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彭德懷正在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關峰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指責彭德懷在”三線”工作時，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說從揭發的一些情況看，彭德懷“一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建議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四個月以後，毛澤東在10月24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

    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1967年底，身在獄中的彭德懷曾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線”，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沒有擔任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去年12月22日晚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抓到了成都，23日轉到北京，現在被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還寄託着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並被折磨至死的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1966年，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在中央軍委碰頭會議上打招呼，指出：“賀龍有問題。”10月，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12月，江青在清華、北大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她還對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裡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

    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8月9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301醫院逝世。

    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麼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賀龍那裡。在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沒有提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殺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1967年1月8日，閻紅彥白天被揪斗七、八個小時後，晚上打電話給中央，請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保護。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回電話說：“你還是出來見群眾，不要怕。”結果，閻紅彥第二天一出來，就被群眾揪住不放。當天深夜，感到沒有出路閻紅彥就自殺了。得知這一消息，大家都紛紛議論說，陳伯達的一個電話，就送了閻紅彥的命。

    事實上，在當時那種十分混亂、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單純向群眾檢討認錯，沒有一個是能夠過關的。那個時候，群眾組織多如牛毛，各自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資派”為榮，亂抓、亂揪、亂鬥現象極為普遍。除非你不出來，只要你一出來，立刻就被批鬥，而且被他們一抓走就很難回來，甚至連生命保障都沒有了。一些老幹部或是被隨意綁架關押，或是自殺，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書記衛桓、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等，就都這樣慘死了。最慘的要數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總之，毛澤東號召的“全面奪權”，必然導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來的領導幹部，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甚至使不少領導幹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這些被打倒的幹部，後來雖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沒能活着見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