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任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
1896年生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本名錢北秋，又名錢潮。早年就讀於湖州中學，後考入北京醫專。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上海考入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主辦的上海無線電訓練班後，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後，就將錢壯飛留在身邊，擔任該局秘書。後任徐恩曾的私人秘書。所謂無線電訓練班和無線電管理局，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機構。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私人秘書錢壯飛也一塊兒帶了過去，並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和特務機關連續向蔣介石、徐恩曾發出顧順章叛變的電報，但均被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立即派人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報警。周恩來、陳雲等領導採取緊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共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滬機關全部迅速地安全轉移，使黨組織避免了一場特大災難，對保衛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1931年，錢壯飛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副局長。1935年，在紅軍長征南渡烏江時，遭敵機襲擊犧牲。全國解放後，周恩來曾經多次談到錢壯飛和李克農、胡底打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後對黨作出的巨大貢獻。他曾說，如果沒有“龍潭三傑”，我們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2、曾任國民黨特務機關設在天津的分支機構長城通訊社社長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別名有北風、胡馬等。1905年生於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國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從中國大學畢業後住在錢壯飛家。1926年，和錢壯飛、徐光華合辦了光華影片公司。當時，他們一面扮演影片裡的角色，一面藉此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被張作霖殺害。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也上了黑名單，受到通緝。同年冬天，胡底和錢壯飛一起離開北京，轉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為了維持生活，應聘進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經錢壯飛介紹，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務機構。
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並出任社長。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北方的分支機構，歸南京長江通訊社管轄。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緊急情報，錢壯飛和胡底就立即報告給在上海的李克農，由李克農通過陳賡及時轉報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農得知顧順章叛變的那天晚上，用暗語給胡底發了一個電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病篤”意即事態嚴重，必須立即行動。胡底時在天津。接到電報後，胡底馬上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
1931年8月，胡底、錢壯飛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到達蘇區後，胡底任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預審科科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胡底任中革軍委偵察科科長。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的達維地區會師。8月間，紅軍總部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但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張國燾突然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一部南下，並同黨中央分裂。跟隨朱德、劉伯承在左路軍行動的胡底，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不滿，常在一些場合流露出憤懣情緒。張國燾得知後竟將他誣陷為“國民黨特務”，給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張國燾竟下令將胡底殺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他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國家民政部再次追認胡底為革命烈士。
3、曾任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在上海設立的特務機構特務股股長的李克農：
1898年生於安徽巢縣（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化名李澤田以應考方式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該局負責人徐恩曾對李克農觀察一段時間後，對李克農產生信任。不久，李克農便升任特務股股長。
雖然徐恩曾對李克農很信任，但一個專供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互發電報使用的密碼本，絕不外傳。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將其放在貼身口袋裡。一次，好色的徐恩曾從南京到上海開會時，李克農見其急着去找上海灘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說：“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帶着這個怎麼行？”徐恩曾覺得言之有理，當即從小褂里掏出密碼本交給李克農，並囑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後，李克農立即將密碼本複製收藏。
後來，就是用這個複製的密碼本，在關鍵時刻，幫助破譯了國民黨的絕密情報，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農收到錢壯飛派人從南京送來的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投敵的密信後，急忙與黨中央取得聯繫。可這天不是與陳賡接頭的日子。於是，在夜幕下，李克農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最後終於找到了陳賡。接着，兩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來，迅即對有關人員進行了轉移。此後不久，李克農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
後曾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紅軍工作部部長等職。長徵到陝北後，曾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央社會部部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李克農這位中共情報、保衛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李克農:“李克農是中國的大特務，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大特務。”1955年，這位從沒帶兵打過仗的開國功臣，被授予上將軍銜。1962年2月9日病逝於北京。
4、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
祖籍安徽鳳陽。1919年生於湖北武昌。原名熊匯荃。1936年12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分隊負責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國民黨胡宗南（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部隊“服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1939年3月在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畢業後，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成了胡宗南的親信，負責處理機密文電和日常事務，起草講話稿。1943年，熊向暉獲得了一份胡宗南為進攻陝北地區而作的戰略部署的情報，並立即報告了黨組織，黨中央向外界及時揭露了這個陰謀，使之破產。後來，毛澤東稱讚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1947年7月，熊向暉被胡宗南派赴美國留學後不久，知道了熊向暉的真實身份，氣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暉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勤政殿。當他走進勤政殿時，看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也在裡面。這些人見熊向暉走進來，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哈哈大笑，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今天，我請你們大家來，一是和你們聚聚，談談心，二是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大家坐定後，周恩來指指熊向暉，說：“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裡去的……”說完，周恩來爽朗地大笑。眾人大為驚訝。國民黨前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說：“怪不得胡宗南老打敗仗。”周恩來看了熊向暉一眼，說：“以後我們打算讓他搞外交工作……”後來，熊向暉一直在外事戰線工作。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後，熊向暉隨喬冠華首次代表新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熊向暉擔任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等職。
