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鄧式改革的性質及蛻變 這是一個大題目。我一直想寫這篇文章，卻自感力不能及，而躊躇多時。著名學者、資深政論作家阮銘著有《鄧小平帝國三十年》一書，對“鄧小平與改革開放”作了精闢詳實的論述。我拜讀阮著，受益很多，且觸發了久存心中的一些認識、感想，於是勉力為之，寫下這些文字，權當是一篇讀書心得體會和應和之作。 不是鄧小平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阮銘先生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恢復工作之前早已起步；那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農村包產到戶，進口國外成套設備加快經濟建設，知識青年上大學，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人民爭取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遍布全國農村和城市，廣大人民自上而下，自主自發的要求行動。……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這股歷史潮流的產物。鄧小平只是急就了一下，發表了那篇順應潮流的講話，三個月後就轉向，以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阻擋人民意志和歷史潮流的前進。所以，封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或教父，都名不符實，鄧小平自己也說只是‘摸着石頭過河’而已。” 唐聞生（文革期間擔任毛澤東的翻譯）認為，中國的開放應從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打開與美國外交接觸的大門，和與日本建交時算起。這是有事實依據的。中國與日本建交後不久，就搞了一些大型經濟技術合作項目，比如著名的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引進的成套設備資金高達四十億美元之巨。這麼大的引進項目，即使在1990年代也是很少有的。 1978年，華國鋒派出以谷牧為團長的考察團，前往西歐數國考察。年底回來，匯報時提出建立經濟特區，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紀登奎等都表示贊成。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代表廣東提出了類似的請求。所謂“一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開闢了經濟特區的歌唱，是借花獻佛，給鄧小平臉上貼金。 至於改革，是由華國鋒主導啟動的。 華國鋒是當時的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1.他領導粉碎了“四人幫”，為結束文革，開創“改革開放新時代”創造了前提條件。粉碎“四人幫”，與鄧小平毫無關係，鄧無寸功可言。 2.在華國鋒主持下，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即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華國鋒在1977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3.華國鋒容許或支持了當時提出的改革開放措施。由於他“一把手”的領導地位，他的態度很重要。如果他阻撓，則改革開放很難起步；如果他以抓捕“四人幫”的決心清除鄧小平、胡耀邦等勢力，也並非做不到。但他沒有。他以無私的精神、開明的態度，順應時勢和民心，送“改革”起航上路，自己讓賢下台。華是為改革奠基的人物，是品德高尚的值得人民尊重和懷念的中共領導人。 （與華國鋒面對下台，從容、淡定、大度的表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鄧小平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機，避免下台，卻做出了那樣激烈、暴戾、悖情、悖理的驚世大舉措。華、鄧人品，高下自見。 許多人說華國鋒能力差，但華國鋒有魄力有膽量抓捕“四人幫”，而不被視為“無能”的趙紫陽卻沒有抓捕“老人幫”。趙紫陽寧願丟官受難，也不參與鎮壓學生，表現了共產黨人殘存的良心，令人敬仰；但在當時民氣可用，民心所向，黨心、軍心也不統一——以萬里、習仲勛為首的全國人大和徐向前、聶榮臻二位元帥、張愛萍等七位上將以及38軍軍長等現役軍官都不贊成軍隊鎮壓，趙又具有黨中央總書記的合法地位和號召力的情況下，他急流勇退，潔身自好，是不是當時唯一的正確選擇？89民運被鎮壓下去，是不是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結局？假如趙以大無畏的精神直面這一歷史事變，激流勇進，一開始就亮明旗幟，引導局勢；及早籌劃，縝密部署。危急關頭，象葉利欽一樣登高一呼，會不會產生另一番情形、另一個結局呢？據說鄧曾作了鎮壓不成後逃亡的準備，說明，即使在鄧看來，也不是只要有軍委主席的名位就一定能夠號令全軍，穩操勝券。軍隊會不會全聽鄧的，本來是個變數，尤其是在黨中央總書記敢於豎起一面“黨指揮槍”的大旗時。） 中共於“文革”之後進行的改革開放不具有革命的性質，不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只是“改正”而已。 它之開放，類似於清末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以富國強兵為目的，以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資金、項目為滿足；卻拒絕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政治法律制度等，也即，只搞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的開放，不搞政治、思想、文化的開放。 它之改革，類似於清末的“新政”和中共於19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被迫進行的政策調整。