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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全面规划，而不是规划某个领域的深化改革的定位来分析，以及决定起草小组的规格高过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起草的规格——大会报告起草小组，一般是总书记担任组长，中央宣传部长和一位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任副组长；而这次决定的起草小组，总书记担任组长，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常委，也是书记处负责人和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任副组长——来看，这份决定，都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改革的基本纲领的完整宣示。对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等问题，属于要言不烦，但绝非套话。这些表述，既丰富了对于指导思想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认识，属于理论的创新，也需要对基本原理做深入的、辩证的分析，才能理解这些创新的渊源和脉络；

其次，改革固然声势很大，但也说明触及了更深的深水区，其间的尺度的把握，不是一些鼓噪或者公开发表的谈话，就能完全说清楚的。一些舆论鼓噪，甚至有误导的嫌疑，至少可以说是在某种立场上的一厢情愿的成分太多。这是市场化时代，观念和媒体信息提供者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更带有某种倾向性。因此，如果不分析指导思想这个角度，甚至说不能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分析这份决定，就不可能把握住决定的精神实质。对投资的机构、个人而言，那些个机会，搞不好就会成为“陷阱”；

最后，就是一些人对这次决定规划的一些改革内容，有相当的疑虑。坦白地讲，就是怀疑这是一些人鼓吹的“打左灯向右转”的“最后一步”的纲领性文件。这也需要做一些辨析，才能真正解除一些疑虑，进而把这些疑虑转化为坚持正确方向的有力的、广泛的监督。这种基于正确、全面认识，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化认识的，人民群众出于自身利益，对具体的改革进程的监督，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直接实现形式，更是对改革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对改革的真正的决定性的支持。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这里就简单地做一下分析。

第一，关于左右舆论对全会结果的态度

在会议前，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波舆论造势和斗争。涉及了关乎所有重大的政策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预测，实际是意在通过会前的舆论斗争，对会议产生影响，使会议的结果，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当全会公报公布后，左右两派都找到了可以使自己兴奋的亮点。

（一）左右两边各自满意的内容

就左派而言，有三点足以兴奋。第一，就是在全会公报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被确定为对整个新一阶段的改革，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这不仅仅是“马列毛邓三科”的意识形态谱系的简单套路的罗列，而是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其实没有“无意”的虚悬之后，对意识形态基本原理的回归；

第二点，就是强调了共同富裕。去年大会前，就有关于共同富裕的争论，其核心在于，是否在现阶段，就要把共同富裕作为和解放、发展生产力同步进行的中心工作，或者说检验工作的核心的、现实的标准提出来。最后，大会报告鲜明回答了这个问题，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今的全会决定，据参与起草的人士介绍，要求就是，凡与改革，特别是新的改革举措，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除非有绝对的必要，一律不写进这次全会的决定中。而共同富裕列入全会公报和决定，且提出了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设想，就说明共同富裕将不再是改革发展的结果，而是改革发展的现实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这表明，对于贯穿整个新时期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如今有了一个深入的、辩证的认识：公平正义，直接的硬约束是共同富裕，不仅是改革的目标，更是改革的现实动力和基础。没有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成果，不仅不具有正当性，更不具有可持续性。左派显然可以对这个认识表示欢迎；

第三点，就是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中，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控制力、活力”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创造力”的关系，就是摆明了事实上的主导和辅助的关系。这是两种所有制各自的属性和优势的正确体现。这就使国企的改革，杜绝了私有化的方向，规定了激发活力，更好承担基本制度和战略使命、社会责任的方向。

与左派的欢欣相对应的，就是资本市场的波澜。几乎所有的分析人士，都把这当做资本势力失望的表现。而在决定全文发布后，则是资本市场的“反弹”——有人预测，决定会在19日发布。但却“提前”到了15日，这是周末，且是在18点，股市收市后3小时宣布，将在19时发布。这应该是鉴于股市重挫后的临时的“救市”举措。这可以被解释为对决定中的一些具体的“亲资本”的内容的“良性互动”的加持，也被左派认为是对中共的政策的“劫持”的表现。

那么，该怎么认识这个决定呢？

（二）正确认识中央的权威与人民主体性的关系

如开头所述，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改革纲领的全面阐述。推进改革作为治国理政，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主要着力点，这是很清楚的宣示。这不仅要有认识，有决心，更要有足够的行动能力。这个行动能力，一是危机和足够的物质条件的激励、支持；二是相对于各个群体、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威地位；三是灵活的政治技巧。从决定的内容看，最直接的增强改革力度的措施，就是新设立的两个机构。一个小组，一个委员会，使得最高领导人，可以直接地掌握、行使某些原来分工负责的权力，在最高层真正完善、更好实现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这也是以“集权”来推动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深化的重要措施。事实上，总书记由此成为“准核心”，虽不能达到核心的程度，即在中央集体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下政治决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地位，但由于统揽各项权力，使总书记可以最大程度地直接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形成最权威的意见，并引导中央集体的大多数成员，将自己的意见上升为中央集体的决定。

因此，认识这次会议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对最高领导人要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本人认为，只要是站在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立场，对最高领导人，都要有基本的信任，但不能迷信。

要有基本的信任，是因为只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就不可能有任何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的考虑，可以压过得到正面的历史地位对人的激励。中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每十年都只有一个人可以坐到那个位置。对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最强大的诱惑，或者说唯一的目标，就是在历史上留下尽可能正面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具体的措施，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不接受。但是，他既不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也不可能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立场。同时，这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的支撑，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权力、物质资源支持的领导人。对问题和时代发展趋势认识的全面性、深刻性，不仅仅是个人的天才和禀赋的结果，更是这样一个体系的成果。实践证明，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这其实是一个最有效力的体系。因此，不论从德行还是智力上，我们都应该有基本的信任。