5、曾任蔣介石侍從室少將高參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調到重慶後，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長期在國民黨軍隊潛伏，並指示他與地下黨的同志單線聯繫。後來段伯宇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第七期特別班學習。畢業後經胞弟段仲宇推薦進入蔣介石侍從室工作。段伯宇在蔣介石侍從室（後改為總統府軍務局）任少將高參後，在國民黨軍隊內進行策反工作。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為了保存他的最精銳的核心部隊――現代化傘兵三團，打算把傘兵三團調到台灣擔任自己的警衛部隊。上海地下黨得到這個情報後，責成段伯宇具體負責傘兵團的起義工作。經過段伯宇的周密策劃，傘兵三團於1949年4月15日利用從海上撤退福建的機會，轉舵北上，在海上起義，安全抵達連雲港，受到了以新海連特委書記谷牧為首的解放區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新中國成立後，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負責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6、曾任汪精衛隨從秘書的汪錦元：
原名汪國梁。江蘇蘇州人。少年時，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隨母到上海謀生，並改名汪錦元。後受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等人的影響，於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奉命打入偽上海市政府秘書處。由於其有一半日本血統，日語熟練，辦事認真負責，深得汪精衛私人秘書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賞。1940年9月，汪錦元因周隆庠推薦去了南京，並打入“汪公館”，做了汪精衛的隨從秘書兼日語翻譯。從1940年到1942年的兩年多中，汪錦元隨汪精衛參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會談。汪錦元抓住一切時機搜集汪偽和日本軍國主義“交易”的各種情報。例如，汪精衛與日本方面簽訂的賣國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汪精衛從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衛處來往人員的情況等絕密情報。這些情報都被汪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報小組，又由上海情報部門經秘密電波傳到延安，受到周恩來的稱讚。1942年8月，汪錦元等人因西里龍夫牽連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錦元等人獲釋後隨新四軍聯絡部部長揚帆來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經了解審查和上級組織批准，汪錦元恢復組織關係。1945年9月，汪錦元受命到國民黨統治區長期潛伏，相機打入國民黨機關，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從此，汪錦元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上海解放後，汪錦元曾在東方經濟研究所和保衛部門任職。1955年夏，他因所謂“潘揚案”被捕，關在北京。1982年8月，潘漢年、揚帆案得到徹底平反，汪錦元的問題也得到昭雪。有關部門對其的評價是：在從事黨的情報工作期間表現積極，認真負責，對革命事業有一定貢獻。1992年3月26日，汪錦元因病去世。
7、曾任白崇禧機要秘書的謝和賡：
1912年生於廣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讀大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黨中央派他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抗戰爆發後，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總參謀長，謝和賡被白崇禧任命為中校機要秘書。在武漢時，白崇禧讓謝和賡寫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係》的講演稿，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黨組織給予幫助。李克農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謝經過三天三夜，終於寫成，由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閱。李克農連夜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稿轉交給謝和賡，告訴他說：“恩來同志刪的是白站在副總參謀長的地位指責政治部工作失誤的部分，改為本着白的軍訓部長的地位講話。同時，恩來提醒你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跟我黨太相似。”按照李克農的指示，謝和賡急忙複寫了兩份，毀掉周恩來刪改過的原稿，將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完全採用了謝和賡起草的講演稿，向師以上幹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訓話。1942年，謝和賡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1946年畢業於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瑩（著名演員、現代女作家）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二人於1955年回到北京。謝和賡後曾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因周恩來和董必武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一年後得以重返北京。“文革”開始後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獄。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的情況後，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同年5月15日，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但出來時精神已近失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平反，後在外交部工作。
8、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秘書的趙榮聲：
安徽安慶人。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春去延安。後參加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任通訊組組長。1938年2月，趙榮聲受組織派遣，到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部做統戰工作，任衛立煌的少校秘書。劉少奇從延安到洛陽找趙秘密談話，囑咐趙長期隱蔽下去，等待時機，並要做好隨時應變的準備。1942年，趙榮聲到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學習。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工人日報》文化生活組組長，1952年寫成長篇報告文學《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向人們系統地介紹了吳運鐸。1956年2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其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在建設的日子裡》。1957年，在反右鬥爭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寫的《回憶衛立煌》一書。
9、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秘書的閻又文：
山西省萬榮縣榮河鎮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舖訓練班第二期結業後，被中共西北局社會部安排到國民黨西北軍閥馬鴻逵部隊。後來，閻又文尋機轉入晉軍傅作義部。閻又文與傅作義是山西榮河同鄉，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後，升任少將新聞處長、奮鬥日報社長、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按照上級指示，閻又文長期不與組織發生聯繫。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閻又文這個高級內線一直沒有被啟用。直到解放戰爭爆發前夕，中央情報部才重新與閻又文接上關係，於是，便有了傅作義痛斥毛澤東的《致毛澤東的公開信》文稿。原來，閻又文得到為傅作義起草電報的任務後，曾請示組織，周恩來指示：公開電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要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後來，閻又文曾代表傅作義與中共和談。1949年1月22日下午6時30分，閻又文以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處副處長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協議和傅作義的文告。新中國成立後，閻又文成為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的辦公廳主任。
10、曾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何基灃：
