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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國涌：中國知識分子路徑選擇的百年曲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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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辛亥到五四，特別是1925年後，在知識分子中間思潮日趨激進，到1949年大變動的前夕，許多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也紛紛
支持共產黨，其中有內在的原因，一是他們真誠地相信社會主義有經濟民主，二與中國古老的大同夢想。1949年後，知識分子真誠地自我改造，力圖做一個新
人，完全認同在激進思潮的選擇結果，受過西方教育或受西方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可謂全軍覆沒。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開始反思激進思潮毒害的知識分子幾乎都
是當年追隨共產黨的青年，他們重新開出了一條道路。今天我們再度面臨漸進還是激進的路徑選擇。
一
一百年
來，中國知識分子被激進主義裹脅，最終失去自由與尊嚴，乃至生命，從1970年代起，個別知識分子通過自我反思開始告別激進主義。辛亥時代知識分子的觀念
差異其實不大，宋教仁與梁啓超之間的不同並非源於價值觀的對立，五四時代，部分知識分子越來越趨於激進化，激進主義逐漸吸引了大批青年追隨者，其中轉折點
在1925年到1926年，“五卅”到“三一八”，有國、共兩黨背景的知識分子日趨激進，否定民國早期的憲政體制，以群眾運動等手段追求各種主義，激進化
思潮在1930年代裹脅了包括魯迅在內的知識分子。胡適代表的自由主義，曾琦、左舜生、李璜代表的國家主義，張君勱主張的“修正民主政治”路線，都擋不住
激進主義思潮的攻勢。
1949年前夜，大批並不激進的知識分子也選擇了共產黨，支持並與新政權合作，並不單純是現實的利害選擇，許多知識分子當時對“經濟民主”的嚮往與共產黨提供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藍圖有某種心理上的合拍，他們心目中那個古老的大同之夢也與此契合，這是內在的更重要的因素。
主張走中間道路或者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可以張東蓀、施復亮為代表，他們相信蘇聯有經濟平等，希望能在英美與蘇聯之間找到一種適合中國的模式，這正是當年盛行的一種思潮。他在1946年6月發表《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重申他在抗戰期間提出的——
“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
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
爭，……”
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國民黨“稍稍拉到左轉”，把共產黨“稍稍拉到右轉”，從而建立起一個“聯合政府”。[1]
他把自己的這套兼顧“文化自由”與“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理論稱為“新民主主義論”（或“新型民主”），與毛澤東那個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樣。
1947年4月，他在《觀察》周刊發表《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說，共產黨“現在是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和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可說幾乎完全相同。”[2]
這並不是張東蓀孤立見解，而是代表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共同的聲音。施復亮也一直不遺餘力地闡述“中間路線”，發表過《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等一系列文章，
他認為“中間路線”簡單地說就是“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並指出“聯合政府是解決一切困難的總匙”。他提出了“新資本主義的經
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周鯨文在1947年7月發表《論中國多數人的政治路線》，以飽含感情的筆墨讚譽“中間路線”——“不但是進步的，溫和的，不用廝殺而把國家納入正常的政治軌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時效的。”[3]
他闡述自己對蘇聯民主的認識——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實際上並不民主，我們稱之為假民主。蘇聯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實際上倒沒有英美民主之弊，我們稱之為狹民
主。……蘇聯的民主形式雖不如英美式的寬大，然而在這一狹小的範疇內，因為行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它倒沒有資本家從中操持的毛病，這可以說明，蘇聯這狹
小的民主範圍仍不失為真。”[4]
他們所主張的“中間路線”簡而言之就是“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義，在經濟上信仰社會主義”。1949
年前夜，同樣的言論在《觀察》《時與文》《周報》《時代批評》《大公報》等知識分子報刊隨處可見，成為一股不小的思潮。章乃器自認為就是“一個在資本主義
社會的泥坑裡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
1948年5月15日，“既不反蘇，也不反美”的《新路》周刊在北平創刊，錢昌照、吳景超、潘光旦、周炳琳、費孝通、錢端升、陶孟和、馮至等人組成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提出三十二條主張，其中經濟方面的土地國有化等主張，就包含計劃經濟的某些因素：
（十八）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第一步應即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此限度者，應立即收歸國有。對於原來地主，給以長期債券，以為補償，收歸國有的農地，或租與自耕農，或集體經營，視情形而定。市地應立即收歸國有，並酌予補償。
（二十）凡獨占性及關鍵性之工礦交通事業，原則上應由國家經營。
（二十一）金融事業，應由國家經營。第一步應將國家銀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並簡化及統一其機構。[5]
1948年11月，朱光潛、毛子水、張佛泉等16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的呼籲書中，也可看出他們對蘇聯經濟平等的讚美，儘管全文的主旨是對“極權共產主
義”威脅的深切憂慮，生怕新時代以“經濟平等”而犧牲“政治民主”，“因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便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
經濟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改變可以收回這種賜予。”[6]
其中毫無對共產主義之下人民將享有“經濟平等”的懷疑。
當時，前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的弊端尚未暴露出來，而計劃經濟帶來的平等引發了有着大同夢想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悠然嚮往。許多知識分子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發展生產的靈丹妙藥。
另一方面，植根於中國文化深處的源遠流長的“大同”夢想，讓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宣傳的社會主義前景內心不僅沒有牴觸感，反而不無憧憬。1938年6月，周鯨文在《時代批評》發表《中國需要怎樣的政治前途》表達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只要辦法適當，是容易辦到的。第一，我們有傳統的親親仁人一致為中國人所接受的思想，我們有一貫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們
