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回憶李雪峰同志和我父親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給幾位親友看過、並聽了他們的觀感與意見之後，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廬山會議這樁歷史往事到今天，畢竟已經三十多年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其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不僅由於時間久遠，有許多事在人們的記憶中己經淡忘了，而且時代精神和社會思潮的巨大變遷，也使今天的人們感到相當隔膜、不易理解。至於我們的子女，對於同他(她)們祖輩關係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種中國歷史上延續幾千年的基於家族關注的深厚傳統，幾乎完全興趣索然了。
因此我覺得，為了使大家便於理解回憶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對廬山會議這場政治風波的來龍去脈，需要進行一些輪廓的介紹。為此，對廬山會議的基本歷史事實，雖然我也又看過一些材料，不過主要還是通過自己的回顧;在回顧這段歷史往事的同時，對其中蘊含的是非曲直，也在進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這種回顧與反思，其出發點，自然不是起碼不應當是家族式的。當然，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回顧和反思，同當年的認識，包括當年基於“黨性”的正統“結論”和市井坊間的野史傳言，自然也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
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隔代修史”的傳統，這大概是因為，後一代人，不僅離當事者利害恩怨的糾葛遠一點，而且不會過分囿於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限制，因而會比較客觀和超脫一點。廬山會議到今天己經三十多年了，從毛澤東的“革命時代”到鄧小平的“改革時代”，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改變，因此說“隔代”似乎並不妥當;但“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生活和“時代精神”的巨大變化，卻使人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和反思，若說是“隔代”，也算沾點邊。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學家克羅齊有句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說，雖然歷史上己經發生的事還是那些事，但歷史常讀常新、也常寫常新，一切歷史著作，都是特定時代的人基於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產物，作者是這樣寫的，讀者也會這樣讀。對廬山會議這一段歷史，那個時代的“當代”的人們，自然會有他們當時的看法和說法，我們今天這些“當代”的人，亦會有也應當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個這個思路，又進行修改，補充了一些內容，不覺間就寫的長了，竟有兩萬多字。幾位朋友看了以後，開玩笑說：“你這是回憶李雪峰同志呢，還是讓李雪峰給你想寫的東西作廣告呢?”想想也是，於是就把屬於我的回顧與反思的部份，摘出來單獨成篇，即成此文。
當然，廬山會議上的事，我並不是親歷者，因而所謂回顧，只能是間接的，而這裡談的所謂反思，也只是我個人的反思。
撰寫此文，對我而言，有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許多人都知道，我父親在廬山會議時，是當年那場政治風波的當事者，尤其在隨後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渦里，更是要角;由此，人們對我的觀點的主觀傾向性，或許會有些懷疑。我想，有這種懷疑，也是人情之常，因為我和許多人一樣，閱歷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個人感情，這無須否認。不過，好在我寫的東西，並不是什麼“欽定”的官修歷史，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這使我稍感自我寬解。可即便如此，當我下筆時，也增加了幾分謹慎，這種謹慎，自然也是要面對指責的壓力，但更多的，還是出於“公正”與“客觀”的自律，至於是否確實做到這一點，讀者自然會有各自的判斷。
始於“九大”前後的毛林分岐，其實質是“文化革命”
說起來，當年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並不是偶然發生的。
在1969年春黨的“九大”前後，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分道揚鑣了。“糜不有初，鮮克有終”，林彪同毛澤東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後，他改變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澤東一同“繼續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報告》，突現了兩人的根本分岐：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起草，但陳伯達的稿子，卻是按照林彪的意圖寫的，這個稿子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參加“九大”的代表們已經來到北京，毛澤東臨時又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親自修改定稿，論述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於是，在黨的“九大”會議上，原來反映林彪思想的那個《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定了;而後來這個《政治報告》，林彪在大會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連看也不肯看一遍，還語帶譏諷地說，他“不願掠他人之美”。對於林彪，這恐怕遠不是個心情不太愉快的問題，作為政治家，林彪懂得這意味着什麼：《政治報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雖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動者，《政治報告》則是“行動綱領”，今後全黨的中心工作，還要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路線。對此，林彪的不滿溢於言表：“什麼路線，還不是毛線!”由此，他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質，並且已經系統化和理論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樁事業。按照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到召開“九大”時，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己經成立、“全國山河一片紅”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任務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要“落實到基層”，還要繼續努力，有許多工作要做。
或許，毛澤東還會認為，到各省市“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黨政系統的問題，算是初步解決了;但是，軍隊系統的問題，由於“文化革命”戰略部署的需要、要擔負“三支兩軍”的任務，沒有能夠很好地在“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仍是一種缺憾。下一步，應該找個機會、想點辦法，讓軍隊系統再補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個階段所缺的課。
—— 說起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也算是“陽謀”，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寫得很清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 在通過這個文件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林彪意氣昂然，唱的是紅臉，實際上主導和左右了這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會議的進程和結果;可時過境遷了，這些以特有的語言風格反映當年亢奮的“時代精神”的話，如今聽起來，林彪怕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關於“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戰略性質的文件。
顯然，這裡並沒有把解決軍隊系統問題的任務除外。從這個角度看，1967年夏秋時，毛澤東否定和批判“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對他而言，可能只是基於文革“戰略部署”、出於“穩定軍隊”的需要，是一種戰術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了許多遍，對“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戰略目標，他是不會忘記的。對林彪，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謂言之不預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還要搞下去。在黨的“九大”會議上，毛澤東把他的意圖，作為全黨今後的“行動綱領”，寫進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更加正規了，也取得了正統性的地位。
而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想法，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長篇講話里，他實際上己經進行了一番相當系統的論述：
首先，他從全世界的宏觀角度，洋洋灑灑地介紹了世界歷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接着，他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這種說法，不僅很是新穎別致，也是一頂大大的高帽子，因為這種說法，使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國際共運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夠載入世界文明史的意義。
然後，林彪又以宏大廣闊的視野和簡明通俗的語言，論述了他所稱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之間“相互轉化”的關係：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開始，然後發展與轉化到黨政部門的“政治革命”階段;現在已經勝利了，下一步，該發展與轉化到“經濟革命”的階段了。
—— 林彪這番宏論，在當年，讓那些對世界歷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員們，聽來頗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為“付統帥”的淵博而讚嘆不已。據林彪自己說，對陳伯達為他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的稿子，他“並不是很滿意”，他“還是更喜歡”八屆十二中全會時的這個稿子。
