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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一种最新的民间学术思潮，相对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80 年代后期和90 年代早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90 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左派思潮，以及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来说，宪政社会主义思潮确实是民间思潮中的新品种，它的出现比较晚，却有着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与其他各派思潮所主张的价值与理念有着比较广泛的共通点与交集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上述六种思潮相比，这种新思潮具有最广泛的包容性和可接受性。

　　它和自由主义，同样都强调民主、法治和宪政，但是宪政社会主义扬弃了自由主义把西方多元制度简单“拿来就用”的简单化倾向。

　　它和新权威主义都同样强调秩序稳定，强调以现存的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作为发展的杠杆，在传统秩序的连续性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渐进地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但是它不同于新权威主义的是，它更明确地以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话语概念来表述这些思想内涵，这就在社会主义现存体制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可接受性。

　　同样，宪政社会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也有价值追求上的相同点，它们都强调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例如强调平等、公正与关注底层利益的价值优先，强调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然而，宪政社会主义否定并扬弃了新左派的回归计划经济乌托邦的文化浪漫主义，扬弃了新左派美化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时代的浪漫的政治幻觉。

　　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虽然同样也强调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但是它与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很大的区别，尤其它更强调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特定历史环境与初始条件，强调宪政社会主义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背景与历史环境方面的重大区别。

　　我们可以通过宪政社会主义思潮与上述各种学术思潮的比较，看到这一思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现实操作的可行性。

　　我特别注意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一种很具有创新性的提法，那就是，它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公意性的政党”，把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各个民主党派看作是“众意性的政党”，并根据这两种政党的性质，提出公意性与众意性政党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性政党协商政治的理念。在“公意性的政党”执政施政层面，宪政社会主义主张以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即经过党内政策讨论、政策竞争，筛选出两个政策团队由执政党推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共政策竞选，竞争国务院的行政治权。这一做法既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也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对接，完成了“治权为民所赋”的民主授权过程。在参政层面，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多个“众意性的政党”在法团主义原则指导下适度竞争众意代议机构也即现政协的议席，享有政治协商也即民主审议权力。宪政社会主义主张以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在保持执政党的独大地位的同时，又能发挥各利益集团与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政治活力。这种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既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竞争，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民主宪政体制中的合法执政地位，同时可以扬弃转型国家中多党竞争型的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与高成本性。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复合性政党协商政治可以作为中国未来选举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这些有创意的新理念可以开拓人们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路径选择的思路。

　　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众多并存的民间学术理论和民间思潮中的一个品种，由于这种学术思潮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较大程度的同构性，因此，当官方意识形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时，它无疑是迄今为止的不同学术思潮中最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创新资源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可以提供许多有启示性的思想元素，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的借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理论除非不发展，如果要进一步发展，那么，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秩序的历史意义与社会现实需要的肯定，使它具有它的特别的优势。宪政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创意的理念，可以为实现从集权社会主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创新，为推进执政党的理论建设与改革发展，提供一些民间智慧与思想选择。

　　事实上，执政党在3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先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创新与重大发展，都从民间思想中获得了智慧与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政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潮，与其他民间社会思想一样，可以为思想繁荣与百花齐放做出贡献。

　　另外我自己觉得宪政社会主义的学理厚度上确实相当值得我们肯定，华炳啸先生从1995年开始就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到现在已经有16 年的思想历程了，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他是厚积薄发。

　　而且我还觉得宪政社会主义在吸收国际学术成果方面也确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吸收了新共和主义、新制度主义、新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学术养分。从新共和主义、新制度主义、新现代化理论当中吸收了合理的营养，非常有助于整个理论建构上的完善。新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比较成功的现代化，往往发生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里，即传统的制度价值在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过程中，有一个在功能上不断适应而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结构，才能使变革更为稳定。宪政社会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宪政社会主义对于解释从传统的集权社会主义向宪政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在宪政社会主义看来，历史上形成的革命的集权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既定传统与价值，只要这种制度与价值能在功能上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就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从国际社会科学与学术成果中获得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启示，也使这种新思潮具有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

　　当然，宪政社会主义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例如，宪政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前者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强调了理性主义的原则，这两者之间如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面面俱到，完美无瑕的方案往往是难以操作的。

　　另外，顶层设计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在什么边界以内进行理性的顶层设计才是合理的？顶层设计如何避免变成又一种不自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工程设计？

　　又如，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防止个人独裁，公意性政党能否避免成为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代表者，多党合作制下的众意性政党如何能真正起到竞争性的功能而不是花架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这里也提出来，一般而言，宪政制度是在历史上多元对峙的不同利益集团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契约边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靠理性设计为基础的宪政，如果得不到民俗与不成文习惯的支持，也很难持久。在宪政社会主义的言说中，顶层设计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以顶层设计为基础的宪政，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缺乏多元制衡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走向真正有约束力的宪政？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宪政社会主义也会变成空洞化。这类问题一定还有很多，都有待于提倡宪政社会主义的青年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民间思想的活跃，正是中国多元自主试错能力的活跃与富有生机的体现。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清王朝变革的失败的比较。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失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由256个多元的小共同体构成的盟邦封建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相比，前者自主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小规模性与竞争性，使这些小共同体具有很强的试错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大256 倍。

　　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有新思想，需要让不同的思想在百花齐放中为我们民族走出转型困局提供新启示与新智慧。中国面对着如此重大的现代化的挑战，如此落后的一个国家，如此人口众多的超级发展中国家，它在现代化转型当中面临的矛盾复杂性及其困难的程度，均是其他中小国家所不可能有的，这样大的转型，单凭政府官员与执政者的个人理性能力是不够的，政治家个人无论如何聪明，也不可能仅靠在办公室里想主意就应对得了，因此，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各种民间思想营养，就是应有之义了。

　　我衷心希望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在未来十年里持续繁荣与活跃，只有这种民间文化活跃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才能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真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