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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2年5－6月间调任高岗秘书的。马洪、安志文两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时马洪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是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调动工作是由马洪、梅行执行的。安志文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秘书。我到高岗处以后，正赶上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就和一个人在一旁下棋。正下着，一个高个子靠近了我们，他身穿白衬衫，戴眼镜，在一旁支招，让我的对方这么走，那么走。不一会说，你不行，我来，就跟我下了起来。下了一半，又被别人请去跳舞去了。他走后才知道这就是高主席。他爱下棋，输了还不认输。他这个人不拘小节，开会时当众卷起裤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拧了拧，用火柴点着，满屋都是臭味。

高岗进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来京后又回沈阳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来北京工作的。

高岗在北京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岗事件”发生后，我是管教组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作管教组长以后才知道的。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同周直接联系。有什么事周直接跟我讲，有的让我向高岗转达。在管教期间，高岗写了《我的反省》（长达两三万字），是他自己写自己抄的，我也帮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岗家，帮助高岗稳定情绪。开始马洪也在高岗家呆过，也是帮高岗稳定情绪。后来马洪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就不来了。

1954年3月，东北局召开会议，揭发高岗问题。会议由罗瑞卿负责，安志文作为知情人去参加会议，就不住在高岗家了。
现在还活着的人知道“高岗事件”的人只有我、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几年，就高岗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但没有任何回音，中央对我的信是什么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写信，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写的，都没有答复。

《党的文献》杂志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连续刊载了杨尚昆“回忆高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这文章有不实之处，有可疑之处。我给编辑部打过电话，提过意见。他们说要来看我，当面谈。我同意他们来，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来。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副秘书长，他是有资格说清楚的。这里面涉及毛、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很复杂。

“高岗事件”涉及习仲勋和西北局一大批干部，小说《刘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岗事件”相联的。所以，“高岗事件”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中央干部，也影响西北干部，不仅在党内有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向中央写信。
高岗进京以后中央对他的态度有四个过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视，即观察；第三是怀疑；第四是决心行动。

因高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使中央红军长征后有了落脚点，所以中央到陕北后很器重他，让他当西北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执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陕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出发点。两点论：落脚点，出发点。

1946年，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动要求去东北。先到东北北满分局，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任书记。陈云让高岗当书记，高岗执意不肯。两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高岗起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林彪当书记，彭真当副书记，林彪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到辽东去了，罗荣桓有病，高岗主持工作）。新的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10万大军发展到百万大军。林彪率军入关以后，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是林彪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高岗的。

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东北主持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彭德怀说：要说给军功章的话，后方有洪学智和高岗。

在1952年进京以前，中央对他的器重，不是他个人钻营，不是搞权术的结果，而是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西北、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声，东北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全国也开始搞建设。中央成立计划经济委员会，调高岗任计委主席。当时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那时的计委不是现在的计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区的一把手都是计委委员。彭真、马洪、安志文是专职委员，后来从河南调张玺任常务专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岗将到北京时，毛主席给高岗发了两份电报，问高岗什么时候到京，他好派车去接他。这是很少有的情况。高岗一下火车就被接到东北驻京办事处（翠花湾，在西单六部口里面）。《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说接到东交民巷，是不对的。杨尚昆肯定知道高岗被接到翠花湾，可见这篇文章不是杨尚昆写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说现在的三里河的幼儿园当年是高岗的住处，不对。这个幼儿园原来是计委领导人办公的地方。高岗、李富春、贾拓夫都在这里办公，但邓子恢没在这里办公。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岗到北京后就着手筹办计委。计委的筹办是高岗一手操持的。调干部，选地点。同时他还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他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说他是书记处书记，不对。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

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

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毛主席谈笑声听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讨论谁去苏联参加悼念。开始提到让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岗还作了些准备，后来是让总理去的。毛主席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悼念，高岗随同毛主席去大使馆。

很多事情表明，当时的高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苏共中央通知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苏联听取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报。中央讨论结果让高岗去。这个紧急通报的内容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带回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关贝利亚的资料，其中有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说中共中央坏话的情报。后来有人说，贝利亚说中共中央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说苏共中央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贝利亚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既然苏共中央出卖高岗，为什么要高岗带回来呢？既然出卖高岗，高岗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

