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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內亂外患不知凡幾，民間統系、秩序等級、人倫關係、鄉規民約、道德傳統等，始終傳承延襲，很少因政治變亂而發生劇烈變化。這也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兩千年來時分時合，卻總能夠維繫其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的一個重要社會條件。即使是發生了辛亥革命，國家變得動盪不居，四分五裂，中國基層社會形態雖漸趨惡化，多半也還是維繫着傳統的結構和秩序。這種情況，讀黃宗智、莊孔韶、李懷印、王先明等人寫中國農村的書都不難有所了解。即無論國家層面的政治如何混亂，相對於基層，尤其是相對於廣大農村來說，哪怕是到了抗戰前後，許多地方社會及人心的改變並不大。農民仍舊延襲着世代相傳的傳統規約、道德和習慣，縱使是農村中那些有權力及有聲望者，因為維護傳統制度運作需要民心的緣故，胡作非為者也還是會有所顧忌。

反過來，社會及人心的紊亂，也未必一定相伴於政治的變亂。早年歐洲資本主義，私慾橫流，道德淪喪，弄成貧富懸隔，階級對立，各國政治本身卻未必都發生了變亂。同樣，今日中國政治之統一、國力之強盛，為百年來所未有，政治並未紊亂，卻禁不住社會及人心亂象滋生蔓延。

故簡單地否定辛亥革命，認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與集權政治，導致了中國後來各種亂象的說法，未必站得住腳。而簡單地斷言大國國民道德倫理與社會關係的好壞優劣，取決於管控的寬嚴強弱，認為根除私慾、貪腐和黑惡勢力，只能藉助暴力與專政的觀點，更是不知從何談起。

當年革命隱與憂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認為中國革命應分三步來進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滿人統治，即實行所謂“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憲政，也就是所謂政治革命，孫中山又叫做“民權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勝利的同時，“畢其功於一役”地實現限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目標，實行所謂社會革命，孫稱之為“民生革命”。嚴格說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孫中山計劃中的一步多一點。即只是推翻了滿人統治，並建立了共和制度，不僅他所主張的民主憲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標未能達成，就連使中國在漢人統治下變成統一、獨立的民族國家的目標，終其一生也未曾實現。

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政治進程顯然不盡人意。說不盡人意，是肯定它把中國推向了共和之路，又遺憾它並未能帶來西方共和政體所賴以確立的民主憲政。梁啓超在辛亥前五六年就預見到這樣一種結果。他斷言：凡是歷史上長期專制的國家，“一旦以武力顛覆中央政府，於彼時也，惟仍以專制行之，且視前此之專制更加倍蓰焉。”因古來相傳之國憲盡毀，革命之後難免使人民四分五裂，黨爭層出不窮，最終非“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不能解決問題。問題是，凡用強力取得政權者，必會以強力維護之。結果，“此篡奪者之名，無論為大統領、為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屆時民眾若再想獲得失去之自由權，“舍再革命外，無他途也。”

歷史研究的價值，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顯現。證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專制復專制，革命復革命之經歷，我們不難發現梁啓超確有超乎同時代人的先見之明。他所以能夠做出如此準確的判斷，是因為那個時代許多歐洲學者深入考察過法國革命及其隨後的歷史，梁啓超從中獲益非淺。但是，那個時代還沒有漢娜·阿倫特以及蘇珊·鄧恩那樣更深入、更細緻的研究，人們還很少注意到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在追求平等與自由問題上的重大區別。簡單地把法國革命的政治革命性質與社會革命性質混為一談的結果，使梁啓超相信依靠下層會黨鬧革命的孫中山等人，與鼓動法國窮人造反的羅伯斯庇爾等人，沒有什麼兩樣。

