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隱士：對當下中共極權主義的研究

                                     2018-11-28 4:31 PM

前言：由於我的研究理論原稿全部以英文書寫（寫於2016年），並在歐美部分精英學者里產生很大影響力，我當下認為有必要將我的研究理論翻譯成中文，讓中文讀者也能分享我的理論成果。（歐美非專門研究中國的學者對中國文化並不了解，因此也並沒有大多數中國人的有色眼鏡，而是純粹以好奇和分析的眼光看待我的研究內容。由於部分學者是專門研究極權主義的，對前蘇聯和德國納粹的體制都很熟悉，也非常熟悉著名的研究極權主義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作品，因此看到我的研究非常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也看到了很多新的、獨一無二的、既有趣又恐怖的內容。鑑於阿倫特本人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部分前言中曾討論過中國毛時期的反右運動，但由於資料有限未作深入置評，不少學者認為我的研究是對阿倫特理論的極佳補充和當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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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共產黨當下軟硬兼施干涉全球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導致我的研究不便在學術刊物或主流媒體上刊登。而當下不畏懼來自中國共產黨任何壓力的，只有《大紀元》。

考慮到在此發表的目的是讓儘可能多的普通讀者都能讀懂我的理論，我在用中文重新書寫的過程中將儘可能使用通俗和接地氣的語言來闡述學術性的理念和思想，不拘泥於通常寫作的條條框框。我也將設法讓語言和敘事變得有趣而接地氣，隨機加入一些發散性內容，多舉一些例子來輔助說明不太好理解的概念。

第一章  身體化的集體

核心概念：1.身體化集體 2.罪惡競爭（比誰更壞）3.集體作偽證 4.既是蘭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5.逆道德勇氣（淫威）6.詭異的“正義”（投票決定誰該倒楣）7.深度衝突（共產黨治理理念與獨立司法和基本人權理念的水火不容）

台灣學者孫隆基寫過一本書非常出名，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面首次提到中國人“身體化的人格意識”以及以此解釋中國人為什麼人格不獨立。孫隆基的直觀分析非常準確，但是他將很多華人社群中的某些社會心理學現象歸因於中國文化本身的設計，有極大的偏頗之處。另有一些非常邪門和惡劣的現象，則是中共大陸一定範圍內的專屬，並不適用於全球所有華人，也不適用於所有大陸同胞。而他扣的中國文化的帽子着實有點大，事實上，1949年之後的大陸人往往是最不像歷史上的中國人的。但有意思的是，當下偏偏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在各種宣傳管道上表現的最有中國人身份認同。筆者在這裡提孫隆基，主要是想向讀者說明其“身體化”的概念對筆者“身體化集體”的概念有一定程度上的啟發意義，但筆者的“身體化集體”(或者說“身體化極權體”，後者表述更有學術性，而前者表述更直觀和順口）則是研究中共極權主義的理論原創，目的是揭示中共極權主義社會的內在運作機制，與孫隆基研究“中國文化”的目的南轅北轍。筆者的英文研究著述中原初使用的是“embodied totality”,然而又覺得embodied不足以表達”身體化“那種直觀的動態觀感，於是又造了一個新詞”bodylized”。因此，身體化集體在我的英文術語中其實是“bodylized totality”或”bodylized totalitarianism”

中共各層黨政機關，乃至學校，都是由一個一個的小集體構成的。每個小集體裡面都有一個身體化的等級序列，構成一個整體化的巨“人”，有人是頭（帶頭的，示範的，或“有頭有臉”的），有人是手（打手），有人是腿（跑腿的），有人是背（墊背的），有人是屁股（擦屁股的）。每個人對應的身體部位不一樣，其職能也不一樣。這裡面有着嚴酷的等級制，並且，越小的集體裡面，不同的人的等級和身體部位對應關係越為清晰。而大的集體裡面，需要不斷的進行例行公事的開會，整風，批鬥來讓等級關係明了化並重塑有爭議的等級關係。中共團體裡的身體化等級意識，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上級（頭）使一個眼色，下級一個跑腿的（民間喜歡稱之為“狗腿子”flunkies / henchmen ）就會自動跑向一個地方取上級要的東西，心有靈犀而潛移默化。

筆者在此首先敘述一段筆者在大陸中學親身體驗的經歷。揭示共產黨邪惡的史料和作品非常多，但大多年代稍早。筆者的經歷是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因此非常具有時代性，對當下有很強的參考意義。

中國大陸所有的全日制公立中小學裡都有兩樣東西，一是“紅色教育”（或者叫“愛國教育”，“政治教育”），就是通過課程、展覽、視頻、宣傳等長期反覆給學生灌輸共產黨“偉光正”和階級敵人的邪惡的；二是“好學生”“壞學生”評選制度。（有些地方是“優等生”，“後進生”，有些地方是“三好學生”，“問題生”等。名詞表達會有出入，但萬變不離其宗。）筆者所在的中學，學校把基於這兩樣東西的遊戲玩到極致了。

一般的學校都有班干記錄學生言行舉止的“行書”和評判學生遵守行為規範的“積分制”（比如遲到扣分，拾金不昧加分），這些東西筆者所在學校也都有。但是，詭異的是，“行書”和“積分”都不是在評選“好壞學生”時起決定作用的，僅僅是平時給學生們撓撓痒痒的“走過場戲”。起決定作用的，是周期性的“選舉儀式”。

“選舉儀式”本身是一個重大而又嚴肅的事件，因此學校和班主任對此都不會怠慢。在儀式前數周，學校往往狂轟濫炸式的開大會（一開能開幾個小時）、開小會、放紅色宣傳錄影、煽動學生極端情緒，其陣勢不亞於文革時期武鬥前的瘋狂造勢。而新入級的學生一開始都會不以為然，要麼覺得無聊，要麼覺得好笑。很多孩子或許在他們父母輩聽說過文革的隻言片語，但仍然覺得離他們這一輩還挺遙遠。不乏有打哈欠的，偷偷做作業的，或小聲說笑的，這些，班主任都會默默看在眼裡，不作聲。

經過多日的薰陶，小孩子們有些情緒情感逐漸被煽起來了，冥冥之中仿佛覺得的確有“階級敵人”“破壞分子”這麼一回事，因為再理智的人經過多日的音響錄影和會議宣傳的薰陶，都會不約而同的在潛意識裡打入某種根基。再加上經過幾周的磨合，同學們之間基本上也都熟悉了。且新同學認識不久，生活上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摩擦和交情。 此時，學校覺得時機差不多了。

某日的下午，班主任抽兩堂課的時間，專門來做“選舉儀式”。

從班主任進入教室的一刻起，學生們就意識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而嚴肅的氛圍。

“最近我從各門課老師和班干那裡都受到一些很不好的回饋”，班主任不緊不慢的腔調反而讓全班學生都提高了注意力。接下來幾分鐘她開始重申一些之前持續數周的“紅色造勢”中的原則和指導方針，然後又開始談一些“現實問題”。忽然，她的話鋒一轉 ，“我們這個班集體整體上還是好的，但是就是有極少一小撮壞人在暗中破壞我們這個班集體”。班上此刻已經鴉雀無聲，大家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她定了幾秒，突然臉色變得猙獰和兇狠，用手狠狠的拍打講台，並隨着拍打的節奏一字一頓吼叫起來 ，“他們是誰啊？！”她停止了拍打，但繼續吼道，“我們把他們找出來！”

這個時候，班上已經不僅僅是鴉雀無聲這麼簡單了，大家連呼吸都半憋着，仿佛生怕一丁點吸氣的聲音都會引發他人的注意。很多人頭是低着的，而之前未及時把頭低下去的也不敢再把頭低下去了，仿佛微微的低頭動作都會招致無端的懷疑。懷疑，是的！就是在此時，人與人之間醞釀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懷疑。此時，班主任反而淡定了。她從講台里拿出了一疊事先準備好的白紙。

“下面我給大家一人發一張白紙。每個人請把你知道的我們這個集體裡的壞人的名字給寫上去，寫一兩個人的名字就行。想好了再寫，不要急，寫完之後把紙疊起來，我讓班干把收上來，我們無記名投票。”

當每個人都拿到那張白紙之後的那幾分鐘，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難煎熬的幾分鐘。時間仿佛凝滯了，讓人動彈不得。然而，拿筆寫字和思考是不可能做到一動不動的，有些學生下意識的抬起頭，不經意的對四周打量打量。這時候，當兩雙眼睛的目光偶然碰觸，其結果往往是致命的。猜忌！讓人着魔的猜忌！

“你眼睛看着我是什麼意思啊？你是不是想選我啊？混賬東西！你是想害我不成？我懂了！你才是真正的壞人！我就選你，就這麼定了！”這樣的心理活動，雖然沒有人用嘴說出來，但是足可以從某些戲劇般的眼神交流中推斷出來。仇恨的種子也就是從此刻開始誕生。而在這種場合，由於有幾分鐘的“思考”時間，如果一個人一味的埋着頭誰也不看，反而又有可能遭致眾多不埋頭的人的猜忌，“哦，為什麼就他把頭總是埋着呢？不會是他心裡有鬼吧？說不定他真的是暗中破壞我們班集體的壞人哦？我們就選他好了，說不定他在那裡‘陰’我們呢？” 空氣中瀰漫着一股怪異而恐怖的意識流，而正是這股意識流把在場的每一個人的意識給聯接起來了。

第二節課是唱票儀式，班主任將無記名的選票公開唱票，並把選中的學生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以畫正字的方式一筆一筆記票。由於學校給定的名額是每個班至少攤派兩個“壞人”，唱票結束時往往以得票數最多的三至四人為“選舉結果”。

被選中的“壞人”除了要寫檢討，參加“後進分子培訓班”之外，往往還會受到班主任額外的隨機處罰，比如罰站，打掃衛生，去後排就坐等，但是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班主任往往會縱容同學對“壞人”的霸凌，而“壞人”往往也會因猜忌某些同學暗中投他票而去攻擊某人或某些人，從而變成真正的“壞人”。筆者就讀的學校，因這種猜忌而發展至私下鬥毆並導致重傷的，發生過多起。（筆者離開那所學校後的幾年，那裡連續發生幾起學生跳樓死亡事件，是否與選舉儀式有關，無從考證。）

如果說，這種“選舉儀式”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讓學生措手不及心有餘悸的話，那麼多次之後，學生們則是“駕輕就熟”了。首次選舉，往往會出現選舉結果的“正態分布”，意思就是往往很多人都被選中，而得票最多的幾個人的得票數量也不會比得票偏多的人多的太多。但是，從第三次選舉儀式開始，班主任則不經意的暗示幾個學生的名字，稱“經班干反映”，或“經某些代課老師反映”，這些學生“有問題”。於是乎，學生們反而大鬆一口氣，開始從班主任給的“暗示名單”中開始“選壞人”了。這個微妙的變化，正是反應了阿倫特所研究的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的區別和聯繫。而此處筆者的經歷，正是完美的詮釋了這兩者是如何聯繫和互相轉換的。利用極權主義集體中的“多數人的罪惡”，時不時的滴入兩滴獨裁者意志，那麼接下來這個集體會自動地自告奮勇的去競賽執行這個意志，毛澤東的獨裁藝術，也莫過於此。

到了第二學年的時候，班上不僅周期性的“選壞人”，也開始選”模範生“了。但奇怪的是，“模範生”得票最多的往往是班主任已經確立好的班干，而這些班干往往是市里領導的兒子或女兒。更有意思的是，一個涇渭分明的等級制開始在班集體內部形成。一些學生開始跟班干拉關係，平時賄賂和拍馬屁，而另一些學生開始主動“教訓”跟班干關係不好的人。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會議宣傳中，班主任刻意強調班干的“帶頭作用”，並警示“排在下面的學生”要小心，不要當“墊底”。這樣，一個筆者稱之為“身體化集體”的極權主義樣板儼然有模有樣的形成了。

班干雖然表面上擁有了很大權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所欲為，但班干也不可以對班主任目中無人。因為當班主任覺得某個班干“太能了”的時候，往往會在一場臨時的班會上“從班干抓起”檢討某些大家面臨的問題，讓平時被班干壓迫的人藉機發泄一下不滿。當每個人都在與班干們的關係中找到了或被定義在某個等級位置的時候，一個“身體化集體”就準確的確立了。（當然，處在低等級“墊背”或“屁股”上的人，顯然是由於不買班干的賬而“被定義”的，而處在“胳膊”或“左膀右臂”上的人則是自己在巴結班干的過程中“主動爭取”到的自己的位置等級。）

身體化集體的等級架構確立之後，會發生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班主任會在班會上說聽說某個人（低等級的）經常遲到或喜歡打架欺負同學，並當場問“是不是這樣的啊？”這時，超過半數的學生心領神會，會異口同聲的說“是!”,（青春期的孩子這麼撒謊，倒不完全是邪惡，很大一方面是出於精力過剩惡搞他人的，略帶搞笑和團體霸凌的快感，並有“推鍋”般的如釋重負。但班主任很狡詐很邪惡的利用了這一點，經過特殊的情感把控和挑逗，挑釁，威脅，恫嚇，將這種帶有惡作劇快感的集體偽證，變為真正的撒謊儀式，並在其後故意伺機讓孩子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自願邪惡”，從而將他們中的一些變為真正邪惡的人。沒錯，真正的惡人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本來就邪惡並“成為自己”的。） 即便班主任說的事情是子虛烏有。與此同時，班干往往會露出滿意的微笑，但這個微笑碰到班主任的目光時會轉變成收斂和臣服的表情。（除了班干平時收學生賄賂，班主任平時更是大量接受家長賄賂，有權有勢的家長會給班主任開一些權力所及的便利，而有錢的家長會送禮讓班主任平時多“罩着”自己孩子。無權無勢又不願意送的家長只能全靠孩子自身的“生存能力”了。）讀者不難看出，筆者創造的“集體偽證”的概念正是誕生於此。當一個集體開始撒謊時，無論是主動撒謊還是被動撒謊，多數人已經由被動恐懼邁出了主動作惡的一步。班主任在此用具體的事件來“整人”有一種特殊的用意。讀者請注意，當初第一次“選壞人”的時候，班主任並沒有指明大家應該依據什麼標準來選，而是泛泛而談，用之前紅色宣傳製造的激情和半脅迫式的恐怖來趕鴨子上架。但經過一學年以上的馴化，學生已經形成集體化等級極權體的時候，班主任反而會用具體的“整風專項行動”來馴化心知肚明的奴民面臨獨裁者指鹿為馬時的爭先恐後的“集體偽證”。這麼做還馴化了孩子們“自己幹壞事，讓他人來擦屁股”的思維方式，因為班主任往往會借一些整風專項行動選擇一些很多人都會犯的小錯，比如遲到，上課看課外書，上課偷偷說小話等。而班主任故意針對這些貌似事小的事件，過分渲染事件的嚴重程度和製造恐怖，然後讓等級排名較後的人來“背鍋，擦屁股”，這樣，當多數自己也或多或少有過這些“犯罪行為”的學生來集體偽證只有“經班干提名”的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犯這個罪並試圖敗壞集體”的時候，多數人心裡有一種特殊的快感。甚至，後續很多人還會有意“繼續犯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犯的罪”將有等級更低的人來擦屁股。同時，他們因巴結班干而產生的屈辱感可以轉而藉此機會向不巴結班干的“低等人”投射出去。而班主任的狡猾之處還在於，她向拒絕加入等級系統的被迫害者炫耀和賣弄“集體偽證”的狂熱時，等於是變相告訴被迫害者，“看到沒有？這可不是我沒事跟你有仇哦？這麼多同學，絕大多數同學都說是你哦？”

如此，一個身體化集體完美的形成。在這麼一個巨人集體中，有人是臉，是頭，是眼睛，是嘴（喉舌），也有人是肩膀是胳膊是手（打手）是腿（給頭跑腿的）是腳。當然，最不幸運的是做了肛門的。與單純的比喻不同，筆者這裡說的身體化集體是高度準確化和內意識化的，這是中共國很多臣民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地方。比如，作為“腿”的人就是在自我意識里把自己意識為“頭”的一條腿，只要“頭”一個眼色，立馬就向“眼”所望方向奔去（比如取某件物品）。作為“腿”，平時做事不必“要臉”，正如“頭”平常想做什麼事不必自己“動手動腿”一樣。這種現實化真實化的自我意識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學上的一大奇觀。中國歷史上的等級制古已有之，但能做到在一個一個小集體內每個人準確的把自我意識對應到某個他人的身體部位的，卻是中共的專利發明。中共利用了中國人古已有之的等級意識，使用現代極權主義體制的獨特結構，將人全面鎖定在一個狹小封閉的特殊時空內。又由於身體意識是一個人抹去不了的意識（只要一個人還在物理世界裡生存的話），中共索性不去做抹掉它的無用功，而是開發滲透一個人的身體意識，在馴化人“集體存在感”的過程中，將集體有意化為一個擁有物理身體的人的符號，並混淆個人對自己身體感知與對這個符號感知的區別。當“我們”取代“我”成為自我意識的主體時，“我的身體”轉而被“我們的身體”或“頭的身體”取代優先地位。人的意識已經不是正常的“我意識到我在思考”，或者“我意識到我們在做某事”，而是變成了“我們意識到某個對象”，“我”潛入了身體潛意識，成為了待被意識到的可見可感對象。與一個正常人在想要拿桌子上一杯水的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的手類似，“我們”在想要拿一杯水的時候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我”可能就是“我們”的手，但手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我”在意識到“手”是他人的時候，同時也會意識到自己是“腳”或其他部位。）人的自我意識本來就是有先天缺陷的，以至於很多哲學家在想“我是誰”的問題上常常能進入無限迴圈。而德國哲學家康得更是揭示了自我意識“我”的先驗幻象。筆者在此且不深入討論，筆者想表達的重點是，對於自我意識不是很強的人來說，自我意識是很容易被集體意識取代的。中共在軍訓、過集體生活等過程中滲透了對個體的集體意識訓練。而真正在生理心理學上把人馴化成身體化意識的集體的，來源於中共對小孩子早期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訓練，筆者將在第二章詳細敘述。

