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张平特拉维夫-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 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

从前有一位来自远古的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面对万马千军。

“为守卫你的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来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 2006年2月25日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