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

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对他器重、信任的同时也在注视他，考察他。这对于用干部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春节，高岗在家里（东交民巷8号）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计划委员会议。在北京的计委委员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连朱老总也来了。我记得林彪因病没来。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四点，中午饭也没有吃，北京饭店送来一些小烧饼充饥。会议内容是听取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苏联对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是宋劭文、白杨两人介绍的。宋回国第二天就向高岗汇报，第三天就开这个会。在春节期间开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有点打破常规，从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高岗雷厉风行，也有人说高岗标新立异。这些闲言碎语会传到中央的。其实，这个会是经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岗不敢开这样的会。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春节会议”问题。

有一次学习苏共19大马林科夫的报告，学习苏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这次学习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每天都开会。计委内部也学习讨论。我向高岗汇报，商业局长刘明夫写的学习心得不错，他讲到商业库存过多影响经济建设。当时库存有20多万亿（旧币，合新币20多亿）。高岗很欣赏刘明夫写的这个材料，在中央学习组上介绍了这一看法。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好，就是要这么学习，要联系实际。高岗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别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参加会议的人认为高岗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肯定不是高岗的。毛主席表扬了高岗，还批评了商业部。这一下议论就来了：高岗沽名钓誉，拿别人的东西求表扬，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关于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问题。高岗住东交民巷，他家门口车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岗家门前车水马龙，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岗主持计委工作，各地到北京来开财经会议的人，总要到他家来谈些事；那时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有些人也来高岗家打听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再加上5月份后每个周末东交民巷有舞会，来跳舞的领导人不少。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事实，但不是高岗搞什么名堂。

1953年3月，党代会上，毛主席说，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顶了回去。什么不正常情况？他没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谓“顶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岗有一次对主席讲，有些同志对刘少奇有意见。毛说：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见你要制止，有意见可以对刘少奇当面讲。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单问题。安子文的名单（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让机要秘书给高看，高没有发表意见。按正常情况，高岗有意见会直接跟主席讲的。实际上高岗对这个名单有意见。“有薄无林”，认为这个名单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刘少奇放的试探气球。高岗没有向主席讲自己的意见，是不正常的。后来高岗问张三李四看到这个名单没有，这也不正常。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不要泄露。高岗泄露了，这是错误。但是，后来说这个名单与高岗有关，不对。在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给高岗看以前，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有薄无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林彪那时身体不好，已经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实际是邓子恢负责。高岗认为刘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刘少奇曾拿出过一份中央领导人分工的名单，毛主席批评的不是这个名单。

关于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开的，开了一个半月。主席说：财经会议是我主持，我召开的。虽然我不参加，但说财经会议另有后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后台，我就是司令。这个会议批了薄一波。财经会议结束了，毛召集各大区领导人谈话，东北局找了高岗、张明远谈话。要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这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正面教育。这次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司令部不是指东交民巷8号。那时说是党权、政权、财权都落在当年白区工作的人手里。当时财权由薄一波掌握，组织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们都是在白区工作的，都是刘少奇所属的干部，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毛主席告诉高岗，“大权旁落”是谭震林对他说的。毛主席说，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党就是一个党，没有白区党、根据地党。毛主席对高岗讲这些，是提醒高岗。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在财经会议后期，高岗和军队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去看望林彪。当时林彪在西山养病。高岗事先没有跟毛主席和中央讲，事后也没有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十几位高级干部，有的是参加财经会议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浩浩荡荡地去林彪那里，引起了毛主席和其他人的猜疑。当时卫生部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林彪怕风、怕光，怕人打扰。所以看林彪的人很少，现在这么多人一起去，当然会引起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人们会猜想，你们搞什么名堂？你们是不是议论了财经会议？是不是议论了刘、薄的问题？

中央决定高岗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时，原来高岗打算让我同去，还让我作了准备。后来中央派师哲（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和叶子龙（毛主席的秘书）同去。高岗对我说：这次你不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事后我想到毛主席一方面重用高岗，一方面还有不放心之处。让这两个人去，也有监督的意思。

财经会议后，毛主席问高岗：“你看薄一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高岗愣了一下说：“现在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主席说：“好。”毛怀疑他们在西山议论了薄一波的问题。财经会议上毛曾说薄一波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改口了。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的财经会议，只讲了部分事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讲。在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时高岗发了言，但高的发言稿毛、周都看过。后来说财经会议上高岗跳得很高。

