“迫降周總理座機”的作者說，有一個“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譚甫仁拿起電話就可以通過它指揮作戰飛機執行任務，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林立果這時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如果他要駐昆明的空軍執行什麼任務，完全可以直接向昆明軍區“空指”下命令，根本無需通過昆明軍區指揮員。通過昆明軍區指揮員，既繞彎子，又達不到目的。原昆明軍區“空指”副政委趙世英說:“我當時就在那裡擔任領導工作，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三、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嗎?

    譚甫仁來昆明以前，是解放軍工程兵政委、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主任。他是怎樣到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後到雲南工作的呢?王克學從1966年3月起擔任譚甫仁的秘書，了解事情的全過程。他說，1967年7月，謝富治、王力在武漢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七· 二”事件，事後中央將武漢軍區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等集中到北京辦學習班。譚甫仁原來是武漢軍區政委，對那裡的基本情況熟悉，被中央選中在學習班任領導工作。1968年初，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了個雲南班，把雲南軍內外的主要領導人和兩派的代表人物集中到北京學習，解決雲南兩派聯合的問題。1968年6月，中央決定派譚甫仁主持雲南工作。1969年初，昆明軍區有兩位領導從軍委辦事組邱會作那裡得到“交底”:譚甫仁是哪個司令部的還不太清楚。對譚甫仁要提高警惕，不能跟得太緊。接着，由林彪死黨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把譚甫仁在具體工作上的兩個得力助手調走，對譚施加壓力。譚甫仁明白是誰在整他，但是沒有辦法。所謂譚甫仁是“林彪在雲南的代理人”，他來昆明是“林彪推薦”的說法，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雲南在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鬥爭中，沒有人提出過這方面的問題或線索。

四、譚甫仁有“同夥”?

    假若譚甫仁“迫降周總理座機”真有其事，他一個人也是干不出來的，按照製造作品者的說法，這件事牽涉到昆明軍區機要局的工作人員(軍內的電報要經過他們)、昆明軍區司令部作戰指揮部門的人員、“昆明軍區空軍”的首長、“昆明軍區空軍司令部”作戰指揮部門的人員、航空兵部隊的首長和作戰指揮部門的人員、戰鬥機駕駛員、地勤保障人員，還有譚甫仁的秘書、司機和跟隨他的“一大幫軍人”，等等。在全黨全民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鬥爭中，難道這些人都是譚甫仁的“同夥”，不向中央報告和揭露嗎?作品中說譚甫仁遇害是在“迫降周總理座機”的當天或五天之後，如果真有其事，當時周總理不可能作出前面提到的三條指示，新華社不可能在譚被害後的第六天發布給譚應有的正面評價的消息。

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正是查清這件事的最好機會，這時昆明軍區和雲南省委絕對不敢隨便作出譚甫仁被害案件是個人作案的結論，並解散專案組，中央也不會同意。

           譚甫仁017兇案

          周孜仁         2005年第2期  《炎黃春秋》雜誌

如日中天的譚甫仁遭暗殺

　　譚甫仁，廣東仁化人。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後歷任紅十二軍連政委、六八七團政委、紅一軍團一師政治部組織科長、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一五師教導七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野七縱副政委。建國後任十五兵團軍政委、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將銜。

　　羅列以上一大堆軍歷，除了介紹逝者光榮歷史，另外一層意思是要說明：按照當年“劃線”方式——譚甫仁當屬林彪的心腹愛將，從而文革大亂，他得以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個省市麻煩問題的解決。至於1968年8月，待全國各省“新生紅色政權”先後成立，僅餘的福建、廣西、西藏和新疆的革委會也已待建就緒，譚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馬上任，飛赴雲南，作了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集黨政軍權於一身。

　　譚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曰“劃線站隊”，即將兩派群眾組織之一派明確定義為錯誤路線而廣為整肅之；板斧二曰“圍海造田”，即將滇池水域圍填三萬畝以大辦農業並以糧為綱之；板斧三曰“修‘萬歲館’”，即將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宮或炸或撤，一夜之內夷為平地，以速速敬建“毛主席萬歲展覽館”雲。板斧利落既下，短短時間，“譚政委”在雲南之威望便日盛一日，蒸蒸直上。下面小舉一例。