請注意，班主任平時各種班會使用的語言對還沒有意識到“身體化集體”的學生有很有效的引導作用。因為班主任或過於頻繁的使用班干要起“帶頭作用”這樣的語言，並且不斷的用“墊屁”來恐嚇“後進生”，久而久之，哪怕再遲鈍的人身體化集體意識也逐漸建立起來了。

在中共的政府、黨組織、警察系統裡，中小型集體具備的身體化集體對應關係尤為準確，比如某一個中層官員都有固定的“左膀右臂”和“跑腿的”，也有固定的“喉舌”和“打手”再加“筆桿子”（代寫稿子的秘書，充當“指頭”的作用）。而根據筆者親身見識，大陸有些法官酒後駕車出車禍的絕不是少數，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往往會讓秘書來頂包，俗稱擦屁股。此時秘書同時充當了“手”和“肛門”的部位作用。而在個別情況下，比如秘書的女朋友也在車上，那麼秘書會讓女朋友來頂包，此時其女朋友則充當了“肛門”的位置，而秘書本人則繼續執行其“手”的職能。

弄懂了身體化集體，也就弄懂了中國大陸。一方面，每一個極權體內部都有一個身體化等級序列，當然，在一個集體裡，有時候“胳膊”和“腿”不知道哪個等級更高，彼此會有衝突和較勁。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頭”的等級一定比“手”高，“腳”的等級一定比”屁股“高。而另一方面，每一個“部位”既扮演着服務於“頭”的功能，又與此同時試圖發展他的下線，讓另一些等級更低的人做他的次級身體部位而自己做“小頭”。在這樣一個大集體中，一個人可以成為巨人集體的胳膊，而又同時充當某一塊“肌肉”（過大的集體中，很多個人是充當大集體身體上某處肌肉的）的“小頭”，將那塊肌肉意識為自己的手或腳，二次定義兩人關係。這麼一個古怪的系統是與西方的官僚或公司系統有本質區別的。西方的管理同樣有一個層級序列，但這個管理系統的運作是完全依照清晰的規則和法治為依據的。而大陸的這個系統運作沒有任何規則，有的話也是達不成共識的潛規則。大陸的系統裡，低等級的人必須無條件服從高等級的人，並對後者卑躬屈膝。鑑於在極權主義的大陸，權力本身是高度集中的，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權利，並往往可以肆意凌辱和虐待下級，因此導致所有人最終都沒有尊嚴。在“共同理想”和“戰略目標”面前，每個人都同等多餘和沒有尊嚴，而“戰略目標”也是說變就變的。在這個系統中，每個人可以被上級凌辱，再把火發泄到下級，因此成為筆者說的“既是蘭科夫斯基又是他的受害人”。（蘭科夫斯基是二戰中有名的迫害自己同胞的猶太官員，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人。）

我們再回到筆者中學的課堂上。在投票時，每個人面臨這個邪惡的儀式是必須要做出選擇的 – 合作還是抵抗？多數人是選擇合作的，少數人選擇消極抵抗，比如不按老師和班干的意思選壞人，而是亂寫名字甚至寫班干本人的名字。但很快這少數人會發現，抵抗是無效的。因為等級排名和排擠低等級的人可以在投票儀式之外悄無聲息的進行，以至於投票儀式最終成為走過場，大多數人都寫下各位都心知肚明的名單。更嚴重的是，秘密抵抗的人如果被發現將迅速淪為最低等級的階級敵人。而班主任如果嗅到了秘密抵抗的人的兆頭，會用更加陰險的辦法來對付他。在筆者就讀的中學，班主任會故意找一些平時有暴力傾向的、頭腦不是很發達的學生到辦公室談話，跟他們說某某人跟我舉報你們做了什麼壞事（這當然是班主任編纂的謊言），這時候這些有暴力傾向的學生便會對某某人恨之入骨，想伺機報復把某某人打死。 這個過程再一次印證了極權主義如何走向獨裁主義然後又返回極權主義。極權主義與獨裁主義的顯着區別是，後者發生時，到處總是有反抗的。而極權主義發生時，每個人都是自願參加沒有抵抗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在獨裁主義社會裡，很多人是充滿信心有朝一日推翻這個獨裁政權的。而在極權主義社會裡，希望本身死掉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抵抗是徒勞的，是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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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社會裡，希望本身死掉了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有些人去信佛，還有些人去自殺，更多的人是過得像行屍走肉，精神不正常，心理疾患一堆。也有人去末日狂歡的。筆者所就讀的中學裡，有一些學習很好人很溫順的同學因為疑心重重而變得脾氣古怪神經兮兮，並有人因懷疑同學背後害人而在鬥毆中將他人打成重傷的。

仇恨和懷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發酵，人們會因此變得非常敏感、神經質和暴戾，有些人甚至能感知到他人的仇恨並預測其行為。在德國著名導演漢內克的《白絲帶》電影中，Erna做了一個夢，夢到寡婦的孩子Karli要有禍，結果不久以後Karli果然出大禍了，被人綁到麻袋裡打得半死丟到了黑森林裡。《白絲帶》裡面的小孩子是異常聰明的，他們知道偽善的面具下成人們犯下的罪行。他們暗中報復並且高度組織化——在牧師的女兒Clara的領導下。

實際上，願意暴力反抗或暗中復仇的人要強過完全對罪惡體制屈服的人。筆者所在的中學裡，也是有相當數量的人直接或間接反抗這個邪惡體制的，雖然這麼做很容易讓他們被排擠到低等級的位置上。然而在中國大陸社會上，多數人在表面上還是最終選擇順應這個體制的，並成為其中的一個身體器官。

而這正是中共想要的國民。當大陸大量的遊客和被洗腦的留學生走到海外時，他們看到前所未有的真相。即便他們選擇拒絕真相，但真相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有時過於強大，讓他們不得不動容。但是，又該怎麼辦呢？他們覺得自己也沒有回頭路可走了，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和任何卑鄙的中共黨員一樣可鄙，自卑，而他們已經被中共綁定到同一條船上，不得不以愛國主義的旗號捍衛中共。真正把海外為中共站台的留學生與中共綁定起來的，並非共同利益或賄賂，而是心理上的共同自卑感和自鄙感。

儘管中共總是用它的體制召喚出一個又一個惡魔來折磨老百姓，再時不時地搞兩下唱紅打黑或反腐倡廉來清掉幾個替罪羊以體現黨的英明，但是中共真正費盡心思試圖植入到老百姓意識當中的是這樣一個可以用一句話表達的觀念——“中國人天生就是卑鄙無恥下賤的，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人種就是這樣的。”為此，中共在海內外都重金安插很多寫手和共特來散播這個理念（民間有，海外華人圈有，自媒體上有，推特上有）。與此同時，中共又在國際公開場合宣揚中國人如何勤勞善良，中國文化如何博大精深。這一陰一陽的宣傳攻勢，不僅完美地體現了中共變異的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自相矛盾，更是玩了一個花招——好的東西讓“有頭有臉”的中共來代表，壞的東西讓“見不得人”的普通老百姓來承擔；這又是玩了一次身體化集體——黨來做臉，人民來做必須要被遮住的屁股和排泄器官。對於這種變態的心理，筆者在後文章節中“肛門期控制”和“辯證謊言”中有更詳細的敘述分析。

“中國人天生卑賤”這種思想最初源於魯迅，而共產黨利用了這個思想發明出一個調節性理念來治理老百姓。因為大多數普通中國老百姓幾乎每天都能遇到不公而成為受害者，這樣一個“中國人天生卑賤”的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放棄尋求公義或報復作惡者。而他們當中更沒有骨氣更加懦弱的則會自欺性地說中國人壞，中國人種有問題。再下一步，他可能也就去害人了。共產黨想要的理想結果就是這樣的，但實際不一定能達到。因為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骨子裡還是善良的，所以可能會自我放棄但不去主動害人。在這一點上，中共並沒有取得完滿勝利。

阿倫特有一篇論文是論暴力的。她認為權力來自集體意志，而並不需要暴力為手段來實現其目標，因為集體中每個成員會自願行使這個意志。她認為只有當政府喪失合法性的時候，權力失蹤了，這時候政府才會引進暴力。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總是花大氣力來鑄造集體意志，試圖獲取涵蓋一切的權力，但它並非總是成功。比如當中共暴力逮捕維權律師的時候，那正是權力已經從中共手上喪失了，並為維權律師所有。

中國大陸的知名作家韓寒曾在2016年的時候在博客上寫過他本人用假警燈駕車獲取公路特權的經歷，然後自評道：“我們總是在擁有特權時，秘密享受特權帶來的快感，而在沒有特權時譴責那些用特權壓迫我們的人。”韓寒寫出如此共特才會說出的話着實是一則醜聞。這就是共產黨想要人們信仰的“大家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狗咬狗，你倒楣的話你活該，只能證明你是失敗者，因為你早就認可狗咬狗的規則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社會近年商業廣告充滿了“享受特權”“獲取特權”這樣的字眼。他們不談權力卻談特權，就是為了讓擁有特權的人來向其他人炫耀，讓沒有特權的人來嫉妒擁有特權的人。這種思維讓所有的人都顯得不真實不存在，只有特權本身存在並隨時更換它的代理人。還有一種典型的商業廣告是“快來搶！再不搶就沒了！”這些用語雖然表面上存在於商業廣告中，但反映的是深層次的社會生態和社會認可的價值觀。社會文化氛圍鼓勵人們犯罪，鼓勵人們作惡，是因為既得利益者財富來得太快太容易，並且不合法，因此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向社會渲染土匪強盜的價值觀，希望每個人都來擁護和實踐這套價值觀。正如筆者前文所述，一旦每個人都認可這一套了，那麼既得利益的土匪集團就把自己洗白了，或換句話說，是把所有人都洗黑了。共匪的土匪特性，在它炮製的這一整套土匪文化里體現得淋漓盡致。有人還會反駁我說那一套東西是社會上自發搞的跟共產黨無關，我只能說這種想法太幼稚了。以共產黨的過濾管控能力，哪些詞哪些文化它想不讓他們在社會上明目張胆的蔚然成風，實在是太容易了。共產黨認可這套土匪文化和拜金文化，客觀上對維持它的房地產經濟也有好處。大家都想着不擇手段賺錢買房，直接可以緩解地方政府的地方債。同樣有中共背景做支撐的社會文化，比如稱無權無勢又沒錢的人為“屌絲”，稱有權有勢的人為“高富帥”和“白富美”，同樣是為了推廣共匪的土匪文化，並再一次佐證了筆者的“身體化集體”理論——稱排名等級低的人為陰毛。被定義為“屌絲”的人甚至是被剝奪性權利的，共產黨黑社會集團會用掃黃打非等各種手段禁止“屌絲”行使性愛權力，而另一方面又會縱容有權有勢的人擁有嫖娼、包二奶和強姦的特權。而關於“高富帥”和“白富美”的造詞邏輯，筆者在後文“要素思維”一節會有專述。

事實上，整個中國大陸社會都是由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身體化集體、身體化極權體構成的——學校、政府、公司、工廠、醫院、部隊、公安、“愛國團體”、黨組織。筆者之前所揭示的身體化集體結構也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且程度也有大有小——取決於不同實體的性質。比如，上海某個外資表面上並看不出來這種身體化集體，但只要裡面中國員工過半，就一定有這個結構。外國人很難發覺或很難理解，即便他們每天和中國人呆在一個辦公室里工作。

年輕的官二代往往非常清楚共產黨的邪惡，不清楚也是裝的。當他們去歐美留學時，往往面臨着內心的自我分裂，讓他們很痛苦。然而他們愛用兩個調節性觀念來緩解他們的精神分裂——一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中共是勝利者；二是政治本身就是骯髒邪惡的，全球都一樣。這第一個觀念明顯是假，因為世界上有太多“勝利者”的政權不造假歷史，也允許言論自由。而且“勝利者”政權的邏輯漏洞在於，它等於承認了如果後面有新的政權把中共推翻，那麼那個政權就是“勝利者”。第二個觀念同樣為假，因為歷史上的漢唐都是有名的治世，並不邪惡，而當下歐美政治也並不骯髒邪惡，雖有醜聞但掩蓋不了文明的大背景。否則，我們就不需要政治了。這些官二代如果讀過一點柏拉圖或孔子的話，就不會說出那麼無知的話。

在所有的實體組織中，毫無疑問黨以及黨的隸屬機關自身是具備“身體化極權體”程度最深的。在中國，黨是和政府、公安司法系統綁定的。熟悉共產黨內部體制的人都知道，在一個體制內小集體中，越壞的人越有可能當“頭”，老實的只能被邊緣化，不被“犧牲”掉就算萬幸了。這裡就牽涉到筆者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罪惡競爭，或者更通俗的話說，叫“看誰更壞”。追求邪惡本身成了終極目的，為壞而壞，而不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時候順帶犯下了罪惡，（中共的追求利益僅僅是犯罪的附帶）這是中共的身體化極權體的邪惡與美式資本主義的附庸性衍生性邪惡最大的區別和本質性的區別。

在美國電影《蝙蝠俠：暗黑騎士》裡，小丑極端鄙視那些為錢和利益而犯罪的人。小丑是為犯罪而犯罪，為讓世界本身置身於混亂與火海之中，並且享受把普通人一個一個敗壞，讓所有人都變得壞和瘋狂的過程。在共產黨內，一個奇特的機制總是讓最壞的人最先上去掌握實權，而最不壞的人往往則是第一個被清洗掉的。中共體制的設計者當然沒有智慧到有意設計這個機制和這套系統的地步。（毛澤東借鑑斯大林的智慧，首創了延安整風模式，但他不可能預測到這個系統最終演化到今天的“看誰更壞”模式。毛澤東更關心的是圍繞他自己的權鬥，並沒有想過在他死後這個極權體制會朝什麼方向演化。）而可怕的現實是，沒有人能控制住這個脫韁的系統——這個權力高度集中化和總體化（totalized）的系統。黨內的人都有罪，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是罪大惡極。共產黨系統的內在需求決定了它總是要時不時拋一些人出去的（一方面是黨內的秩序本身需要靠恐怖來維持，另一方面找一些替罪羊演給老百姓看也消一下民怨）。如果在一個官員小集體中，還有那麼一個多少有些良心的人的話，那麼他/她一定是第一個被拋出去的。但是，假如所有人罪行程度都差不多，也沒哪個明顯“更好”或“更壞”，那麼誰該被拋出去或者誰該被第一個拋出去就很難決定了。中央反腐對地方都是有指標的，如果你這麼一個地方官員集體不能自行決斷誰來犧牲的話，那麼中央極有可能把這個集體一鍋端。（這種事情並非沒發生過，因此共產黨系統內想搞地方幫派很困難。上海可以有上海幫，是因為格局已經大到一定程度，但也不安全。但如果比如梅州想搞梅州幫，潮汕想搞潮汕幫那就是找死。廣東這些幫派喜歡搞兄弟義氣，但共產黨模式就是逼你兄弟互相出賣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能做的就是，要麼就努力避免成為最先被排擠掉的人，要麼就努力成為最有權的人從而可以決定將其他哪個人給排擠出去。當多人做出第二個選擇的時候，也就出現了筆者說的“罪惡競爭”。

因為大家都是有罪的，所以小集體的整個氛圍都被“你他媽也不要裝乾淨”這朵陰雲所籠罩。如果是互相指責對方壞事幹得更多的話，結果會是沒完沒了，每個人都能給對方列舉得罄竹難書。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整個現場的道德氛圍會迅速敗壞，大家最終會認同自己和在場所有人都是惡魔。一旦達成了這種認同，並且死命令決定了必須要推一個人做犧牲品的話，那麼接下來的競爭必然是比哪個更壞，而不是比哪個更無辜。（比哪個壞，比完之後把最不壞的那個人給犧牲掉。）這就是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多數人消滅少數人的行為模式在一個全體人都是有罪的小集體內做出的奇妙發酵。

