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供需關係理論的最基本的政治意涵是政府不應介入市場經濟而應讓市場的供需來調節市場的價格。在市場經濟環境裡成長的人們或許會把這一點作為天經地義的事因而反而不會體會其中的特別意義。可是凡經歷過諸如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前的由政府來統一制定市場價格的經濟環境的讀者對於這種由市場的供需來調節市場價格的意義的感受可能反而更深。也正是因為有着在上一世紀曾流行於很多所謂的東方陣營國家的效率極低乃至拖垮了各國經濟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作為對比，才使得所謂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顯得格外的合理，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天然的合理。

以一個事物的某個反面的缺失作為該事物本身的合理性的依據是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基本的論理方式。儘管這種論理方式也經常是一種合理的論理方式，它本身並不是一種邏輯上很嚴格的論理方式。最主要的是因為任何一個事物，尤其是社會性事物的反面並不是單一的，因而某個反面的缺失並不一定就完全代表這個事物本身的完美。因此，這種論理方式能夠比較有效地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能夠找到合適的對立面。但遺憾的是，人們在運用這種論理方式的時候通常忽略了它本身的先天缺陷因而往往並沒有在意由於對立面的選擇缺陷而給論理的結論本身帶來的缺陷。用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的負面作為由供需關係調控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天然合理性的依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從社會邏輯上來說上世紀流行在很多國家的中央集權式的計劃經濟模式是一種失敗的實驗（當然，如同任何社會實踐的失敗一樣，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中自然包含了人類的自私愚昧貪婪等共同的負面本性），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也確實可以用來糾正中央集權式的計劃經濟模式的缺點。但是，中央集權式計劃經濟模式這個實驗的最初的邏輯依據卻正是針對了所謂自由經濟中的不公平的現象，雖然它失敗了，但是它的失敗並不等於那個由供需關係對市場調控的理論本身已經解決了那個實驗當初所針對的不公平因素。而只要這個不公平因素仍然成立，那個由供需關係對市場調控的理論就不但不是天然的合理，反而是天然的不合理，只不過它對於發展經濟來說比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更有效而已。

之所以會有人認為那個供需關係理論是天然的合理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是公平的。你有需求（demand）我有供給（supply），你情我願非常公平。但是這種公平背後掩蓋了一個事實：人們的需求（demand）本身是一個混雜了人類的基本生存需要和人類享受欲望還有很多社會文化的需要的一個極為複雜的抽象混合體，而在所有這些因素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們的經濟地位和相應的購買力而不是人們實際的需求。也就是說，所謂的供需關係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人類社會的各種不公平因素在裡面。因而雖然由供需關系所調節出來的市場在一定的條件下確實可以達到市場的各種流通與生產上的平衡並促使社會利潤及GDP等指數的上升，它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利益分配的公平。

世界各地的房地產業在所謂的自由競爭的由供需關系所調節出來的市場平衡中所帶有的嚴重的不公平的現象就是對於市場經濟中的聽似公平的供需關係理論所具有的實際上不公平的意涵的最好詮釋。房地產業不但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支柱之一，而且也實實在在地直接影響到生活在現代都市及鄉郊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存在權利。因此，對於房地產業背後的公平邏輯的討論是幫助人們認識經濟相對性和公平意義的一個最有效的例證。今天世界上很多貧窮的人們沒有房屋住，很多國家的大都市裡的普通百姓都要擁擠在狹小的簡易屋內，很多草根的打工階層一輩子也攢不夠能夠擁有自己的一個家的錢。可是富豪們卻一個人可以擁有數棟豪宅。這就是對於所謂的自由經濟中公平地調節市場價格的供需關係中的“需（demand）”字背後所掩蓋的虛偽和實際不公平的最好的詮釋。 是窮人不需要住房嗎？是草根百姓不需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嗎？是富豪們的肉體比別人更嬌嫩因而一個人需要有多棟豪宅來保障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嗎？顯然都不是。

很顯然，這裡所討論的問題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創造財富和如何分配財富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用今天很多人喜歡用的通俗話語來說，就叫做如何把蛋糕做大和如何切蛋糕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人類自古以來的社會性的思想上的困惑甚至混亂常常是來自所涉及的邏輯的複雜。財富的創造與分配之間的關係的複雜性首先在於如果沒有創造就談不上分配，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那塊蛋糕誰也分不着。這個很簡單且正確的道理在邏輯上的局限性也是很明確的：沒有蛋糕就談不上分蛋糕這一點並沒有在邏輯涵蓋有了蛋糕一定能夠分好蛋糕這一點。儘管如此，如果社會問題是線性過程的話，那麼只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時用眼睛盯住了切蛋糕的那隻手就行了。但是，高度非線性的社會實踐使得人們在現實中並不可能真地做到這一點，因此為了從理論上釐清創造與分配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對其間所涉及到的複雜的邏輯細節有所了解。

從動力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包含了眾多的人力與物質資源的社會體系猶如一個浩瀚的大海，它可以平靜如微波蕩漾的湖面，但在適合的擾動條件下卻也可以積聚起洶湧的數丈高的波濤或甚至產生一些更為奇妙的異象。而經濟體系中的財富積聚的如海濤般的變化尺度便使得人類的經濟繁榮可以體現在不同的層次上，也就是說繁榮的經濟不一定意味着對所有人或甚至不一定意味着對大多數人的公平。這句話也可以被反過來表達為：一個經濟體系即便對很多人甚至大多數人不公平仍然可以在特定的層次和範圍內表現出繁榮來。歷史上的王公貴族的的宮殿可以在後來的千百年中展現當初宮廷生活的奢華，但是並不代表那些時期的百姓們可以安居樂業。金字塔，泰姬陵，長城都被看做人類古文明的輝煌成就，但是這輝煌成就的背後又有多少苦不堪言的百姓的血與淚呢？再以今天文明世界的住房為例，在一個擁擠的都市即便房價讓多數工薪階層不堪其昂貴，僅憑高薪階層及少數極富有階層的消費，人們就照樣可以維持在有限的土地上的房市的興旺。