也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由於中國傳統社會本來就實行自由經濟制度，唐代以及民國時的對外開放程度絕不亞於今日之開放，所以，這個“改革開放”從本質上說，只是改正了毛澤東時代在經濟領域內倒行逆施，實行極端禁錮和封閉的政策的錯誤，卻不改正毛時代建立黨國體制的錯誤，也即，“改革”不過是退回去，恢復我國古代“經濟自由、政治專制”的傳統制度而已（可參閱我《我們比封建社會進步了多少》一文。章詒和說：“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話‘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退夠’”）。 人們可以說，鄧式改革對1949年以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弊政作了局部改革，但卻難以舉出事例來證明，它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也進行了什麼改革。
由於鄧式改革的性質所決定，“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仍然保留了專制政體，權力繼續不受監督制約，權力濫用，催生腐敗，使改革在後期變質變味，走上了邪路。
改革從1977年醞釀，1978年開始。以1989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也是第一個階段，是比較正確改革的時期，即解開繩索，放手讓老百姓干的時期；
第二個時期，包含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錯誤改革和不改革時期，表現為，仍然放手讓老百姓干，但當老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後，就以改革的名義大肆掠奪，國家和官員得以“先富起來”。
（中共統治方式發生了變化。毛時代，管生產，管銷售，管供應，管就業，管福利……包攬一切，管控一切，左支右拙，力不從心。現在放手讓民間干，國家加大稅費。我印鈔（票），你幹活；你創造財富，我享受。自然是聰明多了，輕鬆多了，愜意多了，“改革”“改美了”。）
2002年以來，改革停頓，趨於死亡。
第一個時期的改革行為主要發生在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內。思想上撥亂反正，開展了真理標準討論、生產目的討論（為生產而生產，還是為滿足人的需要而生產；為給國家創造利潤而生產，還是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生產）、人的解放（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討論，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平反冤假錯案；在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實行自由寬鬆的政策，放開、搞活，允許老百姓自由從業、創業、遷徙流動；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個體經營、承包製，由計劃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從而激發了民眾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發揮了眾多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作用，帶來經濟的快速恢復和增長。這個時期改革的主要精神：放開搞活、自由寬鬆（有限度的、局限於經濟和社會領域），是整個改革的精華，是中國社會至今仍然受益，在被腐敗嚴重侵蝕的同時，還能繼續維持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因素。
這一“比較正確改革”的時期，由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田紀雲、谷牧、紀登奎、耿飈等推動實行。
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進行。
真理標準的討論，也主要由胡耀邦推動開展，羅瑞卿給予了支持。
胡耀邦還搞了生產目的討論，並支持了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及其人道主義的講話。陸定一、胡績偉等在思想領域撥亂反正，破除“兩個凡是”，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等方面也發揮了大的作用。
農村的經濟改革是由趙紫陽、萬里順應民心，首先搞起來的，時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說法。
經濟特區是在華國鋒主政時，由谷牧最早提出，習仲勛、任仲夷、吳南生、項南、袁庚等率先行動。
在對外經濟開放工作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谷牧等起了重要作用。
胡耀邦、趙紫陽還抵制了由胡喬木、鄧力群打先鋒，鄧小平、陳雲、王震等人支持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清除精神污染”活動。
華國鋒、葉劍英等對改革開放持明智的態度，不阻撓或者給予了支持。
這個時期反改革的頭面人物有：陳雲、王震、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和李先念、彭真、宋任窮、楊尚昆、宋平、姚依林、李鵬等。反改革陣營比改革派的人多、位高、權重。只是由於當時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以及“不改革，死路一條”——危及黨國存亡，改革才排除阻礙，得以艱難前行。
