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作者:感悟生活

    我寫作此文，是感嘆現行體制下官場險惡，無論一個人多麼能幹，多麼小心翼翼，因為有太多的誘惑和陷阱，可能一不小心就身敗名裂，不得善終。

    10月11日下午，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何家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何家成是十八大後落馬的第6位正部級官員。作為他曾經的直接下屬，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不勝唏噓。

    我在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企業工作10多年，其中8年與家成先生在同一單位工作，差不多有4年時間是他的直接下屬，有一年多時間擔任他的主要助手。儘管在我不再是他的直接下屬後即基本斷絕了與他的直接聯繫，在我落難時並沒有得到他的任何幫助，但我對他一直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偶爾也在與北京熟人的聚會中得知一些他的公開活動信息，始終真誠祝福他在仕途上步步高升。在他年僅58歲、離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僅一步之遙的今天突然落馬，我不能不感嘆命運難測，造化弄人。

    雖然中央尚未公布何家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事實，但顯然中央做出這樣的決定一定掌握了足夠的證據與事實。我不會猜測他究竟犯了怎樣的錯誤，不會為他的錯誤做任何辯解，當然也絕不會對曾經的老領導落井下石，只是作為一名老部下，談點對體制內官員命運無常的感想，並透過一些具體的事實，讓大家對中國官場文化有一個近距離的觀察。

    與一些不學無術的土豪官員相比，何家成成名極早，並在經濟領域確有真才實學。何家成先生198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經濟系，之後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獲碩士學位後任該院比較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期間還攻讀中國科學院的在職經濟學博士，並在1985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1986年進入中辦工作，1987年-1989年，在中辦下屬副部級智囊機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任綜合局副局長，時年僅31歲!1989年後這個智囊機構被撤銷，當年同伴精英華生、馮侖、田源、張少傑等人或棄政從教，或下海經商。與一直在政壇極為低調的何家成先生相比，他這些過去的同事們現在大多已是國內家喻戶曉的亦商亦文的成功人士。10多年前，馮侖先生好幾次跟我開玩笑說：“我是你老闆的入黨介紹人呢。” 言下之意我也是他的下屬或學生。

    外界僅憑何家成先生的簡歷，均認定他是學者型官員，其實在認識他的所有人看來，他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人才。他對拓展自身政壇發展舞台的用心，嫻熟的政治鬥爭手腕，極端低調的行事作風和嚴於律已的精神，都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與一些飛揚跋扈的官員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我認識的所有同事和領導眼中，提到家成先生，都認為他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他自己也一直把政壇作為自己的發展舞台，即使曾經短暫擔任過大型央企的領導，但那只不過是國家部門機構撤併中無奈的臨時跳板。

    何家成先生很早就表現出天生的政治才幹。他出生於一個普通醫生家庭，剛進大學的時候，第一次團委書記的選舉，他就通過自己的遊說，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選人，讓自己順利當選。考取中科院研究生後，依靠他的聰明、勤奮和出色的政治才幹，很快嶄露頭角，一畢業即躋身社科院經研所中層幹部。1984年9月，一批當年知名青年經濟學者、如今個個如雷貫耳的人物張維迎、田源、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傑等，在莫干山召開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華生、何家成等人提出的價格雙軌制論受到與會多數人贊成，隨後得到中央肯定和採納，進而啟動了中國市場化改革。後來這批人中的絕大多數調入中辦政改研究室工作，成為中央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智囊，也奠定了這批人一生的事業基礎。

    中辦政改研究室撤銷之後，許多人被打入另冊，仕途受到嚴重影響。由於家成先生深諳體制內生存之道，又有出色的才幹，在政壇上的發展似乎並沒有受到1989年政治事件的多大影響，從國家物資部、國內貿易部到國家貿易局，家成同志始終得到幾任主要領導的充分信任，作為部里第一筆桿的地位始終無人憾動，幾乎所有重要文件均由其牽頭組織起草，且每次都是他親力親為，並於1992年升為正廳局級。

    對何家成仕途最大的影響，在於800多人的國家物資部與600多人商業部合併為國內貿易部，剩下只有區區300人的機關編制，很快國內貿易部又撤銷，變為只有70人編制的國家內貿局!在機關大撤併過程中，僧多粥少，人心惶惶，何家成先生掙扎在這個十分狹小、日薄西山的舞台中，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繼續在政壇上發展的努力，1996年爭取到了上中央黨校中青班學習一年的機會，1998年被中央任命為國內貿易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雖然級別仍是正廳局級，但已經成為中央直接管理的幹部。2000年國家內貿局撤銷併入商務部，何家成被任命為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時年44歲，雖然級別升為副部級，但實際上是一個無所事事的閒職，專為安置那些被銷並的部委副部級領導幹部設立。在這個閒職上何家成呆了差不多10年，主要就是讀書、訪領導、寫文章，直至2009年9月任命為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10年冷板凳，終於修成正果。2013年3月，中央宣布何家成為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主持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級別為正部級。

