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紀登奎（右二）出席周恩來追悼會

    一個極偶然的機會，我拜訪了紀登奎。

    他依舊戴着眼鏡。只是頭髮比過去更白、更少。下身穿一條很肥的褲子，上身套一件棉背心。他熱情地招呼我這陌生客人坐下，又請人端來一碟切好的廣柑放在我面前。

    我是一位悲劇人物

    “我到您這裡沒什麼事，主要是想看看您。”

    “謝謝，謝謝。”

    “您還是我們的老政委呢。”

    “你當過兵，是北京軍區的？”我點點頭，接着說：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我們黨犯了錯誤。您的過去也應該用一切以時間、條件、地點為轉移的觀點來觀察、評估。”

    聽了我的話，紀登奎站了起來，兩隻手抱在胸前，走到我面前說：“小伙子，你來看我，我很高興。但我不需要安慰。我不能原諒自己，完全不能。有人說，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那樣做可以原諒。在你們看來，這話也許是對的。但我必須對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同樣的條件下，有些人就沒有像我這樣做呢？這個問題又該怎麼解釋呀？

    他接着說：“當時在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跟毛澤東走，另一條是不聽他的。只有這兩條路，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我選擇了第一條，因為我大相信他了。跟他走難道還會有錯？我從來也不敢這樣想，也就是說，太迷信了。但有人就不這樣。”

    “誰呢？”我問，

    “陳雲、鄧小平。”

    “鄧小平不聽他的？”

    “有時候不聽，因此他才有幾起幾落啊！”

    紀登奎回到了原來的沙發上坐下，接着說：“所以，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裡和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悲劇人物。歷史就是這樣做出結論的。歷史是最無情的，對任何人都是公正的。”

    “我非常敬佩您的氣度和磊落。”我脫口而出，“您要不要把這些寫出來留給後人？”

    “我會留下的，留給後人為的是告訴他們：不要像我這樣做。”

    現在的職業

    我特別想知道他現在做什麼工作。

    他的辦公桌上放着―大摞文件，這說明他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抱孫子。“紀老（我覺得這個稱呼合適），您現在幹什麼工作？”“我現在是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他爽快地回答。

    “在杜潤生那裡？”

    “對，我在杜潤生手下幹了。”他幽默地說。

    “近年來，我走遍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富的地方去，窮的地方也看，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搞調查研究。收穫真不小。”

    他邊說邊站起來走到辦公桌前，從大信封袋裡抽出了―份科研材料，指給我看：“這是一個科學工作者送來的，讓我提意見。”我看見了他寫的意見，有整整一頁，後邊署名：“老紀”。“這也是我工作的一個組成部份。”他補充說。

    “除此之外，還看參考資料，每天必看。毛主席當年主要也看這個東西。通過這個窗口，了解世界大事。我還看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

    接着，他主動向我談起了國際形勢。

    “戈爾巴喬夫是個改革家。他現在重新評價蘇聯黨的歷史人物。對布哈林、托洛茨基，肯定了應該肯定的東西。戈爾巴喬夫還為赫魯曉夫翻案，說他是個改革家，喜歡搞建設。我看這也有道理。”

    他又接着說到了阿富汗和越南。

    “看來蘇聯這回要解決阿富汗問題了而越南領導人也開始批評前越共領導人黎筍，說他不抓經濟，也沒有必要同中國這個多年的友好鄰邦搞得這麼緊張……”

    他知道的真多，仍然是胸懷天下。

    我與毛澤東

    “紀老，毛澤東為什麼稱您為‘老朋友’？”我終於有機會端出了這個最感興趣的問題。

    “說起來話長。”他緩緩地講起了他與毛澤東交往的經歷。

    “那是在50年代韌，那時我不到30歲，在河南許昌當地委書記，毛澤東主席到河南視察，同我談過一次話。以後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專列上談話。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前夕，毛澤東指定讓我在會上發言，還指示讓中宣部轉發了我們的經驗----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

    “後來他又讓我去搞搞工廠。說搞搞工廠有好處。派我組建洛陽礦山機械廠，讓我到蘇聯去學習。在建廠過程中，他又一次來河南時，問我有什麼困難。我說，缺少文化技術知識，村辦工業也缺乏經驗。他問我知不知道列寧在十月革命後關於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段很有名的論述。我說了。他又問我記不記得他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的一段話，我把關於我們要向一切內行的人們學習經濟工作的話複述了一遍。他高興地點點頭。然後指示我要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學點文化知識，同時還說，回京後，建議中宣部發這樣一個通知，讓全黨幹部都補習文化。

    “毛澤東回北京不久，這個通知就發下來了。我則從工廠請了大學生給我上課，學初、高中的課程，還有機械製圖以及管理工廠的有關技術知識。那段時間，我可學了不少東西，對日後工作幫助很大。可惜後來大躍進開始，中斷了，要不，大學課程里的微積分都要學的。