鄧小平幹了些什麼呢？鄧支持了胡耀邦推動的經濟改革，卻極力阻撓進行政治改革，並時不時揮舞“反自由化”的大棒，對改革派進行打壓。甚至對經濟改革，他也不全心全力地支持，比如1985年，陳雲打壓經濟改革，撤掉改革派人物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和袁庚，鄧小平聽之任之，不施以援救。還有，他不懂經濟，不直接從事具體的經濟工作，卻又指手畫腳，瞎指揮，1988年年底，強令進行價格改革“闖關”，引起群眾恐慌和搶購風。失敗後，他諉過於人。
受鄧式改革性質的制約，即使經濟改革也是有限的，不全面，不徹底。這個“正確改革時期”留下了明顯的缺陷（所以說，它只是“比較正確改革”）：
1．經濟領域仍有許多限制，微利、競爭性強的行業留給了民間百姓，厚利行業被國家企業壟斷，民間不能進入，如銀行業。
2．1955年搞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民土地被“集體化”收走。1979年改革廢除了集體生產經營，但只是分田單幹，農民仍然沒有收回土地私有權。2000年以來，中國城市化加快，農村土地被政府大量徵購，轉手賣給房產商建樓，城鄉土地事實上全歸了國有。與此同步，出現了大批完全失去土地，連使用權也落空的農民（被迫進城）。
3．改革開初，改革意向就存在偏差。當時流行一句話：要糾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威脅“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要打破工人“鐵飯碗”，都把國營企業搞得不好的責任歸之於工人，把工人作為改革的對象，把鞭子抽在工人身上。而事實是，一個企業搞得不好，除了經濟制度、大環境、市場等因素的制約外，主要應歸責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層；最不應該承擔責任的是普通工人們。企業改革思路的偏差，與1989年以後“錯誤改革時期”內，把人民群眾作為改革的對象，具有一脈相承之處。改革是為了鞏固黨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是為了人民幸福？是針對人民而改，還是為了人民而改？改革的方向、目的，即“走向哪裡”，以及改革的對象，從一開始就不明確或不正確，給“改革”後來步入歧途埋下了伏筆。
從1989年起至今，是鄧式改革的第二個時期。其中江澤民任中共總書記的1989年——2001年為“錯誤改革階段”；胡錦濤任總書記的2002年至今，是“不改革階段”。
1989年6月，江澤民在“六四”槍聲響過、鄧小平垂簾聽政、權焰熏天的陰影下被拉上總書記大位，一時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改革陷於停頓。1992年初，鄧小平搞出一個“南巡講話”，意在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但由於1989年反腐敗的民眾運動被鎮壓，政治民主化進程出現了大倒退，所以加快了權力腐敗；雖名義上又開始了“改革”，但迅速變質，走上邪路
先是，為應付新一輪經濟大躍進、投資過熱對資金的巨量需求，國家大量發行債券，政府部門“五亂”泛濫：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亂募捐，實行有償辦公，興辦經濟實體，搞創收，與民爭利。
之後，1990年代中期，農村大搞集資辦學、集資建橋修路、集資拉電；加之，農資漲價、糧價下跌、農民賣糧難、農業稅費苛雜，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再後，國家搞所謂的醫改、教改、房改，在改革的旗號下推卸國家義務，加重民眾負擔，把醫療、教育、住房推向市場化、產業化，又以企業改制的名義把國有企業（人民群眾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的全民所有的財產）私有化（權貴私有化），驅趕國企職工大批下崗，並“買斷工齡”，製造出了高醫療費、高房價、高學費、高下崗失業率“四座大山”和大批城市貧窮弱勢人群。
1989年至2001年“江李體制”（江澤民、李鵬主政）下的錯誤改革招致民怨沸騰，它不但沒有深化改革，去除權力對市場的侵蝕和過多干預、對民營企業的許多不適當限制，沒有讓老百姓分享到已經做大了的“蛋糕”，反而通過巧立名目的假改革、壞改革、逆向改革，把人民群眾原來享有的本來就不多的一點福利也剝奪掉了，把城市工人過去雖清貧卻有保障的平靜生活也打碎了。也就說是，它不但沒有進一步改正毛澤東時代的錯誤，反而犯下了新的錯誤！
給自己國民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是當今普世潮流。不說歐美有高福利國家，即使印度、巴西、俄羅斯這三個中國引以為伴的所謂“金磚國家”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貧窮如古巴，也不丟它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的臉面，而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和中小學免費教育。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執政時的中國政府把醫療、教育、住房等全部推向市場，讓民眾承受高醫療費、高房價、高學費，無疑是逆潮流而動的施政行為，是反向改革、錯誤的改革、虛偽的改革，是改革的蛻變。（從本來意義的改革來說，江澤民時代改革就已經死亡！）
於是，在中國，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進程與1980年代比，已經大倒退，經濟改革又出現了異變退化，鄧式改革終於製造出了貧富兩極分化和“權貴資產階級”，用鄧小平的話說，“真是走上邪路了”；用鄧小平的標準衡量，改革失敗了。這就使得無數深受“四座大山”之害，生活壓力沉重的工人、農民及廣大困難弱勢人群必然地心生怨恨，並有所懷念“老毛”。“唱紅歌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興起的。