　　1970年11月，雲南召開全省第二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簡稱“學代會”，因該屆大會代表人數逾萬，故又稱“萬人大會”），

其時，我作為“譚辦”秘書參會調研，一位山區代表在開幕式後

深情無限地對我告白，說他看見譚政委身體如此健壯，實乃雲南

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激動萬分當即大呼一句：“毛主席萬歲！”

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再接下來——他說

他真想再呼第三句，因為怕犯錯誤，終於抱憾強忍了——我當然

明白他想喊什麼，對於山民的樸拙憨實只能報之一笑而已。

　　譚威望之如日中天，僅此一斑，可略窺全豹了。

　　誰也沒有料到，就在萬人大會閉幕後第三天，譚甫仁即被槍手擊殺。暗殺發生在凌晨4時50分左右，後，周恩來親自安排北京專家急飛昆明實施搶救，終因傷勢過重，救治無效而亡。時間是當日中午12時許。譚1910年出生，去世時正好六十歲。同時被暗殺的，還有夫人王里岩。

　　該案件發生的時間是12月17日，按照時鐘表法，“12·17”亦可理解為零點十七分，所以在當時正式文檔和會議上，這個案件標稱為“017案件”。

　　在“無產階級專政”非常強大的20世紀70年代，這類事情卻絕無僅有。兇案既出，讓人很容易聯想到1936年因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被刺而引發的蘇聯大肅反。譚案雖遠沒有那麼性質嚴重，但也夠觸目驚心的。昆明全城戒嚴多日，捕人無數。外間傳聞更是玄乎離奇，真偽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誕無稽的版本，是說林彪密命譚何日何時將飛經昆明上空的某次飛機發炮擊落——譚事覺蹊蹺，狐疑難決，最後試着先將飛機迫降再行定奪，不料飛機着陸，周恩來竟從舷梯款款而下，譚大驚失色——接下來的故事就順理成章了：林彪為了滅口，遂派人將譚秘密殺掉了事。

　　在當時的情況下引出如許傳聞也許並非不無理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產階級專政如此震懾人心，而譚甫仁身邊的戒備如此森嚴，能對他如此成功實施暗殺，肯定絕非普通人能夠所為，也絕非個別人能夠所為，定然該是一個錯綜複雜、蓄謀已久、集團策劃的驚天大案了。

　　案件發生時，我正好供職於昆明軍區調研組。譚從北京來昆，帶來兩個貼身秘書，一名王克學，時任昆明軍區黨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為譚照看軍內事宜；另一位叫甫漢，河北平山人，負責為譚料理地方工作，為此，甫漢受命組建了一專門班子，由譚親自命名為：“昆明軍區調研組”，地點位於司令部大院八號樓。八號樓在文革中被人稱為雲南的“中南海”，可見在外間看來是很神秘的。其時，軍區調研組被人稱為“譚辦”。

　　“譚辦”成立於1969年10月，次年譚被暗殺，機構自然解散。譚甫仁被殺前後，我正好身處軍區大院，整個過程中的所歷所見所聞至今記憶猶新，故擇其要者追記於後，以饗讀者並供有關史家參考，如有訛誤，懇請指正。
　　
兇案的蹊蹺之處

　　“017案件”在外間之所以被傳得神乎其神，是因為案件的發生確有許多蹊蹺之處。

　　蹊蹺之一是發案時間。第二屆“學代會”11月中旬開幕，為時一月，閉幕式是12月15日舉行的。譚很喜歡下基層視察。閉幕式前，他一直巡遊專州，13日才返駕回昆。講話稿由秘書事前擬好，15日他去會上念過，計劃18日左右還要外出視察。兇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準確地把暗殺選定在了17日。

　　第二是警衛條件。譚甫仁的住宅共布設了五個警衛員，前門二人，後邊三人。那時候正值“備戰備荒”，要和蘇聯打仗，部隊正搞所謂“千里野營拉練”。他的警衛員們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個，僅僅剩下兩人。