我们也要认识到，如戈尔巴乔夫等政治领导人，其本意也不可能是因私害公的。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苏联解体，苏共中央政治局，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成员，没有一个成为新贵或者富豪。这说明，出于良好的愿望，也有可能因为认识的偏差，理想信念的动摇，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民日报》发表了总书记亲自主持全会文件起草的过程的综述，以及书记处负责人、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的长文，都明确宣示了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绝不能犯全局性的颠覆性错误的坚定信念。由此，我们可以对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最高领导人，有充分的信心。

再有，如前所述，最高领导人也不是孤立的个人，也是有一个体系向他提供信息，因而可以向他施加影响；有一个组织作为权力的基础，但同时他也是组织的一个代表。而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而是由各种利益关系组成的。现实的社会利益关系，形成了各种利益偏好和思想观念，都会在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些代表的作用，因为一些群体的小团体的利益偏好，都会对最高层的决策产生影响，也会使一些决定的传达、落实中出现一些“耗散”甚至扭曲，直至被搁置、被歪曲。因此，对具体政策落实和改革过程的强有力的及时的监督，对实际情况和人民意愿的有理有节的表达，其实是人民群众对中央的最有力的支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最高领导人，对党中央，我们要有基本的信任，但不能迷信盲从。具体说，对全会的决定的精神，我们要有自己的正确、全面的理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有效的贯彻落实。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落实，更是改革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的最好的实现方式。

（三）用辩证法挫败一些人的变戏法

必须认识到，近年来，一些人歪曲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乃至整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技巧越来越花哨，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直接的造谣传谣，宣扬一些“另一条路”的主张，是很容易被戳穿的。真正能造成影响的，基本就是一种变戏法的手法。

所谓戏法或者魔术，就是利用一些技巧和声光化电的手段，利用人的生理局限，以及一些常识确立起的思维定势，巧妙地营造出“当场亲见亲闻”，在逻辑和常识上又不可能发生的“事实”。整个的过程都是“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却是“超乎想象的神奇”。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常人难以看破的信息不对称，突出某些表象，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表象，而以真正的“内部信息”，制造出其实很自然的结果。而观众因为完全被表象吸引，无暇去分析那些真正的技术，最后就只能在表象引领的“自然的观察分析结果”与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的反差下，感叹“神奇”或魔术师的高明。

比较一下，我们在联欢会上，由一些人表演的小魔术，或者街头卖艺的戏法，我们是很容易看破的。而一些有相当水平的魔术，就是专门的魔术师以外的人群，虽然知道那是魔术，却不能看破其间的巧妙。这里固然有专业与非专业、高水平与一般水平的差异，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个人的联欢会上的表演，以及街头的杂耍卖艺，都没有一个系统为这个表演提供“后台支持”。那么，这个表演的表象与“内幕”之间的差距，就是有限的，自然容易被外行看破；而那些在大舞台表演的专业的魔术师，在技法上确实有过人之处，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技术系统在支持他，营造出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表象，这些技术系统的支持，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营造出的效果，又占用了观众当时的全部精力，自然就很难被看破了。一些对公众进行误导的言论，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魔术师，一般都是出场演出，大家花钱买票观看，观众娱乐，魔术师也只赚个门票钱的分成。没有哪个魔术师，会把观众的财产都骗走。而有些不肖之辈，就会把自己的魔术戏法，吹嘘成“神功通灵”，控制住人的精神，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

有些人在“解读”中央的决议和领导人的言论、文字时，是很会做一些“标题党”的处理的。表面上看，似乎都有出处，都合乎逻辑，实际是只突出了部分事实和内容，而遮蔽了一些更有价值，或者说具有“但书”的作用的内容。这样，他们的一些片面的分析，在占有相当优势的媒体，以“集团优势”发布，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混淆一部分非专业人员的视听。这样，以表象误导人民群众，又以直接间接影响到决策层的一些力量，在政策制定和细化的过程中，施加各种影响，最终达成其意图，造成令“小伙伴们”瞠目结舌甚至痛心疾首的结果。

当党中央能够保持清醒，不犯错误的时候，这种混淆，会在一些投资活动中造成混乱，就社会而言，使资源错配，就个人而言，很有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而如果党中央或者一些干部出现了思想意识的模糊动摇，与这种变戏法的活动呼应起来，就有可能造成全局性的错误。如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遭受严重的损失。

对付这种变戏法的活动，其实办法很笨，也很有效，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辩证地、历史地理解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再自己认真研读文件，就可以以辩证法挫败一些人的变戏法了。

当然，必须承认，人的知识、阅历、悟性等，是有一定差异的。那种变戏法的活动，总是可以迎合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和利益偏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只要积极宣传对中央精神的全面、正确理解，就可以把这种变戏法的活动造成的影响，从整体而言，降到最低，保证党的路线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下面，就要对一些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第二，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意义

全会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意义，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把改革开放作为这面旗帜的最鲜明的特质。这无疑是对一些质疑和歪曲的最直接的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里，需要进一步展开分析。

一般来讲，改革是指在基本制度既定的前提下，对具体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使其正面效应更好发挥，负面效应得到修正，使基本制度发挥最大的合理性、优越性；开放则是指全面参与国际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在经济上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面，吸收借鉴引进一些可以为自己所用的科学技术、体制机制成果，使自己的体制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得到更好更快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个明确的体制发展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的所有制成分的角度论，就是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直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后，为什么要确定这个方向呢？为什么在新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和深化这个方向呢？这就需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首先，就改革的性质而言，中国的改革，实质是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激发社会内部创造财富，提高效率的活力，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纲领。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从来就是把各个阶段的最广大人民的最迫切的要求所规定的目标，作为自己的阶段性纲领，也称最低纲领。这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的结合点。现阶段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要求，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把改革理解为“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背离了最高纲领，其实也是背离了党的阶段性纲领。如此，则如小平所言，改革将走上邪路。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认识，是我们思想中的正气，也是形成改革发展的正能量的思想基础。

