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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案之“审判难”，直观看在于背景过于黑暗复杂，但作为建国以来的第一桩从高层到社会、从理论界到普通人、从国内到国外各种力量都深度关心并介入的案件，内中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前、后两个工业社会转变进程中，这是各国发展过程中都曾遭遇过的一个最艰难的历史转折，一个极其深刻的内部矛盾开始暴露：

　　——一方面，在后工业化时期，中产阶级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主体劳动阶级，这需要较多的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入，而中产阶级的成长初期，非常需要政府主导；因此，要实现好这一转折，就必须建立一个为将成为劳动者多数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好政府”。

　　——另一方面，前工业化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垄断，已催生了大资产阶级，其阻碍就业、豪取利润、维护垄断等特征，往往会加剧社会矛盾，遏制中产化进程；而大资产阶级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在现实中往往会制造出一个权资勾结、服务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坏政府”。
在这一转折的初期，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远远要强于中产阶级，所以会强力地阻遏这个转折，使其难而又难。

　　2、转折成败与否，在于能否最终建立起一个“好政府”

　　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三种实现上述转折的途径：最初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靠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完成转折；之后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靠“冷战红利”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完成之；再后是计划经济国家，靠先培养起中产阶级后备军——知识分子去实现。经验证明：受制于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客观上都会极力遏制中产化进程，导致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贫困化，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而这些都源自于转折期会普遍出现“坏政府”。所以，上述三种完成转折的途径，几乎都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而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最终会建立起一个不为权贵所操控的、有利于主体阶级（中产阶级）的“好政府”。一些学者扬言：只要搞了“宪政民主”就可以解决中国转折问题，但信其者不多，就是因为都看出了，目前的中国尚缺少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为什么发达国家大多是在二战后才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亦在于这个社会基础建立得相当漫长与艰难。

　　3、中国曾经选择过一条“代价最不高”的“最不坏”改革路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选择了一条特色前工业化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GDP搞上去，暂时不顾政治、社会发展等问题；“坚持改革开放”——搞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稳定。

　　这种选择，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前工业化有四大难点：第一是前述三类国家的历史条件都已消失；第二是中国发展阶段低，人口多、自然条件差，社会矛盾多；第三是民族问题对于国家稳定影响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改革起点上，不可避免地必须走政府主动扶持资产阶级的路子。

　　但有利条件是，毛泽东给中国改革留下了几笔政治红利：第一是建立起了以核武器为标志的强大国防力量，农业生产外部条件已有大的改善，有较好的稳定根基；第二是基本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周边环境相对安定；第三是毛泽东打开了对西方的关系，改善了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第四是文革打破了思想禁锢，改革可以比较迅速地推进。

　　四大难点，预示着中国前、后工业社会的转折，极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四大红利，又提供了防止出现巨大社会动荡与倒退的条件。因此，总设计师的“经济改革+政治稳定”的改革路线，当时确实是一种“最不高代价”的“最不坏”选择；而在当时，也确实没有“最低代价”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中国多数老百姓也是基本认同这条路线的。

　　4、到前、后工业化转折开始时，中国的改革路线已从“最不坏”走向“最坏”

　　然而，“最不坏”毕竟属于“坏”，“最不高代价”毕竟属于“高代价”，这种劣中择“优”，后患往往很多很大，到了向后工业阶段转折时，就必须进行重大的再改革。考虑到后工业化时代中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社会结构，因此，中国转折期的再改革，关键在于如何适时推进官员中产化，造成一个既不仅只代表无产阶级，也不仅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中（间）立（场）政府”，这是时代所要求的。

　　然而，由于中国选择了本质上属于“坏”的和“高代价”的改革路线，尤其是政府扶持资产阶级的做法，使腐败速生狂长，难以遏制。最初腐败还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到“8*9动乱”时，无论官民，上下对腐败还是同仇敌忾的，那时本来是推进官员中产化改革的最好时机，但是苏东剧变和第三代的改革无知，使总设计师大乱方寸，一个号召不计后果的改革的“南巡讲话”，不仅中止了反腐败，更使各级官员看透了一切，利用国家资源积累个人资本，成了所有官员的共识和追求。权力与资本相互寄生，“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迅速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合理不合法”内核，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时代，中国的“坏政府”，也坏到了世人皆以为无药可治的地步；而与之相应的是，30年来走过的“最不坏”的旧改革路线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5、薄熙来在重庆的探索证明：寻找一条建立“好政府”的新改革路线，是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极右颜色党与极左派所热衷的“左右之争”，其实都是少数脱离大众的知识分子的诉求，就多数老百姓而言，鲜有人相信会走什么“文革复辟”的“老路”，也鲜有人要支持那条可能分疆裂土的“邪路”。所以，当温家宝宣布重庆搞“文革”一时贻笑大方时，就有人看出这实际上是掩盖颜色党极端恐惧的新、旧改革路线之争：在老路不存在、旧路走不动的窘困之中，颜色党欲乘机将国家逼入邪路的期望，为薄熙来的重庆探索突然打破。这个探索证明了几点：