實際上，孫中山與梁啓超一樣並不主張鼓動窮人來搞均貧富，他也不贊成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主張。他的政治革命，其實仍舊是精英革命。他的社會革命，也只是意圖限制私人資本，使之不能左右國計民生；同時主張用和平贖買的方式，將土地逐漸收歸國有，並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使耕者有其田，避免在中國重演貧富懸殊現象而已。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既不含有剝奪富人財產的想法，也根本反對破壞傳統的社會秩序與道德人倫關係。

這也即是說，辛亥革命後中國時局愈益混亂與分化，或可怪到孫中山政治革命的主張與堅持上去；但中國百年來所發生的社會與人心之巨變，卻未必能與孫中山的革命扯上多少關係。

南橘北枳不足怪

在網上讀到邵建教授去年發表的一篇文字，裡面提到：“為什麼同盟會用革命求共和，企圖解決專制問題，結果是另一種專制不旋踵而至？”他舉出梁啓超的說法給出了回答：“革命無以產生政治改良，只能產生專制政治。”他進而指出，即使辛亥革命後中央政權不落到袁氏手上，“按照孫中山劃定的步驟，軍政之後是訓政，訓政本身就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中國也還是脫不開專制的格局。

歷史很難假設。因此，說孫中山主持的南京臨時政府如果能夠執政，中國還是會搞一黨專政，恐怕很難讓所有人都認同。不要說當時的孫中山等能否迅速組成一個具有獨裁性質的執政黨，就是以當時各省派系、軍閥日漸形成壯大，而南京既無兵又無餉的情況，我們也很難想象孫能夠推行其所謂軍政、訓政的步驟方案。更何況，孫還有一個憲政步驟在訓政之後，並且在他的計劃里也不主張訓政要訓太長時間。照他的方案和實力，他就是搞訓政，理論上搞幾年也必須要宣布實行憲政了。

但是，邵教授的說法也有其道理。因為，力倡共和憲政的孫中山，未必真的願意按照西方現代民主共和觀念來行事。西方現代共和民主觀的核心，是要維護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為此要以國家根本大法，即憲法的形式，確定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侵犯，並制約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孫中山接受共和觀念，對民主、自由、平等的主張卻並不認同。

概括言之，孫中山相信人生來就有優劣高低之分。他指出，人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區別。人類社會的進步，只能靠那些“先知先覺”者提出思想、制定方案，灌輸給部分“後知後覺”者，由他們去領導大批生生世世都“不知不覺”者，如會黨分子，來衝鋒陷陣、貫徹落實。因為有此差別，要成就事業，就必須要把權力全部集中到“先知先覺”者手裡，建立領袖個人專斷體制，絕不能講自由、講平等。這也是邵教授所說國民黨後來“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思想，根本來自於孫中山的原因。

孫中山對此也有很明確的說法。他說：自由、平等只能用於國家和團體，不能用於個人。“個人有自由，則團體無自由。”自同盟會成立之日起，他就規定凡中國人都必須要加入該組織，服從組織。後來成立中華革命黨，他更要求黨員要印手模，宣誓效忠領袖個人，明文規定將來要依黨員加入革命早晚劃分公民等級。只有起義前入黨者革命成功後才有參政、執政的權利；革命成功入黨者只有選舉權，沒有參政、執政權。他甚至宣稱：“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除我之外，無革命之導師。”“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

孫中山在中國革命黨人當中，是比較多地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一個。他不僅最早主張中國要學美國，力倡“共和”、“憲政”，而且一度時常表示最推崇美國總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一說，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也知道寫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之類的話。然而，在思想深處和實際行動上，他又不免會受到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堅決地主張個人專斷和精英政治。孫中山尚且如此，同時代其他一干人等往往還不如孫中山，也就不難想象了。

由此或可說明，辛亥革命不能在中國成就一個真正的共和民主政體，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某個主要政治領導人性格、人品、知識能力上的不足，或歸結為其所依賴的政治勢力不夠強大，也不能只是從當時政治人物或政黨的政策策略上去找原因，歷史的背後往往另有更深層的原因在起作用。