1898年生於直隸（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參加馮玉祥部隊。1931年任二十九軍一○九旅副旅長。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擊日軍，以戰功升為旅長。盧溝橋事變前夕，率部駐守盧溝橋一帶，多次挫敗前來挑釁的日軍。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直接指揮駐軍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根據黨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隊工作，同新四軍四師、五師建立了聯繫，在新四軍向鄂豫皖發展和建立大別山根據地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時，時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何基灃，根據黨的指示，和張克俠一起率部兩萬多人起義。此後，先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四軍軍長、南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水利部副部長、國務院水土保持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農業部副部長等職。1980年病逝。
11、曾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的張克俠：
1900年生於直隸（今河北）獻縣。1923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加入馮玉祥部隊。1924年前往廣州，曾任陸軍講武學校教官、隊長。1926年任馮玉祥部任學兵團團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在張自忠的師任參謀長。1931年考入南京陸軍大學。抗日戰爭期間，歷任第六戰區司令部高級參謀、副參謀長、五十九軍參謀長、三十三集團軍參謀長和副總司令等職。抗戰勝利後，任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積極開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與何基灃一起率部起義，對取得淮海戰役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起義後，先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軍軍長兼上海淞滬警備區司令部參謀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林業部副部長兼中國林業科學院長等職。1984年病逝。
12、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參議的劉仲華：
1899年生於山西崞縣（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擔任參議，做統戰工作，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產黨的抗日政治綱領作出了貢獻。當時，許多文化青年從敵占區來到五戰區，劉仲華就向李宗仁建議把這些流落到五戰區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展抗日活動。李宗仁接受了劉仲華的建議，開辦了戰時青年幹部培訓班。1949年4月1日，劉仲華作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顧問，同張治中等飛抵北平。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北京市園林局局長等職。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北京市委為其召開了追悼會，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3、曾任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科長的王啟明：
1910年生於直隸（今河北）威縣。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司令部參謀，第三十二軍營長，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團長，國民黨陸軍大學戰術教官，國民黨第三十二軍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國民黨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科長、高參。解放戰爭時期，任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參謀長。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義。起義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參謀長，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第十四軍副軍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雲南軍區副參謀長，昆明軍區副參謀長，雲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副省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2002年病逝。
14、曾任西北軍副團長的牛化東：
1906年生於陝西定邊。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被黨組織派到西北軍從事兵運工作。曾在西北軍任排長、連長，新編第十一旅參謀、軍械官、副團長。1945年參與領導該旅於陝西安邊起義。後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編第十一旅副旅長，三邊軍分區副司令員兼新編第十一旅副旅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寧夏軍區參謀長、銀川軍分區司令員、寧夏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1995年病逝。
15、曾任國民黨一一○師師長的廖運周：
1903年生於安徽鳳台縣。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1928年奉派入國民黨三十三軍從事兵運工作。後在國民黨軍隊先後任團部副官、師部副官長、團長等職。1933年與中共失去組織關係。後升任國民黨軍少將旅長、副師長、一一○師師長。後恢復中共組織關係，在其任師長的一一○師建立中共秘密師黨委。1946年任一一○師中共地下黨委書記。1948年7月，劉伯承、鄧小平指示一一○師黨組織，要做好起義的一切準備。11月26日，國民黨軍十二兵團司令黃維決定次日集中四個師齊頭並進，向雙堆集東南方向突圍。廖運周立即派人潛往中原野戰軍六縱報告情況，並請求乘突圍之機舉行戰場起義。考慮到四個師齊頭並進，一一○師被夾在中間，不利於起義行動，廖運周向黃維建議，將四個師齊頭並進改為梯次行動，如果一一○師先攻擊得手，其他師即迅速跟進，黃維採納之。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批准了廖運周的起義計劃，規定了起義部隊行進通道和聯絡信號，指示六縱做好接應廖運周師和阻擊黃維兵團的準備。11月27日，廖運周率一一○師師部和兩個團5000人，在解放軍炮火掩護下，經六縱讓開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區開進。黃維以為一一○師突圍成功，命令後續三個師沿一一○師路線突圍，當即遭六縱痛擊，折回雙堆集。廖運周率部起義成功，使黃維突圍計劃失敗。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瀋陽炮兵學校校長兼黨委副書記、吉林省體委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6年病逝。
16、曾任汪偽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等職的李時雨：
1908年生於黑龍江巴彥。1931年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打入東北軍，後又潛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1936年後潛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會部領導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檢察官的身份從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加了汪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中共搜集了許多汪精衛賣國求榮的第一手情報。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在取得陳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後，為中共獲取了許多敵偽方面的重要戰略情報。在陳公博兼任偽上海市長的1941年至1944年期間，李時雨兼任過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和軍法處長、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辦公廳第四處處長、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等職。日本投降後，李時雨又打入軍統內部，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少將軍銜），就在特務頭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報。1946年9月，李時雨被軍統以“漢奸”的罪名逮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釋放後，在上海以匯中企業公司副總經理的名義從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黨組織的指示，李時雨由上海到達香港後，帶着一部用線裝書偽裝的情報，取道天津來到北平，將情報交給了童小鵬，同時也穿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公開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李時雨先後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1982年離休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99年12月28日病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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