    許多普通網友不清楚一所學校的副校長為何是正部級，其實國家行政學院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而是專門培訓副省、部級以上領導及其候備幹部的學校，級別相當於副國級，正職領導由副總理或國務委員擔任。比國家行政學院級別更高的是中央黨校，校長通常由常委擔任。另外，軍隊系統也有一所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級別也很高，都是大軍區級別。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與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是高層重大決策在體制內的主要智囊。擔任黨、政、軍這三所最高學府常務工作的領導，因為有機會經常接觸黨和國家的核心決策領導層，又能結識各地方、各部門大員，通常會有很好的晉升機會。

    家成先生政治上的精明和小心，一是行事低調，二是儘量不樹政敵，三是儘量不接觸、不得罪任何無關的部屬，四是注意與過去的下屬和利益無關者完全切割，五是特別注重按程序辦事，六是法律風險意識極強。以幾個具體實例來說明他的為人作風。

    家成先生對外極為低調，比如他總是穿着沒有任何商標的衣服，即使在正式公開場合也喜歡穿着一雙普通布鞋，絕不抽價格高得離譜的香煙，辦公室和家裡沒有任何值錢的擺設，但在能影響領導決策和對自己的仕途發展可能會有幫助的機會時，總是非常積極地去爭取一切可能的表現機會，有時甚至不經意地表現出咄咄逼人的霸道。比如，若領導事先讓其他人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後徵求他的意見時，他總是在認真審閱過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後，提出一大堆意見，把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說得一無是處、一錢不值。然後他會答應領導在最快時間內拿出一份新的文件草稿，對他人起草的東西完全棄之不用。

    家成先生深知體制內的幹部，尤其是那些與他平級的幹部人人都有一定的能量，所以在任何公開場合，他從來不得罪任何人。相反，他會犧牲自己的得力助手，來贏得那些被他得罪的競爭者的諒解和信任。比如他任國內貿易部政體司司長時，有位副司長是當時一位國務院領導的夫人，因為經常找不到家成匯報工作，所以非常生氣。真實的原因是家成先生通常晚上工作很晚，一般早上11點後才上班。矛盾公開後，家成先生就把責任推到那位親信助手的身上，說是他謊報行蹤，沒有溝通好。這位副司長明知道家成沒說真話，就不依不饒窮追到底，結果這位助手被迫說了家成一般上午11點後才來上班的真話。家成聽了非常氣憤，從此對這位助手不再使用，使這位復旦大學新聞專業的高材生、一位非常厚道的年輕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約有兩三年時間無所事事，入黨、提拔、住房、分流安置等問題都受到影響。

    家成先生的低調和精明，不但表現在穿着和待人上，在廉潔問題上也非常小心。現在宋丹丹的老公趙玉吉先生曾經是他的下屬，趙先生原是首鋼集團最年輕的總經理，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與周冠五關係鬧僵後，臨時屈就於何家成手下，但兩人級別均為正廳局級，趙先生曾經作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人選，中組部來部里進行考察，玉吉人長得特別帥，特別有女人緣，為人也比較高調、講排場，考察中有不少的告狀者，但最後都查無實據，只一樣把他的副部升遷夢打碎了，那就是違紀多分了一套住房。家成先生有次拿這個事開玩笑地對我說，鋪張浪費、泡妞是不是問題，當然是問題，但沒有證據就上不了台面，但任何違紀的小事，像分房這類的問題，把柄一抓一個準，任何辯解都沒用，你要從中吸取教訓。

    10多年前，我在他管理的一家下屬單位先後擔任常務副總和總經理，董事長是一位副局級幹部，此人可算官二代出身，初中文化，不學無術，但跟當時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交情甚好，當時我單位正建設一個大型工程，我強調所有採購和工程項目必須嚴格公開招標、貨比三家，但董事長私下指定供應商和承包商，並且狂妄地跟我說，我為何到這個破單位任董事長，還不是有這個大工程可以照顧一下各方面的朋友。我將這個情況向家成先生匯報後，他表示支持我的公開招標，但讓我處理好與這位董事長的關係，不要給他添麻煩。這位董事長先以幫助我仕途升遷為誘餌，見我無動於衷後又跟我公開決裂、當眾給我臉色看。我求助家成先生，請求他主持公道，他說你必須跟自己的直接領導搞好關係，不要老給我找麻煩，最終我只好被迫違心地做出了一些讓步，讓這位董事長介紹的朋友撈了一筆好處。