其次，就改革的必要性、正确性论，我们要明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有着先在的优越性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制度保障。但是，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状况，以及国情的复杂，发展的不均衡，决定了我们必须迅速激发内外资本的活力，切实有效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借鉴引进智力成果和具体的有效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体现和增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引进了一些“杂质”甚至是“异己力量”，不但没有葬送社会主义制度，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增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党能够驾驭的社会财富增加了，能够调动的资源、手段丰富了，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更好更快，在更高水平上发挥了作用，展示了令人信服的成就与活力，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这是历史的主流。

再次，当前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牢牢把握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失时机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安全，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不发展经济，不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就不能得到人民的信服和拥护。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现实的标准，就是要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赶超，起码是基本接近美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到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真正的巩固的说服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才会真正坚定地信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自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经验。但要达到上述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做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这是由中国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更是由中美两国在现实资源禀赋上的差距决定的。仅以最主要的自然资源论，比较总量，美国的森林面积302万平方公里，中国是195.4万平方公里；美国的可耕地面积170.4万平方公里，中国是110万平方公里；美国的淡水总量28亿立方米，略高于中国；探明石油储量，美国191亿桶，中国176亿桶；可开采煤炭储量，美国2605.5亿吨，中国622亿吨。如果算一下人均水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差距就更明显了。而且，我们都知道，美国是现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维护者。凭着这个地位，美国不仅获得了很多物质资源的挹注，更有占据着主流话语权的“道义优势”的加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种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更大的优越性，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实现公平正义。

复次，新阶段的改革开放，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内容。主要注意这几项：第一要坚持自己的基本制度、基本路线，不能犯大的错误，更不能改旗易帜；第二要把握时机，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调整体制机制，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文化交流，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更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际政治乃至军事斗争，不断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减少中国进行国际交流的“制度成本”，变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富有感召力的“制度优势”，实现建立和维护新秩序的“制度红利”。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深层原因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掩盖，随时会再次探底。中国如果能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在经济上完成更合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就可以使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和发展势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更明显的优越性。

最后，我们还要明确，对一些提法，要有辩证的认识。比如，讲“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并不是要沿着改革中新形成的某些阶层，在外部势力的互动加持下，兜售的“唯一正确的改革方向”，一直走到所谓的“河那边”。如今，“河那边”的情况，似乎并不很好。即便是“那边”最自信“历史终结”的时候，小平的一路南巡，走到深圳后，也并没有到香港，而是一路又北返，回到了北京。这就是真正的辩证法。即便如一些人鼓吹的，“一路向前”，走到最南，也不过是南极。然后呢？是不是继续向前呢？再向前，就是最北，也就是北极了嘛。如果按照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岂不是不符合“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当然，那些人会说，到了那个目的地，还可以做一些具体的、细化的调整，并不是就此无所作为。那么，某些人所谓的“改革成功”，岂不是真正的“历史终结”了？且不说这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以辩证法论，也是不正确的。

如总书记在年初的论述，一个社会应该实行什么制度，取决于什么制度和体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社会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能够有效解决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左的或右的别的制度，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被实践证明的。借用一些人的说法，以道路的抉择论，对今天的中国，历史虽未终结，但也已告一段落。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并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近五年来，越来越显示出其优越性、有效性。而改革确实未有穷期，也永无止境。这是指具体的体制机制的改进，基本制度的充实，利益结构的调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前一个阶段有效的体制机制，都只是在总体上是有效的，必然还有另一面，即一些副作用。到了新的阶段，对体制机制进行调整，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这时就要坚决进行调整，形成新的有效的体制机制。而到了下一个阶段，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但基本制度，只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善、丰富，不可能走向另一种基本制度。

只有明确这样的认识，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是对改革最好的坚持。

第三，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去年的大会前，很有一些人内外联动，不断进行“出口转内销”的信息战，意在实现“去毛化”的目标，即明确宣布，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再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而大会报告对这种鼓噪的回应，就是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今，时隔一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具体的全会公报和决定中。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确定，这不是简单的官话套话，而是如参与起草的人士所言：具有绝对的必要性。那么，在新的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现实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呢？

中央的相关论述强调，我们今天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是坚持其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也是坚持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中形成的那些正确的认识。本人认为，其核心，就是群众路线。

理解这一点，需要展开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系统回顾。

（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概述

中国发展到今天，属于绝对的小概率事件。所谓“小概率事件”，是指这个事件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一般要有足够多的尝试后，各种机缘相凑，才能发生。而中国历史的小概率事件能够达成，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思想意识上的历史主动性的确立。其思想基础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起码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般的规律是：王朝初期，因动乱灾害叠加，人口锐减，人心惧乱思治，中国儒家伦理被普遍信从，统治者节用爱民，人地矛盾几乎没有发生，所以呈现清明祥和，安居乐业的景象。之后，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兼并，裙带宗族势力逐渐压过皇权的维持稳定公正的努力，皇权逐渐被绅权、族权挟持，社会矛盾激化之下，绅权、族权自称是皇权的代理，实际是不断强化自己的利益，同时诿过于皇权。最后，皇权失去号召力，朝纲解纽，天下大乱。再之后，皇权重建，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历史，要超越传统道德本位史观，探寻其内在规律。需要注意，秦汉一体，属于大一统王朝的初步探索。周礼算是大一统王朝的奠基。汉之后，经过大乱，迎来隋唐一体，属于大一统王朝体制完善的主要阶段。就体制论，其核心成就是，解决军功勋贵与寒门出身的绅宦的关系。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军功勋贵与寒门文士的摩擦，导致藩镇坐大。寒门文士出身的黄巢，因不耐于在摩擦中蹉跎，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接摧毁了勋贵最后的统治框架。所谓“我花开后百花杀”、“天街踏尽公卿骨”。