當這個“比誰更壞”發生的時候，一些令人髮指的事情就發生了：比如，一個警官會有意下令其手下逮捕和瘋狂毆打工人，以體現他比別的警官更狠更壞更賣力；一群警察會去強姦虐待一個法輪功學員——參與人的首要目的並非為了“享受”，而是向在場其他人證明“老子更狠”，從而搶奪領導權；一個政府官員會跟地方黑勢力勾結，有意干一些沒必要的殺人越貨、魚肉百姓的事，首要目的不是利益，而是向其他同級別官員宣誓“老子有手腕”。這個過程部分體現了共產黨政府黑社會化的特徵，在某些地方比如東北、重慶、河南和皖北，這個特徵體現得尤為明顯，而另一些地區表面上不是那麼赤裸裸的。這也是為什麼共產黨有些中低層官僚木訥了多少年，有一天忽然“恍然大悟”，但已經為時已晚了。共產黨越往高層，越往體制深處，這種“罪惡競爭”體現得越白熱化越明目張胆，正好與很多不明就裡的普通老百姓認為的“下面人壞，上面是好的”相反。當一個小集體開始有人挑頭犯罪的時候，剩下的人不得不迅速跟進，或幫忙輔助，或打掩護，這在公安系統裡體現得尤為直接，因為大家都在“一條船上”，萬一出事的話“誰也跑不掉”。如果有人一開始就拒絕參與怎麼辦？那麼他即便不是被當場清除的話，也一定會在未來成為“集體偽證”的靶子。中共系統最詭異的地方就在於，它的“審判系統”和“公正觀”不是基於證據，而是基於“投票”。只要多數人“選舉”少數人是有罪的，那麼少數人就是有罪的，無視證據。在集體犯罪的過程中，一個緊密的“身體化集體”就形成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內在系統是極端邪惡的並充滿了邪教特徵。

平民出身進共產黨體制的，最初是為了好的待遇和“撈錢”，很多也確實撈到錢了——實際上，整個國家的財富都幾乎全部集中在共產黨手中。但一旦他們深入體制，有一天感受到共產黨體制的刻骨邪惡，並被逼要參與作惡的時候，想退出就沒門了。有些實在受不了邪惡的人，會在被背鍋前主動選擇自殺，或者“被自殺”。官媒對於這種被自殺的報導往往也充滿了流氓式的黑色幽默——“墜樓身亡”，意思就是，不是跳下去的，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讓讀者看了都覺得寒。

身體化集體的思維深入中共的大腦。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官方安排林妙可在台前假唱，而楊沛宜在後台真唱，中共在這麼做的時候沒有感覺到有任何不妥或思維障礙。他們甚至都未曾去想這個事件未來可能會成為醜聞，可以說是已經完全喪失正常人的常識思維了。當中共剝奪民眾言論自由和建立互聯網防火長城的時候，並沒有覺得有任何不妥。對中共來說，中國億萬老百姓可以是一個巨人身體的任何部位，但絕對不能是頭、臉、眼睛、耳朵和喉舌。只有“耳朵”才有資格聽，“嘴”才有資格說話，“眼睛”才有資格看。這就是為什麼Facebook和Twitter在中國大陸被禁的同時，中共卻自己在兩個社交媒體建官方賬號。中國的LAN大型局域網就相當於巨人身體裡的神經系統和血管系統，把身體各個不同部位給連結起來，並遵守“頭腦”的發號施令。中共有時候自己犯下了什麼紕漏也往往把危機轉移到民間去“消化”，讓老百姓承擔“肝”、“胃”或“脾”的功能。因此，中國（大陸）“巨人”絕不僅僅是一個比喻，而是實體化物理性的存在的。

為什麼共產黨絕對不能容忍基本人權的理念？因為，一旦一個低等級的人擁有基本人權的話，那麼就不能造成足夠的對所有人的恐嚇，黨組織和一個個集體就會因此喪失活力，身體化的等級結構就會因其關節鎖定力的削弱而散掉。並且，處於等級鏈鏈條中個體的“心理平衡”也會因此受損，讓黨喪失威信。因此共產黨必須要不斷地對被推向低等級的個體羞辱和迫害，殺一儆百，讓恐怖的力量不斷推動所有人不惜一切代價，拼了命的也要往高等級的口子上爬，避免掉下去。這種恐怖，和中外古代暴君的殺一儆百還不太一樣。古代的暴君殺一儆百，是為了讓人們看到，只要反對我或做了我禁止的事，那麼我就讓他死，目的是維護既定的統治秩序。而共產黨的殺一儆百，是“搶椅子”式的。（註：一種小孩玩的遊戲，一群小孩圍着一簇椅子繞着走，椅子的數量比人的數量少1個，當裁判喊停的時候，所有人都設法搶一個椅子坐，但有一個人會因為沒搶到椅子而出局。）意味着，一旦我開會開始搞政治運動的時候，那麼10個人或更多人的集體裡，一定要選一個人或者少數幾個人出來殺一儆百，即便所有人都效忠我而沒有違反我的章程。而共產黨不能容忍獨立司法，正是因為基於證據宣判的獨立司法違背了共產黨的“投票決定誰是敵人”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

再舉個例子，為什麼東莞原來發達的性服務產業要被取締掉？（東莞原來發達的性服務業因為管理規範、成熟、完善，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準，也因此保證了從業者和嫖客的健康和安全，受到性工作者一致好評。）因為它破壞了中共的身體化集體的等級規矩，而並非因為中共需要取締黃色產業。如果所有人包括“屌絲”都可以嫖娼的話，那麼“有頭有臉”的人的身體化等級特權又如何體現呢？如果規範管理做到文明嫖娼的話，那麼又如何滿足“需要發泄”的特權人士為惡而惡的“罪惡競爭”機制呢？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的掃黃註定是越掃越黃，它不僅讓黃色產業轉入地下並大規模泛濫成災，還變相鼓勵讓反人類的性虐待行為得以盛行。比如2018年網路上爆出來的湖北某桑拿中心提供“子宮洗腳，灌屎尿”等性虐待服務，導致賣淫女感染死亡。此外，中共“閘門式”的思維決定了色情行業只能被公安壟斷，有公安背景的老闆才能做，“鹽鐵官營”以牟取暴利。

因此，綜上所述，與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沒有人在犯罪”的恐怖不同，中共極權主義的身體化集體造出來的是“每一個人都在犯罪”的恐怖。（註：阿倫特說的“沒有人在犯罪”是形容納粹頭目艾希曼的。艾希曼接到上級的指令將百萬猶太人遣送到波蘭毒氣室，而後來艾希曼受審時卻聲稱他什麼都不知道，只是執行命令而已，壓根沒有意識到他把猶太人送去的地方是毒氣室。阿倫特藉此例來闡述她提出的概念“罪惡的平庸”，來形容千千萬萬像艾希曼一樣的德國人，只管像機器人一樣執行命令，而不去思考其所作所為是對是錯會有什麼後果。但中共製造出來的集體犯罪，卻是每一個個體都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主動參與的。）

中共的極權主義產生的“身體化集體”與中國歷史上因中央集權產生的狗腿子文化最大的區別是，前者發源於西方現代性的“多數人的罪惡”，而後者則是當有暴君或狗官濫用權力時“少數人的罪惡”。君有昏君也有明君，出現的概率差不多，百姓也可能有福有禍。而共產黨的官僚只要想做好官的，會無一例外立馬被官集體內其他官僚迫害，“天下烏鴉一般黑，你裝什么正經”。黨制度的死癌就在這裡。胡錦濤如果不“裸退”的話，一定是被別人弄死。習近平不搞個人崇拜的話對他自己也沒有第二條出路。極權主義產生於西方，最初能追溯到啟蒙思想裡面激進平等主義思潮（radical egalitarianism），強調每個個體的絕對平等，然後再少數服從多數。這麼一來，一旦一個群體裡蠢人和壞人加起來過了半數，那麼好人和智者的末日就到了，智者被搞死完之後那就是蠢人的地獄。西方啟蒙之後的歷史發展一直有平等壓倒自由的危機，在法國體現得最強烈，“左派”和“右派”政治也是發源於那裡。而英國哲學家密爾的自由觀則是歐陸激進平等主義的解毒劑。筆者在此不過多發散西方近代史的各種思潮，只想讓讀者記住，中共的體制是舶來的，與中國歷史無關。

https://www./gb/18/11/28/n10878756.htm

第二章  惡魔式的功能主義

核心概念：1.可開採可提純的“元素”2.對物質的迷狂3.對品質元素的占有和資本化4.偽佛教（善惡可以交易抵兌）以及偽基督教5.惡魔式資本主義

共產黨的“分子”，“元素”概念，是把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發展到極致了。在它的眼中，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人也不是人，而是可供開採利用的元素集合體。共產黨把一切事物都進行量化和分子化。以分子元素化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得出了另一種詭異的思維方式，那就是“要素”思維，“關鍵”思維。在它的辯證法語言裡，就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決問題要抓“關鍵”，但同時不能“單打一”，要“彈鋼琴”（意思就是在其他方面都要裝模作樣的搗兩下）。這種思維的後果是什麼呢？那就是開發、提純、利用和收割“精髓”。比如培養奧賽競賽生，早年就把某些數學好的小孩子那一方面功能往死里訓練，結果導致小孩子長大其他方面發展不協調，甚至人格不健全，後患無窮。共產黨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彈鋼琴”，就是再次採用人為計劃的方式來“均衡發展”一個人的其他方面，而並非讓小孩子自然健康的成長。

共產黨幹部的拜物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因為唯物的世界觀讓他們意識不到物質之外的存在，導致他們的自我存在感也是完全建立在對外部物質數量的占有之上的。因此，共產黨幹部喜歡攀比自己擁有多少個二奶，擁有多少套房產，有多少部豪車。而更有低調的官太太，將幾百個Louis Vuitton包藏在家中，沒事偷着樂。

共產黨把什麼都看成資源，並將其資本化。受它影響，主流社會風氣也都一樣。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就等於把人的一切都外化了，沒有什麼內在的東西是不能外化物化量化的。

聰明可以用智商衡量，情感可以用情商衡量，優秀可以用分數衡量，學校好壞可以用排名衡量，創造力可以用創新數量衡量。但有人會說，在別的國家別人也會有這些標準啊？區別在於，別的國家衡量智商，是為了給小孩選擇更適合的教育方法；衡量分數，是為了了解一段時間的學習成效。而中共社會的衡量本身往往就是目的，是為了攀比，是為了自發性的確立等級。而這些衡量標準在發達國家往往也是軟性的僅作參考，並且屬於個人隱私，沒有人會討論攀比這些東西。而在中共社會，這些標準被確立為唯一標準。

這個要素思維對人的潛在毒害是深層次的。在這種思維主導下，胡蘿蔔是靠胡蘿蔔素長成胡蘿蔔的，男性氣質是靠男性激素養成的，聰明是靠吃什麼保健口服液素吃出來的，頭腦健康是靠吃腦白金素吃出來的，脂肪含量低是靠喝蓖麻油素喝出來的，長得漂亮是靠吃美容素吃出來的。無數商家和傳銷組織也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來詐騙普通民眾。

要素思維還讓共產黨發明了縮略語文化。這種文化最初來源於英美，因為英語裡喜歡用一個較長名詞的開頭字母來發明簡稱。但共產黨是把這種文化再一次發展過頭了，該簡稱的不該簡稱的統統發明簡稱-毛澤東思想概論叫毛概，馬克思哲學叫馬哲，《純粹理性批判》叫《純批》，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叫貝九，英國倫敦叫英倫，等等等等。筆者一時想不全，讀者可以自己去挖掘。問題在於，有些縮略語尚可，而另一些縮略語卻非常難聽和惡丑，是把中文美感和一些詞彙本身的美感全部破壞了。（中文跟英文不一樣，中文是直觀文字，把很多首字拼起來有時會給人非常彆扭和反胃的直觀感受）共產黨教唆別人把一切長名字都簡稱為二字三字或四字的簡稱，唯獨不讓別人稱它自己為中共。中共允許“中共中央”這樣的詞存在，但絕不允許別人單稱中國共產黨為“中共”。讀者只要仔細想一下，如果政治書裡寫的是“中共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種腔調和意向馬上就不一樣了，感覺像是高級黑。中共自己是非常清楚縮寫詞文化對美感和嚴肅性的破壞的，所以要豁免自身。更為嚴重的是，中共這種“抓要害”的縮略語思維還充滿了暴力傾向，讓使用縮略語的領導在使用某些縮略語的時候使用特殊的腔調，有一種行使權力的快感，幾個字就把老長一串詞抓住了，仿佛是打架把對方衣領頭髮和胳膊揪住一樣，讓對方動彈不得，非常得意。並且，比較冷的縮略語不僅能宣誓權威還能裝有文化，比如說“貝九”指代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別人不明白的會覺得不知所云，而用“貝九”的人可以趁勢裝的特別有文化和權威，仿佛貝多芬也是黨員一樣。

共產黨這種語言暴力還體現在對語言的普遍簡化，以及暴力語言的泛濫，比如“大大加強”，“重拳出擊”，“鐵拳砸碎”，“搗毀”，“砸爛”，“撕碎”等。另一種語言暴力就是用老百姓聽不懂的名詞來嚇唬或忽悠老百姓，或者用老百姓聽得懂的名詞賦予之權力符號來壓迫老百姓。比如共產黨喜歡談“科學”，動不動就會說“你這麼做科學嗎？你這麼想科學嗎？你說的這個科學嗎？”問題不在於科學本身，而是在於共產黨濫用“科學”這個詞，在與科學無關的場合用這個詞來壓迫人讓人閉嘴，把“科學”這個名詞當形容詞用。這種壓迫性名詞還有很多，比如“革命”“反革命”“偽科學”“進步““先進”“反動”等等，這些詞是被共產黨用情感義來使用的，並建立了一個好詞庫和一個壞詞庫，詞庫里裝的要麼是胡蘿蔔要麼是大棒，都附上了強烈的情感義。共產黨那裡幾乎沒有什麼中性詞，所有詞都在一定時期內被打上了褒義或貶義，而所有褒義或貶義詞在使用過程中都有極化傾向，目的是帶出情感更強烈的詞來催化更加極端的情感。初入英文世界的中國大陸人經常會不適應，因為英文世界裡面中性詞是主流，即使帶情感義的也是淡淡的情感義，用詞的人不會被詞給帶到情感黑洞裡去。而中國大陸很多人用詞都是重口味的，為一個詞都能打起來，並且習慣性將極端情感注入到單個詞語音節當中去。這倒不是中文的問題，中文作家尤其是散文家用詞的淡淡的情感內蘊也是跟英文差不多的，並且比英文更美。要說哪個作家文字情感義強酸腐味重，筆者當下只能想到魯迅。魯迅的東西讀的感覺就跟干吃老乾媽醬一樣，越吃越辣，嘴吃的又干又辣直吸氣，還越想吃，覺得爽、香、鮮。但後果吃過的人也是知道的，過不了兩個小時就開始肚子疼了，要去廁所。共產黨不鼓勵老百姓讀散文，卻偏愛魯迅，在筆者看來太符合情理了。

要素思維另一個結果就是資源壟斷。共產黨先是把一切事物要素化，再把一切要素資源化，最後把一切資源壟斷化，便完成了對人和自然的全面控制。共產黨先把所有資源占為己有，再搞壟斷式供給。比如中共先把老百姓房子都拆掉，收回土地大搞房地產，再讓老百姓買一生都還不清房貸的房子。中共在中小學裡還搞廁所控制，也體現了“閘門式”的壟斷，筆者在下一章會有詳述。對礦產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對非洲象牙和犀牛角的掠奪，對死刑犯器官和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占有，都體現了要素的壟斷思維。（中共的活摘器官是臭名昭著的，除了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已經是證據確鑿國際公認，而另根據民間一些爆料，甚至有利用紅十字會血庫資料綁人偷器官的。而中共在建的全民DNA血庫更是想把活摘器官潛在的手伸向所有人。只不過處於低等級的維族人和農民工風險更高一點，要倒楣也是最先倒楣的。而“高等級”的人未來可以換上“低等級”人的器官，更是將“身體化集體”再實體化一步。）對於共產黨來說，這個世界上哪裡都是可以建閘的，每一個要素都有一個要素閘，我閘門不開，你休想看到一滴水流過來。

這種要素閘門思維的另一個現實投射就是三峽大壩，當然還有網路長城GFW。我還想談一點就是中共的基建和高鐵。中共基建形象工程太多，很多並不實用；而高鐵砸那麼多錢修的全球矚目，卻掩蓋不了中國大陸城際普通鐵路極其落後的事實。而大多數普通老百姓根本做不起高鐵而是最需要高品質的城際鐵路的。中共不去像發達國家學習城際鐵路的建設管理經驗，卻大修高鐵和充滿科幻色彩的跨海大橋，磁懸浮列車，人造月亮，太空船，一方面是“抓大放小，抓主幹”的要素思維作怪，另一方面是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喜愛創造“奇蹟”，去證明人的力量是無窮的（阿倫特對此有過專門論述）。前蘇聯的軍工、重工業、科技和體育奧林匹克瘋狂是一個樣本，如今的中共並沒有脫離那個意識形態，仍然是在不顧經濟發展規律，好大喜功，砸錢搞無實際意義的高新工程卻置民生和欠發達地區於不顧。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修京杭運河的狂妄也莫過於此。

偽佛教就是所謂“善”和“惡”是能交易抵消的，並且這種交易都細緻到量化。中國大陸很多良心不安的官僚和富人都信這一套。這些人一方面拜物和拜數量深入骨髓，另一方面因果報應的潛意識仍然像一個幽靈一樣離不開他們的頭腦。一個直接的辦法就是給廟捐錢來抵消自己犯下的罪孽。更有甚者，通過“放生”行善抵罪。我記得曾經看過一篇報導，是北京某官僚購買總數上萬的魚群去湖泊放生，結果違背自然生態，多數魚後來死亡。這種偽佛教為什麼有害，是因為1.作惡者”行善“功利性強，”善舉“往往沒有善果。2.作惡者會“行善”在先為其後續繼續作惡鋪路。