當然，在歷史學家看來，林彪在這裡所作的類比，也許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當個歷史學教授，所以我們對他的這些史學論斷，也不必學究氣地過於“較真兒”。作為政治家，林彪所傳達的意圖，實際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革命”的階段和“政治革命”的階段，既然己經勝利了，就應該轉為“經濟革命”、也就是經濟建設的階段了。
但是，毛澤東的眼光，在黨內鬥爭無數驚濤駭浪中已經修煉得十分老辣，對林彪心裡盤算的那點小九九，其洋洋灑灑的宏論背後真正的潛台詞 ——“權力己經到手，文革可以結束”，他早己從蛛絲馬跡中洞若觀火。
在中國革命的長期歷史上，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對與他這位“親密戰友”的友誼，毛澤東還是很珍惜的;當然，這種“親密戰友”的關係，在毛澤東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個人性質，這倒未必是毛澤東“不念舊情”，而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更關心現實政治目標的需要。
——在這方面，毛澤東做得實在有點太過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員的關係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國初期，為了剷除舊中國官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朽裙帶作風，為新中國的政壇新風作出表率，毛澤東拒絕給他所有親屬安排工作以照顧;但後來，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卻把他的家庭成員推上極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儘管這也是她(他)們自己的願望，但她(他)們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卻未必都能象毛澤東那樣有那麼深刻的認識。毛澤東這種很不尋常而且遭人詬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來，也許就象當年動員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樣吧，可是這一次的結果，卻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林彪這位“親密戰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線”上來，同他一道“繼續革命”，並且要用實踐證明確實如此;否則，為了他的“文革”事業，就要把林彪從“付統帥”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來，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時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劉少奇拿下來一樣。
—— 從更早些時他曾經成功地把張聞天這位“明君”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拿下來的歷史經驗看，對毛澤東來說，這似乎也並不是什麼非常困難的事，起碼並非絕對辦不到。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依他的“鬥爭哲學”來看，不論在黨內還是在國際上，不論是鬥勇還是鬥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後算是打了個平手，還沒有什麼人是他應付不了的對手。林彪跟他幾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長起來的，對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林彪己經在暗中“較勁”
不過，這一次他對付林彪，事情卻也並不輕鬆。“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後，林彪的權力急劇膨脹，“九大”前後，他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正處在顛峰時期：整個軍隊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揮”，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都“軍管”了，全國各省市的地方政權，由於“三支兩軍”而實行“軍、干、群三結合”的體制，其主要權力也在軍隊的支配性影響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軍隊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尤其是軍委的領導班子，在羅瑞卿和楊成武先後被拿掉以後，對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遼瀋戰役”之前毛澤東當年那句顯然帶點讚許和得意的誇獎吧：“林彪壯得厲害!”
此時，倘若設身處地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繼續革命”還要搞下去，中國政壇既成的權力格局，勢必要“重新洗牌”，對林彪來說，那豈不是要自亂陣角嗎?用“文革”時代的話來說，再搞“天下大亂”，那就不是“亂了敵人”、而是“亂了自己”了。“煮熟的鴨子又飛了”，到手的權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亂，林彪自然不想幹這樣的事。可是，如今再選擇“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呢，即使弄到個“舍熊掌而得魚”的“軟着陸”的結局，象陳雲、鄧小平那樣靠邊站、坐冷板凳，作為一個政治家，那種百無聊賴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呢?
看來，自問並不缺乏謀略和定力的林彪，儘管在“文化革命”發動時，也曾有幾度“臨事而懼”的思慮猶豫和“待價而沽”的盤算計較，可幾番“半推半就”的姿態之後，還是進了這“難辦的曹營”。
如今，“文化革命”己經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形格勢禁，己成“騎虎難下”之勢了。林彪那時的心情，也許就象《紅樓夢》裡的那個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這樣“擔了個虛名兒”，又何必“文革”發動前後的當初，同毛澤東演那一出“二人轉”呢?
可是，林彪卻不是等閒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開場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態和“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言論有所不同，在他內心深處，對毛澤東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澤東幾十年了，作為學生，他才氣不凡，耳提面命，對老師的謀略，也看出一些門道。這位個性極強的“常勝將軍”，絕不願就此認輸，“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了幾十年了，難道還沒有“出師”嘛?他不肯就此善罷干休，要試試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師“過兩招兒”。
毛澤東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公開鬧騰地厲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上，不過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關於“天才”問題，自毛澤東在修改“九大”《政治報告》中親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這三個副詞時，己經同林彪在“文革”中給他捧場的那些言論劃出了一條界限，毛澤東把他的個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為隨後同林彪的分岐與鬥爭預先留下了伏筆。在此後的日子裡，毛澤東在中國政壇的鬥爭中開始頻頻使用他的這個新的政治武器。
有這樣一個故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當年毛、林之間關係的政治氣氛：
1970年夏，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澤東一下車，看到北門上掛着他的畫像，發了脾氣，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諷的口吻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進了北大廳，毛澤東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說：“我那幾句話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並且當下就向周恩來布置：“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隨後，自然是周恩來去落實毛澤東的這些“最高指示”。
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此舉並不是小事，也不是個單純的“謙虛”問題，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對着林彪來的。果然，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它成了林系大將“清君側”時敲打周恩來的口實。顯然，毛、林之間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黃花”了。不過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後毛、林的爭執中，毛澤東可以指望周恩來在大關節方面繼續站在他這一邊。
毛澤東見事很透，他當然會想到政治主張的分岐，勢必延伸到人事權力的爭奪，他料到林彪會打“國家主席”的主意：——“國家主席”，在中國當時的國家體制中，雖然只是個虛職，但如果實權己經在握的話，“名正言順”的意義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實歸”，黨、政、軍大權在握的“實權”，再加上“國家主席”的“虛職”，即便是“國家副主席”也罷，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動搖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林彪在“文革”問題上堅持同毛澤東對立的意見，關於“文革”的事情，麻煩就大了;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在討論憲法草案修改時，乾脆建議取消“國家主席”的職位。
—— 就事論事地說，毛澤東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意見，確實沒有多少道理：國家體制，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嚴肅的事，“國家主席”，不能“因人設職”，也不能因人“撤”職嘛，不能你毛澤東不願意當，又不想讓林彪當，就撤銷“國家主席”的職位。
不過那個時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壓倒一切的考慮。在毛澤東看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創造歷史的大事業，與此相比，撤銷一個“國家主席”的“虛職”，算得了什麼大事?
“文革”時代，“天下大亂”，各級黨委“停止組織活動”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部門都衝垮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也“砸爛”了，還有什麼“工、青、婦”的各級機構，也一概沒有了，…… 國家政權這些重要得多的部門、甚至核心和實權機關，統統都不起作用了;
在國家政權的最高層，“國務院”成了“業務組”，“軍委”成了“辦事組”，連“黨中央”也成了個“碰頭會”……;
那又怎麼樣呢?用他的話說，地球不是照樣還在轉嗎?