    “再後來，我被調到了河南省委工作，這也是他老人家親自安排的。‘文革’開始不久，我被造反派關了起來，完全沒有自由，經常挨批鬥。1967年毛澤東主席路過河南，跟當時省軍區的負責人提出，要見我，說‘我那個老朋友哪裡去了’。他們沒敢說我被關着還沒有人身自由呢。省軍區領導人匆匆趕來告訴我，說：‘毛主席要找你談話’。我連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帶去見毛澤東。

    “他一見面就說：‘紀登奎，老朋友了。’問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噴氣式什麼滋味？我說，挨斗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沒有什麼了不起，就跟割麥子差不多，還可以鍛煉身體呢。”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坐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後，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說法也慢慢傳開去。

    “後來。他老人家每巡視一地，常常給有關負責同志講我如何挨斗、坐噴氣式，說跟割麥子差不多，說我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這樣一宣傳，我的作用就不那麼好了。老幹部們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氣，都讓向我學習，我們吃苦更多了。

    “以後，我被調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選我當中委、九屆一中全會選我當政治局候補委員，這都是毛澤東親自提議的。所以，他老人家犯錯誤，我也跟着犯。”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澤東

    “關於‘九·一三’事件，國內出的書刊也報導過不少。有一套書《歷史在這裡沉思》，裡面敘述的‘九·一三’事件基本上是真實的。我看過。”紀登奎說。

    “林彪的飛機真的不是被打下來的嗎？”我向這位權威人士提出了國外迄今仍在喋喋不休爭論的重大問題。

    “不是，這我知道。當林彪的飛機出境後，周思來總理請示毛澤東：怎麼辦，打不打，還在射程之內。毛澤東說，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就這樣，眼看着飛機出去了。毛澤東當時就坐在沙發上，頭向後躺在靠背上。”他邊說邊在沙發上比劃了一下。

    “他老人家閉着眼睛說，有什麼消息，速報告我。意思是等蘇聯方面發表什麼聲明。毛澤東處理這些問題是得心應手的，他隨時都會作出最權威、最有力、最準確的問答。”

    “誰知後來我們接到的是我國駐蒙古人使館的報告。說我國有架軍用飛機侵犯了蒙古的凌空。在溫都爾汗墜毀，蒙向我提出強烈抗議。”

    “我們即通知駐蒙大使館，不要否認，到現場看看。大使到現場後，將失事飛機的機號、失事現場情況報告中央。後來，又將屍體的照片也送來了。這時可以斷定這就是林彪乘坐的那架216號三叉戟外逃飛機。毛澤東當時高興地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了。”

    “那麼，飛機到底是怎麼掉下來的呢？”

    “分析過多種可能，但都是‘可能’，準確的原因誰也說不清了。”

    他接着又給我講起了九·一三事件的另外一些情況。

    “那架直升飛機，倒是毛澤東親自命令攔截下來的。那上面有林彪反黨集團的全部罪證。‘五七一’工程紀要、大小艦隊名單。這對後來處理林彪反黨集團提供了極大方便。

    這些罪證拿來後，送給毛澤東看。他指着艦隊名單等材料問：究竟哪個是（其骨幹名單）？經過研究，才確定‘艦隊名單’是他們的骨幹分子。經毛澤東親自決定，將‘艦隊名單’上的93個人全部抓起來。這個任務是我接受的。沒幾天，93個人全部抓到。”

    毛澤東的功勞和錯誤

    談到對毛澤東同志的總體評價，他說：

    “毛澤東是中國曆文上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勞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創建了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新中國。

    “毛澤東博學多才，魄力過人，沒有幾個人能比得上。從遵義會議到1957年反右前，這20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輝煌時期。在這段時間內，他帶領我們，取得了一個又―個的勝利。”

    “在維護祖國的獨立和統一問題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末，赫魯曉夫來中國，提出同我們共同搞長波電台、聯合艦隊。毛澤東一聽就火了，拍了桌子，對赫魯曉夫說：‘你把整個中國都拿去算了’跟赫魯曉夫翻了臉。後來，才有蘇聯撤走專家以及中蘇大論戰。”

    “毛澤東不搞對外開放，是不是同他沒有到國際上別處走走有關呢？”我又問。

    “這當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訪問一些國家，長長見識就好了。”

    我又接着說：“毛主席只去過蘇聯。要是能到歐洲、北美那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去看看就好了。當時，別的國家去不了。到法國去還是可以的。1964年中法就建交了，毛澤東同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關係不錯。世界變了，資本主義國家戰後經濟突飛猛進地發展。而我們還關起門來，總覺得中國是天下第一。”

    他也說：“是這樣的，那時，我們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搞點對外開放就好了。

    “毛澤東在國內問題上的錯誤是一個又―個地搞政治運動，特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歷次政治運動傷害了不少人。毛澤東文章寫得不錯。話也說得很好，但他自己往往出爾反爾，違背自己的思想，到了晚年，更是幾乎誰也不相信了。我們見他也不那麼容易。讓毛遠新當聯絡員。另外，見他時，說話也不隨便，只怕哪句話錯了，跟五十年代見他不一樣了。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這是黨的悲劇，也是毛洋東個人的悲劇。”

    “九評”和毛澤東晚年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