與偽佛教平行的是偽基督教。且不說中國大陸的官方基督教就是個笑話，中共黨員地下信教的其實不計其數。黨員信偽基督教比信偽佛教要強，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信基督教至少他知道再繼續作惡是不被允許的了。那筆者為什麼說它是偽基督教呢？因為筆者聽過中共黨員這樣的言論：“我信基督了，基督已經幫我和我全家贖罪了，我們死後去天堂；你不信基督，即便你沒做過惡，死後照樣下地獄！”中共黨員信基督教的方式是把基督教本身的缺陷給暴露出來了。因為基督教相信原罪，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不知道怎麼的居然迎合到很多共產黨員“大家都不乾淨，你也別裝單純，人都是無恥下賤的”這種思想里去了。當然，宗教問題不是我要在此發散的話題，學術界對於宗教的研究和論戰從來就沒有消停過。我的重點是向讀者展示，中共思維下的卑劣的人，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一樣事物都做卑劣的解讀。與筆者揭示中共極權結構旨在讓還在受其毒害的人脫離其毒不同，擁有中共毒性思維的人旨在證明卑劣和下賤是任何人任何事物本身的屬性，就像一個眼角膜染紅的人指責世界本身就是紅的。為什麼這個話聽上去這麼似曾相識？哦，原來中共在馬哲教材里天天寫“世界本身就是物質的。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的問題是哲學的根本問題。”中共毒害的學生不會去想“或許世界既不是物質的也不是意識的呢？物質和意識這兩個詞或許都與世界無關呢？世界這個詞或許也跟‘世界’無關呢？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那的我又稱它什麼為好呢？要不換一個詞？哦，原來我思考本身的過程就是貼標籤的過程，而標籤用的語言也都是人發明的。”事實上，中共是用恐嚇和教條去試圖摧毀人自然反思的過程，而這個反思過程本身就是哲學。中共的哲學教育目的就是摧毀哲學，讓學生喪失人與生俱來的哲學思維。在此，受黨思維毒害的人所體現的背後的中共深層內核的哲學性和反哲學性畢露無疑。對於中共的哲學問題，筆者會在“哲學分析”一章中專門論述。

惡魔式資本主義指的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造就的中國社會沒有下限，什麼都把資本化，包括人的器官，人的名譽，人的膚色，人的證書等等。在這種社會下生存的人，無時無刻不是承受來自資本的壓力和對人的異化的。人變成了“擁有什麼”的主體，而不是“是什麼”的主體。而這種資本化背後的主導還是拜金，比如-一個人有錢但沒有文化怎麼辦，他可以給他孩子在海外買個假文憑鐸一層金；沒有美貌怎麼辦？她可以漂白自己皮膚並做整形手術；沒有氣質怎麼辦？他可以模仿官腔或流氓練就“霸氣”；沒有人品怎麼辦？他可以花錢買頭銜來證明他的“人品”。

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病當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全球都存在，但共產黨惡魔式資本主義的情形和邪門程度卻是舉世罕見的，人完全成了占有資本的集合，人喪失了作為人的尊嚴，即便是特權富人也沒有人的尊嚴甚至是最沒有人的尊嚴的，當富婆把“白富美”這種詞發明出來並安在自己身上洋洋得意的時候，絲毫沒去想過，這種不帶人格稱謂的要素詞集合給任何一個正常人的直觀感受是，這個詞是形容白白胖胖富含營養而又美味鮮嫩的豬的，在豬肉上蓋了一個紫色的合格章，而並不是對人的稱謂。但即便她意識到了也不會生氣，甚至假裝生氣也成為她變態調情的一部分，因為這種拜物主體享受的是占有“要素”的數量比別人要多，從而在“身體化集體”中等級較高的快感，以及一種非典型的“垃圾翻身”的辯證快感。“即便我是頭豬，下面人還不得不拍我馬屁給我擦屁股”。這種對人的尊嚴和美善本身的極度蔑視和對醜惡事物施以美醜交加字眼的“污染式”造詞權力感集中體現了中共萬事萬物資本化量化對人的自我意識的異化，也體現了一種“反向灰姑娘”式的“逆向童話情節”。（真實的童話灰姑娘是貧窮、穿着破舊但美麗而心地善良，最終成為了王后。而“反向灰姑娘情節”則是讓欺侮灰姑娘的姐姐們當“女王”，產生一種發育不充分的、雜糅的性虐快感。這種心理筆者在後文“逆向烏托邦”中會再次分析。）當人喪失了作為人格人的眼光和審美的時候，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看來是純粹的車、房、錢、器官、皮膚、穿着、頭銜的要素集合，而任何一個要素都是可替換和可交易的。

中國大陸還有一種旅行攀比排名APP，用那個軟體之後，你到了全球哪些城市，軟體會給你排名，告訴你超過多少人了，還在多少人後面。導致的結果就是，好多中國人全球旅遊就為了“刷點”，到了一個地方立馬擺拍“到此一游”，然後火速離開前往下一個城市點，就像玩紅白遊戲機上“吃豆子”遊戲一樣。量化外化和物化的迷狂還有個例子-中國大陸女白領間除了攀比哪個皮膚更“白”之外，還比哪個有“大長腿”。與“白富美”這種詞一樣科幻，筆者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大長腿”的時候，頭腦中第一反應是賣衣服的地方用的塑膠假肢，第二反應是太平間被人肢解的屍體。筆者正在琢磨什麼時候這些土姑娘開始和國際接軌看美國科幻片恐怖片的時候，很快發覺她們談論的與科幻和恐怖都沒有關係，而是互相炫耀自己有“大長腿”或互相稱讚對方有“大長腿”，或互相攀比誰的“大長腿”更大更長。筆者且不談這種詞對女性有多麼不尊重，極有可能是妓女發明的，就使用這種詞的主體來看，她在用這種詞的時候一定沒有把她自己的腿當作是她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感覺像是買來的或偷來的，就像是跟人炫耀一件買來的商品或偷來的贓物一樣。筆者見識過那種天生麗質的美女到了一群濃妝艷抹的富婆前，富婆第一句話便問“在哪整（容）的啊？”所以在共產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往往都是有一種自我意識中下意識的位格的，這種位格不是人的位格，而是感覺像是一個機器幽靈，又仿佛是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中那些在“鍋爐爺爺”附近奔跑的“黑色小煤球”。（是一種很小的圓形黑色生物，長了兩個眼睛，若干條腿就像蜘蛛腿一般。而另一些人則像是被龍人偷吃下去的封印上的“印靈”，長得跟一個小蚯蚓一樣，黑色的，到處跳動躲避，平時寄生在它所控制的人的體內。）而在下層社會，筆者見識過那種“小頭目”在群裡面發揚“人民民主”的時候，讓參與者“有手的舉手有腳的舉腳”，雖然看似玩笑，但是是在有意識的培養打工者四肢是蹄子的“牲口”的自我位格意識的。量化外化物化的最終目的還是等級化，歸根結底是“身體化極權體”實踐其自身的種種表像而已。

另外有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底層毛左“身體化等級”意識反而是相對最弱的。如果說當下中國大陸社會誰相對最有平等意識的話，可能還就是底層的毛左，這個現象可以充分看出共產黨政權是如何利用底層蠢人小農式的平等意識建立這個世界上最惡最不平等的等級制秩序的，實在是不得不令人想起奧威爾在《動物農莊》裡寫的“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某些動物會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有人會說中國歷史上也因等級制有類似的情形，而我之前的論述已足以讓有眼光的讀者看出區別。中共現代性的極權主義體制是用高技術性的體制把社會高度絕對化和提純化了，在這種體制下的社會，一些歷史上的三教九流就像被化學方法提煉蒸餾過了一樣變成了氰化物，並通過極權主義中“絕對平等主義”的滴管，滴到囊蓋一切的水晶大試驗皿中。傳統中國社會是有調和和調節機制的，三教九流不會發酵提純到高濃度的極端邪惡，也不會很輕易的自由流動到社會無死角的各個階層，更不會占據主導和宰制地位。善本來就是人類社會的稀缺品和埋葬很深的礦產，傳統的非現代性的社會是依靠社會體制的抗技術性，將善的種子保護在了一個一個相對隔絕的區間內，讓其有機會發育，並依靠種子的力量，時間的力量穿破石頭做的隔板製造石縫。現代極權社會是把高純度病毒和善的種子，水，硫酸，果汁等全部放到一個大器皿中混合攪拌加熱催化，其結果絕對不是產生大善大愛，而是讓一盆液體都有劇毒。西方的現代民主體制同樣具有現代性和技術性，但與極權主義不同，現代民主體制是創造了無數個相對封閉的同樣大小的小器皿，每個器皿里都是高純度的不同的事物，有善有惡有中性的，而開器皿蓋子的權利都在每個器皿內主體手中，可以瞬間打開也可以瞬間關上。

現代性社會追求高強度高純度高反差造就的讓人極端上癮的高強快感。但這些快感往往一是不健康，二是不長久，後遺症無窮，製造的問題遠多於創造的價值。中共的現代極權主義和西方的現代社會有着某些層面的相似之處。比如西方現代的制服色情文化就與中共的撒旦法庭文化（土匪當法官審判良心犯）就有形而上的相通之處，其背後都有一種瀆神和路西法逆襲天界式的快感。因此，西方不信神的極端白左群體被中共敗壞、與中共串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關於等級意識或者等級制，人類社會古往今來一直都有，因為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人都不可能絕對平等的。只不過在傳統社會無論中外，等級高低的依據除去血統的因素不看，起決定因素的是往往是榮譽、名望、道德、對善的價值宗教價值的信仰。而現代社會等級制的依據是同質性（homogeneity)，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產業所造就的身份泡沫，還是中共基於無產階級普羅大眾的階級優越論，都是以同質化的“主流形象”給占人口比重過半大眾製造一種虛幻的等級優越感，並先是利用大眾來清除試圖摧毀這個幻相的知識精英們，再讓大眾墜入被奴役的泥沼永不自拔。

中共對封建社會的定性也有較大問題。沒有受過中共洗腦的，知道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一是從來就沒有過奴隸制（夏商周的奴隸都是戰俘，從事侍奉戰勝者的服務業的，並不從事農業生產，因此壓根和定義生產關係的奴隸制毫不相干），二是只有周朝一朝是封建制，其後兩千多年都是君主專制。中共為了把中國歷史套上馬克思主義社會進化論，非要抹黑中國歷史，硬套馬克思那套基於歐洲歷史的，在史學界沒有人認可的謬論。錢穆的史學經典《國史大綱》則一直被中共扣上國民黨反動學術的帽子，錢穆的學生余英時-另一位史學界的大師更是被中共一再抹黑和封殺。但總的來說，與中共和被中共洗腦的腦殘談學術問題完全就是浪費時間。筆者毫無興趣與中共當面對質，從學術的角度證偽它。中共是非常下三濫的土匪，對人只懂得吼、叫、打、錘、語言暴力、奸、虐等禽獸不如的溝通方式。因此對於筆者來說，當務之急是揭示它連它自己都沒有智商意識到的、並不複雜的內在結構。筆者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待中共製造的低級生物的，希望還是人的人能好自為之。至於從歷史、文化角度來給被中共洗腦的人來一次全面的去洗腦，已經是倒共之後的任務了。

第三章  心理學分析

核心概念：1.肛門期被控與肛門期失控2.道德虛無主義3.情感控制、節奏感控制和音樂控制

肛門期是德國著名心理學家佛洛德提出的心理學概念，按照他的理論，幼兒的心理發展分為口腔期，肛門期和生殖器期大致三個階段，其中肛門期牽涉到對幼兒的按規則去廁所的排便訓練，從而從生理心理上建立最初的人的規訓意識。孫隆基在其《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曾試圖論斷中國人“肛門期”失控從而不守秩序，有極大的以偏蓋全，且部分分析脫離實際，並不準確。就中國大陸實際情況而言，城市裡有教養的家庭對子女幼兒時期的廁所訓練非常嚴格，並不存在孫隆基所說的“肛門期失控”。而在廣大農村地區，也並不存在普遍的無規訓。但是農村地區往往會有客觀條件限制，就是廁所基礎設施的落後。農村很多廁所，並不是城市家庭里的蹲式或坐便器式抽水馬桶，而是糞坑或糞缸，這樣的設計往往會給幼兒落下心理陰影。而幼兒一旦選擇不去恐怖的糞缸而是在野外找地方”解決“，那麼就客觀上造成了孫隆基說的“肛門期失控”。筆者在此無意考究大陸城市和農村的廁所發展史，筆者要討論的重點是中共有意設計的肛門期二次馴化。這個馴化跟孫隆基說的由於缺乏規訓而導致的被動的“肛門期失控”的結果完全不一樣，中共是主動同時馴化“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的。這裡體現了台灣人孫隆基對大陸的經驗空白。

中共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是大課堂，一個班有幾十個人的那種，這種情況下它是不可能讓小孩子隨意去上廁所的。一般來說，學生只能忍着，忍到下課再去廁所。而多數“根正苗紅”的學校，往往故意特別嚴酷的訓練小孩要“憋着”。這一招是殺手鐧，因為就中國大陸的食品安全狀況來看，小孩子出現拉肚子很常見。而教師法西斯般的訓練，往往會讓小孩子憋到後來痛苦萬分，但又由於被灌輸的紅色的“集體榮譽感”，個個都要做“邱少雲”，寧可忍辱負重也要苦水自己吞。筆者就讀的小學，曾不止一次出現低年級小學生大小便失禁的情況。也存在學生實在忍不住，在課堂上舉手向老師乞求去上廁所的情況。但如果這麼做的話學生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既要有心理素質忍受同學的笑話和白眼（五六十人的課堂，全部學生都在聽老師上課，這種請示會遭來集體的目光。並且，中共擅長搞建立革命崇高感的假大空教育，讓小孩子覺得解大便解小便這種“小事”不值一提，這種“小事”都忍不了還怎麼幹革命“大事”。更要命的是，紅色宗教渲染出來的脫離肉體的血色崇高感會讓人潛意識裡認為排泄以至於人的排泄器官本身就是“污穢不堪，見不得人”的事物，並因此產生自卑感。此外，“大家都忍你不忍”那麼你就是“意志最不堅定的”。），又要表現出極大誠意贏得老師的同情以求批准。中共的學校極大程度在這個過程中馴化出學生高壓忍耐之後對“被批准上廁所”的感激涕零，與中共擅長的“與領導交心”，“政治糾偏之後的感激涕零”的整人馴化和腦控同出一幟，並且，前者是為後者打下了生理學基礎。

從全國來看，很多學生，尤其是小學生，“一遇考試就想上廁所”的情況非常普遍，這都是我上文描述的這種“肛門期被控”的後遺症。而就不同年代的人來看，50後60後“肛門期被控”的症狀更加明顯，要強於80後和90後。“肛門期被控”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肛門期失控”。忍了很久的學生們一下課往往一窩蜂沖向廁所，這種體驗只要是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都知道。筆者曾經讀過最離譜的新聞是-居然有小學生紛紛湧向廁所因人數過多導致擠壓死亡的。而中共的公共廁所設計往往特別缺德-它不是像西方那種單間封閉的坐便器設計，而是一條長溝，中間由半人高的瓷磚或隔板隔成一個一個的單元，使用廁所的人兩腳分開蹲在或站在不同單元的溝上大便或小便-這對於大便的人尤其難堪而沒有尊嚴，因為上端和一側都沒有遮擋，因而成了“公開展覽”。有些條件稍好的學校會象徵性的在一側建半壁遮擋，但不改其基本結構。且不談這種廁所結構衛生條件堪憂，其給人的羞恥感羞辱感是極其強烈的，很多小孩不敢在學校公共廁所大便。而在一些痞子學校，廁所則成了學生間進行霸凌的場所，比如有人會“撒尿過牆”凌虐解大便的容易被欺負的同學。中共公共廁所還有個特點就是惡臭，修建時間越早的廁所越是骯髒惡臭，甚至有糞便堆積如山的情況。筆者對話過很多人都有因童年體驗過或見過過於骯髒的廁所而落下心理陰影的。（中國大陸90年代及以前還有一種公共廁所叫“旱廁”，是直接在地下下水道上端開一個口子變成供人蹲的坑，這種廁所不僅骯髒惡臭到令人作嘔，而且讓人蹲到目光所及深不見底的黑洞洞的下水道之上，可以讓人內心恐怖到極點。）

學校公廁的恐怖把廁所與人的羞恥感、骯髒感、恐懼感、攻擊性等種種消極情感和心理綁定了起來。再加上“集體開閘”的這種規訓，共產黨非常狡猾的為其搞政治運動時集體抗擊或批鬥“敵人”打下了生理心理學基礎。共產黨所煽動的很多極端仇恨，尤其是煽動一個集體狂熱的仇恨，最初都是來源於生理上開墾小孩子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有外國人驚嘆，中國政府或有政府後台的組織在發動一些年輕人集體性的狂熱運動時（包括海外學聯運動），究竟是如何一種力量把他們高度一致的組織起來的，並且都很投入不像是演戲。除了金錢利誘和我前文所說的“身體化集體”的極權控制之外，最初把那種“集體忍憋”和“集體排穢”深深植入他們潛意識的是對其自小到大的排泄管控馴化。筆者曾與西方研究前蘇聯極權主義的教授就此問題討論過，其感嘆中共的廁所模式與前蘇聯同出一轍，而在程度和種種細節上是比蘇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大陸到了大學反而要教學生“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並非是因為小學沒教過，而偏偏是因為小學馴化過度了，等學生到了大學之後出現萎縮式反彈。人從小時候的道德模範變成了長大後的道德虛無主義者。

