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5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45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 

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土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着一个音乐家对人间全部的爱,对生活全部的信念。 

“调查表”里有莫桂新 

2002年3月9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效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先生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此物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杜高发现,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莫桂新1958年去世时,莫燕仅有5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她沉默了许久……莫燕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以“调查表”为基础,借助《张权纪念文集》等资料,我在采访了杜高以及北影导演巴鸿,北京人艺演员王宏韬、金昭夫妇等人后,莫桂新的影像方渐显清晰…… 

张权与爱人莫桂新

风雨中的伴侣 

莫桂新从小在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受到熏陶,他兴趣广泛,喜欢画画、排球和唱歌,从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习油画。由于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声乐教授发现,动员他同时学习声乐。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同年进入杭州艺专,在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

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1943年和1945年,他们的女儿莫纪纲、莫纪岚相继出世。抗战胜利后,莫桂新举家北上,住在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当音乐老师,和一些音乐人共同组织了颇有影响的黄钟合唱团,经常在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后均成为有造诣的音乐家。1947年6月,张权赴美进修声乐。 

1950年4月,莫桂新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20日,受周总理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启程回国,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15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1953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莫桂新与张权先后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 

莫桂新遇到麻烦,始于1955年的“肃反”。据“调查表”记:“(莫桂新)1941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回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莫桂新之死 
1958年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凡“攻击肃反斗争的”,一律划为右派,凡被划为右派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出党出团,并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为六类。莫桂新被划为最严重的第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高墙电网环绕的北京劳动收容教养所位于宣武区半步桥(今自新路)。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1958年2月15日。收容所规定,当事人如不服可申诉。事实上,申诉的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罪上加罪。牢里的右派都想早点去劳改农场,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早日解除教养;此外还有个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饱,这里每人一天定量三两六(十六两一斤的小两),上下午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外加咸菜或熬菜叶。

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莫桂新是在1958年5月8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贼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老火车站。 

兴凯湖农场有条规矩:凡越狱逃犯被抓回来,不需要经法院批准,可就地枪决。莫桂新一行到达总场后,被分到七分场,七分场离总场约几十里地,几百平米的范围里,矗立着几排营房一样的平房。每组30人,睡在对面两排大通炕的屋子里,组长与副组长分睡炕头炕尾,以便监督。 

在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60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觉。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挖排水沟是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3000斤,膀子都快累折儿了。大伙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当时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的二十多个都是流氓、小偷和无业游民。

右派中,打“同类”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并非少数。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不过,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没给他使过坏。他为人正直,劳动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幽默的话来化解冲突。“调查表”对他的表现有如下记录:“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活动,如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 

据王宏韬回忆:“8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的不干净,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于是管教干脆在厕所旁搭了个草棚,重病号全住在里边。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70次,而他几乎是上百次。当时农场初创,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谈不上。七分场虽然有医疗室,但医生水平很低,这个病起初未引起重视,等到发现后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就死了。”“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二、继发性痢疾。 

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4月到10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据“调查表”记,莫桂新的死亡日期为1958年8月15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无奈和希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划上了句号。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1958年12月,王宏韬曾与巴鸿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 

50年代初,姜德明曾听过莫桂新录制的歌颂藏民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三十多年后,他写道:“如果我真的再听一遍的话,除了喜悦之外,我相信还会含有一点苦味在内。当然,这是歌者事先难以预料的。”

“我忘不了老莫……” 
1962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张权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连续举办了13场个人独唱音乐会。 

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1962年3月张权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总理向张权详细了解了她在东北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张权说到莫桂新已去世时,总理的眼神突然呆滞了。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莫桂新也获平反。 

方掬芬曾问张权:“你的年龄并不大,怎么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张权说道:“我有音乐。再说,我忘不了老莫……” 

1993年6月16日,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74岁。6月28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已亡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