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國家主席”這樣的虛職設不設的，原本就算不了什麼大事，完全可以根據“文化革命”的現實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對撤銷“國家主席”職位的事，毛澤東先後六次作出明確批示，企圖用他的權威，把林彪的意見壓下去，讓他死了這條心。
實際上，林彪同毛澤東在人事權力方面的爭奪，比“設國家主席”更嚴重的事情，是所謂“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了解中國政壇的人應該知道：這簡直就象“玄武門之變”以後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澤東“逼宮”了。
還有那個著名的“林付主席一號命令”。如今人們都知道，“文革”期間，整個國家政權幾乎完全依靠軍隊維持，而軍隊是拿槍的，因此動用軍隊的事，高度集權，甚至調動一個排，都要經過毛澤東批准。這個規矩，林彪自然不會不知道。“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北京機場會談前，形勢確實嚴峻;但軍情再怎麼緊急，讓百萬大軍進入“超級戰備”，報告毛澤東的時間還是有的嘛。事後看，如果此舉是做給蘇聯人看的，怕是判斷失誤了;那麼，公然“先斬後奏”或者說“邊斬邊奏”，是做給誰看呢?這樁事，恐怕不光是瞞不過毛澤東吧。
以上所舉的兩件事，都涉及“軍權”，這對任何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為國防部長的拉姆斯威爾德，宣布他是美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整個美國軍隊由他“直接指揮”，你問問小布什願意不願意?美國憲法允許不允許?毛澤東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們都不會不知道，“軍權”，這是什麼份量的問題!林彪當年在“四野”，也曾是百萬大軍的統帥，自然不會不知道“直接指揮”這句話的輕重。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掌握了軍隊的統帥權，於是，關於“政治路線”的是非糾葛，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放到延安整風時再理個頭緒，這也使他在和張國濤的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機。
在那個似乎只是個所謂“提法”的問題上，在中央最高當局，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其原委是，廬山會議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論”在中央審稿時，陳伯達堅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採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雙方爭執不下，由周恩來和黃永勝去當面請示毛澤東本人定奪。可是，對這件涉及軍權的事，意志強悍的毛澤東，在明確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之後，經過一番對現實情勢的權衡估量和因勢利導的運籌盤算，竟然把己經說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強咽回去了。這個關於“提法”的爭執，最後的定稿，在周恩來和黃永勝於門外坐等的情況下，以毛澤東讓汪東興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了結。為了顧全大局，毛澤東不得不忍讓於一時。—— 可見當年的林彪是何等權勢!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一番較量
對廬山會議，直到今天，人們的關注，包括“正史”中講的，也是在“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些人事權力的鬥爭方面，而忽略了毛澤東和林彪當時在政治主張上的分岐，就是說，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沒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體。實際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一番較量，深一層看，真正要害的問題，是“文化革命”，這是他們兩人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實質性分岐。
不過，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雖然堅持了“繼續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線，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進退攻守，還須掌握一點節奏。而且，毛澤東畢竟是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這個時候，他之所以隱忍不發、暫取守勢、難得地委曲求全於一時，是因為當時有幾件國內國際十分緊迫的大事，必須在廬山會議上先作一些安排：
黨的“九大”開過以後，要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體現“九大”路線，對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經過“文革”，黨和國家要走上新的軌道，有許多事情要辦;另外，撤銷劉少奇黨內職務的事，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己經通過了，但劉少奇的國家主席是黨外職務，總還要在“人大會議”上辦個手續吧，否則，此事日後會留下“違憲”的口實;
國民經濟計劃，也須在全會上討論通過，而後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
“珍寶島事件”之後，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中蘇兩國軍事對峙的形勢十分嚴峻，事關國家安危，戰備問題也需要全黨作出通盤安排;
也許毛澤東更有興趣講一講的，是關於“形勢問題”：國際戰略格局正面臨重大轉機，毛澤東精心運籌多年，中美關係快要出現突破了，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也想乘機給大家吹吹風，讓黨內有點思想準備。
可是在林彪看來，眼下這個時機，卻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從《史記》、《漢書》關於“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宮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啟示吧，於是在廬山會議上，他發動了一場“清君側”的“政治戰役”。
這可能是一種軍事智慧吧，作為戰術天才，林彪對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開始，毛澤東在“文革”問題上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勢的戰略主動權;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勢，而且黨內對“文革”潛在的不滿情緒相當普遍;眼下，毛澤東又需要調整部署、安排辦理一些別的事情，在“文革”問題上只好暫取守勢，態勢自然比較被動。這樣，“主動權”—— 這個他們兩個都不陌生、並視為軍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敵制勝的法寶，正從毛澤東的手中悄然滑落，這位政壇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來，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
不過，“戰機”稍縱即失，若是等毛澤東騰出手來，“攻守之勢異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機遇”，果斷出手，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掄先發言，出其不意地發起“短促突擊”;同時，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幾員大將”，“搞地下活動”、“秘密串聯”、“煽風點火”、“突然發難”。—— 這些用當時的語言描述的情況，人所共知。
林彪的發言，一擊而中要害，頓收“立竿見影”之效，全會分組討論時，果然掀起軒然大波。這樣一來，九屆二中全會原定的議程，就完全被打亂了。會議後來的過程也證明確實如此：這次中央全會原定的兩項“議程”——“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在全會期間的討論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會閉幕前夕，才草草通過了事。
——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央全會的所謂“議程”，歷來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議程被打亂，意味着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和喪失，黨和國家就要出大亂子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黨內出亂子，這是可與“世界大戰”、“赤地千里”相提並論的大災難。就這件事的直接後果而言，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原定於當年國慶節前後召開的“四屆人大”，向後拖延了;後來，又發生“九.一三事件”，還有別的事;結果，幾度己經準備就緒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後的1975年初才開成。召開“全國人大”，畢竟是國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連一點起碼的章法都沒有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麼還會有權威?