有宋一代，寒门文士通过糊名科举，确立起对武人的压倒性优势。儒家传统的责任伦理，确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而其直接后果，就是武人地位低下，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文明的武力冲击下，南宋虽然是坚持最久的，毕竟还是全境沦陷了。

之后，就是游牧文明的征服者，与成熟的农耕文明之间，确实无法调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文天祥长期优礼感化不成之后，为浇熄以文天祥为旗帜的反抗，只能斩首。最后，以元代对中原的统治的笨拙，终于使其“无百年国运”。

明朝全面回归并强化了宋朝确立的大一统模式。而在明末，则充分暴露了这种模式的根本困境——裙带腐化。所以，这种模式，只是将中国社会锁定在周期律中，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摆脱周期律。

清代由于自己的渔猎文明的根底，向农耕文明归化过程中，比较成功地收服了游牧文明。而这种降服，既是满清的实力和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因为蒙古的黄金家族的后人，总结了自己的历史经验，做出了明智的抉择——臣服于满清，通过联姻确立起特殊地位，搭车成为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第一门亲戚”，逐步稳妥地归化进入主流的农耕文明。凡有试图超出这种模式，“复兴成吉思汗基业”的，不仅是清廷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蒙古族其他部族孤立打击的公敌。

经过入主中原后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征伐，清朝终于确立了一个“一国两制”的大一统模式，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原文明两千余年的，游牧文明武力威胁的困局，且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结构。可以说，当年被清廷真正有效统治的地区，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是基本一致的。不论毛泽东是否讲过“现在我们是吃清朝饭”，有清一代，经过各民族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结构的确立，是清朝的主要的历史贡献。

另一方面，当清朝即将走向历史周期律的下行波段时，外来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却是从其战略进取的后方杀来。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体现的是更合乎道德准则的对于经济贸易的理解。但因为社会组织动员方式的落后，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中国不得不痛苦地逐步接受工业文明的逻辑，由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谋求对西方的赶超。

此时，对清廷最直接切近的冲击，还是传统周期律激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同样需要一个粗糙的“宗教”外衣——这种粗糙，如“篝火狐鸣”一样，不是这个外衣的劣势，而是其独特的“优势”——只有显而易见的荒诞，才能激起造反者于万死中求一生的激情和勇气，形成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凝聚力。这种运动本身不会取得成功，却会造成一个乱世，使真正清醒的势力，逐步看到可乘之机。

比之太平军，湘军集团既有清醒的意识，也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在平定太平军后，才有赵烈文与曾国藩的一番深谈。但曾国藩却有着不同于赵烈文的大局观。

赵烈文认为，因平定太平军，已经重新形成了东汉末年的若干武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而曾国藩手握一个最强大的武装集团，自己又是心学理学融合的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完全应该顺势而为，打出“夷夏之辨”的旗号，直接颠覆或驱逐清廷，重建有宋以来确定的秩序。

而曾国藩既是有自己的“意底牢结”的伦理准则，更认识到清朝形成的制度成果、幅员版图的意义，不愿打破满、蒙、汉的有识之士，经过两个世纪摸索形成的新的文明制度共识。所以，他还是断然否决了赵烈文的意见。赵烈文只能无奈地预言了军阀混战的前景。

另一方面，曾国藩主动提出裁撤湘军，默许湘军主力攻破天京后，大行烧杀淫掳，将天京集中的江浙地区一半的子女玉帛掳回湖南之后，湖南这些曾经的淳朴的山民，在见过世面，开了眼界之后，对实业的现代科技，建立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民风相激励，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责任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王阳明，形成心学思想，其核心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格物致知，更要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如何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呢？就是要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启发尽可能多的人的良知良能，形成整个社会稳定和谐的正能量。立德，就是学习、感悟、亲证良知良能；立功，就是在实践中落实、增进良知良能；立言，就是对于良知良能的更全面的、更新的认识，形成著述，启发尽可能多的人。心学第一次高潮是泰州学派，促成了明朝的一个中兴气象。但却也没能挽救明朝，明朝还是终结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受到湖湘学派的集中教育，在青年时又接触了各种思潮。特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很推崇曾国藩。但蒋介石没有曾国藩的学问才具，只是笨拙地理解了曾国藩的思想。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超越了曾国藩。

毛泽东积极投入各种政治尝试，包括照搬美国的思路，也是落实孙中山最初构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图——由“湖南共和国”而启动联省自治，在一个地方摸索出成功的社会模式后，最终合众为一，实现一个好的统一的国家体制。

如果一直这样尝试下去，毛泽东最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谜题。而历史的事实是，一个接受了完整的湖湘学派的教育培养，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又对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的年轻知识分子，随着自己的老师杨昌济——也许还有杨开慧——来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中心北京。当时的政治，已无中枢可言。而思想、文化也是莫衷一是。在北京大学游学期间，毛泽东与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之间，建立起超越领导与临时工，也超越师生的关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是毛泽东的套话，而是那一代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历程的总结。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的深刻把握。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责任伦理本位，又有致良知的思想。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人的地位、经历、学养、认识水准等又是不同的。用什么方式才能使大多数人的良知良能激发出来，就成为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的核心问题。