很多大陸人一方面在中共各種集體會議上一聲都不敢吭，即便領導犯了明顯的錯誤也不敢發笑，而是全程表情嚴肅。而另一方面，一個群體中領導者笑，其他人再跟着笑（即便一點不好笑）；領導者不笑其他人屁都不敢放，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大陸人過強的“自我規訓”經常給人“機器人”的感覺，而另一方面，很多大陸人的不守秩序和“搶座位”“插隊”又讓人大跌眼境。大陸人的這些反應往往是下意識的，行為完全沒從腦子過，一方面是來源於“身體化集體”的恐怖馴化，一定要爭搶在前的等級避免落到“貓貓屁”被排擠整肅和犧牲掉，一方面是中小學時候“下課衝去上廁所搶坑”這種馴化造成的條件反射的長期投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的生理心理學馴化造成的影響，與“身體化集體”的集體恐怖相互配合，對中國大陸多數人的影響無處不在，幾乎可以解釋全部中國大陸很多人在國內和在海外的奇特行為。這些奇特行為，如果用素質解釋的話，是忽視了他們行為根本不是由自己意識所控的巨大事實。（素質的前提是人是有意識的自由的實踐其行為的。）正如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分析，艾希曼壓根不仇恨猶太人，一切對他“反猶”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腳，而是他喪失了判斷的能力，只管像機器人一樣執行命令。阿倫特本人也因揭示了這個機制而在西方名噪一時，使她“罪惡的平庸”（也有譯作“平庸的罪惡”的）的概念成為她研究極權主義的理論原創，並引出了她著名的教誨“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思想之風的顯現不是知識，而是辨別對錯，辨別美醜的能力。”共產主義與法西斯同屬極權主義，而共產主義造就平庸的機器人的模式比法西斯主義更具系統性也更加邪惡。

中國大陸很多學生也不太善於與人溝通，該說的話不說，有時碰到不合理的事情也能忍則忍，但另一方面有時候會因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突然爆發，這些都跟筆者分析的肛門期控制的“忍憋機制”有關。該上廁所時候不上，忍着，忍不住的時候就大小便失禁了。

道德虛無主義

中共的道德虛無主義是因為其早年道德理想主義走極端走崩潰後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後果，充滿了辯證法式的黑色幽默。

因為中共早期的宣傳教育都是宣傳“高大全”或雷鋒式的榜樣，都是“從不利己，專門利人”，刻意的把他人和自己對立起來，否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共生關係，其結果就導致喪失了這套所謂道德理想主義的人總是試圖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專門利己，從不利人”。當下的中國社會崇拜“土豪”，把共產黨當年“打土豪”的“土豪”從貶義變成褒義。共產黨領導幹部紛紛攀比自己有多少個情人，在海外有多少套房產，是把早年“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廉潔攀比掉頭一轉引向另一個極端。這套“逆向烏托邦”式的價值觀讓奉行它的人過得並不舒服。因為所謂“專門利已從不利人”和“專門利人從不利己”一樣不可行，與早年覺得自己不夠無私的共產黨員的自責愧疚相反，當今的共產黨員會因為別人間接“沾”了自己好處或自己“貪得還不夠，搞的還不夠”而覺得自己吃虧了，結果又導致捶胸頓足痛苦不堪，並要再與人斗把“搞回來”。

當一個社會擁有背景的特權階層和富人們在實踐了“反烏托邦”式的價值觀後仍然獲得不了幸福時，他們所能做的除了向社會炫富和濫用權力，還希望全社會的人都來信奉這套價值觀，並且盡己所能摧毀美好事物，否定一切價值和倫理道德，否定人類本身的價值和尊嚴。這最終導致道德虛無主義。

擁有道德虛無主義價值觀的人靈魂是飄着的，脾氣古怪，情感起伏大，說變就變，行為自相矛盾，思維不連貫而眼神遊離，很容易被任何一股外在的力量暫時潛入身體裡而控制。

中共的特權階層和中共社會下的土豪階層人是極其精神分裂的，一方面土的要死，一方面什麼都要最新的最時尚的；一方面什麼都不懂，一方面什麼都要最好的最頂級的；一方面是素質最差的，一方面又有做“紅色貴族”情節。因為中共這些土豪祖上很多是小偷和妓女，因此這幫歷史上最惡劣的邊緣土匪們的後代們對傳統秩序有一種逆反的心理。當他們將維權律師投入大牢安一個尋釁滋事罪名，並找一個文盲來當法官（最誇張的是，筆者讀過法庭上法官當庭銷毀證據並打律師的新聞）；當他們將傳統社會對大家閨秀“小姐”的尊稱變為新時代黨天下對妓女的稱呼，並暗中系統性的逼良為娼的時候，他們心理上有一種言不由衷的快感。中共的這些土豪和官僚，一般性取向上都有罕見的重口味和性變態，而平時說話也不正常，笑點哭點與正常人也有較大差異。

而道德虛無主義最終是讓人長期痛苦的，因此中共特權階層的家屬在長期承受這難以承受的生命之輕後，有一些開始追求信仰，開始信“佛”或信“基督”，但由於他們骨子裡受中共的腐蝕並沒有痊癒，往往又信到歪門邪道的路上去了，筆者已在“偽佛教偽基督教”一節中敘述。而那些終日不思悔改也不試圖從信仰中解脫的人最後要麼自己走上絕路（飆車死，吸毒死，床上死，艾滋死，鬥毆死等等），要麼需要不斷的從周圍人的走上絕路里尋求毒癮般的刺激感，慶幸自己還活着，但隨之恐懼感又進一步加劇，並惶惶之中疑神疑鬼，開始不信神信鬼，不信自由信命。

情感控制

情感控制是一個全面而又系統化的工程。筆者前面說的肛門期控制毫無疑問是一個基本手法，但黨的配合招數還有很多。共產黨喜歡培養人的極端情感，並引導其宣泄的管道。共產黨還喜歡在小學生年幼的時候給他們看“紅岩展”，展覽各種酷刑刑具讓他們恐懼到極點。筆者幼年經歷過學校組織的“渣滓洞白公館酷刑展”，裡面展出帶血的竹籤比人的手臂還長，又粗又尖。可以插到鼻子裡的漏斗，據說是灌辣椒水用的。還有一段黑白視頻，聽到裡面大叫，解說員說是人先被鞭子打得皮膚全部脫落了，然後用膠水加繃帶纏好，像個木乃伊一樣，最後用力一撕，肉就撕下來了看到血淋淋的心臟在裡面跳。筆者的同班同學當時有當場嚇尿的。在教育領域喜愛培養人的恐懼感，遺憾感，痛苦感，道德英雄主義和道德經驗主義。（尼採在《悲劇的誕生》裡面是非常反對在悲劇劇本裡面填入令人恐懼、遺憾和道德崇高的東西的，因為這些東西不利於淨化人的情感，雜糅而不乾淨，只會影響偉大悲劇的悲劇性，造成悲劇高潮的情感宣泄（emotional catharsis)不能達到。而關於道德英雄主義和道德經驗主義，筆者將在哲學分析一章中詳述。）

節奏感控制

共產黨的講話，尤其是領導講話，一個顯着的特點就是無聊無趣，感覺跟背書一樣，新聞聯播（字正腔圓的腔調）也是如此，各種會議和通稿也皆如此。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它說話不是先有內容再有結構的，而是先有結構再填內容。

中共任何講話，任何稿子，其模版特質都太強烈了，都是開頭結尾先用固定模版寫好，全是囉嗦沒用的廢話和口號。中間內容都設定好排比句結構，順序都不能搞錯，都是先用中共版“WORD模版”把“全面推進……加強……深化……大力……同時……加速推進……更加深化……切實抓住……”等關鍵字擺好，中間留多少個空格都按模版先計劃好，再往裡面填東西。老百姓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共講話全部千篇一律，都差不多。那為什麼這些這些差不多的講話中共要一遍一遍天天講呢？正如我已經指出，重要的不是講話內容本身。重要的是新聞聯播和尚念經式的排比腔調，和領導人三字一頓，一字一頓和四字一頓的節奏，目的是讓在場的人意識情感被這種節奏感所控制並形成習慣，屏息凝神，連呼吸都跟着領導人腔調節奏的韻律走，就像部隊隨着軍歌“一二一，一二一”前進一樣。（把中共領導人的現場講話和港台或美國領導人現場講話一對比，可以感受到明顯區別。）

自然而然的，中共的軍樂也是對人節奏感控制的核心手段。從小做操做到大的大陸學生已經習慣了每天聽解放軍軍歌等歌曲蜂擁着去操場，很多人長大以後一聽到那些音樂仍然興奮，下意識的想去走方隊。在此我就且不論文革時期的忠字舞和當今的大媽廣場舞了，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廣場舞到今天還存在是大陸人的悲哀。

與節奏感相干的還有文字獄，就是中共的用詞非常敏感，一個字都不能差，包括媒體用詞，對領導人名排序等，2018年11月爆出陝西美術家協會召開會員大會的新聞稿因在敘述中寫到“大會以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收到1萬五千元罰款，只因為多寫了“總書記”三個字。類似的例子很多，但筆者的要點是，文字控制的背後最本質的還是節奏感控制。中共如果長期給老百姓馴化比如“XXX,XXX,XXXX,XXXX”的節奏習慣後，那麼老百姓聽到“XXX,XXX,XXXX”的時候就會自動做出“XXXX”的反應（打拍子的“嗒嗒”聲），就跟馴化對狗搖鈴的條件反射一樣。尼采曾經專門研究過一個音樂情緒是怎樣引發詞曲作者創造詩歌音樂的靈感的，而西方的思想家無不認為繪畫是空間的藝術，但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叔本華認為音樂是最能反應世界本質的；康得認為空間是直觀外部事物的形式，時間不僅僅是直觀自我的形式，更是直觀外部世界的前提；海德格爾則直接說“存在就是時間”。中文本身音律特質就挺明顯的，中共利用了這一點，再配合它有意設計的節奏和音樂，以及音樂般的文字，結果讓老百姓像得了羊癲瘋一樣天天手舞足蹈，但只要中共閘門一關節奏感一停，老百姓又變機器人了。

音樂控制

中共的紅色音樂最初都是受啟發於蘇俄的革命浪漫主義，但是中共的紅色音樂往往不像俄共那麼淒婉哀傷，而是更加具有宗教性，樂觀向上而鬥志昂揚，幾乎可以匹敵西方的基督教音樂。像《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直接一上來就把老百姓心都唱融化掉了，一頭磕到地上，對着太陽就起不來了；過了一會好不容易醒過來了，又突然被“地上的毛澤東”召喚起來在大地上開始扭秧歌了。而到了2000年《還珠格格》片頭曲《自從有了你》則是把那種類似的宗教情感給世俗化愛情化了，消解了寄生蟲似的拜毛狂熱，功不可沒。還有比如像《我的祖國》、《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紅歌藝術價值都很高，但摻入了很多有害的私貨，終淪為精神鴉片。能消解蘇俄式紅歌毒性的解毒劑是德國作曲家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波蘭作曲家維尼亞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而能消解帶有民族情感和詩情畫意的紅歌的毒性的則是鄧麗君的歌曲。當下新時期大陸流行歌曲則是良莠不齊，有些能反映作曲者的消極頹廢或躁鬱症式的情感，而另一些則黯然神傷，不能一概而論。對於中國大陸的音樂分析，筆者有空去寫專門論文，在此不再發散。

第四章  哲學分析

核心概念：
1. 最根本的哲學理論籌備和歪曲
2. 流產的黑格爾辯證法與黑白邏輯
3. “關鍵”思維模式
4. 對量的迷狂以及用量來偷換質

對馬列主義的批判學術界不乏，從馬列到毛，其思想是一個比一個極端和好鬥。筆者並不想重複引用一些西方批判馬列的東西，只想針對在大陸接受教育的年輕人，結合大家都經歷過體驗過的東西，點一些要點出來，用接地氣的語言給大家一些啟發。在大陸的中學政治課本上，馬哲第一課就給學生灌輸“哲學的根本問題，是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的問題”，從而奠定唯物辯證法鬥爭邏輯的開端。而這個所謂的哲學根本問題，在西方哲學史上壓根不存在。（在歐洲近代哲學史上，只有歐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哲學的區別，而這兩支傳統到了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那裡合併到了一起，形成了康德哲學。）馬克思哲學起源於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的哲學（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是這樣一個先後順序。後來的不代表就是對在先的繼承和發展，歐洲哲學史上康德之後，哲學傳統分裂為了兩支—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比如，非理性主義的叔本華就認為理性主義的黑格爾的所有哲學都是在胡說八道，是把康德好不容易處理掉的垃圾又從垃圾堆里撿回來了。當今歐美社會白左和白右互相視對方為死敵，很多時候體現在對黑格爾的態度上，尤其是對黑格爾發明的辯證法持肯定還是否定態度。但無論是白左和白右，沒有人敢否定康德。）

對馬克思哲學的解毒劑也都在康德哲學當中。在康德那裡，從來就沒有所謂馬列的物質和意識的對立關係。對於康德來說，“物質”這個詞本身就是人腦的創造，你這個人非要給你見到的周圍事物貼標籤，說這個是物質那個不是物質，那麼誰又給你這個資格貼標籤的呢？而馬克思說的所謂“物質”本身就是“意識”的發明，就仿佛一個帶了紅色眼鏡的人跟周圍所有人宣稱—世界是紅的。所謂“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原來在康德那裡其實是人的認知和物自體的關係。康德說“知性為自然立法”，意思就是，凡是我們看到聽到的意識到的事物，那都是被我們的視覺聽覺和人體固有的思維形式處理過的，就跟起名字一樣，我給這個東西起名字叫“石頭”，他給這起名字叫“stone”，難不成我跟他就要打一架看誰狠就按誰說的算嗎？馬克思是希望所有人都來打一架的並不斷的打下去，一天打十架，十天打一百架。而康德說—不要打，大家不妨都誠實一點，承認“石頭”，“stone”這些詞都是我們人自己發明出來的，而不是中國的石頭上原來就長了“石頭”兩個字，或者說，英國的石頭上原來就長了個黑顏色的“stone”的字樣。康德的“先驗唯心主義”（transcendental idealism)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他讓人們承認石頭是真實存在那裡的，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但“石頭”這個詞本身是我們發明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康德的思維品質有一種內在的誠實，這種誠實貫穿他所有作品始末。

共產黨還喜歡在政治課本上扯量變引發質變，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這套馬列哲學。其中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高於感性認識是列寧的創造，通過人為拔高“理性”來證明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這套東西在康德那裡又是早就被他否定掉的沉渣。康德最著名的一部哲學經典叫做《純粹理性批判》，迄今為止仍然是西方大學哲學系的必讀（僅次於柏拉圖《理想國》的地位）。純粹理性批判，顧名思義，乃是批判人類理性本身的。人的理性是有先天缺陷的，受共產黨洗腦的小粉紅聽到馬上就會叫起來—“什麼啊？人的理性還有先天缺陷啊？你腦子壞掉了吧？”但事實是，腦子壞掉的是他們自己。對於小粉紅來說，理性不是中性詞，而是一個褒義詞，個個都會因為覺得自己比別人更“理性”而自豪，而往往碰到很多場合遇到不同意見，表現出來的卻又是最不“理性”的。玩笑且罷，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發現的人腦中“先天的二律悖反”，也是揭示人理性的先天缺陷的。比方說，有的人覺得世界是有時間上的起源的-那麼問題來了，另外一個人會問，那你說的那個起源之前又是怎樣的呢？有人說—我們的宇宙是無限大的。那麼問題又來了—另一個人問，那你說的那個無限大的宇宙邊緣在哪裡呢？你說沒有邊緣那我是不是也能說壓根就沒有宇宙呢？康德發現，對於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無論你怎麼回答都不能完全站住腳。你在頭腦中想像一個無限大，那還有比你想的更大的呢？你想像一個無限小那還有比你說的那個最小的東西更小的呢？你說宇宙最初是什麼什麼什麼，那我非要講我只關心你說的最初之前是什麼樣的。無解。

康德沒有因為無解就放棄而回家吃飯去了。有些問題往往會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回答，比如“世界是有起源還是沒有起源”這樣的問題，兩個回答乍一聽好像都有道理，再一想好像都沒道理。世界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無限的，既不是有起源也不是沒有起源的，提的問題本身有問題。請注意，康德在這裡說兩個回答都不對，是因為問題本身完全置於人的經驗範疇之外，所以不存在“排中律”。“排中律”只適用於經驗範圍內的事物，比如說現在已經是中午了，有人問你今天吃還是沒吃早飯。共產黨特別喜歡用排中律的邏輯來分析定義經驗之外的人和事物。