有一次，在中南海主席那里讲，1953年财政可能有赤字，怎么解决？高岗说东北搞增产节约的经验可能对解决财政赤字有用。主席说，好，下一次我们就讨论增产节约，这次会是不是要搬到高岗那里去开？是不是我也去？大家说，你别去了。这样，1953年8月底9月初，在东交民巷8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作出了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人们就产生一些想法：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在高岗家里开？东交民巷8号是不是成了另一个司令部？本来财经工作是分工给邓小平负责，不是高岗负责，结果高岗唱了主角。对这件事人们当时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央器重高岗，另一种冷眼旁观看笑话。后来有人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另一个司令部。

我怀疑西山探视林彪后，主席对高岗产生了怀疑。

1953年10月3日，高岗到南方休假。这是经中央批准的。那天上午，火车开动之前的几分钟，突然罗瑞卿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把高岗拉到一边单独谈话。罗走了以后高岗上车。高岗说，罗说毛主席昨天病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高岗十分吃惊，表示可留下，不去休假。罗说，你还是去吧，如果情况不好你到济南听我的电话。到了济南，没有罗的电话。到了南京招待所，将近半夜，高岗给罗打电话，罗说没事了，你放心休假吧。后来批评高岗时说高岗听说毛生病“幸灾乐祸”，“以为时机到了”，“急于想乘机夺权”，这不符合当时实情。在休假期间，在杭州时曾与林彪、陈正人，在广州时曾与陶铸有过私下交谈。他们之间完全可能议论与刘少奇有关的事，高岗有可能说过反刘少奇的话。但从整个日程来看，高岗这次南方之行还是以休假为主，不是有意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若干年后，毛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的事。1953年10月中央开会，毛还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谈到6月到8月开的中央财经会议时说，会是开得好的，是有必要的，为总路线的思想准备了好作用。如果10月3日得了这样的病，10月15日能作这样的讲话吗？可能是毛怀疑高岗到南方搞什么阴谋，让罗到火车站看一看，有什么人送行。
1953年9月下旬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子文。有人怀疑饶漱石和高岗合谋反对刘少奇。

组织会议上饶借批安子文反对刘少奇。高岗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组织会议。东北局组织部的张秀山、郭峰发了言。张、郭二人的发言稿高岗没看过，我也没有看。应当说，他们两人的意见高岗是同意的。因为他们讲的事情是1951年和1952年的事。这个会与高岗无关。毛主席说，高、饶阴谋反刘。

高岗11月从南方休假回来得知饶漱石的日子不好过，两次找主席，希望帮助解一解围。为此主席批评了高岗。1955年3月党代会上，毛有一个发言讲到了这件事。如果高岗真的和饶有阴谋，他怎么还敢找毛主席为饶解围？

1953年11月，中央军委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会上彭赞扬高岗两件事。一是彭说他的报告经过高岗讨论、修改、定稿，高岗花了很大力气。二是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方起了作用。要说有军功章的话，两个麻子有份，洪麻子和高麻子。这也引起了毛的怀疑。

高岗南方休假时和陶铸、叶剑英、谭政有过交谈。叶、谭来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时问主席：“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主席很生气，问：谁告诉你们的？是怎么传出去的？我要查一查这件事。会后把高岗留下来追问：“谁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饶漱石？”高岗支支吾吾地说：“饶漱石不会吧！”毛说：“那好。”主席给他机会让他承认，可他没敢承认，失去了这个机会。

关于“轮流”问题。1953年3月，毛主席曾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让在少数人中酝酿。毛说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5、6月间，毛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一直酝酿让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岗和陈云曾在一起谈过这事，认为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事后证明，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大概是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主席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岗则表示由大家轮流。朱德等赞成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主席说，此事以后再议。从会议室走出来，在去停车场的路上，高岗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高岗说：少奇不怎么稳，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

后来报纸上说，高岗到邓小平家中拉拢、游说，搞非组织活动，不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情况就是在这一段路上的交谈。高岗进京后从来没有去过邓家，邓小平也没到过高家。《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写得有声有色，说高家挂着五大领袖像，高岗指着像说由这些人轮流。实际上没那回事。我讲的这个情况我可以负责。

有人说，这次会是毛在钓鱼，有意让高岗上钩，究竟是不是这样，不好说。

再访赵家樑

时间：2001年10月4日上午

接着上次谈。今天讲的是主席怎样下决心采取行动，把高岗端出来。即1953年第四阶段。

前面介绍的有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也有确有其事的高岗反刘的言行。这些引起了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考虑。处理高岗问题毛主席是审时度势的。