民主落地為何難

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不僅梁啓超，就是孫中山也一樣相信中國存在着“民智未開”和“人民程度未及格”的問題。孫中山所以強調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這三步過程，才有可能實行民主憲政，正是他相信長期生活在專制制度下，文化程度低下，對權利義務缺少概念的大多數中國人，必須要經過一個教育、訓練和被引導的過程。回顧歷史，近百年來，不管在野時如何主張，一旦走上執政舞台，任誰都會強調這種必要性。這既奇怪，也不奇怪。

唯物史觀強調存在決定意識，相信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文化環境，就會有什麼樣的思想觀念、政治主張，乃至於也就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政治家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因此，有學者就特別強調說：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換言之，中國所以民主政治不能順利落地開花，根子是中國當時的經濟還處在小農經濟的水平上，不可能真正形成政治民主的社會需求。因為，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看問題，必須經濟先發達到相當程度，專制主義束縛經濟貿易自由的問題變得尖銳起來，經過一個思想啟蒙的過程，社會正義變成廣泛社會要求，然後才可能逐漸開始有所謂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發生。

但這樣的解釋未必完全合理。現實的情況是，世界上許多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早已超過自身100年前的發展水平，而且也遠遠超過了法國、美國1789年創立共和民主制度時的發展水平，但它們中不少國家既沒有發生過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也沒有成就一個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

從歷史上看，無論共和，還是民主，也不純粹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伴生物，它們從古代希臘、羅馬時起就有其雛形了。最早奠定西方民主政治基礎的英國大憲章形成於1215年；歐洲最早的民主政治制度——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確立於1689年；日本形成君主立憲體制是在明治中期，它們那時國內的資本主義也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摩爾根早就發現，人類的民主政治形式在原始部落狀態就已經產生出來了，它和現代個人自由、權利平等之類的觀念沒有任何關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很詳盡地描述了摩爾根在這方面的發現和研究，即古代氏族部落如何通過議事會，經過所有成年男女平等表決的方式，選舉或罷免酋長，以及決定部落中其他重大事務。一些鄰近的部落如何會出於避免過度爭奪或相殘而組成部落聯盟，由各個氏族的酋長和軍事領袖組成部落議事會，來決定宣戰、媾和以及其他共同事務。

無論是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還是古羅馬的代議民主制；無論是古羅馬共和國，還是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其實多半也都是從部落民主的歷史傳統或經驗中沿習演進出來的政治管理方式。而所有這些共和或民主制的共同特點，就是強大的專制王權的缺位，各種不同力量之間存在着平衡和協調各自利害關係的需要與條件。包括1215年世界上最早演生出來的作為英國後來立憲制基礎的英國大憲章，也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王與貴族力量既相互對立，又相互需要，誰也不能消滅了誰，必須通過妥協的方式來達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歐洲式的力量均勢所以會對整個制度發生影響，也和它們那裡國王與貴族關係的歷史傳統有密切關係。歐洲（也包括日本）歷史上國王和貴族不是天子與屬臣的關係，國王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少貴族都與國王沾親帶故，國王多半只是貴族中的領袖，國王的地位是靠貴族擁戴才形成和鞏固的。國王沒有全國性的軍事力量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稅收及警察系統，各地的土地、租稅、農民，包括日常治安和戰時的武裝力量，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個貴族手裡。這是貴族與貴族之間，以及貴族與國王之間容易形成力量制衡關係，最終容易走向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由上可知，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權，而分權的前提是要存在力量均勢和相互制衡的條件與需求。即使是法國通過激烈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民主政治，輾轉曲折最後所以能夠生長起來，也是因為它那裡形成了一個“第三等級”。它足以和君權、貴族勢力相抗衡，同時又不能完全吃掉對手，最終肯於與對手妥協。在這裡，“人民程度”及格與否，並不特別重要。