在大講“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思是，“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語言，卻獨出心裁，也別具風格，在發動“文革”時，他講的話是：“階級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而我們就是要做那個風。”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要做那個風”了;而且對毛澤東說他的“藉助鍾馗，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這一次，他是要“清君側”，其鋒芒，實際上指向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這叫“打着紅旗反紅旗”吧，也許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寫下的話更生動些：“打着紅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讚譽毛澤東是“天才”和擁護他當“國家主席”的旗號，達到“清君側”以扼殺“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誅毛之人，林彪這位“戰術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險，象他過去打仗一樣，“又刁又狠”，確實不是等閒之輩。
不料，時間只有兩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敗下陣來。這些個“清君側”的小把戲，那能瞞得過深通中國歷史掌故的毛澤東?他斷然煞車，先是停止分組討論，繼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來只是他的“大秘書”、後來改換門庭投靠林彪的陳伯達“揪出來了”。當然，有了“批陳”這個題目，隨後的“順藤摸瓜”，文章還大有玄機。
林彪的敗陣，分析起來，若以古時韓非子說的所謂“法、術、勢”之道來論：——
“法”這一條，也還有些可以圈點之處，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來;
處心積慮的“術”，雖然出手不凡，終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勢”，林彪明顯不居優，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
最後的結果，他還是栽倒在他老師的腳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臉陰沉地下了廬山。
不過，毛澤東在廬山的做法，同他歷來“後發制人”的行事風格不大一樣，顯然有點武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他的本錢不多了，時間也不多了，面對林彪這個氣勢正盛的對手，過去“後發制人”的辦法，也不那麼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過份。
所以，在廬山會議上，當形勢還只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剛要“盛怒”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風吹下去，…… 就要改變面貌，改變面貌，改變面貌”的時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不統一，思想交鋒尚未充分展開，便踩了急剎車，草草收場，自然會留下後遺症。說起來，對黨內思想路線上的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也相當擅長做統一認識的工作，可是這也取決他要做什麼樣的事，如對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將黨內的思想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也實在是難哪。
廬山會議上，思想和路線方面的問題在黨內統一認識的事情沒有解決好，於是，就象俗話說的，“口服心不服”，廬山會議後，二百多中央委員，雖然當面對毛澤東不敢說什麼，思想上的“疙瘩”卻沒有解開，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澤東的難題還在後面呢。
在廬山會議時，象李雪峰和我父親這些只知道為黨的事業“埋頭拉車”的幹部，他們關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執行層次的問題，對毛澤東和林彪內心深處的玄機，恐怕也象在雲裡霧裡一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吧。
廬山會議揭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
就象毛澤東的哲學理論著作名為“矛盾論”一樣，他的“文化革命”的實踐，也存在着一個深刻的“內在矛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句話，可謂再熟悉不過了。可是，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領袖”、“統帥”，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卻要“發動”他的人民，對他賴以統治的“國家機器”，來一場“革命”!而這個“國家機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經營、親手打造出來的。
當然，在毛澤東看來，“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同他當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還是不一樣的。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對他的“國家機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讓“老幹部煥發青春，年青人得到鍛煉”，使他們恢復革命戰爭的延安時代的“三大作風”，其核心是“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條;若用“文革”時代“紅衛兵小將”浪漫而純真的話來說，叫作“把黨的領導幹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這場革命風暴中“經風雨，見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游泳”，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卻是每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都必須過的!—— 包括他那時十分器重的“紅秀才”王任重，還有象李雪峰和紀登奎這樣他當年相當信任的幹部，甚至他在長征時的警衛員如陳昌奉等等，只要當時處在“領導幹部”和“當權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對誰也不肯通融!
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確實象“文革”時代講的那樣：——“史無前例”!甚至還可能會是“空前絕後”!如今，我們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錯誤的了，可毛澤東這位古今奇人的這個“錯誤”，卻犯得如此驚世駭俗，掀起如此驚濤駭浪，如此令人驚心動魄!
在“文革”結束很長時間以後，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在這場驚天奇禍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餘悸，因而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關注，幾乎都集中在今後如何防止“文革”災難重演的方面。
這種顯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的關注，要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過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由此而產生的失誤是：在中國改革由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經濟與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前夕，為了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黨和政權的建設應當怎麼改革?這樣一個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問題，沒有能夠受到改革決策者未雨綢繆的關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簡單的常識，卻使我們對這種並非“向前看”的關注提出質疑：
“文化革命”這種“史無前例”的事情，難道真的還會“後繼有人”嗎?我們很難想象，象“文化革命”這種幾乎完全屬於毛澤東個人特殊政治風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後，還有那一位國家的統治者，願意下決心做同樣的事?而且竟然擁有如此過剩的個人權威這種政治資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過一番“經風雨、見世面”的鍛煉之後，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思想也不會那麼簡單了，即使他們還想按照“繼續革命”的理論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當他們面對中國革命鑄就的如此強大而嚴峻的“國家機器”，在沒有當年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支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多大名堂?實際上，不說“成事”、就連純屬“敗事”的“天下大亂”，又能鬧成點什麼氣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這樣的事，不僅在中國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這個世界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不僅“史無前例”，恐怕還是“空前絕後”的。—— 雖然預見未來永遠不可能有絕對的把握，但我想，這樣的判斷，應當說是基於比較清醒、理性和冷靜的認識。
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一方面，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絕大多數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忠誠，卻是大可置疑的。
這是“文化革命”一個貫徹始終的深刻的“內在矛盾”。對那個時代的“領導幹部”或“當權派”來說，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無可置疑”，和對他發動“文革”的忠誠“大可置疑”，這個“內在矛盾”，簡直象是撕裂了他們的心：—— 如果出於對毛主席“無可置疑”的忠誠，義無反顧地始終貫徹“文化革命”的路線，那同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經驗和歷來接受的關於“黨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們作為一個統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識，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於對“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棄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的忠誠，在那個時代，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而言，則是很難想象的事。
因此，要從“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存在着一道絕不是可以輕易突破的心理防線，於是只能在“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中，長時間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僅就這一點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了。
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來說，並不是一個可以超然對待的“純粹理性”的判斷，而是在“大風大浪”的實踐中受盡折磨而刻骨鉻心的“經驗判斷”。
如果說，在“文革”發動時，他們就“很不理解”的話，在耳聞目睹了“文革”三年來的狂熱、橫蠻、凶暴、荒誕之後，他們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親自領教了“炮轟”、“火燒”、“造反”、“奪權”，還有“戴高帽”、“掛黑牌”、“坐飛機”、“打砸掄”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在“靈魂”連同皮肉經歷一番痛徹難忘的“觸及”之後，要他們發自內心地贊成和擁護這場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實際也不很難理解，其實他自己當時就說的很清楚：—— 就是要讓全國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
說起來，這樣一個道理，本來是現代社會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識，對西方國家的情況，在這裡先不去說它，單說中國：我們的國家，不是稱為“人民共和國”嗎?我們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嗎?我們的黨章上，不是寫着“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嗎?那麼，“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人民群眾行使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難道這不是他們理所應當的權利嗎?這個道理確實不複雜。
可在當年，以領導幹部們並不算低的智商，何至於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國政壇和全國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動亂”—— 實際是一種“半無政府狀態”，當然是沒有了;可現在折磨着我們的，卻是規模相當可觀而且似乎斬不盡殺不絕的“腐敗現象”這樣的“陰暗面”。我想，讓人民群眾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國，如果還是“很不理解”的話，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點缺乏常識了。
可是在那個時代，作為“革命對象”的黨的領導幹部們，他們身上革命戰爭年代的硝煙尚未退淨，體內的彈片和疤痕還在隱隱作痛，而他們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其忠誠勤勉、力疾躬行、廉潔自律、清貧儉樸，幾乎達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說“缺點錯誤”，充其量只是有點“脫離群眾”而己，這算什麼了不得的“陰暗面”呢?革命了半輩子，出生入死，“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難道不應該有點地位?實際上，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當革命時代的正義還充溢在他們的胸中時，卻讓這些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不諳世事的“兒童團”，把他們當作“革命對象”，這麼個沒完沒了地胡亂折騰，他們確實“很不理解”：老子當年幹革命的時候，你們不知還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為“革命動力”的那些初嘗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對“揭露黨和政府的陰暗面”還須有“民主”和“法制”的“監督”這樣一些觀念和方法，在那個時代，不僅相當陌生以至完全無知，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持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對於現實政治的複雜，他們的經驗幾乎為零，對過去革命歷史的曲折，他們的知識也少得可憐;當涉足政壇開始他們的“政治初戀”時，在這些“革命小將”們幼稚而狂熱的頭腦里，大概只有從老一輩那裡繼承和模仿來的意識形態和方法：——“革命”!而他們的“革命”，矛頭卻對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輩”!他們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澤東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遊街”!