当时的形势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国内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稳定的安定的国内形势。国内人民也要求稳定、安定。党内各山头逐渐统一。经过财经会议，明显感到党内需要安定团结。毛主席在文革中讲到：当年（指1953年）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了了（指财经会议上批薄指刘响应者少）。我联想，财经会议开了这么多天，组织会议的起来反对，说明大家希望团结。既然反刘的问题影响党内团结，说严重一点会引起党的分裂，现在反刘不好。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在接触时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对刘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听别人讲的，是我捡的。”“别人”指谁？是毛。高岗进京前，毛让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在东北被捕的表现如何。如果高岗把这些问题端出来，毛就很被动。我说毛审时度势，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毛审时度势，反复权衡比较，才决定把高端出来。

1954年1月，四中全会开会前，毛在杭州让杨尚昆带回信，说“四中全会只自我检讨，不要点名批任何人”。即让有错误的人自我检讨。我发现高岗的检查提纲旁边批了这样一段话：“主要讲自己，不要讲别人的，除非他本人讲了。”这和杨尚昆带回来的信内容一致。这句话不是高岗加的，也不是我加的，安志文说这句话是马洪写的，可问马洪。四中全会开会时的确是按这个方针办的。主席有意避开，不参加四中全会（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不参加中央全会），让刘少奇主持，但他对会遥控，谁作什么发言，讲几个问题，多长时间，他都要安排。全会开完后，接着开两个座谈会，内容是揭发批判高、饶。请注意，四中全会没有揭批高、饶，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才揭批高、饶。两个座谈会，名单由书记处确定，批饶的座谈会是邓小平主持的，批高的座谈会是周恩来主持的。参加两个会议的人也不一样。这两个会没有见到毛的文字指示，但我想是经过毛同意的。没有毛的同意，是不敢开这样的会的（那时毛反对分散主义，曾说不经他看过的文件一律无效）。

四中全会是和风细雨，两个座谈会是暴风骤雨。

毛在端出高以前，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个别接见了几十个地方的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12月中旬，毛让刘少奇、陈云、高岗三人开会，谈一谈。刘和陈都作了自我检讨，高也作了自我检讨，然后互相提意见。刘、陈说话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高说话只占四分之一的时间。高对自己的检查是轻描淡写的。事后，高说没解决问题。后来听说，高岗这次没有很好地检查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12月24日，政治局开会，毛主持。提出毛去南方以后，刘代理主持工作问题。起草决议，决定开四中全会，这次政治局会议不点名地端出了高岗。毛提出有两个司令部，把手掌张开，说，这个司令部是阳的，又把掌翻过来，说这个司令部是吹阴风的。虽说没点名，但实际点了名，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12月24日晚，毛去杭州前，高岗约罗瑞卿谈话。罗向毛汇报，毛说，好，你去听听他有什么看法。罗到高家，只谈了很短时间。罗回去给毛说，高岗让我好好保卫你，保证你安全、健康。

12月25日，毛到南京，到上海，在上海住一天到杭州。元旦时毛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参加鞍钢三大建设项目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毛同他两人谈话中谈到，中国可能发生突然事件，可能发生大事。毛指着师哲说，他（师哲）和我是秦、楚之战，他是陕西人，我是湖南人。两位苏联人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其实，陕西人指的是师哲，说的是高岗。

1954年2月初，四中全会前，毛从杭州来信说，高岗要见我，他不必来了。由少奇、恩来、小平一起，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刘、周、邓三人跟高岗谈了两次，没有结果。事后（1954年8月17日）高岗夫人告诉我，在刘、周、邓约高岗谈话前，高岗自己在裤裆里缝上了20多颗安眠药。

2月6日－12日，七届四中全会。

2月15日到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共40多人参加。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旁的会议室开的，每天下午，只开半天。会上暴风骤雨。第三天高岗自杀未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2月17日下午一点一刻。高岗家里的二楼中间餐厅。餐厅有一条桌。当时我坐在他的旁边。在我们这一边还坐有别人。当时卫士站在门口，高的大儿子在屋里，高的夫人在条桌对面的壁炉里烧材料。突然，高用左手在裤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太阳穴扣扳机。我立即发现，用我的右手使劲向上推他的左手肘部，枪口向上推开了，子弹打在后面墙上。我死死地抱住他，椅子倒了，我们两人也倒在地毯上。当时我听到枪响，不知道枪打在什么地方，以为高岗中枪了。连忙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意思是叫医生。他们也不知给谁打电话。手枪掉在地上，在我们左边。高岗发现自己还没死，他使劲转身要抓枪。但我抱住了他，他转不过来。他用脚顶着地毯向左转，用左手够着了手枪。但胳膊被我抱住了，枪口转不过来。我叫：“快来！快来！”机要秘书董文斌，高岗夫人、儿子，卫士都过来了，扳开他的手把枪夺过来了。他不抵抗了，大儿子把我们两人扶起来，坐在沙发上。