有‘天下為公’的長久的期望。第二，我們有過井田制度，我們有過均田的辦法，我們現在尚有比較適當的土地制度。第三，我們沒有許多大地主，我們沒有左右國
家的資本家，我們沒有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沒有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許多惡毒。這三種條件很容易使中國建成一個大眾福利的社會主義的新國家。”
他的結論是，“我們需要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我們不需要一黨或階級專政，免去專政獨裁的弊病。”[7]
更早，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東方雜誌》發起“新年的夢想”徵文，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多封徵稿信，徵求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個是：
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很多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寫下，他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一個“大同”社會。
作家郁達夫描畫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的烏托邦。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嚮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
光華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着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於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這樣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村公共食堂去吃。”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說，“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
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闆畢雲程和銀行家俞
寰澄的夢想。[8]
他們夢想的“社會主義”的“大同”社會，和1949後的社會主義實踐之間有着巨大的落差，而這些潛藏在他們生命深處的夢想不會不影響他們的選擇。
二
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知識分子就開始自覺的接受思想改造，朱光潛、費孝通這些受歐美教育、專業有成的知識分子主動歸向新政權，不是簡單的利益和安全驅動，而是發自內心地真誠地希望接受思想改造。
1949年11月27日，美學家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回顧一生，他深感渺小，“渺小到值不得注意”，他特別講到抗戰勝利後，本來抱定
了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時的簡單志願，就是把書教得好一點，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
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的文章。……像
每個望中國好的國民一樣，我對於國民黨政治是極端不滿意的；不過它是一個我所接觸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國好，必須要這個政府好；它不好，我們總還要希望它
好。我所發表的言論大半是採取這個態度，就當時的毛病加以指責。”[9]
我們試看朱光潛當時在各種報刊上發表的那些“見解錯誤”的文
章，如《挽回人心》《談行政效率》《行憲以後如何？》《立法院與責任內閣》《常識看金圓》《國民黨的改造》等，他常常嚴厲而不留情面地批評國民黨統治，斷
言國民黨已變成“一個藏污納垢的護持封建惡勢力的政黨”，“由一個主義的結合變為一個勢利的結合”，喪失了靈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籲改造國民黨，要求
國民黨包容真正的反對黨的存在。
這些文章發表在國民黨治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從《申報》、《益世報》、《世界日報》、《中央日報》、
《平明日報》、《天津國民日報》到《周論》《文學雜誌》等。這些文章要說“錯誤”就是他在檢討中指出的：“由於過去的教育，我是一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當
然沒有革命的意識。”[10]
所以他要急於表白，急於自我否定，目的就是向“革命意識”靠攏。在他之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1949年
8月31日寫下的《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開始自我否定、自我檢討，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1950年1月3日，他在《人民
日報》發表《我這一年》，自稱“究竟還是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夢想一下子變為一個新人”，“百無一處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過去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
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筆地寫過一道”。後來他自己“揭發”的“過去歷史”無非：
“[1946年英國回來]極力頌揚英國的工黨政治，唱出了一連串修正主義的理論，企圖反對當時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運動。【1947年後】，中間路線遭到破產以後，……應衛立煌之請去東北‘講學’，並在‘新路’雜誌上發表反動文章，毒害青年。”[11]
1950年，費孝通的檢討文字就結集成了《我這一年》。從1949年6月起，他還公開發表過一系列關於改造大學的文章，主動獻計獻策，將大學改造成適應新政權要求的大學。這些文章也在1950年5月結集出版。[12]
詩人、翻譯家馮至時為北大西語系教授，與政治始終保持着距離。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入城儀式時，他就置身在遊行
歡迎的行列中。從此，他開始適應新時代，投入認真的政治學習之中。《寫於文代會開會前》是他詩意的表態，也是他內心的獨白：
“我個
人，一個大會的參加者，這時感到一種深切的責任感：此後寫出來的每一個字都要對整個的新社會負責，有如每一塊磚瓦都要對整個的建築負責。這時認明一種嚴肅
性：在廣大的人民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識分子狹窄的習性。這時聽到一個響亮的呼聲，‘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水，我們就把自己當做極小的一滴，投入水
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當做一片木屑，投入火里。”[13]
不能簡單地斷定他們的檢討沒有誠意的，馮友蘭、賀麟、錢端升等大批
知識分子紛紛檢討，不能光用政治或精神壓力來解釋，其中確也有他們真誠地自我反省的一面，認為自己過去一無是處，在暴力革命大功告成、改天換地之時，讀書
人有這樣的念頭也不是特別奇怪。雖然他們各自的出發點並不相同，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那種細微的複雜性也往往很難洞察。
從沈從文家
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無比痛苦的蛻變之後，他也在誠心誠意地向“改造”之路邁進。1949年9月20日，精神危機還沒有完全過去，他寫信給張兆和：“我曾
十分嚴格的自我檢討分析，有進有退，終難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見或成見忘掉。”“大家說向‘人民靠攏’，從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唯一游離分子，事
實上倒像是唯一在從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從‘不同’點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可是我已明白當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糊塗漢時代。我樂意學一學