我們還可以從更為極端邏輯角度來看待繁榮與公平之間的不相關性。如在前面第二章中提到的那樣，如果今天世界上的人口頓減50%以上，那麼剩下的不到50%的人口以現有的100%的自然資源來生活的話，其平均水平很可能會遠比現在要高。按照這樣的思路來想，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今天的100%的人口的經濟中，如果犧牲掉50%以上的人們的利益的話，照樣可以達到社會上各種收支的平衡並創造社會利潤以及對於未被犧牲掉的不到50%的人來說的經濟繁華。這背後的動力學原因就是複雜經濟體系作為非線性的能量動力系統本身所具有極大的伸縮幅度使得它的繁華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上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誰是受益者，而這正是經濟相對論的一個基本意義。

當然，反過來說，不公平也不一定就有利於經濟的繁榮，這還是因為公平與繁榮之間沒有必然的正反比關係。還是以房市為例，很多時候房市本身會因為經濟不好導致現有房產的主要消費市場（比如所謂的中產階級）的購買力的下降而受到打擊。但是，人們也不要天真地把這種現象看作是不公平的社會分配一定會使房市受到打擊的證據。這裡面涉及到商業本身的自由度的問題。房地產開發商完全可以採取包括占用更多的土地來開發商業用房以及滿足富裕階層的高檔住房來帶動相應的房地產業的興旺，以華人世界的香港台北甚至上海北京為例，儘管有大量的草根階層買不起房，而且有很多貧困階層尤其年輕的打工階層不得不擁擠在狹小簡陋的居住空間裡，但是它們的房價卻可以不但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不斷攀升；這種現象也同樣存在於歐美的發達國家的都市裡面。這都表明了商業的興旺與社會的公平在數學上來說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在商業領域有很大的運作空間可以在不具備社會整體的公平的前提下，通過滿足供（supply）與需（demand）的平衡來創造社會經濟的興旺景象。

實際上，在自然的意義上，不公平是天然的無序而公平則是一種需要由特殊的努力來維持的有序，而人們對於公平和不公平狀態的判斷則是維持這種有序的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所以說，公平的實現相對於不公平的出現是一種小概率的事件。這種小概率的一個意義是某種不公平狀態被打破之後並不等於公平就一定會隨之而來。即便某種不公平本身就是導致伴隨着這種不公平的社會機制被破壞的原因，甚至說可以認為原有的不公平背後的社會機制的被摧毀是對原有的不公平本身的懲罰的話，也不等於說隨之而來的一定就是公平。再以房市為例，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過這樣的真實故事：當房市垮了之後，大批空置的樓房成為無人居住的所謂“鬼樓”，但與此同時卻仍有大量的人擁擠在狹小簡陋甚至骯髒的地方。即便如此，那些居住條件惡劣的人們也無法合法地得到那些長年空置無人居住的房屋。最後有些實在無家可歸的人便冒着被法律制裁的風險而非法地住進那些長年空置的“鬼屋”里去。

很明顯，類似這樣的不公平的問題肯定不是房市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分配問題的一個局部表現而已。另一方面，很多時候表面的公平也不一定就有利於繁榮。這一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大陸的被稱之為大鍋飯的反對市場通過供需關係的調節機制而採取中央計劃控制的經濟模式的失敗中已經得到證實。但是，公平和繁榮並不一定總是相互牴觸的，只不過創造一個既公平而又能滿足供需平衡而達到繁榮的經濟對於人類文明來說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實際上，反觀人類歷史，在很多曾經著名的繁榮時期都會留下當時的生產效率與公平分配之間的高於其它時期的正相關的記錄。這也意味着真正合理的公平分配本身可以為社會經濟的繁榮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而不公平的社會分配本身不但可以成為經濟的低效和衰退的動力，而且還可能會導致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極大的社會動盪及至整個原有社會體制的崩塌。

本文所揭示的供需關係理論背後的不公平實際上反映了自由經濟概念本身的一個根源性的不公平，而政府的適當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不公平。比如，對於高級豪宅徵收高額地產稅便可以是減少房地產背後的不公平的一項措施。但是，任何政府的介入本身都可能會帶來複雜的政治漣漪，並且由於政府介入的本身的人為的局限性，實際上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幫助克服市場經濟的不公平。比如，如何計算稅收本身就可能會因為其技術上的複雜性而使得其公平的水準不易被把握，因而最後仍然為政治勢力所綁架。另外，政府的過度介入到極端狀態時還可能會出現上世紀流行過的計劃經濟的狀況。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人生的一切本來就不是公平的，為了要發展社會經濟就管不了那麼多了；還有些人也曾強調只有讓富人滿意了，窮人才有希望。這些人在說這些話是可能忽略了只有有信仰的人才會相信的一點：人們可以去為了生存做一些他們認為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千萬不要擋住了上帝的路，因為一旦他們擋住了上帝的路，那麼他們的努力所換來的恐怕將會是更大的失敗。如果人們按照人類自身的邏輯所進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實踐的結果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平，那麼那樣的實踐不論從邏輯上聽來好像多有道理，它可能會因為擋住了上帝要幫助弱勢人的路而無法成功反而帶來更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