　　——从打黑开始反腐，是建立一个好政府的开端。好政策不难制定，但坏政府绝不会真心去实施。在腐败成为绝大多数官员的普遍行为时，从打黑除恶入手反腐，可以将打击面缩到最小范围；反过来，多数官员可以在打黑除恶中看到前途与希望，会主动脱黑入白，薄主政时的重庆官场实际上已在逐步净化。

　　——仅仅在四年时间里，重庆探索就迅速改变了该市政府黑化趋势，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首次为老百姓真心称道的好政府，正初步建立起来。由于好政策有了实施者与担当人，长期停留在口头上的分配关系调整、社会关系和谐等等，在重庆都开始一一落到实处，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口惠而实不至。更有意义的是，重庆在打黑除恶反腐中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其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已经成型，比如，若不是因为倒薄，其财产公示和基层选举可能已经全面铺开。

　　——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重庆搞了“共富”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相反，重庆多年想搞而搞不动的工业从“旧重化”（汽车、摩托车、冶金等）到“新轻化”（信息化）的转变，在薄书记和黄市长的领导下正迅速推进。该市增长速度在全国领先，更是打破了经济学家们“共富必减效”的传言。

　　——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不沿海不沿边，属于西部条件较差的内地，薄到任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已相当恶化，其经济社会发展居然能够在短期内实现重大飞跃，证明了确实存在一条在中国各地都具有普适性的新改革路线。事实上，在高层倒薄前，许多地方都开始学习重庆经验。

　　6、薄熙来的最大成功，是把中国带到了必须在“黑路”与“新路”面前做出抉择的历史转折点　

　　一些人以为，倒薄证明了重庆探索是失败的，其实，这恰恰使薄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薄熙来案件，把目前中国改革中的左、右之争，引向了新、旧改革路线之争，使人们对于中国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薄熙来探索，使一些原来并不关心重庆探索的新改革道路的人，看到了解决中国转折难题的希望与途径，使人们对新改革道路的认识，被实证化和明晰化了。

　　——最后，倒薄也从反面证明，高层的黑恶势力，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事实上，从倒薄开始，中国政治迅速公开西西里化，而18大前的抢夺军权，表明高层的政治“黑化”正在占据统治地位。

　　所以，重庆探索的最重要意义，是预示着旧改革路线已经死亡，从而把中国推到了必须作出重大抉择的境地：是把已经开启的“黑路”、即西西里化走下去，还是走一条重庆那样的新改革道路？

　　7、欲走新路线，还须依赖政治上的“两个崛起”

　　薄熙来探索证明：体制内出现新改革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薄亦未必全无复出或者发挥实际作用的希望；但是倒薄的残酷现实又说明，对于体制内自新力量切不可期望过大。一些人曾寄希望于薄的人，转而又去寄希望于习、李，这其实有点异想天开：习属于政治纨绔，除了搞点痴人梦语之类的雕虫小技外，一无创新；李则是弱智治国，除了重复三十年里屡改屡败的精简机构改革，就是继续朱、温“卖光”改革路线。从习、李上台半年多的拙劣表演不难看出，他们主观上仍然想延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旧改革路线，而客观上也就必然继续把中国从旧路引向黑路。据此，主张新改革道路的人们，除了不放弃支持体制内的自新力量外，更需要寄希望于、并努力去推动中国政治的“两个崛起”：

　　——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已遇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新三座大山”等等的强力阻遏；但前、后工业化转变是已知趋势，只要中国经济结构继续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中产阶级将会在推动因素与阻遏因素之间的反复较量中艰难崛起，这种状态，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不是在数量上崛起，而是在政治上崛起，也就是要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行为，以不断推动代表自己利益的中国新改革路线的成长。

　　——寄希望于网络民主政治的崛起。中国中产阶级比早先那些国家幸运的是，其崛起与网络时代并行，无所不在的网络，创造出了任何邪恶力量所难以遏制的新型民主政治手段。而网络活动的主体，又恰恰是在知识与文化上具有优势的中产阶级。倒薄事件之所以显示出了新改革路线的强大力量，网络政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网络政治是克服中产阶级崛起阻遏力的一个强大力量。

　　倒薄后中国走“黑路”的可能性变得很大，但如果能较快地推进上述两个崛起，并与体制内力量结合起来，阻止中国走黑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有了倒薄这一因素，走新改革道路的难度业已变得非常之大，一种最坏的情况是：旧路走不动，新路不准走，只能从黑路走向死路，那时的中国，很可能要重复一次历史大倒退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