2002年以來，胡錦濤上台執政。初時，高唱“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科學發展觀、關注民生、建立和諧社會之歌；利用巨量增加的財政收入，逐漸減免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和在財稅總量中已經微不足道的農業稅（當代許多國家早已免掉了農業稅，而且對農業這個弱勢行業給予了大量補貼），並給城市困難家庭發放數目很小的“低保”救濟金，可看作是對江澤民時期所犯錯誤的某種程度的糾正，一時被稱頌為“新三民主義”、“胡溫新政”。2005年和2010年，國務院兩次發布過旨在打破國企壟斷、深化經濟改革的“36條”規定；近年來，總理溫家寶多次發表講話，呼籲進行政治民主改革。但時至十年任期最後一年的今天，全都沒有實施。至於總書記胡錦濤，他在上任後不久的2002年12月4日就召開紀念“82憲法”20周年大會，強調“憲法高於一切”，說：“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能及時地糾正。”2003年2月26日，他與民主黨派人士座談，又說：“政治改革長期以來是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的主流意見。政治改革是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黨內和社會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貫徹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黨組織、政府和政黨領導人沒有任何特權。特權就是違法。要建立對共產黨和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機制，要確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定地位。”他還說：“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但其言鑿鑿，其行渺渺，似乎患了健忘症，說說而已，說過就完事——“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被他拋在了爪哇島上（沒有任何解釋，也不見羞愧臉紅。於此可知，中國社會誠信缺失的病灶在哪裡）！並且，胡任期的後五年，由於危機加重，他還加緊了言論控制，進一步打壓民間政治活動，使民主化法治化進程繼續倒退。所以，胡錦濤的十年，往好說，也不過是一個不改革、無所作為，抱殘守舊的十年。
如果說，胡溫執政時尚存有以上所述的些許亮點，值得稱道；那麼他們在經濟領域裡秉承了江澤民時期“與民爭利”的惡政，則應該受到批評。表現有：
1．持續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巨量印發鈔票，以投資刺激經濟，致使貨幣貶值，物價全面高漲，居民積蓄大幅“縮水”（在過去五年中，中國新增貨幣量接近同期全球增發數的一半，成為全球最大的“印鈔機”。2012年中國廣義貨幣餘額達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貨幣總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1.5倍）。
2．以城市化和土地財政推動房價飈升（十年內，各地房價上漲幾倍到十幾倍），掏空百姓腰包；借舊城改造，強拆民房，賤征土地，占取城市和近郊的優質土地資源，轉手拍賣，謀取暴利。
3．股市監管曖昧，無數國企入市圈錢，股市暴漲暴跌，股民損失慘重。
4．稅費苛重，稅收每年增幅在百分之二十幾以上，從2002年時的兩萬多億增至2011年的十萬億有餘，富了國庫，卻給社會大眾和企業帶來極其沉重的負擔（2012年稅收接近12萬億）。
（1980年代，國家稅收的指導思想正確，比如，當時職工月均工資不足80元，個人所得稅只向月收入8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如外國來華專家、文體明星開徵；以後，個人所得稅卻成為了大眾稅，對工薪階層普遍徵收。如果按1980年代10倍於普通職工收入的人才繳納個人所得稅，那麼今天個稅起征點應該在月收入三、四萬元以上。）
凡此種種變異的“改革”措施，擴大了官權官利，縮減了民權民利，謀取了大量國家非法經濟利益，造成國富民窮、官富民窮、社會不公、民生艱難、官民對立，民眾對“改革”由嚮往、期待，變為害怕、憎惡：“他媽的，什麼改革？越改越兒！不如毛主席那陣兒……”
阮銘先生看到了“改革”的這一變質轉向，他指出，1989年之後，民主改革派被整肅，“由專政派指派的特權腐敗官僚接替，導致‘改革’變質為特權官僚侵吞國家資產、壓榨人民血汗的惡政”。
江澤民在1992年後鞏固了權力地位，鄧小平1997年死後，江更得以無牽制地行使權力，所以，對這個“錯誤改革時期”，他應負主要責任。但鄧小平於1989年的大舉措，強化了黨國體制，助長了權力的驕橫和對民眾的藐視，恣意胡為，驅使“改革”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所以，鄧小平對後期的錯誤改革也應承擔重大責任。
鄧小平有過這麼多著名的言論和行為：
文革期間，他多次向毛澤東保證，對自己的問題和對文革的認識、態度“永不翻案”。但毛死後，他全翻了。
1980年前後，鄧小平大講要破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自己要帶頭退下來。但當其他老同志退下來之後，他卻不退了，擔任了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自封為“核心”，權居黨中央總書記之上。
鄧小平說：“我要退，但人民不答應。”於是，《深圳青年報》發表讀者來信：“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卻遭到嚴厲處分。
“我要退，人民不答應”，成為後來人們時常調侃鄧小平的一句名言。
1986年5月，鄧小平對胡耀邦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胡耀邦表示：“由衷贊成”。但鄧轉過身，就悻悻然對萬里說：“胡耀邦為什麼讓我下？他想取而代之。”不久，鄧乾脆廢掉了胡總書記，自己手執大權，到死方休。
（鄧私心作祟，一心想作穩“太上皇”，想留下“改革家”的歷史聲名。胡喬木、鄧力群掐中了他的這一穴位，動不動挑唆說，胡耀邦要“樹立自己的形象”、“想取而代之”。他一聽，就妒火中燒；挑唆就見效。）
1980年，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專訪時，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而1989年，鄧把趙紫陽攆下台，指定江澤民接班；1992年，又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錦濤。