作为被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了各种尝试，却都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后发展的处境，处于被侵略掠夺的境遇，外部环境根本不可能是友好的。而人均资源匮乏，人民如果不能被动员组织起来，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赶超，则庞大的人力资源，就不是优势，而是基本无解的先在局限。如果一直不能完成这种组织动员，则中国将和其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只有几个和西方比较接近的群体聚集的飞地。这些飞地与本国的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活脱节，却与本国的已经腐朽没落的阶级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对外具有对先发展国家的依附性。如此，这些飞地，事实上就是先发展的西方世界，对该地区的财富汲取的吸管。至今仍有一些表面上获得了政治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摆脱这样的困境。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明自信的伟大民族，一旦一种思想理论，能够使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振奋精神，完成现代社会的组织建设和动员，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逐步实现对西方的赶超，则这种理论，虽然会触及剥削阶级的利益，甚至指向消灭这些阶级，仍然会得到全国人民，包括出身剥削阶级的先进分子的信从。俄国革命的成功，就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勇敢而艰苦的探索。最终，是有着独特的知识结构和阅历见识的毛泽东，在百折不饶、愈挫愈奋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一步步在理论上完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对接，实际是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基于中国自身传统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进行超越的探索。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世纪的探索追寻的最后完成，是中国对西方实现赶超的思想基础。此后的实践，仍然会有挫折和失误。但是，只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基础，这个进程就是磅礴向前，不可阻挡的。

（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群众路线及其决定性意义

今天，就中国与苏联的改革的不同结局展开分析，从各种角度、各种立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从文化传统决定的党的意识形态与党建原则展开分析，也可以理出一个脉络。面对几千年的私有制的历史积淀的软硬实力的全面优势，社会主义的事业虽具有进步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键在党。不论苏联还是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怀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保持着生机与活力的坚强领导核心，亡党亡国，分裂解体，其实是最自然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分析中苏两党的差异，是解释中国和苏联改革不同结局的真正要害所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与苏共的理论基础并无不同，且在一个时期内，其建立和斗争，都是在苏共的指导帮助下进行的。但在延安时期后，中共在苏共面前彻底独立，两党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中苏两党，都强调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教育和组织。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但中国有着自己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最核心的是责任伦理和“致良知”的思想。这种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者的历史创造的主体地位的论述结合，形成了群众史观之后，就会转化为对人民群众的信赖、依靠和启发的意识。

这种意识的核心，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自己如何“建功立业”，而在于实践中启发尽可能多的群众的尽可能强烈的历史主体性的自觉。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的讲话，收入选集的题目就是《愚公移山》。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的不懈斗争的价值，不在于自己创造奇迹，而在于以造福于民的诚意，直面“常理常情”下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的勇气和意志，最终感动了“上帝”。毛泽东强调，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牺牲，并不能包打天下，而是一定会面对“压力山大”的近乎绝望的局面。但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奋斗牺牲，真正感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自觉，这种自觉发挥出来，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达成任何目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信念，这就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这就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意义。

相比于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曲折，苏联共产党的主客观条件要更好一些。党的奋斗历程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只要党员干部真正勇于牺牲，坚韧斗争，以苏联的资源，人民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苏共曾经取得的成就，有些至今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但另一面是，正因为不需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而是可以沿着一个计划，近乎笔直地建设成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所以苏共对群众路线，可以说基本没有认识。

列宁强调：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斯大林更进一步说：“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计划就是法律。”

可以总结一下，苏共和中共，在思想上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一个是相信少数先进分子，可以替人民群众做出决定，人民群众只须被动接受领导；一个是相信少数先进分子的最大意义，就是启发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激发出主动性和创造性，认识并不断实现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

就是这样的差异，使得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建设、发展中，一个逐渐僵化，脱离群众，一个始终以人民群众“高兴、满意、答应”作为标准，不断反思、调整。

在改革中，苏联则从僵化保守，使体制难以为继，急速转向自我否定，不相信人民，却迷信西方兜售的制度和思想意识，最终放弃了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仅凭“善良愿望”改旗易帜，其结局只能是亡党亡国；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群众路线，立足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的根本动力和目标。这里需要说明，这个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当前可以等一等的“历史方向”，而是要实实在在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在特定阶段承受较多成本的群众，也在其有生之年，实现了切实的补偿。下一个阶段，由于条件的变化，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尽力避免某一部分群众，为改革承担主要成本，且更要注意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只要坚持群众史观，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形式，实践群众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凝聚起无穷的力量。

总结历史，我们应该明确，所谓“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内在联系的整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核心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真正理解、提炼出现阶段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意愿和要求，把实现这个意愿和要求，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牢牢把握，毫不动摇，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公心和诚意，凝聚起各种力量，调动起各种资源，形成攻坚克难的正能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广大人民的最迫切的意愿，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公正与秩序；在建立新中国之后，最广大人民的最迫切的现实的意愿，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时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在国民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并巩固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意愿，就是发展经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完成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的伟业。

党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准确提炼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的意愿，一次次确立、坚持、实现了正确的路线，才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小概率”事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这才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肯定和实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更是现实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组织、启发、依靠的对象。如何实现对各个时期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启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决定共产党的命运的核心问题。

再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什么才是共产党在全局高度必须把握的最大的实际？什么才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主要方向？就是必须提炼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的意愿和要求，只有把握住、实现好这个意愿和要求，才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才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真正的统一的正确的着力点。

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忽略大多数人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将基本原理与现阶段的、本地区的、本部门的、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提请注意，对人民群众具有自然的血脉相连的渊源与情感的一代人，也是在残酷的斗争中，淬炼了理想信念，经受住了考验的一代人，已经随着自然规律的作用，逐渐淡出了一线，离开了人世。在新时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基本立场上，出现了一些迷失，以种种“客观实际，现实需要”的理由，实际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迷信西方兜售的一些体制和价值观念。因此，这里有必要正本清源，强调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基本原理，就是群众史观；这个具体实际，有着各种理解。共产党人的具体实际，就是贯彻群众路线，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与部分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这就是各个时期的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内涵，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使命。