报刊上写了种种各样的自杀情况，都不是真实的。杨尚昆文章中说是摸电门，更是不对。

2月25日，周恩来据座谈会的发言，作了总结。周的总结现在可以找到。不多说。

座谈会过程中作了一些预防和警戒。当时我不知道，事后才知道的。当时说怕高岗“犯横”，怕出意外，在要害地方也布置了警戒。高岗自杀未遂以后，座谈会继续开，高岗缺席。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座谈会刚开始，15日或16日。陈云到高岗家找高岗谈话。两人在二楼高岗的办公室里谈的。声音很大，发生了争吵。门一开，陈云满脸通红地气呼呼地走出来，高岗脸青青地黑黑地走了出来。陈云从二楼走下来后接着走，高岗在陈后面走下来。既没打招呼，也没送客。事后听说，陈云要高岗先承认罪名，在主席气头上认了，以后等主席气消了再解释。承认什么？承认篡党夺权，承认有野心。高岗说，我没那么回事。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说我反党，你干什么？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事后听说，陈云是奉命而来。陈云走后，高岗大骂陈云：鹰钩鼻，商人，我算认错人了！

高岗自杀未遂后，中央派三个人和高岗谈话。毛从杭州打电话，从这以后，高岗被管教。

接着，东北局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开会之前，周恩来去了一次，找东北局的林枫、张明远谈话，然后东北局开座谈会。东北局座谈会有罗瑞卿、马洪、安志文参加，马洪成了“五虎上将”之一，后来没参加会。安志文被保护过关。东北局座谈会后有一个报告。刘少奇将两个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总结转发全党，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东北局的报告提出“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实际不只这五个人。陈伯尘等很多省委领导人都有牵连。彭德怀、凯丰、黄克诚等有关的人都保护起来了。后来在不同的时期又说他们是漏网分子。陈云、王鹤寿、陈正人和高岗也关系密切。

总之，高岗在进京一年多时间经历了信任器重—注视考察—猜疑警惕—决心行动的过程。毛主席的决心行动是在审时度势、认真思考以后进行的，最后决定联刘除高。

决心行动是特殊的险招，经过全面部署，统筹安排。其步骤是：仁至义尽，预防周全，逐步前进，听其自然，胜利实现，但留下了永远遗憾。

毛信任他，重用他，两人说了很多私房话。那时高和毛接触机会很多。除了上午在家里处理事情，或在计委开会以外，下午到中央办公，他们办公室都在一楼，天天可以见面，谈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的水平没有那么高，我说的还不是别人讲的话，是我捡的！

高岗写《我的反省》时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记录、整理，最后他定稿、修改，抄写。最后送给中央。这一段时间他讲的事，我知道哪些是主席讲的。在管教期间，我每个星期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在和周接触过程中，我也知道一些情况。高岗反刘少奇的观点大部分是从主席那里来的。他说中央的“若干自由主义者”没有指谁，我想这里面一定包括毛主席。但他没有说毛，也没有说别人。他在给毛的信中讲到中央有的同志有不利于团结的言行，但这封信烧毁了，最后还是没有送给主席。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呢？这封信是我帮他写的。写以前他再三向我交代，要我以党籍作保证，保证不向任何人讲，然后向我讲了两三个小时，才写成这一封信。信没有写抬头，后面也没有署名，没有写日子。抄清给他后，他把底稿记录稿全部烧掉。第一次自杀以前，抬头填上了毛主席，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1954年2月17日。叫机要通讯员把信送出去。一封给刘，一封给周。他自杀未遂后我们发现两个信封上有血迹（后来才知道他刮胡子时刀片割破了手染上的），我们打开看，才知道这两封信的内容。给刘的信封内装的是给毛主席的信，没有给刘写一个字。给周的信是托孤，说看在多年友情份上，他死后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孩子。写得很有感情。从这两信可以看出他对刘、周两人不同的态度。他是不反周的。看了这两封信后，我拿上楼对他说，不要这样，劝他别自杀。他说，不了，不了，烧掉吧。就把这两封信放在壁炉里烧了。