鄧小平對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此話曲里拐彎，陰陰陽陽，虛虛實實，玩弄語言遊戲，令人費解。你鄧活着，你無職無位卻說了算，總書記反而說了不算；江要說了算，須等到你死後。這時，你不放心，也得放心；不死心，也已“死心”，還什麼“我就放心了”？！但看似廢話，卻是用“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的虛情假意，來掩飾、淡化“我說了算”、作“太上皇”的直白和霸道。
1978年，中共為1957年的“右派”甄別平反，99.9997%的蒙冤者得以改正，鄧小平卻仍然說，1957年反右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一個事物的99.9997%被去掉了，不存在了，它還是“完全”的嗎？如此“完全”與“擴大化”之說，只能是鄧小平特色的怪誕的算術語言！
1979年初，鄧小平為了向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施壓，為了給自己上台製造民意條件，就積極支持西單民主牆，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評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還說：“老百姓有話要讓他們講，有氣要讓他們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然而，當華被搞倒，鄧取而代之；魏京生提出要“警惕鄧小平成為新的獨裁者”之後，鄧小平就立即下令封堵了西單民主牆，嚴禁張貼大字報，並捏造罪名，逮捕了魏京生。1989年6月開始，他又大鎮壓，大追查，在全國範圍內製造了“最可怕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他也從來沒有對自己在1957年積極協助毛澤東，把幾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製造了“最可怕的鴉雀無聲”的局面而自慚自責。
1979年，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其中一項是“堅持社會主義”。但鄧又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我也說不清楚。”
鄧小平被當局戴上“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桂冠（不知哪些人是“分設計師”、誰是“總工程師”），但鄧說，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從而自我否定了“總設計師”一說。
鄧小平一再講：“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鄧是1997年死的，當時，中國社會的貧富差別已經很大，但未見鄧承認改革失敗。今天中國社會更加貧富懸殊，仍然不見中共領導人承認改革失敗。這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在民間流傳中，被縮減為“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成為最招老百姓憤恨，最引人非議的一句“鄧論”。
（今天，全國人民沒有共同富裕起來，但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他的家族卻先富起來了——鄧氏家族敢向全國人民公示財產嗎？那幾個與鄧一樣激烈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震、薄一波等家族，也暴富起來了，成為了鄧小平所說的“新的資產階級”。鼓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人，自己先富了起來；最“反對”資產階級的人最早成為了資產階級，可見，鄧小平的“先富起來”其實質是什麼；也可見，他們只是反對人民“自由化”，卻不反對自己“資產階級化”。）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公平正義”也是硬道理。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如果不能公平公正地分配，發展的成果（蛋糕）盡歸於少數人，那麼，這樣的發展不是硬道理，卻是壞道理、歪道理、沒道理！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自己的祖國和人民。”這話十分的矯情，忸怩作態。怎麼聽，也不象是那個鎮壓了“天安門反革命暴亂”的“鐵血英雄”說的話，倒像是兒女或幕僚們專為他設計的辯白語言、作秀語言。聯想到他囑咐死後把骨灰撒掉，是否擔心作斯大林第二，被焚屍揚灰呢？把槍口指向人民的人是人民的兒子嗎？
1989年政治風波時，總書記趙紫陽主張以協商對話來平息事態，反對軍隊戒嚴、鎮壓，鄧小平說他是“分裂黨”。“黨的總書記分裂黨”，只能是鬼說鬼相信的鬼話。
鄧小平對來訪的奉勸他實行民主政治的外國領導人講，中國國情不同，搞民主會天下大亂，“中國十三億人，一旦亂了，跑出去，你們西方國家不怕？你們受得了？”這很像是威脅和耍賴，使人想到“好漢怕賴漢，賴漢怕死漢”，想到潑皮牛二，想到王朔的名言：“我是××，我怕誰？”。
鄧小平很瞧不起西方國家三權分立“那一套”，說它不利於迅速決策，不利於一致對外。而我們黨的集中領導這一套，自然是快捷的、可以“一致對外”的（“一下決心，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是我們的優越性”）；是“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至於我們“這一套”，缺少對於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少數人甚至一人獨裁，很容易決策失誤，導致腐敗，釀成災難；也容易集中力量辦錯事，辦瞎事，他們是忽略不計，不願正視的。