因此，就這場“革命”而言，無論是作為“革命對象”的“陰暗面”的事實，還是作為“革命動力”們“揭露陰暗面”的觀念與方法，對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語言來說，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資源”。
顯然，象“文化革命”這樣一場“革命”，在客觀方面，並沒有什麼現實的“革命危機”，完全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如果斯大林還活着的話，又該嘲笑中國的“麥琪林式的革命”了，“麥琪林”者，俄語“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貨之意;而在主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資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厲害：大概除了軍隊的支持，就是他的個人威望了。
—— 作為一位統治者，毛澤東也並不缺乏常識：在“文革”時代，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國家政權比作一所房屋的話，沒有粉刷、沒有裝修，甚至連門窗、屋頂也沒有，自然不象個樣子，可若是連“柱石”都沒有了，那豈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如今，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揚鑣了，“兩條腿走路”，有一條腿要跛了，這“文化革命”的路，還怎麼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側”的謀略得逞，不僅那時還支持他的“文革”—— 無論是有幾分虔誠動機，還是出於對他的崇拜，抑或僅僅由於“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當單薄的隊伍，又要折損幾名干將;而他作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時為調整一下進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規戰術，也擺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於鋒芒指向“國家機器”的性質，“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使然吧，其在黨政領導幹部中獲得支持的“資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現在更面臨空前“短缺”的危機。毛澤東繼續進行“文革”事業的“資源”，就要只剩下他的個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這個“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地擺在毛澤東的面前。
廬山會議的政治風波，毛澤東認為是“對着他來的”
那場“要炸平廬山”的政治風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而且呈現為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生動圖景：兩百多名中央委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而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對着他來的”。
實際上，我們不得不對毛澤東眼光的老辣而嘆服，他年近八旬，卻寶刀不老，其透視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銳：—— 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背後，潛藏的心理狀態卻是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情緒。
他警覺地注意着：—— 這股為“有人反對毛主席”而群情激憤的政治浪潮，轉瞬之間，就會演變成衝擊和淹沒他的“文化革命”的災難。
中央全會上討論的情況，果然如他所料：—— 為“有人反對毛主席”的群情激憤，掩蓋着對抗“文化革命”的潛台詞。
如此看來，這不是“對着他來的”，又是什麼?
其實，作為一位“辯證”的大師，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時，不僅並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個人威望這筆資源，還用“暢遊長江”為它作個廣告、造點勢、讓它增點值，而後作為一種政治資本，毅然決然地將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渦。
我們從毛澤東在“文革”前夕給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預感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這場政治風暴所掀起的濤天巨浪，最終或許要讓他的領袖威望也付出代價，甚至會連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對“文革”前景的莫測與兇險，他並非全然不知情。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在危險中漫遊，才能體驗生命的力。”
也許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威望，如果保護得好好的，把它傳下去，讓後人象神一樣供起來，還不是古時候“神道設教”的老套套，那有什麼意思呢?過去在延安時代，把他的“毛澤東思想”樹起來，用以對抗“第三羅馬”的教主斯大林，從“共產國際”的思想束縛下掙脫出來，為中共爭得獨立和自由，還有點實際的用處。可是，現代世界的觀念，是人民主權，也是世俗社會，並不需要把他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信仰”。
——中國革命，如果由於它的成功近於完美，並且以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標誌，讓後人視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規，絲毫不能變動，使一場偉大的革命，鑄就一個相當保守的政權，在毛澤東看來，或許也是一種悲劇呢。
因此，當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時，他卻用老百姓的大實話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澤東喊的“人民萬歲”，才是現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還需要“信仰”什麼的話，那麼他們應當“信仰”自已。—— 如果說的斯文一點，這也許就是康德哲學裡講的“倫理學的自由”。
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盛大的遊行時，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斯諾問他：“對這一切，你還滿意嗎?”這位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著名記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澤東的靈魂：他想從毛澤東的回答中判斷一下，是否由於他對自已領導中國的成就感到驕傲和得意，才產生中國“文革”時狂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以他特有的辯證思維回答道：“既滿意，又不滿意。中國比過去有了進步，但是進步還不夠。”也就是說，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是滿意的，但他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勝利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不僅沒有實現什麼“理想社會”，而且沒有達到當今世界的發展水平。用他的話來說，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感動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是，“人民的擁護”，並不等於“人民的權利”，在現實社會裡，人民還不是“上帝”，在國營商店，甚至連“顧客是上帝”，也是一種奢望。他寫的“六億神卅盡舜堯”，還只能是在詩中所寄託的一種意境。
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用革命意識形態武裝起來的、在長期戰爭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勢必帶有嚴峻的軍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這個樣子吧。可是毛澤東對中國僅有這樣的“進步”，卻“不滿意”，他要用自已對“進步”的理解，改變這種局面;而且，“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雖然已經是晚年了，但他還是要在有生之年改變它，而且親自去做這件事。
或許，在毛澤東那超越時空的哲學玄思里，可能還會想：對他的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誰知道身後的人們，會利用它來幹什麼呢?一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不符合他一貫期望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並不合他的意;如果這種全面控制的絕對權力再加上完整無損的道德形象，更讓他不放心：一旦脫離了人民，中國的前景會是怎麼樣的呢?是打着列寧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還是“神道設教”的傳統專制?抑或“納粹德國”或日本“天皇 — 軍部”體制那樣的法西斯專政?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這是毛澤東時常講的話。他知道：人都是有缺點的，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也一樣。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誰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樣“全智全能”，在倫理學的意義上，也都不會象天使那樣“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惡兩面，而且善惡之間的轉變，或許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佛家不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頓悟成佛”嗎，反過來的情況，從明清小說里“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的話來看，道理也是一樣的。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如果他們的心中沒有人民了，又沒有人民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失控的“惡”，用他威望的餘輝作為偶象，裝點和掩飾成無上的“善”，只會更加禁錮人們的思想，那對社會進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願，也心有不甘。因此，個人威望這筆政治資源，與其當作一種擺設放在哪裡也是一種浪費，留給後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現在作為“文化革命”的投資，自己用了它。