面對理性的二律悖反，馬克思是先跑到一個人面前，說，“你講的是對的，他是錯的，你跟他干！”然後又跑到一個持相反意見的人面前說，“你講的的是對的，他是錯的，你跟他干！”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各個地方兩幫紅衛兵搞武鬥，都是號稱自己是效忠毛主席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紅衛兵，而稱另外一幫是反動派，打得不可開交，沒完沒了，血流成河。或許此刻，地獄最深的那一層裡面的馬克思正在那裡痛並快樂着，放浪形骸的在那裡獰笑。當然，最初發明“干”的邏輯的是黑格爾，在他那裡叫正題、反題，然後正反題交戰之後產生“合題”，這個過程叫becoming。黑格爾把他發明的干架邏輯稱為“辯證法”，實在是在抹黑辯證法這個詞。辯證法在西方哲學史上原來是特指古希臘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也稱“問答法”或“知識的助產術”，指的是兩個人通過對話、提問、回答的形式來弄清楚很多問題，發掘知識。蘇格拉底的對話過程也是把一些性格暴躁有暴力傾向的人逐步馴化的心服口服，和和氣氣。而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卻是讓所有人，包括性格溫和、文質彬彬的書生都要上街對打。因此那些地痞混混都很不介意馬克思那一口，都摩拳擦掌，因為覺得真打的話念書的打不過他們。黑格爾的辯證法主要是被他用來理解歷史，他的意思是歷史上一直都是兩幫人干，干到他黑格爾生活的年代終於干停了，達成一致了，不用再幹下去了，完。但馬克思說，不行，還要繼續幹下去，而且要干的更狠更不要命，一直干到共產主義實現的那一天。

在面對理性的二律悖反時，康德發現人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悖論，是因為把時間和空間歸結為世界自身的屬性了。康德說，這個是不對的，時間和空間僅僅是我們呈現外部世界和自我的直觀形式而已。世界既不是有起源也不是無起源的，我們給世界貼上時間性或空間性的標籤，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只能依照自己的直觀形式來理解經驗所及的世界，而經驗之外的世界，我們無從得知。康德以審美的眼光來滋養因理性、邏輯的獨斷而變得狹隘偏執的心靈。對於康德來說，對人的直觀形式—時間和空間本身的剖析也是一個充滿美感、審美的過程。因此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上來第一章就叫做“先驗美學”（transcendental aesthetic），而中共的鄧曉芒版中文譯本則故意錯譯成“先驗感性論”。其實，“先驗美學”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屬於政治紅線，觸犯這條紅線的學者是要丟職稱的。康德在他的原著中不僅堅持要使用“先驗美學”這個標題，還在正文一開始就對他有意使用的這個標題作出解釋—“我所稱呼的先驗美學，指的是人的先驗感知的所有原則的科學”。共產黨故意用“感性”這個詞來取代“美學”，是為了死板的迎合它在馬哲教材裡面寫的“感性認識必須要上升到理性認識”這套邏輯。但是共匪做事還比較有特點，它把“先驗美學”這個詞並沒有完全消滅，而是搞了一個偷梁換柱。如果讀者有機會查詢大陸學術論文庫的話，會發現所有使用“先驗美學”的學術論文都是指代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也稱第三批判）的。而這種指代壓根就是胡說八道。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從頭到尾沒提過先驗美學，而是研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美好的事物是如何做出審美反思判斷的（aesthetic reflective judgments）。這些判斷全部都是基於經驗物件的，與先驗無關（先驗指的是先於經驗，人出生前就具備的）。康德是有意把《判斷力批判》中的經驗審美分析與他《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驗美學分析既區別開來，又前後合璧。共產黨把“先驗美學”故意張冠李戴，不僅是在搗漿糊，還體現了它的“活摘”思維。（共產黨覺得什麼東西都能活摘嫁接的，文字、哲學、學術也一樣。）共產黨這些學者如果到歐美大學裡面拿“先驗美學”指代第三批判中的審美反思，是要鬧大笑話的。搞笑的是，中共還特別喜歡炫耀鄧曉芒版的康德著作是從德文翻譯過來的，所以“更準確”。德文版的康德著作和英文版的並沒有實質區別，除了少數微妙的技術性詞彙外（比如康德用的德文把Object區分成兩種—Object和Gegenstand，以示泛泛的假想物件和貌似在眼前栩栩如生的假想對象的區別，英文裡統統叫object），同屬日爾曼語系的德文和英文表意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康德還有一本書叫做《實踐理性批判》，裡面大量討論了人的道德實踐，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康德明確反對道德經驗主義和道德英雄主義。道德經驗主義用通俗的話來解釋就叫助人為樂，而共產黨是最喜歡提倡助人為樂的，從小學就開始天天講助人為樂的故事，最後還要搞一句“這沒什麼，這是我作為一個少先隊員應該做的！”，結果搞到後來並沒有把學生都培養成道德模範，而是到大學裡面要“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了。康德認為，通過道德體驗獲取樂趣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動機很不單純，也蘊含着潛在的危機。道德英雄主義大家都明白什麼意思，各位都是從小到大聽雷鋒、董存瑞、邱少雲、羅盛教故事長大的。因為道德英雄主義是讓人自我膨脹，讓人變成自大狂、狂熱分子的，並且壓低了小的道德行為的價值。在康德那裡，大的道德行為和小的道德行為是一樣的，重要的不是道德行為的內容，而是道德反應的形式（這個形式與人先天的思維形式有關）以及人做出即時的道德行為時所具備的“善良意志”本身。用劉備的話說就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有意思的是，不僅僅是康德和劉備這麼思維，古希臘的柏拉圖也是這麼思維的。在研究柏拉圖思想的著名新柏拉圖主義學派哲學家普羅提諾的分析中，他犀利的指出了“一種善不可能比另一種善更善”，相反，惡卻可以有差別，沒有最惡，只有更惡。共產黨特別喜歡搞“好人好事”競爭，讓人們爭創這個模範那個先鋒，沒有最紅只有更紅，沒有最左只有更左，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新聞聯播中都天天搞一些句子，什麼“繼續深化”“更加緊密”“加速推進”。筆者在想，天天更加緊密緊到後來不擠死了才怪呢，不要緊出了一個核聚變了吧。天天加速推進加速到後來機器不爆炸了才怪呢。其實，道德英雄主義倒不是共產黨的專利，美國人也挺好這一口。美國的流行文化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問題也是挺大的，在有些方面倒是跟中共難兄難弟，因此中國大陸有些脫離中共意識形態的年輕人特別容易被美國文化所吸引，客觀上折射出了海德格爾說的美蘇共有的讓我們星球墜入黑暗的技術性，以及美蘇在形而上品質上屬於一丘之貉。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探討，筆者在此不再深入。

康德哲學在中國大陸長期為共產黨所不提，最主要的原因是康德哲學就是馬列獨斷哲學的解毒劑。只要讀了康德的東西，人就不好鬥了，就變得心平氣和了。康德的思想充滿了對人和自然的敬畏（“兩樣東西最令我敬畏，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準則”），也充滿了對人的天性中美善情感的挖掘，並讓人們反思人的理性自身的缺陷。

什麼是流產的黑格爾辯證法呢？筆者在前文已對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產生背景和大致內容做了簡介，而中共搞的四不象辯證法，筆者之所以稱之為流產的辯證法是因為它沒有becoming的過程，或者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叫“波浪式前進或螺旋式上升”。中共壓根就沒有上升過，而是把那個直升飛機螺旋槳兩片葉子其中一片給折斷掉了，就剩一片葉子在那轉，所以它的那個直升機一直是原地東倒西歪，從來就沒有上升過。共產黨從來沒允許過“兩片葉子”的存在。它的黑白邏輯是凡事不是對的就是錯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共產黨開始搗鼓黑白邏輯的時候，一定要把其中一方弄死，不留活口，不讓它倆有“辯證”和“產出”的過程，就相當於讓一個婦女一懷孕就立馬墮胎，所以永遠沒有小孩出生。中共不愧是玩計劃生育的專家。其實黑格爾說的“辯證”的過程，原來指的一方誕生於另一方，然後兩方互相作用的過程，這個作用既可以是思想的辯論，也可以是歷史上兩股思潮此消彼長的過程，也可以是一個機器遇到問題後改良改進的過程，等等，目的是在兩方作用之後產生新的東西。辯證法你怎麼理解都可以，但我相信，被毛澤東煽起來的紅衛兵一定是理解為你一把刀我一把刀，我們倆打，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因此，階級鬥爭理論到了毛澤東那裡本質上其實已經是反辯證法的了，因為它把一些人的理性理解自然辯證的過程簡化為“斗”的過程，又把“斗”物理化為砍、打、錘、撕、砸、搶、捅、鋤、刺、燒的過程。毛澤東這個村痞牛的地方就在於，他可以把本來就有理論漏洞的抽象哲學概念講的讓農村的土匪一聽就懂，就像中小學裡面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低分學生一樣，對老師解說的數學題一聽就懂，一講就會，一做就錯。共產黨要能容忍批評它的“反題”聲音的存在，那它就不叫共產黨了。

黑格爾其實是知道他的辯證法很可能會被不學無術的年輕人當作更加不學無術的理由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恩格斯反對信仰“歷史主義”的年輕人不去讀歷史，但這種反對完全是徒勞。對辯證法走火入魔的人思維是很可怕的，因為他會想，反正老子最後都是死，努力做這個做那個幹嘛呢。黑格爾本人的那句話“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存在的就是符合理性的”也被中國大陸歪曲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爾說的符合理性，指的是任何現實的結果，背後都是有一個肉眼看不見的理性在實踐其自身的過程，他說這個話本來是想讓人們思考現存的事物背後所蘊含的歷史和道理的。而到中國大陸之後，早就被因共產黨反智主義洗腦後的人理解為“存在的就是該的”，這種理解正好較馬克思改進過的辯證法又理解反了。馬克思覺得存在的就是不該的，所以要“反”，要一直辯證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的那一天。因為辯證法思維本來就容易被人曲解，到了中共這裡被“流產”掉，也是使然。而康德這個人則穩重得多，思維從根本上就是去辯證法的，且青睞開發人的反思能力和審美能力。

康德對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論斷與中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人力量的無限的設想也是背道而馳的。極權主義喜愛鼓吹人的力量的無限，外部世界、自然、宇宙一切都可以被人征服，沒有不能征服的，只有還未被征服的。因此中共也是天天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康德對“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實現他物的工具”的思想也是與中共“為了實現偉大目標，所有個體都是渺小的可以犧牲”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對量的迷狂筆者在前文惡魔資本主義一章中已經有過敘述，筆者從哲學角度在此再稍加補充。中共用的馬列這套量變導致質變原理最大的害處是忽視人和事物的內在，什麼有質的東西都是可以用外在的量的積累來轉化成的，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笨鳥先飛，全是一套害人的謬論。中共的量變導致質變理論，經常把不相干的東西扯到一起來，給人製造一種只要積累足夠多量就能“點石成金”的幻覺。幽默的是，筆者記得偏偏在初中化學課本里，中共又讓學生以“分子的構成原理”，拆穿“李洪志點石成金的謊言”。筆者倒從來沒見過李洪志說點石成金，但中共的點石成金倒是經常見到。比如中共大躍進時候砸鍋煉鐵，搞小高爐煉鋼，號稱趕英超美，結果不知道煉了什麼垃圾渣子出來了；畝產萬斤種糧食，養的豬肥豬賽大象，結果居然餓死五千萬人。受中共這套“靠量的積累，量變導致質變”思維洗腦的人經常會做荒謬事。比如筆者曾讀過一個新聞是一個女的聽說醋能美容，結果一次把一瓶醋喝下去了，導致食道燒傷；學英語的天天抄單詞背單詞，結果忙了幾年英語還是一塌糊塗；基礎不行的學生搞題海戰術，結果碰到新一點的題目一題都做不出來；吃大補的老闆吃的太多了結果反而吃出脂肪肝和心血管病出來了。中共自己對“量變導致質變”的最終狡辯是“石頭孵不出小雞”，意思就是特定的事物只能蛻變成特定的事物—這種話就是純廢話了。任何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它非要人為的設無數個時間點，再人為的把一件事物分解為無數個微小的“分子量”，然後說在這個時間點上有多少量，下一個時間點上有多少量，然後，終於到某個時間點上，事物在那一瞬間出現蛻變了，那就是質變！這種思維，給蠢人看來看似挺有道理的，而實際上是在搞一種帶有神秘主義、魔術性質的迷魂藥理論—帽子把雞蛋一蓋，再一拿走，小雞出殼了，然後共產黨對蠢人說—“看！老子牛X吧，老子能用蛋變一個雞出來！”科學家做實驗研究化學反應是在哪個時間段產生什麼變化，是為了取得實驗資料供別的目的服務。共產黨非要把萬事萬物，把人和人類社會也當化學實驗裡面用量杯和天平砝碼量出來的物質看待，號稱自己也是在做人類的化學實驗，並號稱掌握了一套反映“客觀規律”的精密準確的實驗資料，只要按着它共產黨說的方法做，再加一點二氧化錳催化劑，馬上它要的人類結果就跟氧氣一樣從實驗試管里一坨一坨往外飆。這種思維，一個人只要有正常初中文化程度的，會本能的覺得它是在騙小孩。只可惜當年共產黨治下的愚民，能有小學文化程度就已經能算半個知識份子了。筆者在此根本就不需要再引用波普爾對科學和偽科學的定義來證偽中共的伎倆。

其實，關於“量變”的思考古已有之，最著名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芝諾關於“非矢不動”的辯論，他的意思是，一個在飛行的箭要想前進，必然是從一個點飛向下一個點，而這兩個點之間又有無數個點，所以這個箭要想前進一丁點都必須要跨越無限個點，這麼想的話箭根本動不了。事實是，點也好，線也好，量也好，質也好，都是人類的定義，並不存在於物體自身。鄧小平拿只筆在地圖上點一下點個深圳特區出來了，不代表那塊地本來就是特區。康德對於人的思維裡面先天就有的“範疇”的總結，告訴大家這些範疇是人腦具備的特質，而不是事物本身具備的特質。人運用人腦先天具有的範疇（比如量、質、關係、模態）來理解外在事物，只是為了方便自己生活、人與人之間交流和溝通而已，標準也是人類自己定的。

而共產黨“一分為二看事物”的哲學原本也是出自“流產的黑格爾辯證法”。一分為二在共產黨那裡就是什麼東西我都給你切一刀分成兩塊，切不了的也要切。比如文革時候讓家人之間劃清界限、把世界人為的切分為物質和意識、“利我”和“利他”人為切分等都是違背常識和自然規律的，不僅造成一個又一個災難，還導致人的長期精神分裂、強迫症和走極端。（就連小學生受這套思維影響的，都要在桌子上畫一條“三八線”，自己超線會覺得占了便宜，別人超線會覺得自己吃了虧。因此，切分思維實際上暗含了小農思維的鬼魂。）“關鍵”“主要矛盾”思維也是“切分”思維的延伸，其惡果筆者前文在不同章節已做了充分敘述。共產黨就像做手工絞肉的賣豬肉的老闆一樣，手上拿兩把菜刀把無論什麼肉都給剁的碎成渣。（共產黨讓老百姓子女入學以及政策差異等“切片”無處不在。）共產黨天天拿“客觀科學規律”這種詞招搖過市，對人和人類社會妄加下定義，下“規律”，是把人當作牛頓力學中的運動物體來看待，而不是當人來看待。如果某一天中共發神經病要在某兩個地區間“切分”一下的話，那麼它用刀把碰巧走在邊境線上的人一刀劈成兩半，筆者都絲毫不會覺得奇怪。

第五章  社會學分析

核心概念：1.兩個共產黨 2.“至尊魔眼” 3.反智主義 4.反烏托邦社會 5.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及基建的不平衡 6.辯證謊言，淫威以及施虐狂式變態人格 7.大媽咪主義和嬰兒化 8.激進無神論與激進平等主義帶來的危機

台灣著名學者余英時曾提出過“兩個儒家”的概念，來形容中國歷史上“迫害人的儒家”和“被迫害的儒家”兩個不同的儒家，其目的是為了說明某些殘暴的獨裁者借儒家之名行迫害儒家之事。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雖然和儒家沒有可比性，但是熟悉中共和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內部，尤其是早期，是有一大批堅信共產主義信念而又無私奉獻的好幹部的。只不過中共內部往往好人都沒好報，越是正直的人越有可能被共產黨的整風整死。為什麼好人必然會被整死的內部機制我在“身體化集體”一章中已經解釋清楚。而我在此要強調的是，越是堅信堅守共產主義信條信仰的人越是首當其衝被清洗，不代表不守規矩的狡詐惡棍就不被清洗。中共歷史上，其古怪的權力內在機制總是將文化越高的和越忠於黨的越先清洗掉，而讓對共產主義越無知的人，文化程度越低的人，越壞的人和越沒有原則的人掌權。因為越是沒有原則的人越是缺乏內在特質，且易變和跟風-這更加符合整體化的極權的內在召喚。這些惡棍和牆頭草也並不安全，極權隨時會拋棄他們，只不過極權往往青睞先拋棄且更頻繁的拋棄那些有原則有信仰的人。整體化的極權本身並不為任何人所擁有，而卻不斷更換其代理人。它不斷的奴役暫時穿上它的人，並向穿上它的人給以不明了的具有暗示性的命令，讓穿着者內心充滿持續的恐懼。因此，共產黨的整體化的極權本身非常具有象徵性，宛如電影《指環王》裡面的“魔戒”一樣。