后来中央让我把这封信回忆出来。由于是我起草的，当时我的记性好，我几乎连标点符号都回忆出来了。写成后，以我和安志文的名义交给中央了。现在可能存在档案馆里。为什么让我和安志文署名呢？因为这封信高岗给安志文看过。

文革中，“九一三”事件后，三位解放军到我劳动的干校找我调查，问我这封信的内容。我说，我不记得，你们到中央档案馆去查吧。他们问我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看过，我说安志文看过。董文斌只看过信封，没看过内容。现在我也记不清其中的内容了。只记得有林彪、罗荣桓、彭德怀、黄克诚、陈云、陈正人等人对他说的一些话。

毛让高岗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高岗让组织部的人去查的。郭峰是布置这件事的主要领导人。这事高岗告诉了陈云、张秀山。但他们从来不讲这件事。文革中，郭峰下面做这件事的人把调查的材料交给了“四人帮”，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郭峰还在，干这件事的人还在。

在处理高岗时，毛主席是反复权衡了的。毛和刘的关系前后有50多年。从长沙开始，到安源，到中央，到长征，到北方局，中原局。一个在白区搞工人运动，一个在农村搞农民斗争。刘在安源时毛还去过7次。毛对刘应该是很了解的。从1941年开始，六大的整风学习，到后来的整风运动，毛靠刘为得力助手。1942年底1943年初刘到延安后两人在一起，成了毛的接班人，第二把手。但关系很复杂。文革中毛对斯诺说，1964年就想把刘端下来。这不是实际情况。公开是1964年，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后刘作为接班人是公认的。毛是不是想换一换？
1953年就发生了。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讲到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讲到右倾情绪，讲的是邓子恢，实际内容是刘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进，批得很厉害，名义上是批周恩来、陈云，实际还是批刘。所以，刘少奇很主动，1953年财经会议上主动作检查，八大二次会议又主动作检查，成都会议又作检查，没有人让他检查，为什么总是要作检查？

1964年6月16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十三陵召开的）讲到接班人五个条件时，讲到高岗，说是如果不自杀，准备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我听到这个传达后几天没睡好觉。我是管教组长，谁搞死他？谁要保存自己？我想这是影射刘少奇。

1964年7月14日，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有一段黑体字，是毛加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这里提供了一个信息：中央有赫鲁晓夫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当时我想这就是指刘少奇。但我不敢说。

毛和高岗的关系自高1953年进京以后由信任到采取行动端掉他，这是一年多的过程。毛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讲了几个思想，没有错。高岗在进北京以前和刘的关系并不坏。到北京以后反刘，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是毛的思想。

到1953年底，由于种种风声，高岗和刘少奇相比，毛觉得还是高岗的危险性更大一些。刘还主动检查，高岗过去什么都跟毛说，到后来不跟毛说了（不检查）。高有军队，有东北，刘没有，还是高岗比刘危险。另外，如果高岗把毛的私房话都端出来，那毛不成了分裂党、成了反党？所以决心把高岗端出来。

顺其自然。管教后，长期不理他，让他自己等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杀了更好，我更主动，我们间的私房话就没人知道了，这一段公案就算了了。曹操对孔融和杨修就是采取这种办法。

高岗和饶漱石的关系。高岗没有去过饶家，饶也没去过高家。高岗不知道饶家在哪里。《死亡联盟》里写的是编造的故事。饶1952年到大连休假。行前，毛对他说，高岗把东北搞得不错，你去看看，还可以学习他是怎么搞的。饶到大连后，高也到了大连，他们见面是陈伯尘介绍的。当时张鼎丞也在大连。饶问：高岗文化不高，怎么把东北搞得这么好？陈伯尘作了介绍。要说有“高饶联盟”，介绍人不是别人，就是毛主席。是毛让饶去找高岗。到了北京以后，饶看到高岗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器重，饶虽然是刘少奇培养出来的，但是看到毛对刘的不满，就有点看风使舵，也跟着高岗反刘了。他思想品质上有问题，但不等于政治问题。《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写饶比写高更具体，可以参考。
历史就是历史，总要回到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黄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