我們從毛澤東的信中關於“虎氣”和“猴氣”的議論中，似乎還能感悟到他作為“最高統帥”在“大戰”前夕深藏的心理衝突的一絲表露。不過，就象他自己說的，最終，他身上的“虎氣”，還是戰勝了“猴氣”。戰略決策的決心一下，他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為中國的革命領袖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己經創造了歷史，並且十分輝煌，但他並不滿足，還要創造新的歷史。在萬丈雄心的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業的“一件事”，在七十三歲高齡時，毛澤東又開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而又極為奇特的“革命內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響的地位，他便無論碰上多少困難、坎坷與銼折，即使面臨被“打的粉碎”的危險，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廬山會議上，他再次運用個人威望這筆資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員群情激憤的怒火澆滅了。—— 看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還有餘勇可賈，仍然具有強大的威力。
在這一輪黨內鬥爭中，毛澤東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風，“文化革命”的路線，全黨還要繼續貫徹。於是，黨內高層圍繞“文革”問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鬥爭，“文革”時代的中國政壇，繼續在這個“內在矛盾”的漩渦中苦苦地掙扎着。
林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廬山會議時，在《我的一點意見》裡，毛澤東雖然還拉上林彪，給他打了點掩護;不過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澤東幾十年了，自然也不會不知道這個。實際上，他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關係，在廬山會議上，己經徹底決裂了。
毛澤東和林彪鬥法，在全黨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 他“綱舉目張”，再次祭起“路線鬥爭”的旗幟，把黨的歷史象中藥鋪里的“十全大補”一樣，排列成“十次路線鬥爭”，使政治鬥爭在宣傳上頗具廣告效應;並且用“拋石頭”、“摻砂子”、“挖牆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線鬥爭”的網，越收越緊，步步緊逼，想讓林彪就範。
對“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林彪同樣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個性特點和政治意志，和毛澤東同樣固執和倔強，雖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比毛澤東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統治權力，按老路子搞點建設吧。
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清君側”的“政治戰役”敗下陣來之後，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幾員大將”，搞“文斗”不行，搞“武鬥”可能還有點本錢;於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調整部署、整備力量，另組“小艦隊”，準備搞“武鬥”，而且要“破釜沉舟”、拼個“魚死網破”，竟然對毛澤東動了殺機。
如果從西方哲學家們講的所謂“純粹理性”的角度看來，構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者，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化革命”這個似乎無休無止地折磨着中國政壇的“內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許這是林彪為解決“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的想法吧。—— 從這個意義上說，林彪也並非全然為了個人。本來嘛，政治家的行為，從來就不能單純用追求個人榮華富貴來解釋。雖然政治家也是人，不過他們的想法，和為衣食溫飽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還是不大一樣的。
當然，象毛澤東常說的，我們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裡的蛔蟲”，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實心理活動。不過，就一般情況推論，象絕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林彪的心理狀態，大概也不會完全不受“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的影響，畢竟是革命幾十年的“親密戰友”了嘛;而且他也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對毛澤東的忠誠，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這個“內在矛盾”，作為一種情感與心理的衝突，也許一直糾纏到林彪生命的最後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會登上權力的頂峰，功虧一簣，則會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權力欲交織着危機意識，而且，為中國革命奮鬥幾十年的林彪，自然也會有某種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雖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灣靜靜地索然枯坐，心中卻似翻江倒海一般，風聲、雨聲、國家、家事、革命歷史、現實政治、……各種心緒，一起湧上心頭，使林彪在“無可置疑”和“大可置疑”這個“文化革命”的“內在矛盾”中，經歷着一番“觸及靈魂”的痛苦思索。
終於，作為一種政治的判斷和決策，他從這個“內在矛盾”中掙脫出來了。如果看過莎土比亞的著名戲劇《麥克白》，我們也許可以想象，林彪突破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線：要對毛澤東動殺機!內心深處翻騰和激盪着多麼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如果用“文革”時代的語言來講，完全可以叫作“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了。
在那個時代，可以說，絕大多數黨的“領導幹部”，都不是現代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澤東的“忠臣”，或者說，他們都把對黨和人民、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同對毛澤東的忠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甚至完全當作一回事。象彭德懷同志那樣抱定“寧可自己身敗名裂，也不能危害黨的事業”的決心，在黨的領導幹部中並非絕無僅有;而象劉少奇同志那樣認識到“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卻不是大多數領導幹部能夠達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認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僅從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屬陰暗且不去說它，就思想而言，簡直象“天馬行空”一般，無拘無束，自由馳騁，根本沒有什麼“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沒有什麼“頂峰”之類的“禁區”。顯然，象“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樣的話，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至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話，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實的心理寫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這道心理界限，卻是一條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線：因為，你可以認為，毛澤東的話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對他動殺機，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棄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但是如果背棄對國家民族的忠誠，性質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許我們應當認為，林彪的心理素質，實際上可能是比較脆弱的，也許同他的病體有關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稱之為“絞肉機”一般嚴峻的黨內鬥爭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終於，他背棄了對毛澤東的忠誠，同時，也背棄了對國家民族的忠誠。
其實，從比較世俗的角度看來，就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時代的遭遇和處境而言，林彪的情況，和同樣是革命幾十年的大多數領導幹部相比，其差別簡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國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的境遇，用東北的方言來說，那個“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這樣的人，在中共當年的“領導幹部”中，也確實可以算是一個“異類”了。—— 當然，將對毛澤東的忠誠，等同於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這一點，可以歸之於那個時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動亂演出了驚心動魄的兇險一幕，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敗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錯，其一世英名，便毀之一旦了。林彪無疑曾經對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而且是我們共和國屈指可數的傑出的功臣戰將，每念及此，人們無不為之扼腕嘆息。
而且，如果允許我們今天“思想再解放一點”，而且撇開對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貶，對政治進程完全依客觀理性來分析，也許我們對中國在“文革”後期的歷史進程可以作這樣不無道理的假設：
如今大家都知道，廬山會議後，對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軟磨硬抗，拒不檢討。但是，倘若我們假定，林彪堅持他“結束文革”的主張，卻不是對毛澤東動殺機，更沒有在“方寸大亂”之際愴惶出逃，而是堅持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那麼情況會怎麼樣呢?