群，明白群在如何變，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會”。[14]
如果說此時沈從文所說的“改造”還有些抽象、模糊的話，那麼50年代
初他到四川參加土改時的家書中就寫得明明白白了。1951年10月25日出發前他這樣寫：“並希望從這個歷史大變中學習靠攏人民，從工作上，得到一種新的
勇氣，來謹謹慎慎老老實實為國家做幾年事情”。11月8日，他信中說要真正做“一個毛澤東小學生”，“因為國家實在太偉大了，人民在解放後表現出的潛力，
無一處不可以見出。共產黨在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實在是無所不至。……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還是要改造，你還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
來，才對得起國家！”[15]
在天下定於一之後，“檢討”、“改造”成為一個時代的流行詞並不偶然。宋雲彬日記有過許多真實的流露，
他對“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同事中有人熱衷於“人民八股”很不滿。1949年5月12日晚上，他和葉聖陶對酌時表示，“近來對於滿臉進步相，開口改造，
閉口學習者，頗為反感。將來當撰一文，專談知識分子，擇一適當刊物發表。”
幾天后（5月15日），他從天津回北平的火車上吟成《自嘲》詩一首，有“避席畏聞談學習，出門怕見扭秧歌”之句。話雖如此，當他9月1日送兒子宋劍行去東北前夕，也是“切囑今後當多看新出版書報，庶幾思想日有進步，認識不致錯誤。”[16]
三
1957年的反右運動，讓受過歐美教育以及在歐美教育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幾乎全軍覆沒，此後有機會重新反思的主要是當年追隨激進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逐漸告別激進主義路徑，回到了正常的追求人類主流文明的軌道。
從林昭、顧准、許良英、方勵之到韋君宜、李慎之等人，他們的身份、地位或者不同，思想傾向、關注點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大體上都在年輕時加入中共或外圍組
織，經歷過革命的錘鍊，1949年後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經過“九死一生”的煉獄煎熬，晚年又對年輕時追求的理想、一生走過的道路進行了重新的思考，
並有了新的認識，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有的不顧老病之軀，踏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不歸路。他們中聞道有先後，1968年被槍決的北大學生林昭，早在
1960年前後就用“極權制度”的概念定位當時的現實，她的思想和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瀰漫着火藥味的無所不在的鬥爭話語，找到
了新的話語方式，用自己的語言概括了那個時代，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她在獄中寫下的14萬言書中指出：
“我們
反對什麼，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麼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照它去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
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國家裡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巨！……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着暴政奴役
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
至還必需以暴力去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17]
顧准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
反思，70年代寫下了那些至今閃耀着思想光芒的文字；許良英自1974年覺悟以來，從70年代末以來一直不遺餘力地倡導民主、科學與人權，不斷地強調啟蒙
的重要性；李慎之60年代初就看破了毛澤東的那些把戲，到90年代末終於告別恐懼、打破沉默、公開發出“重新啟蒙”和自由主義的呼號；李銳不顧年邁之軀，
不苟且、不因循，耿耿以民族命運為念，公開提出政治改革、重評“六四”等主張……他們最終都超越了現實利益的羈絆，僵硬體制的束縛，回到了做人的起點上，
顯示出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胡適語）。
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理想主義熱忱，這種理想主義最初不是烏托邦的，而是紮根在
大地上的，是與這個民族共同體血脈相連的。2001年6月29日，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回顧自己加入共產黨的思想動力，認為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
主義情結和強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卻歷來自以為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羨慕鄰居（共產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
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為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
在他們那一代人中，這是帶有普遍性的，“九一八”事變時，1920年出生的許良英只是偏處浙江台州一隅的一個小學生，但他從那個時候起就養成了天天看報
的習慣，主要是基於民族危機的刺激和壓力。後來之所以放棄專業研究，千辛萬苦去尋找中共地下黨，急切要求投身革命，更多的也是出於追求平等、正義、救國的
思想衝動。
李慎之晚年深感“五四”以來，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紮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
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為中國只有這麼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給許良英的信）他常常感嘆自己生
前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
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
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寫給許良英的信里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棄了它，保留它作為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為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
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台。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產階級
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良英，表示早幾年就有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第一次把初步意見寫下來：
“首先，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
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
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於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於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