　　第三，環境條件。譚甫仁住解放新村32號。解放新村是一個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還系城郊野地，富人們的別墅區。這片地界解放後悉數劃歸了駐昆部隊，四面高築圍牆，將其中若干別墅整個兒圈起來，取名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軍區司令部大院。譚甫仁所住32號就是其中之一幢。別墅圍牆很高，一般人，即如兇手那樣搭上一條凳子是絕然不能爬進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實上兇手就只搭了一張條凳。這張條凳是從食堂拿來的。32號對過，隔着一條窄路就是軍區機關中灶食堂（即幹部食堂）。我們每天都在那兒吃飯。

　　另外還有其他一些所謂蹊蹺疑點，如：食堂原來養了一隻狗，偏偏出事前一兩天失蹤了……這些應該是好解釋的，這類作案的環境準備，哪怕單個人也完全能夠實施。而前面說到的幾個條件，外人、單個人就很難辦到了。

　　問題恰恰在於：兇手正是昆明軍區前保衛部副科長王自正，對於軍區內部情況，對首長及首長住宅的情況，包括活動規律、房屋結構，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瞭若指掌。再有，軍區保衛部保存槍械的保密室沒有明鎖，只要知道密碼，就可以開櫃取槍。王兼過多年槍械保管員，密碼早稔熟於心——所有條件他都已具備——“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中國西南一隅的驚天大案，順理成章該由這個叫王自正的軍人來進行實施，並且得手了。
　　
暗殺全過程回放

　　和譚甫仁32號後牆平行置建的，是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別墅（號碼記不起了）。兩幢別墅背靠背，後牆之間的距離約摸兩三米。王的圍牆也很高。兩堵高牆之間的夾道就被譚的警衛員用磚石在兩端砌起短牆，圍出一個長條形的小天地，開成了菜畦，種些蔥蒜豆苗之類的作物，並從32號的廚房專門開一小門與菜地相通。

　　問題就出來了：短牆的高度遠遠低於別墅本身的圍牆：這就留下了隱患——兇手王自正正好就是由此短牆爬進去實施了兇殺。他是從食堂取來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進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線索之一：兇手身高約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牆而入。

　　1970年12月17日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日子。王自正是凌晨4點左右潛入的，那時候軍區大院絕對安靜，所有人都安臥睡鄉。他於是人不知鬼不覺地由短牆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廚房，由廚房而入小院，進了小院，他非常方便地便踅上小樓，逼近了譚的臥室。

　　譚甫仁臥室在二樓，兇手非常清楚，徑直敲響了應該由譚居住的主臥。
　　那一晚，譚恰恰沒有住在自己的屋裡，是夫人聞聲起床開的門。
　　手槍子彈已經上膛，兇手直逼王里岩——接下來的情節是目睹過現場的人的推斷：
　　王自正問：“譚甫仁在什麼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兇手急眼遍搜屋子，譚果然不在，於是他開槍把譚夫人射殺。

　　根據看過現場的人介紹，說夫人是被逼坐在沙發上擊斃的。子彈正擊額心，彈洞四周的皮膚已被槍口噴出的氣體灼焦。兇手顯然是用槍口死死頂緊夫人額頭摳動槍機。這樣做的目的是想讓聲音更小一些。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五時許，昆明城絕對安靜，軍區大院絕對安靜。這槍聲絕對驚天動地。手槍既已摳動，兇手接下來顯然該是準備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該譚甫仁死於非命。他住在旁邊另外一間屋，聽見槍聲，他便往外跑。幾乎和譚同時跑上走廊的，還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稱六姨，在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教育革命領導小組供職。其時她也住在二樓。她跟出來，聽見譚大呼“什麼事？什麼事？”直往樓下跑，於是她也跟着跑起來。