鄧小平有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同前一句一樣，表現了此人典型的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者是只算計利害，不在乎道德和原則的，是不擇手段的。
鄧小平也說過正確的話：“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許多言論使人感到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出爾反爾。而道德品質必然影響政治倫理，支配政治行為。
1977年，葉劍英一再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復出工作，說我們都年紀大了，只是起輔助作用；保證鄧不會篡位。鄧也如此表白——他說：“華國鋒是最合適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保持十五或二十年之久”，“我衷心地擁護”。並高呼：“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但結果是，鄧一旦復出，就把華趕下了台，自己充當“核心”。他還七次組織會議，批判華國鋒。鄧獨斷專行，聽不得葉劍英的意見，葉憤而辭職，晚年住在廣州，同華一樣，成了賦閒老人。許世友也曾被鄧所惑，是鄧的忠實“粉絲”，為保鄧，揚言：“誰敢動我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槍”。但以後兩人卻交惡，許避居南方，至死不回北京。楊尚昆與鄧小平有六十年的交情。1989年，正是藉助軍委楊尚昆、楊白冰的幫助，鄧才能夠動用軍隊推翻了黨中央總書記，挽救了自己的政治危機。1992年，鄧“南巡講話”，楊尚昆又緊隨其後，為其“保駕護航”，以震懾全黨，更強化了鄧的絕對權威。“楊家將”如此有功於鄧，卻在年底就遭到清洗。沒幾年，楊尚昆去世。看着他消瘦憔悴的遺容照片，想想不久前此公虎背熊腰、昂首挺胸、大頭方臉、春風得意的模樣，有幾多悲傷，幾多感慨！鄧小平對上低得下頭，對下下得了手；善於利用人，又勇於拋卻恩情，切割關係，勇於忘掉自己的諾言。××功夫到位，真乃“中國特色”的政治家！
1978年，胡耀邦着手平反冤假錯案，鄧小平為當年毛澤東作主帥、他作副帥所搞的“五七年反右”辯護，說它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使得這一給中國人民特別是給知識分子帶來巨大災難的反右運動至今沒有被徹底否定，受難者的傷痛至今沒有得到真誠的撫慰。
1979年，鄧小平揚言要“教訓”越南，發動了對越南的“自衛”戰爭。其實是“圍魏救趙”，牽制越南軍隊，支援那個在國內實行黑色恐怖，屠殺了包括華僑在內的二百多萬人民的“紅色高棉”，從而破壞了中越傳統的睦鄰關係，破壞了中國多年來以大量物資和人員傷亡為代價締結的中越兩黨兩國“同志加兄弟”的友誼，並嚴重損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同年，鄧小平拋出“四項基本原則”，阻止政治民主化改革。
同年，他又下令取締西單民主牆，禁止“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逮捕了呼籲警惕鄧小平成為新的獨裁者的民主人士魏京生，扼殺了北京之春。
從1980年開始，他支持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開展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6年，親自大反“自由化”。
1982年，修訂憲法，取消公民的罷工權利。
1983年，發動了“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司法大運動”，破壞了法治，開司法領域“黑打”之先河。
同年，支持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開展“清除精神污染”活動。
1986年，鎮壓了部分大城市學生發起的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運動。
1987年1月，指使若干中共政治老人召開“民主生活會”，發動突然襲擊，逼迫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辭職下台。
（據阮著敘述，趙紫陽也對胡作了激烈的批判發言，用詞尖刻，令胡耀邦傷心痛哭。如果屬實，那麼1989年趙自己被軟禁時，應悔不當初——如同劉少奇應後悔廬山斗彭、林彪應後悔文革倒劉一樣。）
1989年，鎮壓了天安門“政治風波”，罷黜了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1992年，以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老年黨員的身份進行“南巡”，發表講話，威脅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誰不××，誰就下台”，重新啟動了陷於停頓的經濟改革，但也引發了各地跑馬圈地、亂上項目、投資過熱的新一輪“大躍進”，造成極大浪費。（1978年，石油部提出要“搞十來個大慶”。以後，鄧小平把帳算在華國鋒頭上，大加批判“華國鋒的洋躍進”。）
從1977年鄧復出，到1997年死去的二十年內，鄧小平極少強調打擊貪瀆腐敗，制止權力濫用；相反，由於他殘酷鎮壓了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1989年春天的全民運動，從而向全社會發出了“腐敗，官員幹得，群眾卻反不得”（反腐敗，就是反革命，就是動亂，就應該“維穩”、鎮壓）的明確信號，致使官員們肆無忌憚，放縱施虐，腐敗從1990年代起一發而不可收拾，如今，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政治問題。
在上述二十年內，鄧小平或攜“中顧委”一些老人，搞“老人政治”，干擾黨中央工作，貶低和削弱黨中央及總書記的地位和權威；或以中央軍委主席之名位，擁兵自重，挾軍隊之威，逼迫全黨全國人民就範，搞“槍指揮黨”、“槍指揮人民”；或者借“槍桿子”之威和一連扳倒多個領導人的邪勁蠻力，充當“太上皇”，搞垂簾聽政。魏京生早在1979年就提出“警惕鄧小平成為新的獨裁者”，不幸言中。鄧的這些胡作非為，破壞了黨和國家正常的權力運行機制，使黨內規則和國家法治化進程出現倒退，為禍巨烈，貽害深遠。