依當時的實際情勢而論，儘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地位處於顛峰時期，不過要同毛澤東這樣的政壇巨人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對手。因此，可能性比較大的結果會是：毛澤東南巡歸來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林彪會被毛澤東從“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來，附帶的措施，自然會是改組“軍委辦事組”。
不過，考慮到“文革”在越過“高峰期”後，己經鋒芒頓銼、呈現“再衰三竭”之疲態，如果林彪不採取那麼極端的對抗措施，毛澤東又能拿他怎麼樣呢。而且，依他同毛澤東的歷史關係，或許還可以比鄧小平做的瀟灑一點，比方說，公然以“政見不合”宣布“辭職”，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還鄉，那樣的話，林彪自然難免會象陳雲、鄧小平一樣，過一段賦閒、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們都知道，毛澤東那時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如果依廬山會議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響應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實力來看，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林彪的東山再起，並不是什麼不可想象的事。至於鄧小平，如果沒有發生“九.一三事件”那樣震撼中國政壇的驚天奇變，依毛澤東歷來講究“因勢利導”的慣常做法，鄧小平或許未必會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機會;也就是說，鄧小平和林彪兩個人的政治經驗和水平、治國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論，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兩人在中國政壇的實際位勢而言，林彪明顯居優。倘若在毛澤東之後，林彪果能東山再起，鄧小平就更不會有機會了。
那樣的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就不是鄧小平時代，而是林彪時代了。當然，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假設，毛澤東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這己經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
—— 當年那位名列“三巨頭”的英國首相邱吉爾說：“政治上戰勝對手的最好辦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敵活得更加長久一些。”對這樣的話，我們自然很難說它具有什麼重要的思想價值，但是作為一個政壇老手的經驗之談，對政治家個人而言，卻也是不無實用價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觀之，對林彪的命運，人們更要扼腕嘆息了。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溫都爾汗的“三叉戟”殘駭，靜靜地躺在那裡，卻長久地引發人們的無盡暇思。自然，人們更多的思考，還是其中蘊含的關於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惡。
林彪事件，這是一個中國人學習、體驗與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們可以從“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麼樣的教訓?
“資治通鑑”，司馬光為他的著名史學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極!這也深寓着中國優秀的史學傳統，面對中國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為之驚嘆。
我們追念歷史，自然也是為了國家的今天和未來;
而且，我們對歷史的思考，還應當是理性的;
當然，對歷史的理性思考並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對道德進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說，不是只對某些個別事件作就事論事的道德評判和對某個具體人物的際遇與命運舒發情感的哀嘆，而首先是更為注重普遍與一般的道德思考，這裡，就是指可以被國家制度引為依據和政治生活引為借鑑的道德準則。
我想，如果世上的確還有所謂“歷史哲學”的話，“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會成為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一個無盡的話題：因為雖然在政治上對它作出“否定”性的結論，我們可以認同，可它畢竟是八億人民捲入其中的一場規模巨大的歷史運動，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當然，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從歷時十年的萬千頭緒中，剔除同時代的利害與恩怨，跨越後人“代溝”的隔膜和誤解，理出事實真象的基本脈絡，在歷史教訓的意義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從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來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鑑、參照、理論和方法，也要廣闊、深刻和複雜得多，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站在人類社會全部歷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點上，也未必夠用。—— 國內外學術界方興未艾的“文革學”，似乎預示着這樣的前景：也許我們需要藉助全世界的學識和智慧，才能從“當代史”的史學觀念和思想水準，對“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與中肯的評價。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訓，在某個方面告訴我們的道理，卻也並不是太複雜，那首先就是：我們應當怎樣進行政治鬥爭?也就是說，是個政治鬥爭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
從政治鬥爭的思想內容方面說，既然“文化革命”是錯誤的，我們自然可以認為：“文革”發動前後，林彪同毛澤東聯手，一起搞“文革”，無疑是錯誤的;而在黨的“九大”前後，林彪要停止和結束“文革”，不管動機為何，其主張本身，應當認為是正確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鬥爭，採取“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那樣的手段和方法，較之法國大革命時的“斷頭台”和蘇聯人搞“大肅反”的辦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們難以接受。因為，無論當年的羅伯斯庇爾，還是後來的斯大林，雖然對政敵實行肉體消滅，但畢竟還不是使用暗殺的手段。
從中國歷史上的例子來比較，我們讀着“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噴射器”、“高射炮掃射”、“引燃汽油厙”、“炸斷鐵路橋”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謀劃與議論，林彪用這種辦法對付政敵，簡直仿佛回到春秋戰國“專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遙遠的古代去了。—— 正好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變講話”里舉過的例子，這難道是純屬偶然的巧合嗎?
社會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政治家就會有不同的政見和主張。即使到了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吧，在毛澤東的筆下，也並不是一付“人間天堂”或者“桃花園”的模樣，而是仍然存在着“先進和落後”、“革新與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鬥爭”。—— 這種事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因此，政治鬥爭，無論一些人怎麼厭惡和詛咒“權力鬥爭”的齷齪與邪惡，大概也永遠會有的。
對政治鬥爭，人們興趣比較大的、時常津津樂道的，時常是“權術”，而且往往對“權術”在道德上賦予貶意。應當說，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對馬基雅維里，儘管他的《君主論》在學術上並非沒有進步的思想價值，公眾輿論卻通常不抱好感;因此，當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對馬基雅維里可謂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記者面前，卻矢口否認，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要禁止政治家們搞“權術”，也就是玩弄點“心計謀略”吧，恐怕實際上也辦不到。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就說過，在他看來，所謂“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們用詞的褒貶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聯合國官員的一本《政客與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當作一個中性的詞彙來用，他指的是“民選官員”和“政府公務員”。
如此看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就不應該有點“心計謀略”嗎?或者說，難道信仰了馬列主義，就應該“缺心眼兒”嗎?實際上，中國革命真正的思想遺產，除了重建中國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傑出領袖們非凡的戰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實際上也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優勢之所在，如今，有的學者就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稱之為“兵法文化”。毛澤東對於此道，可謂達於爐火純青之境，林彪作為“戰術天才”，其頭腦也非等閒之輩。
—— 對此，如果站在對立面或者作為旁觀者，把它稱之為“權術”，那有什麼辦法呢?道德褒貶，立場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當然，對在政治鬥爭中的“權術”如何運用，也是可以從道德方面進行剖析與評判的。
可是，人們應當怎樣進行政治鬥爭?也就是說，政治鬥爭的手段和方法，須有一些什麼樣的制約與禁忌?或者說需要遵循一些什麼樣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又蘊含着什麼樣的道德內涵?卻記錄着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進步的歷史軌跡，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發展水準的一種“尺度”。對於我們這個相當富於謀略的民族來說，也許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政治鬥爭的規則。