　　事實上，槍聲已經響過，寧靜已被打破，譚甫仁當時如果閉門不出，對方是不會、也不可能一間屋子一間屋子搜尋的。譚的自動現身，定然讓兇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譚身後急追不舍。從二樓倉促而下的隊伍形成這樣一種格局：譚位處第一，兇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兒地往樓下跑了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兇手只有20發子彈，而且分裝在兩隻手槍里。我們已無法證明裝在兇手手中這柄兇器中具體的子彈發數，反正已經用去一顆，如果有人能夠參與搏鬥，將兇犯的子彈再消耗一些，整個事情的結果可能就會完全改寫。可惜，六姨她沒有這樣做。事後，她只是以目擊者的身份提供了線索，說兇手身着軍大衣，面帶口罩，臉略胖圓，大眼睛。如此而已。

　　譚甫仁當然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急於要呼叫警衛員。出生入死的將軍在和平年代過得太久，他已經忘記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經沒有隨身佩槍的習慣，已經本能地把警衛員視為可靠的盾牌。可惜現在的情況是：年輕人沉睡正酣呢！

　　警衛員就十八歲，是不是瞌睡太大？案發後對該警衛員進行了審查，他說他當時確實已經醒了，而且他確實也聽見了槍聲——正是因為聽見了槍響，他害怕了。他說這些年沒仗打，當和平兵，聽見動了真傢伙就嚇得全身發抖，兩條腿只管往一隻褲筒里塞 ……

　　幾年後，鄧小平復出主政的1975年，公安部派副部長趙蒼壁來滇重審此案，那時事過境遷，已被關得暈暈乎乎的警衛員才如實招供——我沒有一手資料，對於其中細節不敢妄言。只記得某日省委辦公廳一位負責人從重審地雲南財貿學院回來，很是憤憤在我們辦公室說了句“簡直莫名其妙！”接着說了，你們知道那一晚警衛在幹什麼？和保姆如此這般啪啪啪！——房門砰砰山響，他以為有人捉姦呢——那年月通姦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小伙子不敢開門。

　　總之，一切條件都為兇手準備停當。窄窄的小天井裡，譚甫仁已無處可逃，王自正非常從容地開始對自己的獵物進行射擊。僅僅在一個小時前、半個小時前、甚至幾分鐘前，這位“獵物”在2300萬雲南人心目中還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而現在，面對握着一柄手槍的小人物，卻頓時變得如此渺小不堪！古往今來，人類社會沒完沒了的政治爭鬥總是這樣不可思議地演繹着人生戲劇。

　　前面說了，譚甫仁來雲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追查“滇西挺進縱隊”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為此他作過很多指示，比如：“（階級敵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制”。“我在個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有人問，可不可以拉出去遊街？遊街後能不能把這些人下放勞動？我說遊街可以，下放勞動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讓群眾識別嘛！”根據有關統計，僅下關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運動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傷致殘一千多人，打傷一萬多人。臨滄地區追查“慰問‘滇挺’”一案，就株連一萬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傷打殘，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據云南省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統計，曲靖和昭通地區，受“滇東北游擊軍”假案牽連幹部群眾多達六十萬人，僅曲靖就有二十九萬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萬多人被批鬥，二千多人被關押，四千多人被打傷，二千多人被打殘，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雲南一位著名的軍旅作家曾在50年代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我們播種愛情》，而事實是，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種的卻是太多的仇恨。播種仇恨的始作俑者當然輪不到譚甫仁將軍，但在雲南，他畢竟需要對那麼多冤魂和無辜者直接背負責任。於是，在廣闊社會上演的慘劇，不可避免地被微縮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號院的小天井裡，以一對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按當時官方傳達的案情，說發生這一切的時候是凌晨4點50分。但是等到秘書趕來，等到把情況向軍區各有關部門首長通知到位——不知道處理問題確實需要這麼多浪費時間的繁文縟節？還是機關辦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黨辦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對軍區司令部大院實施戒嚴，已是早上6點。

　　冷面殺手的效率卻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殺得手之後，他已經非常從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開始他的第二波暗殺行動，接着又非常從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安然入睡。