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18]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李慎之晚年在行動上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在思想上“剜肉還母，剔骨還父”。他認為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啟蒙—起
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於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產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
的覺悟與追求。”[19]
在他看來，顧準是他那一代共產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並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顧準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里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20]
趙紫陽晚年對老戰友宗鳳鳴說：“在中國需要有個啟蒙運動，以樹立新觀念，迎接人類的新紀元。”這一見解不僅與許良英長期的思考殊途而同歸，也與晚年孜孜
以“重新舉起啟蒙火炬”的李慎之異曲同工。自從1978年結束20年的右派生活、重返中國科學院後，許良英就深切地感到：“中國必須補民主啟蒙這一課，經
歷像歐洲17、18世紀那樣的啟蒙運動。”“使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思想，在中國生根發芽，逐漸成為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這是他在
1993年寫的《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文中概括的。[21]1980年7月，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起草的講稿《試論科學和民主
的社會功能》，其中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22]那時，他對民主的理解還很粗淺，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
將法國思想家盧梭的思想奉為圭臬。自1988年起，他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離休的老伴王來棣先生一起致力於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研究，尚未完成的這本
書凝結着他們23年來的思考和辛勞。他最終告別了盧梭，回到現代民主思想的源頭洛克那裡，並推崇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實踐。他指出首先實踐了現代民主制的不是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而是比它早208年的荷蘭共和國，荷蘭影響了英國，荷、英兩國的民主實踐又催生了美國革命，美國革命則直接影響了法國大革命。
2011
年7月16日，許良英在此書前言中充滿自省地說：“我們青年時代都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可是對民主概念並不真正理解，以為只要共產黨掌權了，中國就民主
了，因為共產黨代表多數人的利益。經過反右、三年大躍進和大饑荒，遺蹟對文化進行革命的十年浩劫，幻想徹底破滅，不得不重新探索前行的道路。”[23]
方勵之曾公開說過他在1980年代早期的民主思想來自許良英，1989年的學運領袖王丹、劉剛等人也都深受許的思想影響。正是包括顧准、許良英、方勵
之、李慎之在內的知識分子三十多年來的反思和探索，構成了我們百年民主價值譜系中最近的一個環。辛亥百年之際，上距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二十多年，
掙扎在經濟開放、政治高壓的現實夾縫中，知識分子在觀念上已出現高度的分化，並再次面臨激進還是漸進、民主還是專制的路徑選擇，他們的民主思想尤其值得我
們尊重。
參考文獻：
1、《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三輯、第四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
2、《東方雜誌》1933年1月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3、朱光潛著《朱光潛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4、費孝通著《大學的改造》，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5月初版。
5、沈從文、張兆和著《從文家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6、宋雲彬著《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7、傅國涌編《林昭之死》，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年。
8、李慎之、許良英來往書信手稿（複印件），1998—2003年。
9、李慎之著《李慎之文集》，李慎之家屬自印本2003年。
10、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美國，明鏡出版社2001年。
[1]《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175—17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
[2]《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239—240頁。
[3]《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275—276頁。
[4]《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272—273頁。
[5]《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323—324頁。
[6]《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四輯第358頁。
[7]《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第三輯第41—42、43頁。
[8]《東方雜誌》1933年1月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9]《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536—53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朱光潛全集》第9卷第537頁。
[11]《費孝通是一貫勾結美蔣的政治掮客》，《人民日報》1957年8月19日
[12]費孝通《大學的改造》，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5月初版。
[13]轉引自陸耀東《馮至傳》第229—230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3年。
[14]沈從文、張兆和《從文家書》第163—164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15]沈從文、張兆和《從文家書》第167、172頁。
[16]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第126、127、157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傅國涌編《林昭之死》，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年，第16頁。
[18]李慎之、許良英來往書信手稿複印件1998—2003年。
[19]《李慎之文集》下冊，李慎之家屬自印本2003年，573頁。
[20]李慎之、許良英來往書信手稿複印件1998—2003年
[21]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明鏡出版社2001年，美國，第254-255、256頁。
[22]許良英《科學·民主·理性》，第29-30頁。
[23]許良英先生未刊稿。
傅國涌，作者博客 201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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