这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发展，确立的任务都很艰巨，面临的环境都很严峻，需要战胜的内外敌人都很强大。而不论阶级基础、理论准备，还是客观物质条件，相比之下，都是薄弱的。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阶段性目标，而不至于被各种“盟友”裹挟而迷失方向。靠什么保持这种独立自主呢？就是要紧紧依靠自己的社会基础，将其转化为不竭的力量源泉。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最大程度地动员人民群众，使自己能够驾驭各种内外盟友提供的有利因素，而不会被对方裹挟。在革命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对老大哥的独立性，更要独立自主地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在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环境更复杂，党的各级干部受到的蛊惑更花哨，这就尤其需要保持真正的政治清醒。只有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地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保持清醒和独立自主的动力、认识和无穷力量。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枢纽，就是群众路线。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世界很小，人民最大。

把握住了这个枢纽，我们就可以对一些问题，展开真正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实际上，还是解决基本理论对现实的直接的指导意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认识，准确把握一些关乎改革开放基本方向的原则性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要性，以及正确方向，前边已经有分析。后边主要讲一下两个重要问题。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阶层，无疑也属于人民这个范畴。但是，不必讳言，他们的思想意识，由其基本利益取向决定，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的对立性。也许他们在表面上还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他们的拥护，是建立在逐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基础，逐渐掏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改旗易帜的预判和预期上的。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两种改革观的斗争。这里分几个环节分析一下。

（一）对新阶层的基本判断

这些新阶层，其主流对激进的向西方接轨的主张，有本能的反感。但这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上的，而是因为那种激进接轨的主张，会造成社会动乱甚至国家解体，直接阻断他们的经济实力的发展，破坏他们期望的逐步向西方接轨的“大业”。同时，这些人也有基本的民族意识，愿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是担心，某一天，共产党会根据《共产党宣言》昭示的原则，实现公有制。这样，自己的人生价值，归根结底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们希望共产党在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他们的发展营造一个必需的内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扶持他们的发展，淡化阶级意识，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宣言》所规划的目标。对这些新阶层，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有活力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调动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活力；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新阶层，还没有在实际中形成一个稳定的阶级。

第一，这个新阶层的发展，不足四十年的时间，至多是两代人。这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有着明确意识的稳定的阶级；

第二，这个阶层要发展成一个阶级，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这是这个新阶层所不具备的。

就封闭性而言，现阶段的发展，私营经济竞争激烈，国内外的宏观、局部环境也并不很稳定，只是表现出某种趋势，所以很容易发生阶层流动。处在这个阶层的，少数可以上升到当前必须提出改旗易帜的明确主张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圈子，多数就是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把握各种机会，得到整个社会投资的平均利润率，稳定在一个状态下。还有一些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还面临着破产的压力。而且，这个阶层的多数，其实本人就出身于劳动人民。他们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绵长的情感、利益关系；

就独立性而言，这个阶层的经营活动，还需要在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一些辅助、配套、补充、服务的功能，以求得自己的发展机会。有些还具有一定的买办性。处在这样的地位，他们本能地对体制内的僵化、腐败，以及跨国资本的威势，有一种反感。但这种反感，又往往在政治教科书中灌输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模式下展开论述。这种思想理论的贫乏，实际是其不具有现实独立性的反映。

所以，这个新阶层，有向一个阶级发展的可能，但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稳定的、强大的阶级。我们既要看到其“阶级异己性”，也要看到其不稳定、可以争取转化的“可塑性”的一面。通过有效的引导，使其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到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即便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在现阶段，只要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有时可能有过激的言论，但本质上和一些极端的自由派、“带路党”等，还是有原则性的分歧。

（二）与新阶层进行积极的严肃的斗争

在前述的基本认识下，正确的做法，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充分扶植，创造空间，激发活力，鼓励创造，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同时，也要进行积极的、严肃的说理斗争，使其能够真正全面、辩证、历史地认识一些问题，逐步真正在思想上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这种斗争，我们要摒除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超越包容的辩证思维。

1、正确、全面理解基本原理

就基本理论的层面，我们要深入理解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条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个“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是政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等主流观念和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

我们一般的理解，可以说是“静态”的。就是我们都清楚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并巩固先进的制度，然后就是要坚持这个制度，对各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防死守，确保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坚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改革开放的实质，毋庸讳言，就是要重建和引进中国和外国资本，承受一定程度的剥削。这些资本力量，不可能满足于只获得经济利益，必然会对制度提出自己的要求，必然会追求“以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即以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偏好的制度模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这就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理想信念和基本制度，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这个静态的理解，面对改革开放的现实，自然会产生两种思想倾向。一种就是停止改革开放，甚至扭转一些政策乃至法律的成果，走回归“纯粹”的公有制的路，实际是回头路；另一种就是“适应现实的趋势”，把改革开放理解成前述的“向西方逐步接轨”。

和这种静态的理解相对的，就是动态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固然是要重建、发展一个带有剥削性的阶层，也有可能发展到剥削阶级。但是，改革开放不是向私有制回归，不是向西方接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改善。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种结构下，每一种所有制成分，都会推出自己的代表，表达自己的诉求，宣传自己希望的制度模式。这就必然对现实的上层建筑产生投射。经济基础的混合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就会带来上层建筑的斗争。有些特定的情况下，这种斗争还会很激烈。也就是说，第一，经济基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斗争和“混乱”将是一个常态；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赶超，就必须特别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我们必须明白，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制度基础，是必须坚持并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是低水平的，不稳固的，是需要不断改革发展，加以完善的，更是需要与中国、外国的资产阶级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互相合作，共谋发展的。我们不能在发展中放弃自己的基本制度，那是走上了邪路；也不能拒绝改革开放，那是走上了老路、回头路。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扩展的过程中，勇敢直面现实的复杂性，对各种剥削积极的思想意识，进行各种形式的严肃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乃至必要时的政治斗争，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这就是对上述基本原理的动态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这里尤其要注意，我们要不断进行严肃的思想理论斗争。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斗争的对象，即这个新兴阶层，又是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且与劳动人民、党员干部等，都有广泛深刻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阶层，是党的政策的产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新时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其鲜明的特点。那么，该怎样理解，与这些阶层进行思想理论上的严肃而积极的思想斗争呢？