“至尊魔眼”：中共發展出來的一整套令人毛骨悚然的監控系統仿佛是在人們的生活中創造了一顆不可見的但無時無刻不在的魔眼，讓人日子過得跟鬧鬼一般，很不自由。從中小學開始，學校里就有班主任從後門門縫裡偷窺的事例，主要是看有沒有人上課講話做小動作，與之相輔相成的還有班干記錄系統和互相舉報打小報告系統。大學裡有學生間諜，監控老師和同學言論。學生宿舍採用多人室友制，方便室友互相監控步調一致，儘可能的降低個人的私人空間。而中共正在建立的數位全民信用評分系統，更是富有科幻色彩，讓人感覺像讀奧威爾的小說一般。無處不在的攝像頭，重點安插的竊聽器，電腦和手機裡植入的間諜軟體，人工智慧+大資料+最新尖端科技，在技術水準和覆蓋面上遠勝於前蘇聯的監控。但比技術監控更恐怖的永遠是人與人之間的監控。很多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即便到了國外也並不自由，因為往往要服從中共搞的海外學聯的統一管理和干涉。而由於主觀和客觀原因雙管齊下，一些中國學生的熱門專業，其學生的宿舍往往也扎堆（尤其是對於初次出國的低年級學生），生活交往圈也在一定程度上搞大陸華人圈，與其他族裔有距離感，儼然是在海外建立了國中國。因此，中共的監控恐怖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無處不在，大陸學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並且，中共滲透海外普通華人圈的努力一直都沒有停止過，用軟硬兼施的辦法，試圖將全球所有華人納入它的監控系統之下。

由於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這種恐怖的監控文化當中，做什麼事說什麼話，下意識的都會覺得暗中有一隻眼睛在盯着。這種感覺長此以往，甚至會讓某些人患上心理疾患，比如多疑，迫害妄想，強迫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綜合徵，怕黑，怕鬼片，莫名的恐怖感和孤獨感。而根據筆者經驗，越是體制內的黨員，患上這些心理疾患的概率越高。

中共有個最新的舉措是計劃將人造月亮射向成都上空，如果此舉成功且中共在裡面暗藏高科技攝像設備的話，那就是活生生的造出一個活靈活現的“魔眼”了。

中共的反智主義最初起源於馬列主義對人類“無差異的勞動”的定義。在馬列看來，人類的不同活動最多也只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別，卻沒有創造和機械性的執行命令的區別。馬克思從根本上否定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獨一無二的內在價值，而是將人的任何精神活動都進行物理性的外化和量化，並將其等價轉換為物理性的體力勞動。因此對於馬克思而言，一些偉大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成就並非來源於令人敬畏的靈感和神啟，而是“量變造成質變”的機械性積累勞動過程。因此馬列語詞系統喜歡給藝術家作家冠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建築師”之類的名號，一定要讓人體會到那種一磚一瓦機械性的累積勞作的直觀感受。這是徹頭徹尾的反智主義。在中共那裡，這種反智主義發展成了“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笨鳥先飛”等否定智慧獨一無二價值的思想，認為任何高階的精神成就，都是可以通過蠢人鍥而不捨的機械勞作同樣取得的。這種思維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大躍進”，“砸鍋煉鐵”，“畝產萬斤”，“肥豬賽大象”等歷史荒誕劇的湧現。文革時期，居然有人響應上級號召，發揚革命實踐冒險精神，在不懂任何醫學常識的情況下給人開刀做手術，結果當然是非常壯烈的。

而新時代的反智主義體現在社會上的方方面面，從公司企業裡面喊那些狂熱的口號，搞一些邪教般的、侮辱人類尊嚴的儀式（尤其是土老闆開的公司，真的是五毒俱全。搞軍訓做操的算給面子的了，更多的是讓員工集體看事先準備好的被懂行者稱作“打雞血”的下流洗腦視頻，還有讓員工穿着制服跌趴滾打的，或者互相扇耳光；無理由的虐待員工，然後讓員工唱《感恩的心》感恩老闆給了他們二次生命，等等。這些東西，要真有人願意潛入中國大陸各種公司內部調查的話，能搜羅一個大全出來），到流行文化裡面語詞系統，網路熱詞等，充滿了荒誕，下流，無厘頭，嬰兒化傾向等反智特質。一些流行語比如“童鞋”，“孩紙”，“嚇死寶寶”等充滿了低智和缺乏幽默感的惡俗訕笑，更多實例筆者不再一一例舉。而與此相反的一種網路文化是高級黑和黑色幽默，比如“河蟹”“草泥馬”“不換肩”“大撒幣”等詞，形成了民間犀利文化與反智主義的對抗。中共對黑色幽默是能禁則禁能封則封的，而對於反智和低智的殘廢文化卻毫不介意，甚至直接或間接的鼓勵和使用，因為利於愚民統治。反智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維持愚民統治和奴民統治。

什麼叫做辯證謊言？辯證謊言就是帶有主客換位，辯證法色彩的謊言。意思就是，作惡者作惡的同時，謊稱受害者對自己做惡，也就是中國人說的賊喊捉賊。中共對弱勢群體和異議人士一直採用這種策略，以至發展到後來對待所有人都這樣，並把這種風氣在社會上散播開來。給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筆者在大陸就讀小學期間，就見識過壞小孩上課扇同桌的後腦勺，並同時大喊一聲“老師，他打我！”這樣等老師回過頭來的時候，受害者只有干窩火的份。中共每次拆老百姓房子的時候，或抓捕虐待維權律師的時候，都要反過來扣一個惡毒的罪名給受害者。而深圳佳士維權的時候，中共居然給那些毛左的窮學生們扣一個“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中共這些官僚，一方面把自己子女全部送到國外，一方面把通外的帽子扣給這些因父母窮出不了國的人，實踐了其一貫的“辯證謊言”，而又在此事件中享受了一次“身體化集體”的快感（讓等級低的窮孩子為自己“有頭有臉”的官二代孩子“擦屁股墊背”）。中共外交場合也一直是使用辯證謊言策略，以至於它的層級比較低的外交人員和記者也自發性的學習了這種習慣，但由於玩的層次太低往往自取其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央視記者孔琳琳襲擊英國會場工作人員的同時，反稱對方侵犯她使她不得不正當防衛。因中共辯證謊言受害的老百姓是死路一條的，你只要想上訪或尋求公義那麼中共一定會對你全家斬草除根。

與“辯證謊言”相伴相生的是“逆道德勇氣”，或者換個通俗的名詞解釋，叫做“淫威”。做惡的人在做惡同時反咬受害者一口的，是會產生一種古怪的人格錯位感的，會幻覺到自己既是受害人又是施害人。為了把這種人格分裂造成的落差感給排放出去，作惡者會產生一種施虐狂心理，就是對受害者變本加厲的施加更多的罪惡或指控來為可能出現的來自受害者的反彈未雨綢繆，再次先發制人，這個過程甚至會產生上癮機制，作惡者的勇氣和“正義感”會因做惡程度上升而遞增，仿佛是“殺紅了眼”。這也是為什麼深通中共這套規則的人都喜歡“搶先手”，覺得可能事情不妙，一定要搶在敵人動手之前先動手，搶在敵人叫喚之前先大呼小叫。在中國大陸，“搶先手”的有效性是被廣泛認可的。與搶先手相伴相生的還有“甩鍋”文化。（白人流氓和婊子也有擅長“辯證謊言”的特點，中共這個伎倆最一開始還是跟白人學的，但自己又把它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但白人國家由於有獨立司法，擅長“辯證謊言”的人並不一定能搗巧，有時候反而因為撒謊和做偽證而罪加一等。因此今天的喜歡搞政治煽動的白人群體並不喜歡做“辯證謊言”，但卻喜歡爭相哭訴，假扮受害者，拿victimhood大做文章，覺得“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其實是種族退化。）

共產黨“辯證謊言”的危害一直延伸到整個社會。江湖社會和基層官僚接受了“辯證謊言”這個潛規則後，都紛紛爭當作惡者，或至少不成為受害者。這套邏輯在民間發酵之後，往往導致人們以成為作惡者為榮，並以之為“霸氣”，“不好惹”，“狠角色”；以受害為恥，認為其“窩囊”，“點子低”，“命不好”，“倒楣”。這裡面還有個問題，就是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總是不受害，因此信奉這套強盜邏輯的人，即便受了害也要藏着掖着，認為是奇恥大辱生怕別人發現而喪失了自己的“淫威”。

值得注意的是，辯證謊言並非中共大陸的專利。當今部分較極端的西方白左團體和極右流氓照樣擅長辯證謊言。比如，一些白左媒體中的部分狂熱寫手整天叫囂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而卻自己天天製造高度狂熱的意識形態和集中壟斷的話語權，並與大型利益集團掛鈎，是在不折不扣的製造法西斯主義。所以說，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絕非中國專利，而是全球20世紀和21世紀都普遍面臨的問題。只不過中共大陸發展的比較極端，與巨大人口基數和拜撒旦教結合起來了。

共產黨搞的“大媽咪主義”是把孫隆基說的東亞大媽咪現象與政治結合起來了，創造了獨樹一幟的黨媽媽文化。（法西斯主義傾向父權極權，而共產主義傾向母系極權。一個國家傾向母系極權是說明其個體大多數較為軟弱的。）中共社會的大媽咪現象（也就是母親溺愛自己的孩子，占據兒子或女兒人格，不讓孩子精神上獨立）與其早年對女性的摧殘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中共培養的50後60後一代的女性都是“革命兒女”，“不愛紅妝愛武裝”，早年有意剝奪對她們的性教育，對她們的意識灌輸和穿着要求都是去女性化，並配合我前文提到的“肛門期控制”，造就了一代奇特的女性。她們跳忠字舞長大，在青春洋溢的年紀沒有少女應有的穿着和性別人格覺醒，也沒有愛情，對性充滿極端恐懼和羞恥。受壓抑的欲望和激情被各種儀式和洗腦馴化成對毛主席無限的衷心和熱愛，以及“閃閃的紅星”般“小小竹排江中游”的革命詩情畫意和“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里江山披錦繡”的狂熱。人在自然生理需求和情感被剝奪之後，經過革命浪漫主義和極化情感的訓練，能陶醉在宗教狂熱中不可自拔。極端羞愧，極端恐懼，極端仇恨，極端感恩和衷心，極端感動極端愛等等，這些極端情感是可以在宗教式政治狂熱中互相發酵和互相轉化的。中共從生理上開始馴化，再逐步精神控制，先培養一種極端情感（極端羞恥和自卑），往後在進行有意識地引導更是遊刃有餘。這一套東西對女性的害處尤為巨大，因為女性情感比男性更加脆弱和持久，女性被這套紅教狂熱卷進去之後，可以說是“猶不可脫”。文革結束之後，一代婦女可以說是陷入一個情感真空，宛如被抽幹了一樣，什麼都沒留下。情感真空必須要有東西填進去，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婦女而言，那就是她們的子女。而共產黨又偏偏在這個時候開始搞計劃生育，可以說是缺德都缺德的徹底。這些母親們對其獨子獨女的不留死角的全面占據和溺愛，要勝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大媽咪現象。

筆者且不去花過多筆墨描寫在大媽咪培養下的孩子如何缺乏獨立意識，或者是出現“巨嬰症”（有興趣者可以去讀一下孫隆基的《殺母文化》）或“嬰兒化傾向”（infantilization)。我想要讓人們警惕的是，中共在利用“巨嬰文化”來統治國民尤其是對待年輕人。中共官僚喜歡擺資格老，把年輕人當作“不懂事”的小孩子來對待，從而在年輕人權益被侵犯的時候拿這一套“長者”口吻來混淆視聽，甚至成為剝奪年輕人基本權利和占他們便宜的洗地模式。共產黨在社會上縱容嬰兒化傾向的反智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是變相鼓勵，創造一點都不好笑的反智流行語，比如“童鞋”，“嚇死寶寶”等，目的是讓那些本來就由於占有教育資源較少的弱勢年輕群體和社會上廣泛的低智反智人群被中共進一步低智化和墮落，從而徹底喪失思考能力。這些語言雖然不是共產黨直接創作，但是卻是共產黨在背後默許和鼓勵推廣。同樣誕生於社會的民間犀利詞彙比如“河蟹”、“草泥馬”、“不換肩”、“大撒幣”等帶有政治諷刺色彩的名詞文化卻一再被共產黨視為敏感詞。語詞系統的較量體現的是深層次的權貴反智主義和民間智慧的交鋒。共產黨的“嬰兒化”策略還有一條就是剝奪年輕人的性教育和性權利。大陸的重點中學裡學生如果私下有談戀愛並發生性行為的，是要被開除的，甚至追究“刑事責任”。而大學裡談戀愛也不是冠冕堂皇，每個學校情況不一樣，有嚴有松。大學裡的統治策略並不絕對，比如當上面有要求把一批黑人留學生安插到學校里來的時候，校領導反而會公開鼓勵女學生成為黑人留學生性伴侶，以此來吸引留學生安營紮寨。中共性控制最典型的還是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革命兒女”，讓女孩子充滿性恐懼、性無知、和性罪惡感。而文革時期，共產黨的惡霸工宣隊長享受的就是那種強姦“貞女、處女、女童”的快感。換句話說，從某個角度講，共產黨培養性不開化的女性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強姦她們的，這種心理跟索馬里割女性陰蒂把她們占為性奴的變態心理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當下的中國大陸，通過類似家長制式的權力行使，再結合大媽咪式的母系溫情來剝奪針對群體的人權和基本權益的例子實在太多了。

還有個例子就是2018年11月安徽蕪湖有個寫同性戀色情小說的被判10年，這件事正常人反應是“怎麼判這麼重”。其實這件事背後反應的問題，除了法律本身的荒謬和脫離時代外，更反映了把年輕人當作未成年人管教的“嬰兒化”思維方式。如果說是中小學生看或者寫色情的東西，學校懲罰他們，學生都會覺得理所當然的話，那麼中共對成年之後的年輕人以色情之名濫用刑罰，其實是用嚴加管教中學生小孩子的思維配合嚴酷的懲戒。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對強姦犯反而不會判重刑，因為在共產黨思維里，強姦是“大人的成人行為”，而寫黃書是“小孩子不聽話、違戒的逆反行為”，定性不一樣，就像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區分一樣。“小孩子黃”在共產黨思維里其實是套到敵我矛盾的思維里去的。更嚴重的是，“乖”孩子是認可中共剝奪孩子的性權利，掃“黃”這套東西的，因此也認可中共這套維持“孩子裡”統治秩序而殺一儆百的行為。中共培養大量性不開化的巨嬰，並利用他們來對付性開化的正常人，再一次運用了“多數人的暴政”的極權機制。在中國大陸某些省份，教師在初中生物課本“男女生殖系統”那一章是直接跳過去的，導致在那之後，男學生要通過看地下黃片來了解性知識，而女生則有可能一直到二十幾歲都很性無知。正如筆者所言，沒有性覺醒就沒有人格覺醒，因此中國學生常被人詬病“缺乏獨立人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共在性控制這一方面是設計了一套與“肛門期控制”類似的閘門戲法，一方面在公共領域剝奪正常性教育，一方面客觀上造成中國大陸到了大學裡，一幫人圍到一起看A片的奇觀。一幫人看一部A片也是很有問題的，因為性是很私人的東西，性首先是兩個人之間的東西。一幫人自己未曾有過性行為而聚在一起看A片的話，客觀上會強化中共想要的集體意識而喪失個體人格。性快感是給人以安逸、解脫和放鬆的，客觀上有維持社會和諧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並不打壓色情產業。而無論是筆者之前寫到的中共馴化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女紅衛兵，還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裡寫到的對年輕女性的性別特徵的剝奪，都是為了把本來能在性愛中發泄掉的激情集聚起來，注入到煽動仇恨的革命運動和“愛國行為”的狂熱中去。

而就當下中國大陸資本主義文化的發達程度來看，“性”文化出現了無數奇特的現象。一些步入富裕階層的中年婦女早年被性壓抑，而當下“性閘門”突然被打開，出現了種種身體和意識錯亂。中國大陸一些年齡稍大的家庭婦女，一方面覺得給嬰幼兒穿“開襠褲”天經地義，絲毫沒意識到這是在犯罪並且在發達國家可能涉重罪，另一方面在看到歐美色情電影裡面成人穿“開襠褲”之後覺得匪夷所思，差點沒從樓上跳下去。但一旦她們的“性意識”從此刻開始覺醒，往往又會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醜態百出。而共產黨那些中年男性，尤其是基層土幹部，往往會在“性閘門”被打開之後表現出很多“頑童”或“惡童”般的性怪癖和性變態，其間伴隨的是性無能。就像一個小便忍的太久的人得尿毒症一樣，中共統治導致的反自然的性閘門開關最終造成種種性反常。然而，一個社會“性”失控損害最大的是作為祖國未來的年輕人。中國大陸的大學近年來賣淫現象普遍，名牌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北二外就曾被業內人士稱為“包養學校”。而大量學生精神上無助而走向墮落，通過無節制的性行為來麻痹自己，做末日狂歡。相輔相成的是社會上也存在普遍的失控的性泛濫。但是性解放本質上是反獨裁的，因此中共如果要再次強化獨裁統治，必須要再次從“性”方面做文章。“性控制”是中共極權的“二級控制”，“一級控制”仍然是“肛門期控制”。還有個現象就是中國大陸的痞子往往比“念書的”早年人格更獨立，因為痞子往往不服管教，性行為年齡早。但痞子並沒有擺脫中共的肛門期控制，並由於“肛門期失控”而變得惡毒。這裡也奠定了未來江湖社會和士紳社會嚴重分化脫節的生理心理學基礎。中國大陸士人和江湖混子感覺生活在兩個星球，互相不知道對方玩的是什麼東西。這在西方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中共把弗洛伊德的兩個閘門-肛門期和生殖器期拿捏在手上，肆意玩弄着中國人的精神情感。而由於中共主要想培養奴民和順民，因此對人的管控讓人習慣於被動和受虐，因此導致即便成人後的“良民”男性在心理上會出現向肛門期的“紅移”現象。比方說大陸流行造詞的“菊花”這種詞，都是客觀上反應中共自己的太監心理和想要把人都培養成太監的傾向。中國大陸可以說是心理學活教材和百科全書，並且全是典型和極端的例子，在發達國家都不太那麼好找的。筆者不再浪費更多筆墨，否則沒完沒了。