有人說，我不明白有的人為什麼老是罵鄧小平，鄧小平縱使有許多不好，但總讓中國人吃上飯了。這個辯解不但淺薄無力，而且極其無理。首先，中國人民不是吃鄧小平的飯。中國人民是享受自己辛勤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而且，他們創造的極大部分財富被他人剝奪了）。其次，中國人不是豬狗，只要餵給一口食，就該滿足。再，離開了鄧小平我們就吃不上飯了嗎？不，沒有他，我們照樣能吃得上飯，而且可以吃得更好；沒有了鄧，我們照樣會搞改革，而且會改革得更好。比如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就可以領導我們進行更加全面、正確和深刻的改革，使中國人民既“吃得上飯”，又享受到起碼的公平正義，避免今天如此嚴重的腐敗和兩極分化，引領中國真正走向新時代。談論鄧小平的功過是非，不應該老是拿他和過去的毛澤東相比，而應該拿他與現時代的其他人物比較；不應只看到在鄧統治時期比過去好了多少，而且要看本來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假如時勢給某個人提供了做出90分業績的機遇和條件，他卻只做出10分的業績，並且阻止其他人來創造更多的80分的業績，那麼，人民當然不能肯定他、讚揚他，而是要否定他，責備他。這是評價歷史政治人物的基本方法和原則。我們本來可以活得更好，有人可以領導我們活得更好，比如胡耀邦；他卻阻撓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怨恨他呢？
1984年10月1日，幾個大學生在走過天安門廣場的慶祝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字幅；1989年5月、6月，在中國許許多多的城市街頭，大學生們集會遊行，又紛紛砸碎小瓶子，堪稱經典場面，與前邊形成強烈對比。大學生“砸碎小瓶”，源於他們對鄧小平迷信的醒悟，代表了全國人民對鄧小平認識和態度的根本性轉變。
阮銘先生說：“假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是鄧、陳、胡、趙共治，而是華、胡、趙共治，鄧小平處於他出來工作時承諾的“輔助”位置，不以“婆婆”或“核心”自居，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比今天好得多。以華國鋒的開明務實性格，他會繼續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與胡、趙竭誠合作，支持胡、趙的改革理念與政策措施，絕不會倒胡、倒趙，更不會有天安門屠殺，中國完全可能在全球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真正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憲政國家。”
這些話說得太好了。我歷來相信，中國在毛澤東死後，必定會發生大變革。沒有鄧小平，其他人比如胡耀邦、趙紫陽，甚至華國鋒等人照樣會進行改革開放；而且會搞得比他更好！
縱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年月的表現，可知，他不是什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本來就不存在這樣的設計圖和設計師）和領頭人。我們稱這三十年改革是鄧式改革、跛腳改革、半吊子改革，是因為它體現了鄧小平改革的本質，即改革是為黨，為官，而不是為民；只搞經改，不搞政改；放任權力和腐敗，導致改革在後期走上反人民的道路，最終失敗，最終死亡。這些都源於鄧的“改革”思想。只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鄧看作是中共這幾十年“改革”的標誌性人物。這是一場適逢大好時機，本來可以大有作為的改革，他卻貽誤時機，稍改即收，畫地為牢，阻止他人利用這一歷史機遇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革。他與陳雲、王震、薄一波、江澤民等葬送了胡耀邦等人所推行的正確改革之大業。他既支持過改革，也充當過改革的絆腳石（批准放行某些改革，阻止另一些改革）。他既非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開創者，也沒有實際從事改革開放工作，頂多是在經改方面，不阻礙，有所支持罷了。
鄧的正面作用只是由於當時有更“左”、更保守的陳雲等人存在而表現出來。陳雲等堅持毛澤東時代統制經濟性質的“鳥籠經濟”，阻撓實行市場經濟。鄧小平支持胡耀邦，排除陳雲等的阻力，推進有限經改。要說其功，如此罷了！並且，由於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所以，有陳不可怕，他擋不住潮流（陳也不完全反對改革——未聞他抵制解散人民公社；1960年代初他與劉、鄧一起搞國民經濟調整、“三自一包”，也算小改革吧）；無鄧不足慮，還會有其他人更好地進行改革。鄧小平決非1980年代改革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之人物——假設鄧和劉少奇一樣在文革中已經去世，中國在文革後就不會發生改革嗎？無鄧的改革不如有鄧的改革嗎？
1986年、1989年兩次“學運”發生，表明鄧小平已經成為了中國繼續改革，走向前進的絆腳石。說“八九學運”是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是高估了它的性質。“學運”前期只是反腐敗、反官倒，並籲請進行政治改革，但鄧小平不反，不改，也不允許別人反，別人改，這樣，“學運”後期才反鄧。鄧很清楚：學生不是反黨，黨國並無危險。所以，與其說鄧小平鎮壓“學運”是為了保衛黨國，不如說，主要還是為了保住個人的權位。他明白，由於他的敵對立場，運動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是自己被迫退位放權（想想大學生們在大街上砸碎小瓶子，他心中五味雜陳，難免惱恨和驚懼）。於是，為了發泄怒氣，為了保住最高權力，保住“改革領導人”的歷史聲名，他昧着良心給這些熱情純真無辜的青年扣上“反革命暴亂”的帽子而加以鎮壓和迫害，並幹掉了黨的兩任優秀的中央總書記。
鄧小平的一大特點是，他對許多事情的是非曲直、該不該做、該怎樣做，完全明白。他本來是個聰明人。但對的，他可以不做；不對的，他可以做。他可以這樣說卻那樣做，也可以那樣說卻這樣做。比如：