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上來看政治鬥爭的規則，“文斗”和“武鬥”的不同，帶有根本的性質：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行為，按照共產黨中央高層的黨內生活準則 —— 這是一種異常嚴竣苛刻的“規矩”，它雖然未必都有明文規定，但在黨的高級政治生活中，卻是客觀存在 —— 來衡量，自然是違犯“黨的組織原則”的;不過，若是從世界範圍尤其是實行民主憲政國家遠為寬鬆的政治環境看，林彪在廬山會議的行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麼“規矩”，因為在他們那裡，維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規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聯”、“煽風點火”、“搞地下活動”、“突然發難”，甚至是“清君側”也罷，隨着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步，在今天和將來的人們看來，也許根本算不上個什麼“錯誤”，更不要說是“罪行”了。
但是，在國家政權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實行“武鬥”的辦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們不是以“革命時代”亢奮激情下那嚴峻苛刻的“規矩”、而是以人類社會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較一般的標準來衡量，讓我們對林彪的“罪行”作點簡單的剖析和評估：
對任何國家的政治家來說，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都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從這個意義上，即使我們抱着台灣歷史小說作家高陽那樣的史觀，以“辯護律師”那樣的態度來對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為林彪辯護的事實和理由，但對他的“叛國”，卻很難給出一個能夠服眾的辯解，因為他死在境外。
當然，如果允許我們大膽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後，中國、俄國、蒙古還有其他亞洲國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歡的日本，象如今的“歐盟”一樣，最後聯合成為一個稱為“亞盟”的統一的經濟與政治實體了，那時再說起林彪“叛國”的事，也許人們不會象今天這樣把它當成個了不得的事了。—— 當然這也很難說，中國實現“大一統”，至今己經兩千多年了，人們還以“愛國主義”的名義紀念屈原呢，更不用說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飛了。這大概是因為，人類社會無論怎樣“歷史進步”，總還不至於“進步”得完全不要“歷史”吧。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步，林彪在政治鬥爭中對政敵採取肉體消滅的暗殺手段，作為一個“罪行”，恐怕倒是只會“與時俱進”而“逐步升級”呢。—— 當然，這也只是我們對“歷史進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種邏輯推論，還須排除人類非理性思潮侵襲的因素。誰能保證人類社會的未來，就絕對不會再出現德國“納粹”和日本“軍部”那樣集體的邪惡與瘋狂呢?更不要說會出現依靠陰謀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機遇登上權力高位的壞人了。
我們設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開創的先例依“案例”沿為規則或者“潛規則”，為我們的後代所效仿與沿襲，我們國家未來的政治生活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對大臣“廷杖斃命”、“推出午門斬首”以及殘酷無比的“凌遲”，也還要明白宣示一下呢。專諸、商臣、聶政一類和荊軻之流的故事裡，那種兩千多年前的原始辦法，畢竟太落後、太愚昧、太野蠻了。
當然，如果細加區分的話，荊軻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動機還有“反抗敵國侵略”的因素，這和專諸、聶政、商臣一類，完全是在國家內部“搞政治”的情況，還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紀之初的當今世界向我們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時代語彙”來說，林彪父子的“小艦隊”，則要被稱之為“恐怖主義分子”了。
對政治鬥爭來說，實行肉體消滅的暗殺手段，一旦開了頭，也許會象吸食毒品一樣上癮的，從當今世界一些個不成體統的國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證這個算不上深刻的經驗之談。
如果政冶鬥爭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我們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準，豈不是要倒退到幾千年以前去了嗎?我們現在還奢談什麼“人權”、“民主”、“憲政”、政治的現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當年對“林彪事件”的性質，稱之為“資本主義復辟”，實在是大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自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起，西方社會越來越注重保護“人權”，政治鬥爭要以保護基本人權為戒律，己經是常識：
—— 以我們黨的歷史來講，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時確立
“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各蘇區“肅反”的教訓，避免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慘禍，雖然在“審幹”時也發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詬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蘇共搞的“大肅反”相比，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平心而論，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的做法，己經是相當了不起的進步了。設身處地想想，在革命戰爭時代，處理自己隊伍內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堅持切實保護基本人權，甚至只是做到不開殺戒，並不容易。—— 美國南北戰爭時，林肯每過一段時間，就要簽署一個文件：槍幣逃兵的名單。當然，那是美國當年的軍紀，總統也要依法辦事。
可是，對處理政治鬥爭範疇的問題來說，“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樣的進步無疑還不夠，尤其是在和平時代並且己經掌握政權以後，不僅應當“一個不殺”，還要“一個不抓”，而且對待政治對手包括失敗的政敵，還應當給他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權利，也就是說，給政治對手以平等競爭的條件包括失敗以後東山再起的機會。—— 這才是現代社會民主憲政國家所應遵循的規則。
—— 毛澤東浪漫起來，有時候氣魄也蠻大的。比如，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後，他對柯西金說，要聘請赫魯曉夫到北京大學當教授，講講他是如何“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不過，那個時候他這個話，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將蘇聯人的軍而己。如果毛澤東真的能夠把這個辦法在他自己的國家付諸實踐的話，當年就應該讓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學繼續當教授，並且讓他們講講“政治設計院”是怎麼個搞法?批評“黨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紀末的北京大學，我們在聽了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學講座以後，或許有幸可以聽聽張春橋和姚文元對他們的“全面專政理論”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更加詳盡的闡述呢。
倘若中國也真到了這一天，毛澤東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所謂“雙百方計”，才算是真正落實了。看來，不管毛澤東喜歡不喜歡，他也要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為睹注，可謂最大程度地掙脫了歷史條件的限制，可是卻使他的威望遭到歷史條件的報復，也給他的國家帶來了一場災難。
政治鬥爭要以保障基本人權為戒律，造成這樣的歷史條件，須由一整套現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長期教化，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達成。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的現代化”吧，不過這只是在人文社會領域的內容，因此確切一點說，也許應當稱為“公民社會”。
具備了這樣的歷史條件，在遵循這樣的規則的基礎上，政治家們完全可以盡情施展他們的“心計謀略”或者說“權術”。在實行民主憲政國家的競選活動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從正面講，己經形成專門的學問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設計”這樣的職業，從反面講，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陳水扁那樣的“苦肉計”疑案。在實行多黨民主制條件下，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儘管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出現這種事情，或許有人可能並不喜歡那個樣子，不過作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進步歷程中的現象，卻屬正常，不說是題中應有之義吧，也是很難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紀後半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那裡還會允許“小艦隊”和“五七一工程”這樣一些駭人聽聞的事?無故殺害一個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懲辦;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只是因為對反對黨“秘密串聯”搞竅聽，弄得連總統職位都丟了;因為“政見”不同，就允許對政治對手用暗殺手段實行肉體消滅，作為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活準則，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實際上，毛澤東把林彪事件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也並非對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無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質大事化小、減輕一點，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說的，“把世上的一切壞人壞事，都算到資本主義的賬上”了。
這種作法，從國際上說，是“冷戰時代”的習慣性思維;從國內講，則是毛澤東從“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路線鬥爭”出發的政治需要。—— 毛澤東曾經坦承過這一點，不過他可能覺得，這個話，在那個時代對當時的政治需要來說，沒有必要經常掛在咀上，“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2005年5月30日 完稿
責任編輯：卜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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