　　王自正被監視居住於距離解放新村僅僅一兩千米的西壩、昆明軍區原戰俘管理所。文革大規模群眾鬥爭已告一段落。雲南的兩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團”的生死搏鬥，早在一年前便以譚甫仁的“劃線站隊”而塵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對上面說到的那些“叛徒、特務、走資派”、“滇西挺進縱隊”、“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滇東北游擊軍”或其他嫌疑人等進行沒完沒了的審查、處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說到的許多被審查者之一。軍區的這些“准囚犯”當時就集中在西壩俘管所的院子關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個人的仇恨，客觀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對譚甫仁恨之入骨，對虐待他們的整個對立面都恨之入骨，必欲殺之而後快。原單位負責人保衛部一個叫陳漢中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個刺殺目標。譚甫仁既已殺掉，天還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陳也一起幹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條街。他走進去應該是5點多一些，天依舊很黑。街道依舊很靜。他不知道陳漢中住房的具體位置，依稀找到一間房門便敲。開門的是一位13歲的少年，昆明一中學生，叫馬蘇紅。迷迷瞪瞪起床來，他給王自正指了陳家位置。小孩對王很面熟，指路後又自個兒囫圇睡了。

　　非常幸運，陳漢中當時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王暗殺無果，匆匆忙忙又潛回了西壩。
　　一位正被審查者，何以能夠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這當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釋只能是，這傢伙已被關押數月，好像也沒有發現有什麼圖謀不軌的危險行為，或這種關押本身就形同兒戲，漏洞百出。總之，後來的事實已經說明，平常兇犯時不時回家過夜，這種事監視者也渾然不知！監管形同虛設，不出事才反而不正常呢。

　　王自正已經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回到俘虜管理所，他心滿意足地平靜睡去。

　　大搜捕正在全昆明開始。
　　
我的印象

　　兇殺發生那一夜，我正在軍區大院8號“譚辦”值班室安睡。

　　離32號有相當距離的8號樓是解放前美國新聞處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別墅，綠樹花藤，森然一片，很靜。其時我為單身漢，除辦公室並無別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8號院值班室高臥。那時手錶對於我尚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檔消費品，獨臥小樓，絕對毫無時間觀念，每天同事們進門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馬上起床就位。1970年12月17日這天早上，偏偏誰都沒來上班。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發現時間不早，我急忙趕去食堂吃飯。食堂早已大門緊閉。整個大院一派冷清。正覺蹊蹺，但見食堂對面許多軍人，一個個默默低頭徘徊，在32號周圍的草坪上做地毯式搜尋。那一天天氣極冷，寒霜將滿地染得一片雪白，白霜上踏出的腳印狼藉雜陳。當時我就納悶：是不是秘密圖紙丟了？雖對偵破一竅不通，但破案小說是讀過的。像這樣搜尋案犯，我想，不但找不到線索，原有一點線索倒可能被這幫人破壞殆盡。

　　飢腸漉漉，我又騎車去街面覓食，這才發現，1號門、環城公路側門和東寺街側門都已封鎖，確信是出什麼事了。

　　忍着飢餓回到8號，站在門口的警衛員對我的孤陋寡聞大感驚訝：
　　你怎麼不知道呀？譚政委，出事啦！
　　從那一天起，我被獨困在院裡整整三天！

　　8號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我都無從知曉，有一種坐牢的感覺：一座很別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夜裡都會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驚吒吒闖進來，手臂上扎一條白毛巾。他們一進來就把守住各個門口，然後氣勢洶洶要我將辦公室、臥室的門和櫥櫃一一打開。好像兇犯就窩藏在這幢人跡罕至的小樓某個角落。

　　三天后，開始上班。譚死了，我到主任甫漢那間橢圓形辦公室請示問題。四十多歲的燕趙大漢，正獨個兒撲在辦公室前傷心地哭。他說，首長已經走了，我還能說什麼？你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吧。按照軍區統一布置，我們就每人寫出交代，以小時為單位，詳細說清那些天各自所作所為，包括每個細節。我記得我寫得絕對清楚：幾點，去食堂吃飯未遂；幾點，獨自一人在辦公室學毛著、馬列；幾點，學習累了去院裡一人散步；幾點，在陽台上獨拉二胡；幾點洗腳上床，一個人唱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選段——均無證明人，除了門口站崗的警衛戰士。
　　
案破前後