共產黨終極意識形態是無神論。激進無神論讓中國社會很多層面透露出絕望和狂暴，每天都發生匪夷所思的事件和罪惡，如同到了末世一般。從下到上，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體現着絕望、墮落、腐敗、浮躁、瘋狂、暴戾。

第六章  未分類理論

1.比喻-殘疾人的罪惡2.上癮的仇恨和毒化快感3.撒旦國與罪惡儀式4.極權主義與獨裁主義的關係（基於歷史發展）5.對知性心靈的滅絕和大批量製造心理疾患者6.扭曲的教育系統

比喻-殘疾人的罪惡：為什麼作為人類的一員要不惜一切代價反共，是因為中共從根本上是反人類和反人性的。中共的罪惡與中外傳統的獨裁還不大一樣。傳統的獨裁往往造就少數獨裁階級享受快樂生活而大多數普通民眾置身苦難。但中共的社會的罪惡是讓所有人，包括最有權勢的統治者本人都處在痛苦的煎熬當中。所有的人都無時無刻不呼吸着充滿毒性的精神空氣，並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這個體制下的統治者往往享受着折磨普通老百姓的特權，並讓後者承受更大的痛苦。這個無比古怪的權力系統總是青睞讓有缺陷或殘疾的惡人（人格缺陷，情感障礙，精神殘疾，身體缺陷或生理上有病變的人）掌權-這就好比一個人先把自己耳朵弄聾之後，然後在公共場合播放巨大噪音；一個人先把自己眼睛弄瞎之後，在公共場合發射一種強光武器傷害所有人眼睛。雖然我只是做個比喻，但實例不勝枚舉。共產黨冗大的官僚系統，公檢法系統，尤其是在基層，匯集了無能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官僚。讓這些人做官，即便上面不發命令，也會自發性的扼殺人才。

獨裁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關係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中共社會造就的一個官場極其有毒有害的氛圍就是對美好，無辜和傑出的人和事物的上癮性極端仇恨，以及享受那種毀棄美好，折磨無辜和撕裂善的快感。中共體制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最後上去的都是熬了多少年苦媳婦熬成婆了。由於這些人當年在低位的時候受盡羞辱和惡行，一旦掌權之後將盡其權力所能消費和蹂躪一切美善的人和事物。

經濟和實力不斷增長的共產黨中國的最大危險並非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權錢為少數人壟斷，而是在於權利和金錢被當作滅絕人性，摧毀美善的手段；為摧毀而摧毀，為邪惡而邪惡，潛規則主導之下的社會價值觀崇拜絕對恐怖，邪惡，虛無和無價值。拜金從來就不是中共社會最大的問題，而是拜惡。在這種風氣主導之下的中共社會儼然已經讓中國淪為“撒旦國”(satanic nation)，而中共自身也具備象徵性的邪教特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步也是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的，尤其是牽涉到“獨裁主義”與“極權主義”在歷史上的交替發展和相互提拔，以及在此過程中毛澤東是怎樣重塑中國共產黨的靈魂核心的。毛澤東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將中國農村在歷史上處於邊緣地位的大量邪教性的儀式和邪惡殘酷而又恐怖的邊緣文化引進到了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由於極權主義政黨的制度性缺陷，那一套在中國農村最為醜惡和邪門的東西很快滲透到全黨全系統，並成為極權維持其自身的工具。毛澤東本人又具備極好的哲學思維，他發明的“整AB團”，整人，整風以及筆者第一章所說的“身體化集體”和“投票決定誰倒楣”是對農村邪惡邊緣文化的高度提純後，利用極權主義制度缺陷而達到的登峰造極。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後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肅反，文革，一打三反，毛氏共產黨是逐步塑形其靈魂的。在這個過程中，毛以及效忠毛的人對發源於農村的極端酷刑的引進，讓共產黨不僅在選整人目標的過程具有純粹的汰優特質，而且實施的殺人酷刑具有強烈的象徵性和儀式性，充滿了拜撒旦教的意味。

筆者在第一章曾敘述過“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之間是如何互相轉換和夯實的。極權主義的實質是“來自多數人的暴政”，而獨裁者利用這個制度讓多數人被迫參與到他設計的這個圈套里，並不失時機的提供一些選誰為靶子的清洗暗示，而剩下的工作就不需要他本人來操辦了。整個系統會自動運轉下去，並出現我所說的“看誰更壞”和“集體偽證”。這個遊戲就相當於在一個封閉的廣場裡放入一個恐怖的絞肉機機器人，每隔一小時人們必須推一個人進去，否則機器人會核爆炸所有人都得死。獨裁者做的事就是不定期的將這個機器人停電，給大家一個舒緩的空間和時間。在這個舒緩的時間段里，等到獨裁者看到有少數人開始籌畫要破壞那個機器人的時候，就再次把電插上。毫無疑問，那少數人會被廣場裡的人民群眾首當其衝的推進絞肉機機器人。

對知性心靈的毀滅(the elimination of cognitive minds)和大量創造有心理疾患的學生：共產黨的教育系統是非常反人性的，應試教育的機制讓小孩很早就沉淪在題海戰術的枯燥訓練中，再加上政治、歷史等學科反覆的洗腦教育，危害非常大。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中國大陸的學生有ADHD，並且發生ADHD的原因和國外的小孩不一樣。國外小孩往往是因為調皮搗蛋患有ADHD，而中國大陸很多學生是長期長時間被迫坐在書桌前“學習”，也不管其是“學”得下去還是“學”不下去，很容易讓人注意力分散。再加上中共的人文教育洗腦現象嚴重，很多東西根本邏輯上就講不通的，學生也不知所云，反正就死記硬背下來應付考試。這樣下去長此以往，那些哪怕先天注意力比較強的學生也或多或少患上了ADHD。受中共教育系統毒害最深的學生，往往在對於任何問題的思維出發點上都會喪失邏輯連貫性，只會對一些指示和事物產生機械式的條件反射，從而徹底的喪失植根於自我意識之上的知性認知力。長期被強迫學習但卻偷偷摸摸做別的事的學生還會養成強迫症。還有個問題就是猴子學樣，一些教科書上自己都說不清楚的道理和名詞，加上老師用權威性壓迫性的口吻教給學生後，學生也就學會背誦這些狗屁不通的名詞和句子去壓迫別人了，不僅培養了學生不假思索的習慣，還培養了學生的奴才性(servility)。

中共的教育系統還有“抓理放文”的偏好，因為其文科的目的就是培養喉舌的，定位不高，而理工科是與其技術崇拜科學崇拜的思維相匹配的，因此中共重視理工科培養。從少年奧賽，到各種實驗班，中共培養理科人才的努力讓全世界都嘆為觀止。但中共培養這些所謂科學人才的方式卻是不科學的。中共過早的強調對幼兒數學運算能力的魔鬼式訓練，造出來的學生個個做算術題比計算器還快，但忽視了對孩子創造力思維的培養。尤其在基礎科學領域，世界上但凡有重大原創理論科學家出現，都是靠主體那種伯格森（法國哲學家）式的“抓握情感”。愛因斯坦都說過他自己如果不懂音樂不愛好音樂的話，在理論物理領域則會一事無成。情感健全，人格健全，充滿對自然和生命的熱愛，好奇，是科學理論領域能夠創新的大前提。中共的集中營式訓練模式實在是太功利了，往往很早就剝奪了孩子的那些特質。因此中國大陸理科生國際奧賽，GRE刷分的人不計其數，但真正成為原創科學家獲諾貝爾獎的概率卻極其低。中共還喜歡鼓勵民間爆出“神童”，跟蘇聯同出一轍，為了顯示人的潛能的無限，與此相似的還有官方主導的極限運動。

總結

筆者還有很多方面並沒有寫全，比如中共計劃經濟思維和市場經濟的跌放，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缺陷的結合等，但那些不是筆者本篇關注的重點。

在筆者以上篇幅對中共大陸極權主義的分析之後，喜愛為共產黨洗地的讀者仍然會拿中國本身說事，說很多東西是中國本來就有的，而不是共產黨造成的。這個問題筆者在之前多章節穿插其間已作了充分說明。如果把這種完全無視歷史的洗地邏輯推廣的話，就等於說蘇維埃俄國的災難是俄國文化的一部分，法西斯德國繼承了德國的傳統一樣。這樣的邏輯俄國人和德國人是絕對不會認可的。極權主義是個很新的東西，產生於現代，盛行於20世紀，包含有很強的現代性和技術性的特質，在學術界屬於一個專門的研究課題。

極權主義所席捲的國家，都是讓那個國家沉渣泛起，好的東西試圖把滅絕殆盡，來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精英薈萃，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也從不匱乏的國家，歷史上的儒家做到了很好的調和，將善的種子保存起來，惡的事物壓在下面，而讓絕大多數百姓從善如流嫉惡如仇。中國的王朝輪迴保證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實際上是中國文化最大的優點，由此而誕生的中國史學傳統無不讓西方的精英學者們佩服得五體投地。而那些基於“歷史前進，人類社會演化”的觀念則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進化論”的思維，是一種剝奪了永恆的超越價值的偽宗教。

現代中國自五四開始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青年學生開始“啟蒙”-迄今為止，還有很多人認為國人需要被“啟蒙”。他們殊不知，在西方學界，無論是偏右代表性的學者大師列奧施特勞斯（建議讀者了解一下他的“現代化三波浪潮”是如何一波比一波更壞的），還是左翼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阿多諾，都是反啟蒙的，都是對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做出深度批判和反思的。“社會進化論”是最初是基於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的，而近代共出現過三種歷史主義-黑格爾的、尼采的和海德格爾的。共產主義的歷史主義是黑格爾式的，就是相信歷史不斷前進進步的；德國納粹的歷史主義是海德格爾式的，就是在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之上意識到一種充滿主觀性的、神秘的歷史使命；而尼采的歷史主義是說歷史的永恆的循環（eternal recurrence），是以古希臘西緒弗斯永恆的推石頭的神話來比喻的。也只有尼采的歷史主義最能解釋人類歷史王朝更替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是自然規律。沒有死亡怎能讓人活着的時候體會生命的珍貴？人有生老病死，王朝照樣有生老病死。也就是從中共統治的那一刻起，中國史和世界史交融了，之前只能談得上叫文明的碰撞和摩擦。

舶來中國的極權主義（而非集權主義）中共對中國的改變是讓西方學者看得瞠目結舌，是讓中國從不變到劇變。而這種深層結構性劇變，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中共是中國歷史迄今為止唯一一個超強現代性的政權，這種現代性對中國的震懾非常強大，遠勝於現代性的納粹黨對德國的震懾。中共現代性的“急政”的特質也遠遠蓋過其“暴政”的特質。但最終能海納百川，容納中共朝歷史的還是中國歷史自身。

中國歷史有其自身內在呼吸-王朝更替，中共也不例外。秦漢、隋唐，長期盛世前必有一個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殘暴政權做鋪墊。中共反正在短命殘暴王朝中命已經算不短的了。隋煬帝修京杭大運河，中共也修了高鐵和其他一些基建設施，作為殘暴朝代的義務也盡的差不多了。有些人雖然也知道中共邪惡，但情感上接受不了反共。因為表面上，中共似乎確實是讓近代飽受凌辱的中國崛起了，只可惜這個崛起是一個極端邪惡的崛起，並沒有向世人展示出中華文化美善包容的一面。洋人雖然表面上也不敢拿中國、中國人不當一回事了，但是他們在心理上是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與魔戒索倫、伏地魔這些形象綁定起來的，或者拿金庸的人物就是東方不敗、任我行。

因此，中共朝的存在不能完全說它沒有歷史地位，但是它的倒台和真正傳統中國的盛世回歸也是歷史的必然。（無論是用馬克思自己那套否定之否定、永久革命的唯物辯證法，還是用中國歷史自身規律來分析，還是用經濟學政治學原理來分析，它屆時都會倒。）中共是一個人造出來的弗蘭肯斯坦，而造它用的這些技術和設備全部來自西方。西方的技術文明和現代政治已經走到盡頭，環境污染、全球變暖、核武器、難民危機、極左極右沉渣泛起、街頭暴力、控制和毀滅人的人工智慧和大資料等都是明證，也只有儒家文明能拯救西方。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人是牆頭草的，筆者就不說五毛黨了，當下那些華人中的反華分子想方設法抹黑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到了共倒台後的盛世來臨後，會搖身一變，愛祖國愛人民。

而日本人到時候會最富戲劇性的將“脫亞入歐”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搖身一變聲稱自己也是華夏文明中的一員。但最有意思的將是西方白人小孩，成長過程中將互相炫耀“我以後長大移民中國”，就像當下中國人搶着要移民美國一樣。儒家回歸後的中國將繼續至少三百年的盛世。至於在那之後的人類星際移民問題，已經屬於後輩應該操心的話題了。

筆者預言是真是假，我們拭目以待。筆者不是馬克思，不會將自己對未來的預測當作終極真理。中共2031年左右不出意外會壽終正寢，但在那之前會對內文革，對外（美國）戰爭。（加繆曾經說過，預言二十世紀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卡爾‧馬克思。而喬治奧威爾的《1984》也基本能夠看作是對中共的預言。

對於二十一世紀，誰的預言最准，各位一定要睜大眼睛看好了。）中共倒台後，由於西方逐漸喪失宰制地位，現代性造就的各種主義瓦解，激進伊斯蘭主義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激進伊斯蘭化問題和西方科學崇拜問題歸根結底是列奧·施特勞斯說的“雅典和耶路撒冷”的文明平衡被西方的現代性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和阿拉伯文明起過衝突，只有基督教文明與之衝突不斷。中共的倒台將標誌着西方近現代文明的衰亡和中華文明的王者歸來。正如滿人從軍事上征服漢人但最終不得不被漢化一樣，西方的近現代史以激進的所謂思想啟蒙出發，征服世界，侵略中國，但最終將膺服於“有天下而無國家”的華夏文明。

這就是辯證法。而日本學者福山“歷史的終結”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理解也只能被當笑話看看了。當下西方已經受夠了中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反哺，個個被中共三氯氰胺奶灌得神經兮兮的。但屆時傳統華夏文明的反哺，將讓西方洗淨殖民主義的劣根性，讓標誌西方近代哲學起源的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式的背後的歷史不確定性進化到“我在故我思”的責任主體意識。而近現代很多禍害人類的西方（白人）激進意識形態和瀆神的末世文化，到時候極有可能被定性為白色污染，就跟污染全球環境的白色塑膠袋一樣。

在推翻中共的過程中，一個人必須具備在與被中共腐蝕的更深的人的鬥智鬥勇中，具備傅雷說的“敵人比你更痛苦，但你必須要戰勝它”的勇氣。勇氣，而不是仇恨，才能對抗“它也沒辦法，也是身不由己”這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式的、助紂為虐的慫人態度。肆意煽動仇恨的人和卑躬屈膝的人同樣沒有骨氣。中共若是被政治家主動推翻的，那麼其後中國必然是漢唐式的大一統盛世；如果是被動崩潰的，那麼其後中國仍然要經歷一定時期的四分五裂的動盪。

在中共倒台之後，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和歷史考證可能會持續幾個世紀。它將成為人類學習過的最深刻的一課。屆時，三大極權主義災難-納粹德國、蘇維埃俄國和中共將全部被掃入歷史垃圾堆，而中共由於其歷時之久、惡的程度之深之廣，將成為極權主義獨一無二的百科全書。它將逼迫人類進一步拷問由現代性誕生的結構。它將讓每一個意識到，未經仔細檢索和反思的善良意志是如何製造出一個總體化的極權結構，而這個結構一旦形成，善良意志本身便遭到遺棄和迫害。它將再次讓人類反思人類在面對現實實踐時，理性本身的極限。它將讓人們思考，高度發達的科學和技術性的社會系統是如何能鎖定一個將人性本身異化掉的結構的。

人類社會本身一直都是很脆弱的，在喪失神學美德和歷史文化、傳統價值的條件下並不能被合適的維持下去的，卻很容易被失控的科技和沒有歷史根基的激進意識形態所毀滅。（全文完）

https://www./gb/18/12/6/n108945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