2、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斗争方式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我们要坚信，引进了一些“杂质”甚至是“异己力量”，不但没有葬送社会主义制度，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增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党能够驾驭的社会财富增加了，能够调动的资源、手段丰富了，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更好更快，在更高水平上发挥了作用，展示了令人信服的成就与活力，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这是历史的主流。

我们要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以更丰富的形式实现。当前最核心的，就是增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增强活力，使国有企业更好承担战略使命，履行社会责任。落实这种影响力、控制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发挥其体制机制的活力，又在实践中推动其完善进步。这样，公有制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互相激荡，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形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实现民族复兴的正向合力。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因为，那些带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不会自觉地接受其被主导的地位，而是一定会谋求借着公有制的主导，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先发展起经济实力，进而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乃至于在党的相当一级的领导集体中的代表，最终实现改旗易帜。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这种策略，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

因此，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关键在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党员干部要有坚定的信仰，当前特别要辩证、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单纯，更不是僵化。

这里需要再次比较一下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少数先进分子组成一个领导集团，根据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凭着丰富的资源的支持，就建成了社会主义，且很快达到很高的水平。但随之就进入了僵化状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总结为“凑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无法单纯地依靠自己的资源，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独立自主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基础建设，建立起完备的但却是低水平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后，要达到高水平，就必须既要坚持基本制度，又要改进具体的体制机制，更要激活资本的力量，获得相当的效率。既然要激活资本的力量，就要把资本当做合作伙伴，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其意识形态和制度诉求的传播，就不必大惊小怪，也无法严防死守，只能有效驾驭这种意识，在动态的过程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要实现这种有效的驾驭，真正做到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要弘扬中国文化传统，超越西方文化传统，采取正确的思想方法。为了能够更好理解这个问题，就要选取大家熟悉的角度来说明。这里，就以中医和西医的差异展开，来分析一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

中医的核心逻辑，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超越包容，辩证转化；西医的核心逻辑，也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二元对立，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辩证转化的基础。没有形而上学，则辩证转化就是虚蹈的；没有辩证转化，则形而上学的结果，必然是僵化。中国和苏联的改革结局的不同，中国与美国之间运势的对比，其思想文化基础，就在于美苏都缺乏辩证转化的智慧，一个是从一种僵化急速进入另一种僵化，一个至今连改革的实际动力都没有。而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之前，几乎走投无路的处境，其思想文化基础，就在于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科学、技术、制度等，中国实际上已经全面落后。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虽有挫折和全局性的错误，却能不断取得成功，其思想文化基础，就在于对西方文化实现了真正的超越包容。

中医有一条基本原理：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里的正和邪，是一个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生生不息的互动的过程。可以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比如在婴幼儿阶段，以骨血生长为主，有性的欲望为邪；而到了青少年阶段，春秋茂盛就是正，但欲望过度又成了邪。中医讲扶正祛邪。但邪完全祛除，又会有新的正邪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是有活力的表现。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正确的改革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正，错误的改革观，资产阶级自由化，改旗易帜的主张就是邪。这里有激烈的斗争，但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共生”甚至“共赢”的关系。没有正确的改革方向，社会稳定，国家独立主权都无法保证，则非公有制经济也不能有基本的发展条件，甚至没有基本的安全；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能充分激发其活力，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体现和增进，人民群众也很难信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和群众基础。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正确处理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采取超越包容的态度。要认识到：一些新的阶层，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自然会提出政治要求，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际是争取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改旗易帜的道路发展下去。正视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新时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决定性的斗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的体现。但这种理解，只是初步的。

在斗争中，如果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考虑消灭这种思想意识的经济社会基础，事实上就是走了僵化保守的老路，就是停滞倒退；如果放弃斗争，就是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亡党亡国，解体分裂。两种错误，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死路绝路。正确的做法，只能是综合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教育、领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调整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坚持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带动新兴阶层，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凝聚起来，各擅其长，共谋发展。最终，使其内部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加深提高认识，真正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的内涵。简单说，就是杜绝二元对立思维，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超越包容，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坚持正确方向的思想认识，也会对社会主义的内涵，有更深入、更丰富的理解，不断地修正自己；而有剥削阶级意识的观点，也会在实践中，对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信服，最后完全融入正确的改革方向。

再进一步分析，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斗争过程。而事实是复杂的，有的时候，斗争是尖锐的、激烈的。如何更进一步全面理解这个斗争呢？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三）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在南巡中，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当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小平当年讲的是“当前”，也就是有具体的时空环境限制的。对邓小平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样，正确的态度是，不要纠缠一些具体的论述，而要准确、完整地把握其精神实质。这才是真正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具体的论述，要结合其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取得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的一致性理解，才能真正得到指导实践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由邓小平亲自确立和论述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在不同情况下要有所侧重，但不能偏废任何一个。

具体到小平在南巡时，主要针对的是，在苏东波的背景下，一方面有人对改革开放有所动摇，主张改革开放暂停一下，甚至要重新审视一下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另一方面，也有人坚信，中国要么僵化崩溃，要么走上改旗易帜的道路。那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是克服走回头路的想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支持。因此，这个时候的“左”，是特指那种在思想上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有可能失去历史机遇，使经济在瓶颈长期停滞的危险。

这样，只要守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就是底线，就要在具体的政策上大胆试大胆闯，凭着勇气和进取精神，调动起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开拓出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这是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要警惕的右，就是要把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特别指出，“动乱就是右”。其意涵在于，只要有些境内外势力，没有公开提出否定基本指导思想，改变基本制度的主张，且把这种主张作为纲领，发展到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的公开行动，则一些思想理论主张，应该在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下，以必要的思想理论斗争来加以批判和抵制。但党的工作中心，不能因一些杂音噪音而分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两手不是平均用力。客观上，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一手才有真正硬起来的基础。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也闪耀着辩证法的智慧。