　　案發當天6點，軍區大院被封鎖了，全城進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據六姨提供的線索以及偵破人員對現場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圓臉、大眼睛、微胖者，均視為有作案嫌疑。

　　問題是，雖然破案搞得聲勢浩大，風聲鶴唳，但事過多日案件偵破仍毫無進展。聽說是周恩來非常生氣了，再次明確指示：破案並不難，問題在內部。此話不是原文，我也未見到準確的書面材料。作為一個精明幹練、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的如此判斷當是十分精準、一針見血的。於是全軍區開始查驗槍支，某日，保衛部副部長王慶和突然發現保險柜中兩支五九式手槍及20發子彈不翼而飛！保密室的門窗絕無撬動痕跡，保險柜暗鎖完好無損！周恩來所指問題在內部，可謂千真萬確了。

　　昆明軍區於是急調十一軍副軍長趙澤莽來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衛部大多數人員一時都成了嫌疑對象，被弄到城外軍區外訓隊“學習班”接受調查。原負責組織偵破此案的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自知重責難逃，在學習班開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龍網兜懸掛床頭欄杆，自縊身亡。

　　趙澤莽原系五十四軍軍官。1968年秋五十四軍由重慶調防來滇，次年又離滇北調，留下一部分骨幹組建十一軍，趙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軍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軍的人來主持破案，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景儒林是老昆明軍區的人。老昆明軍區是二野班底。我在“譚辦”供職時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昆明軍區不整頓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覺。“將昆明軍區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軍區”，是首長們大會小會都愛掛在嘴上的口頭禪。

　　趙澤莽上台後迅速把偵破重點收縮到軍區內部。目擊者被重新提上來。目擊者當時就知道一個：六姨。六姨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於是第二個目擊者：馬蘇紅，就是前面說到的、為兇手指路那位十三歲的少年，這時候浮出水面了。

　　馬的父親也是政治部幹事，在組織機關幹部回憶、提供偵破線索時，他突然想起了案發當天早上曾經有人敲門讓他兒子去為他引路找人，於是向組織作了報告。偵破人員很快找來少年對詳細情況進行了查詢。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馬說，他只知道那人的兒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親為誰。70年代那會兒，幹部宿舍設施條件都很簡陋，從無家庭衛生間一說，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馬蘇紅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齡相近，總喜歡一起玩耍嬉戲。偵破人員迅速查閱了戶口簿——軍區人員都登記公共戶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親，叫王自正。

　　發現這個名字，大家就有些納悶了：他不是正在被審查的保衛科副科長嗎？他不正關押在西壩俘管所嗎？身被羈押，怎麼能夠順利實施如此驚天大案？……馬蘇紅那年十三歲，記憶力正好，他確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親，而且他確信他可以指認出來。

　　童言無欺。兇手這一下被罩入法網了

　接着就帶小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員讓他站上當院小樓的二樓陽台，然後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到院子當心打掃庭院。馬蘇紅沒有猶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認了出來。偵破人員問：確實嗎？他說，確實。接着馬上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在操場上集合排隊，讓馬蘇紅從隊首走向隊尾，對所有人員再過一遍——馬又一次準確無誤把兇手辨認了出來。幾十年後，馬已身任雲南省建設廳城市建設處處長，他對我說起當時情景還記憶猶新。“那一剎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記得清楚：恐慌，驚訝，非常絕望！好像汗水都嚇出來了。”他說。

　　這算不算一個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兇手確實被指認出來了，顯然又已打了草，驚了蛇，後來抓捕兇手時出現重大失誤，就毫不足怪了。

　　應該說，抓捕王自正是並非草率的。把王圈定為重點嫌疑對象之後，還做過相應而必要的證據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見許多士兵赤腳涉進西壩河，排成數路橫隊，在冰涼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尋找那支保衛部遺失的“五九式”手槍。在西壩河冰涼的河底沒有撈出什麼結果，而在“學習班”牆外的垃圾堆中，確實找到“五九式”手槍一支——可以認定王行兇後返回途中把槍扔進了廁所，被掏糞農民和糞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認定王自正為兇手，應該沒有問題了。