政治文化難改觀

中國與歐洲的最大不同，恰恰在於它們的歷史傳統互異。除了春秋、戰國或魏晉南北朝中十六國階段，不論漢人統治還是非漢人統治時期，中國基本上都是大一統的局面。皇權至高無上，它的統治，通過官僚、稅收、警察和軍隊，遍及國家的每一個地方，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或制衡皇帝的權力。這樣一種天下觀並且形成為一種文化觀念，深入人心，即使到辛亥革命以後，皇權不復存在，國家事實上已經分裂，大一統的天下觀卻並未改變。

有學者指出，辛亥革命後，特別是袁世凱去世後，中國也曾經出現過足以形成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如果不是蘇聯勢力的介入和孫中山國民黨堅持武力統一與一黨獨裁的革命方式，中國完全可能走上“聯省自治”，亦即美國式的“聯邦制”共和國的道路。

這樣的看法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是，共和民主政治不僅需要力量均勢，而且需要克服大一統的傳統觀念。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做不到。辛亥革命後，包括袁世凱去世後，各方依舊互不相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放不下大一統的政治文化觀。掌權的北洋集團，包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不僅互爭正統，而且都不接受地方分治的可能，結果只能靠戰爭或革命來爭正統地位，也就只能着眼於恢復具有獨裁性質的大一統政治了。

中國之所以難走民主政治之路，還因為中國人缺乏契約文化傳統和信用精神。在歐洲的歷史上，白紙黑字寫下來的協議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論誰吃虧，誰占便宜，簽了就得認賬。只要協議各方不重簽或共同宣告廢棄，哪怕是後代子孫，也還要受協議的約束。中國的情況卻全然不同。

熟悉辛亥革命歷史的讀者都清楚，辛亥革命成功後形成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契約，就是1912年3月11日頒布實施的，史稱中國第一部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是，無論制定該法的孫中山，還是承諾遵守該法的袁世凱，沒有誰是真心想要實行該法規定的條款的。

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中國商業文化氣息淡薄，缺少信用意識和精神有關。中國人道統至上，妥協往往被視為退讓，被引為恥辱。因此，通過妥協來取得利益上的交換不僅不足取，還極易受到非議。從道統、義理的觀念出發，是君子不僅應舍利取義，而且應該敢舍小義而取大義。因此，中國的政治家對道德、信用並不看重，視其為小利小義，他們更習慣於把目的看成一切，相信操之在我才有正義，只有在實力不足時才會同意妥協談判。並且他們從來都只是把談判或協議看成是一種鬥爭的策略手段，會暗自提醒自己要以屈求伸、韜光養晦、臥薪嘗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故力量對比一旦轉化，他們馬上會翻雲覆雨，不僅視妥協契約為屈辱，棄如敝履，而且必欲奪回歷史上因妥協而“損失”的利益。

由此可知，孫中山當臨時總統，就通過政府組織大綱，規定總統可總攬一切權力；他不得不讓位給袁世凱，就馬上另訂約法，限制總統權力；袁世凱取得大位後，不僅處處不照約法行事，而且很快通過新約法等，全面改行總統制，大家一切從利己的目的出發，實非偶然。

查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政治史，各派人物幾乎無不如此行事。表面上也進行過各種談判，簽訂過這樣或那樣的約法、憲法、條約或協定，實際上大家都是各懷暗胎，損人自益，鮮有人會信守承諾。這些白紙黑字的文件最後不是被束之高閣，就是被撕毀破壞。因為任誰都相信，義理在自己一邊，其他都只是方法問題。中國當年共和民主建立不起來，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形不成信用契約關係，顯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心變亂最可哀

政治上的無信用，損人利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能簡單地責怪那些政治家們，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種折射。