这里可以打一个比喻。如前所述，一些新阶层，提出自己的制度诉求和意识形态论述，企图改旗易帜，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必然的副作用。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只认识到这一点，却不是辩证法的认识。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会影响一些人。这就好比在烧水。要想控制这个过程，一般的理解，就是釜底抽薪和扬汤止沸两个办法。就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这个问题，釜底抽薪，就是控制、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彻底解决”；而扬汤止沸，就是进行一些被动的应付。而辩证法提示我们，首先，那个下面的柴薪，非但不能减，还要不断加。这样，釜底抽薪不可取，扬汤止沸又无济于事，似乎真的要走上“渐进接轨”到西方的邪路了。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锅不断做大，把水越加越多，这个速度超过了柴薪的增速，就可以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掌握住真正的主动。

事实证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随着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拓展、深化、丰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向西方接轨的主张，在中国确实以越来越花哨的方式传播，其直接影响的党员、干部、群众也越来越多。但是，另一面是，尽管有着很多模糊的认识，但党员干部对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越来越有自信，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个人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坚信不疑。这是当前思想理论斗争的基本面。这足以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中有所侧重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当然，也要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在现实面前，其宣传策略也做了调整，主要就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歪曲成“渐进理性发展”，实际是向西方接轨的结果。同时，又突出强调一些局部的、枝节的发展不完善产生的问题，形成一个新的逻辑脉络：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逐步地稳健地向西方接轨的成果，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接轨还不彻底导致的。如果彻底接轨，就会迎来一个理想的社会。

再有，就是片面强调“民族自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决定性意义，把今天中国的成功，解释成“弘扬传统文化，坚持民族立场，突出资本逻辑，实现现代化赶超”。

如果任由这两种思想意识成为大多数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思想主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危险。面对这种危险，我们应该加强理论自信，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对历史经验做出正确的总结和宣传，澄清一些原则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努力扭转思想理论斗争中的“西强我弱”的局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集中提炼为可推广可复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体制模式，首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宣传推广，同时力求使更多的普通的中国人，自觉成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干五”，在与本国和外国的朋友、合作伙伴的交流过程中，以各自的鲜活的经历和理解，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正确性、制度有效性和道路的包容性。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的具有广泛适应性和有效性、号召力的普世价值。就此，彻底扭转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逆差”，占据思想理论斗争的制高点，为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深化的交流合作，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这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最好方式，也是唯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斗争、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式。

可见，小平当年讲“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的“左”，指的是片面总结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的教训，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理解为“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两个中心”，甚至以反和平演变为工作中心的主张，延误改革开放的倾向。如果这种主张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就会延误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使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党就将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最后反和平演变也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当然要以防止这种风险为主。而对右的方面，只要没有发展到动乱的行动，就要有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自信。当然，如果发展到动乱的阶段，如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有效性，在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的信服，党对基本路线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简单说，锅越来越大了，水越来越多了，一些人想翻天，已经不可能了。当然，这是以党不出问题，不犯原则性错误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对小平当年的论述，也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解。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事业，还有各种风险和挑战，但是，当前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应对危机，而是如何适应新阶段，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尤其需要扭转意识形态斗争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在新的阶段，左的障碍，在于一些具体的僵化的认识，实际是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结果；右的危险，则主要是歪曲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把改革开放引上邪路的企图。

明白了这个新的形势，我们就应该既破除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过时、片面的理解，也要帮助一些被蒙蔽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破除对西方的迷信，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

总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阅读整个全会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全文的基本结论了。

一般理解，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表浅的意思，是在实践中遭遇挫折，难以为继，总结教训，破除原来的思维定势，进行新的探索。而真正正确的理解，就认识论层面，解放思想既要在实践中获得动力源泉，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推动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就是在真正把握住内在规律性的前提下，破除一些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做成一些在原有的，包括自己和别人、前人的实践中形成的认识下，不敢想不敢为的事情。同时，对前边的阶段中认识正确，却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些结论，将其确立为进一步探索实践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地对自己的历史“彻底否定”。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八大确定的，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开始了新时期的探索。如今，在简单的“摸着石头过河”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背景下，提出“两个互不否定”，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相信在继承发展前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思考中，将提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18届3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中，突出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一脉相承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背景。需要明确，这不是停滞倒退，而是真正的直面发展，进行理论创新的宣示。

就具体方法论，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坚持试点的方式，力求在实践中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效，积累足够的经验后，经总结形成全局性的政策，在全国推开。这就是局部突破，带动全局的思路。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最成功实践。

总之，中国的改革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不是对自己的实践的否定，而是正确总结历史，将此前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的初步的正确认识，后来没有成为指导思想或者没有坚持下来的，确立为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论述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的两个时期的内在一致性。毛泽东思想被继承发扬的，不仅是活的灵魂，也包括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些认识和经验，包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警惕、反对和平演变，以关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基础的大型重点工程为枢纽，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科学技术、工艺装备、组织管理水平的突破性发展的思路，和平发展，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等。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改革，就是守正创新。创新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丰富、完善。就经济基础论，就是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总结全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次全会的文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发展，形成一个基本成型的体制机制框架和理论体系，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理论成熟和政治成熟，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总纲领。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在这个总纲领的规划指引下，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解放思想，稳步推进系统、协调的改革发展，全面实现守正创新的目标，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胜利。在一片分析“商机”和“突破”的舆论热潮中，对那些具有“天花板”、“方向盘”性质的“官话套话”，做一些深入的、辩证的、历史的解说，应该不是废话。

这篇近三万字篇幅的文字，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有更多的人，沉下心来，先搞一些“务虚”的事情。说到底，还是为了不要在“务实”的路上，被各种蛊惑和戏法带到不希望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