　　抓捕是在晚上10點半左右進行的。陳漢中和另外一名保衛幹事來到隔離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起來，到飯堂去一下。有點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狀，突然從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槍，對準來人便射——垃圾堆里發現的手槍確實是王扔的。但是，保衛部明明知道丟失的手槍是兩支，那麼，兇手手上肯定就還有一支了，破案人員為何將如此重大的線索疏忽了？——兇手共有20粒子彈，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還剩下多粒。殺手迅速地對來人一人一槍，彈無虛發，一重傷一輕傷，趁二人撲倒在地，他往門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無路可逃。槍聲把守候南屋的戰士全都驚醒，他們紛紛提槍對冷面殺手射擊。

　　王自知逃脫無望，於是將槍口迅速對準太陽穴，摳動槍機，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了自己。

　　事後檢證：兇手自殺所用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另一支。
　　
兇案餘音

　　兇手王自正，河南內黃縣人。按照當時的說法，在此前二十餘年的1947年，內黃縣武拐村曾發生過一起兇案：富農分子王某實施反革命報復,曾糾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槍殺了本村武委會主任武某。後，王某於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鎮壓。首犯既歿，所有線索亦隨之中斷，案懸二十餘年再無續事。文革“清隊”舊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紙公函直寄雲南省革委，接着呈報譚甫仁。其時昆明軍區本已決定將王貶去文山自治州軍分區保衛科任職，既有人舉報其舊案涉身，且所涉案情嚴重，那就把他揪出來吧。誰說中國人做事不講究量化管理？那時候搞任何政治運動，總是揪出的階級敵人數量越眾多，革命成績就越偉大。於是該王被隔離在俘管所，一關就是七個多月，自由遙無定期。

　　姑不論當時本無法制可言，僅就事論事，這兒至少有兩個問題存疑：一，該王如真為當年兇犯負案外逃，為何把名字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徹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確屬彼王致政，那麼，既已隔離，就理當嚴加監管以防不測。事實上，案破後披露的大量證據表明，監管七月，被監管者把監管人的活動規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監管人回家過夜，甚至後來行兇歸來安然高臥，監管人卻渾然不知。王畏罪自殺，當是咎由自取。幾十年前發生在內黃縣武拐村的兇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斷線，隨之而來的卻是一樁更大的兇案：將軍喋血，全國震驚。這不是對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莫大諷刺麼？

　　再說譚甫仁。將軍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寫進中共“九大”新《黨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機出逃，摔死外蒙溫都爾汗，所謂“四野派”隨之也陷入了尷尬困境。如果按當時標準來劃線，“四野”出身的譚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氏路線：1970年的廬山會議他就算是一個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麼等到“九一三”發生，他會不會莫名其妙也被捲入別樣的政治劫難？這也是個變數。文革那樣的政治環境，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說專案組。王自正飲彈自盡——而且很多證據都足以證明“017案件”確實就屬他一人所為，兇案應該於此告破了。但事實上，該案在理論上卻遲遲沒有結案，專案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經在北漠摔個粉身碎骨，那麼，讓同樣屬於“四野線”的趙澤莽來繼續主持破案顯然已不合適。專案組領導權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軍區的老人重新組閣。趙專案組的人又成了嫌疑對象。死一個像譚甫仁這樣的重量級人物是不多見的，這個題材必須用夠。70年代，整個國家都在“翻燒餅”——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過來又整甲派。專案組要翻翻“燒餅”當然毫不足怪——事情就這樣一直拖到了1975年，鄧公小平復出主政，這才派公安部副部長趙蒼壁前來雲南重審此案，算是對“017案件”做了最後了結。

　　逝者已矣！現在，無論怎樣評說譚案中那些個相關的人和相關的事，包括每一個細節，甚至為此爭個喋喋不休，這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昆明軍區32號院裡的驚天大案、包括兇案偵破過程本身，都那麼鮮明、那麼無奈地折射出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劇——這才是需要人們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