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小農經濟的文化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自私、短視。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中國傳統小農社會文化意識的一種典型寫照。傳統中國用來維繫小農社會和諧與秩序的，是宗族血緣關係、道德倫理、鄉規民約和風俗習慣。中國人雖多無宗教信仰，但社會秩序有儒教的綱常禮法捆着，人際關係有儒教的禮儀民俗管着，縱使不識字者，也講尊卑，守本分，敬鬼神，怕報應；旦能讀書，從幼童起就得學修身、齊家之說。一直到1930年代，多數國小還必須要上修身課。上千年來，中國基層社會一直是由最熟悉且最需要遵從這一切禮俗規矩的士紳階層管理和維繫着的。他們從非官方的宗族組織的角度，與代表着官方的保甲長，共同承擔着勸善懲惡，教化村民的作用。換言之，人性可善可惡，中國小農文化中自私特性可能導致的種種惡果，千百年來被層層疊疊的禮法民俗禁錮在魔盒裡。此中固生出種種壓抑，蓋亦有其不得不然者也。

不過，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步伐註定要打破傳統的社會統制形式。而最早破壞這一切的並不是革命，卻是改良。清末新政興西學，遣留學，廢科舉，改官制，辦實業等等改良措施，從20世紀初年就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學而優則仕”不可能了，有能力的士紳和青年紛紛轉去城市或出洋留學，農村人才漸漸乾枯，人口素質大幅下降。逐漸地，即使像江浙這樣農村基層文化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省份里，很多保甲長連學都沒有上過，土豪劣紳越來越多。再加民國年間戰爭不斷，政府軍隊橫徵暴斂，許多地方的農民被逼得走役無路。共產黨武裝奪權，打土豪奪田地，自然順理成章地成就了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極大地解放了窮苦的民眾，但也釋放了人們的私慾。韓丁在《翻身》一書中記述的部分農民解除了血緣、道德等等束縛之後，為追逐財富，不畏鬼神、泯滅親情的狂熱場景，令人過目難忘。當年，許多農民為分得財產，不惜與同村親友撕破臉；因為不滿足於本村富裕戶財物太少，農民們不僅成千上萬地涌到縣城，包括到大城市裡去搶奪地主在城裡的店鋪、工廠乃至房屋，甚至到處拆毀寺廟，破壞神像，掘人祖墳，扒骨揚灰，只為多找到一點兒意外之財。改革開放後屢禁不止的盜墓潮和坑親殺熟以取財的求財狂熱，恐怕都可以從早年歷史運動中找到它原來的影子。

俄國人口比例中農民的比例要比中國人口中農民的比例小得多。但當年的列寧也同樣也要面對大量自私自利的農民兄弟。他的覺悟似乎要早一些。革命一成功，他就注意到俄國小私有者意識可能帶來的阻礙和危害。他很清楚觀念的改變需要有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做基礎，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他已提出，抑制私慾，必須要讓國人重新“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

政治革命，推倒一個政權，另建一個政權就可完成。社會革命則大不同。破舊易，立新難。人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傳統的社會關係、交往方式，列寧所重視的“起碼的公共行為規則”被破除，人們生存、交往、思維的環境條件和習慣模式卻無法根本替換。樊籬盡毀後，得到釋放的私慾就燒不盡，且吹又生了。沒有哪一個社會真能按照執政者主觀設計出來的所謂新道德和新文明邁上歷史新台階。

尤為甚者，在中國，把國人從過去對祖宗、對鬼神的敬畏觀和講尊卑、守本分的禮俗觀中解放出來，反而使原本就缺乏宗教信仰的國人行為處事，不是變得更為“集體”，而是更加自我。從小所受到的“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意識教育和現實薰陶，磨滅了國人原本就所剩不多的道德心、同情心、仁愛心，乃至於羞恥心，卻釋放了原來被限制在魔盒裡的動物本性。一旦市場化大潮席捲而來，人人被拋進適者生存的競爭急流中來，社會道德惡化，私慾膨脹，貪腐盛行，難免會愈演愈烈並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

如果說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變亂，曾有梁啓超所謂“一非常之豪傑”橫空出世，一統而定，眼下這積久而成的社會人心之亂，就遠非一時一世人力之可為了。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