    此後不久，我調任一家規模更大的央企駐上海的副局級單位擔任一把手。當時正是國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轉折關頭，一批原先靠倒賣計劃指標過日子的國有企業迅速陷入困境。我到任後，為救活這家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尤其是上任開始清退幹部多占住房問題，得罪了大批幹部，結果無數匿名信飛向北京中紀委和部紀檢組。家成先生對此十分憤怒，專門把我招到辦公室嚴厲批評。我至今記得他批評我的一段話：你要講究工作方法，不要得罪人太多。你就是賺10個億、100個億，每一分錢都是國家的;但是，中紀委和部紀檢組收到的每一封告狀信，都讓你和我政治上失分，政治上不但你自己被動，而且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我重用了你，已經嚴重影響到我的聲譽。客觀地講，他的話完全是為我好，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的告誡是十分中肯的。這足以說明他不是一個書呆子，而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觀，且深諳妥協的藝術。

    2000年秋，我被人通過《解放日報》內參舉報涉嫌多項重大犯罪，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主要領導嚴厲批示查處。經歷了漫長的初查之後，2001年6月4日我被上海市檢察院羈押，在經歷了司法機關差不多三年的審查之後獲釋，雖然司法機關為了自身面子給我強行安了一個貪污5000元的免於刑事處分(從單位小金庫裡面給領導班子發了5萬元獎金，最低5000元，最高1.5萬元，我自己主動拿了最低的5000元)，但黨組織按實際情況沒有給予我任何黨紀處分。出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找工作。此時，家成先生已經不是我原先單位的主管領導，已經調任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原單位領導對我說：你是被共產黨的司法機關收審了3年，不是國民黨關了你3年，政治上我們已經非常被動，安排工作得慢慢來。反反覆覆去求助於原單位領導，拖了半年多，受盡原上級單位一幫領導、同事們的白眼之後，我終於明白原上級單位不可能再為我提供任何幫助——除了我已經成為他們政治上的包袱，還因為單位業務萎縮，人事矛盾尖銳。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請一位同事幫我向家成先生求助，半個月後家成先生回復，請我寫封信給原先那位我得罪過的董事長，說是他那裡有副總職位可安排。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沒有尊嚴可言，我明知道這是一個屈辱的選擇，希望十分渺茫，但我還是按照家成先生的要求，分別給他和那位我得罪過的董事長寫了求職信。自然，如泥牛入海，沒有回音。一個月後，我不再對原先的上級單位和上級領導抱任何幻想，痛下決心，在網上掛出了自己的求職簡歷，很快找了一份工作，從此開始了真正完全靠市場吃飯的職業經理人打拼。

    家成先生特別注意遵守組織程序和避免法律風險。我在他身邊工作期間，任何涉及人財物的處置事項，都要開會集體研究，並形成書面的會議決議。當然，對於重大決策，家成先生都會跟可信賴的班子成員事先打好招呼，領導班子開會時，都是他主導會議進程，求同存異，避免爭議，最主要的是會議紀要未必完全反映會議討論的結果，最終印發的文件都由他反覆審改、仔細酌定。重大合同，都由律師認真把關。在嚴格按程序辦事方面，家成先生絕對做到了表面上讓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而實質性、關鍵性的決策都在會前做好了部署，會議討論只是完成走程序的形式。

    家成先生對任何人沒有官架子，對上級領導他按照在中辦養成的習慣直呼其名、以同志稱呼，對下屬他直接叫名字;他的生活圈子只對極少數我們這些他信賴的人有限開放，對領導和非身邊親信下屬則完全保密。他身邊的親信和朋友，從來不超過5、6個人。對這些身邊人以及那些政治上有求於人的對象，家成先生非常關心他們的切身利益，用他的話說，就是找准每個人的需求，然後滿足他們的合理需求。一旦這些人與他的工作和仕途不再發生關係，則完全斷絕與他們的往來。這與一般講感情的官員也很不相同。

    依我多年來近距離對家成先生的觀察，他絕對不是一個貪財的人，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已經超脫了對物質的追求。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一直過着十分清貧的生活，相反他是一個私底下非常風趣、很懂生活情趣的人，不排除他身邊有幾個長期支持他事業發展的、十分低調的商界朋友。這些早在十幾年前至少就是十幾億身家的神秘商人，主要從事海外期貨、證券、股權投資和房地產業務，一向十分低調，且精明過人，向來嚴格依法經營，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甚至不能百度出任何與他們姓名相關的信息，可見這些人是多麼低調而神秘。家成先生出事，很可能與這幾個神秘商人無意中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關注有關，也可能受到了查處江蘇官場腐敗案的牽連，兩種情況都不能排除，且後一種可能性更大。至於媒體根據他的簡歷，推測他在任職國有企業領導和監事會主席期間出了問題，或者是涉及國家行政學院的腐敗，則完全是局外人按照習慣性思維所做的沒有根據的揣測。