他明知“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我們沒有權力否定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但言猶在耳，他就取締“四大”，打壓言論自由，禁止貼大字報，封堵人民的聲音；
他明知“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但他卻自設禁區，一再阻止政治改革；
他明知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夠實事求是，不正確，卻壓制眾議，執意為之，說，留給後人二十年後重新評價吧；
他明知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就是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改革失敗了，卻放縱腐敗，打壓反腐敗，一手製造出了兩極分化；
他明知1960年代與蘇聯共產黨論戰，是自己一方錯了——當年自己批的，正是現在自己干的，自己也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但1989年5月他與蘇聯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仍然“倒驢不倒架子”，文過飾非，輕描淡寫地說，是“雙方都說了一些過頭話”；
他也明知高崗當年只是反劉少奇，而不是反共產黨（正如毛澤東在“文革”中把劉少奇“反死”，也不能說毛澤東是反共產黨一樣），但鄧即使給所有的案子平了反，也唯獨不給高崗平反，蓋因為他與高案牽涉很深；
……
看到“鄧小平”，難讓人想到“誠信”二字。
鄧小平為什麼經常言行錯位、出爾反爾？我感覺是，此人不在乎是非對錯，只看重個人利害，一切以個人利害為選擇，為轉移。鄧小平智商不低，情商不高。他喜歡耍一點小手段，說一點假話（比如前邊講到的，試探胡耀邦“全下”“半下”的事）；他有時“揣上精明耍糊塗”，或犧牲良知干不該幹的事。他所犯錯誤不是由於認識、判斷失誤，或不知情，而是品質使然，是品質和立場問題。與華國鋒的忠厚開明、胡耀邦的高風亮節、趙紫陽的恪守良知和原則相比較，鄧有明顯的人格缺陷。
胡耀邦才是1980年代正確改革的標誌性人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起了關鍵作用的是胡耀邦；在1980年代改革時期，主持改革，發揮了主要作用的是胡耀邦；代表改革的正確方向的是胡耀邦，他既進行經濟改革，又推動政治改革，努力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也營造出自由寬鬆的氣氛。鄧小平由於一連顛覆了三位黨的總書記（和主席），登上了中國權力最高峰，得以據天下之功為己有。加之御用文人的粉飾吹噓，把他捧為改革的總設計師、標誌性人物，但名不符實。他對改革功少過多，功不抵過。基層民間對他從來反感多，好感少，常借“保證永不翻案”、“我要退，人民不答應”而嘲笑他，借“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而怒罵他。民心向背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又一準則。隨着鄧式改革的本質和惡果逐漸暴露，上層和“精英”們描繪在他身上的油彩被風吹雨打去，“小平同志”這一故作親熱的諛辭，也已經少有人掛在嘴邊了。相信，隨着言論開放，更多史料公開，更多學者介入，深入研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的實際作為和實際作用會進一步明瞭，撕開他在改革開放中的真面目，給他以恰當的評價,即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正面作用很小，負面作用很大。他不是一個偉人，不是偉大的改革家，只是舊存的黨國體制的維護者，是毛澤東錯誤的局部改正者，一個人品不被看好的政治家。毛死後，“山中無老虎”，鄧得以逞一時之威、揚一時之名。但論其歷史地位和作用，不及蘇聯的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蔣經國相比，更有天壤之別。由於“六四”的槍聲和他對腐敗的放縱，他極有可能被看作是一個負面的歷史人物——從歷史大趨勢看，阻擋了民主化自由化潮流的人不是反派人物嗎？
行文至此，本已結束；不意又看到鄧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讀其中一些內容，不勝感慨。節錄於此，以饗讀者。
鄧小平說：“……×××同志做了一個夢，他說他夢到中國會出現貪官遍地。胡扯！我們的幹部都是共產黨人，是我們親手提拔的，即使有點官僚主義，也到不了貪官的份上。再說，還有公檢法麼。他還說，夢到了中國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那樣，我們的改革就出問題了。我們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們會去幫助落後的人們，最後達到共同富裕。……×××同志夢到出現了黑社會。荒唐！香港、台灣才會有呢，我們消滅黑社會31年了，中國現在不會有，將來富裕了也不會有。否則，我們的改革真是出問題了。×××同志又說夢到了有錢人殺人，逍遙法外，窮人有苦無處訴，共產黨脫離群眾。不可能！我們黨在文革中才會脫離群眾，現在改革了,黨的工作會越來越好，共產黨離群眾會越來越近的。實踐會檢驗這點的。×××同志說夢到工人失業了，資本家回來了搞剝削，農民沒地種，人民受二茬罪。這不荒唐嗎？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太多，還怕工人不夠呢。糧食都不夠，農民怎麼沒有地種呢？要是真這樣，我們的改革就真是走上邪路了。……最可笑的是×××同志還夢到：中國到處是妓女、性病，窮人把女兒送進地獄。我看，×××同志太過分了，我不會連蔣介石也不如吧。新中國早就消滅性病了。……如果改革改掉了社會主義，我鄧小平就是歷史的罪人！”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3/201303260317.s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