    家成先生出事也不是政治上出了什麼問題。他在離開中辦之後，一改當年意氣風發、激揚文字的求真態度，雖然他一如既往地對中國經濟問題洞若觀火，非常清楚現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弊端，但政治立場轉向傳統和保守。像所有體制內的官員一樣，他的公開講話都與黨內主流意見保持了高度一致，比如他在與我們私下閒聊中可以坦率地指出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離開政府的特殊保護是死路一條，但在公開講話中則堅持宣稱國有企業具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只要抓好企業黨建工作，選好企業一把手，就能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從來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相反，對毛澤東那套政治鬥爭哲學津津樂道。他曾經以非常嚴肅的口吻教導我領會毛澤東思想的一些精髓，比如“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要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等等。他認真學習了一些馬列著作，並寫了一些長篇文章，試圖從馬列原著中找到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法。因為他出色的才華，這類文章看上去非常華麗，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官樣文章只是迎合黨內保守的主流價值觀，做一種政治上的表態，沒有多少實際的指導意義。

    家成先生沒有什麼強硬的政治後台，但以他的精明能幹，一向深得領導的喜歡，據我所知，他與李克強、王岐山兩位高層領導的私交，就至少在10年以上。當然，這種私交完全建立在正常的工作之上，沒有任何的物質利益交換。以我10多年官場工作的經驗，與一般百姓理解的官官相護不同，高層領導對待犯有嚴重違法違紀錯誤的私交，一旦證據比較確鑿，不但不會袒護，而且會主動切割，秉公處理，特別是一旦紀委立案調查或司法機關立案偵查，通常都會按既定程序一條龍辦到底，辦案機關會讓受審查對象在政治上絕無翻身機會。這也是我當初被人通過《解放日報》內參舉報後，因為有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要求嚴厲查處的批示，上海人民檢察院立案抓人後，明知錯抓也不得不硬着頭皮把我關着不放，最後在全國人大嚴令限制清理超期羈押問題後，給我胡亂安了一個貪污5000元的罪名——一個掌管幾十億資產的央企領導、以涉嫌8項重罪偵查了三年，最後認定貪污了5000元，然後給予免於刑事處分，雖然是不符合法理、人情的笑話，但法律上就不能追究任何人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了。相反，普通民眾如果被司法機關錯抓，因為後遺症較少，在證據不足時或真相大白後更容易獲釋。

    我寫作此文，是感嘆現行體制下官場險惡，無論一個人多麼能幹，多麼小心翼翼，因為有太多的誘惑和陷阱，可能一不小心就身敗名裂，不得善終。正如家成先生一直千方百計地希望留在官場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也確實在職務上一度超越了他同時期的精英夥伴如華生、馮侖、田源等，我相信他精神上一定得到了事業成功的極大滿足，但他在公開場合那樣小心翼翼地隱藏真我的生活，未必就是所有人的追求，如今突然落馬，則更是無情地宣布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結。客觀地講，因為家成先生選擇了一條錯誤的人生道路，其一生事業上的成就和最終結局，現在肯定是無法與當年那些斷然決然選擇遠離官場，而立志做一名學者和商人的華生、馮侖、田源相提並論了。

    我相信，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何家成先生這樣的悲劇。因此，何先生的悲劇，註定也是所有體制內平民出身的能幹官員的悲劇——越是能幹、權力就可能越大，誘惑也越多，因為沒有強大政治後台，一不小心就可能身敗名裂，所謂榮華富貴到頭來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做生意，或者跟我一樣靠打工養家糊口，老婆孩子熱炕頭，活出真我，過得踏實。

    附：何家成簡歷

    1956年5月生，江蘇南京人。

    1978年-1981年 在南京大學經濟系讀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1年-1984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4年-1986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讀在職經濟學博士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比較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1986年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當選全國青聯委員。

    1986年-198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經濟組工作。

    1987年-1989年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1987年當選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1990年-1992年 國家物資部辦公廳副主任兼部長辦主任、中國物資經濟研究所所長(正司級)，(1992年-1993年江蘇無錫市副市長)，1991年當選中國物資流通學會常務副會長，1992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當選全國青聯常委。

    1993年-1995年 國家國內貿易部政策體製法規司司長，1994年當選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副會長。

    1995年-1998年 中國華星集團董事長、總裁兼黨委書記，(1996年9月-1997年7月中央黨校中青班學習)，1997年當選中國物流協會副會長。

    1998年-2000年 國家國內貿易局黨組成員、副局長(1999年9月-2000年1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學習)。

    2000年-2009年 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曾任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監事會主席，2000年起先後當選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同學會會長、中國信息基礎結構與經濟發展中心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

    2009.09—2013.03 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2013.03— 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常務副院長(正部長級)，主持學院常務工作。

    中共十七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