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日本,曾經有過的民族屈辱總會點燃我們的義憤之火,有時候還會失去應有的理智,連起碼的知己知彼也做不到了。這不,近來清華大學某專家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發現這種精細化的思想,其實早已根植於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據此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前些年還有專家稱:“中日國民素質有30年的差距。”雜文作家鄧清波先生隨後就在《雜文報》上發表《中日國民素質有30年的差距嗎?》一文,對專家的觀點奮起反擊,“相關專家們有一個明顯的失誤,就是混淆了中日國民素質之間的‘差異’和‘差距’”,“僅僅憑點滴觀察,斷言中國國民素質與日本國民素質‘差距’多少年,甚至所謂‘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未免有失片面。”對鄧先生的愛國精神我能理解,也非常佩服,但對他不願正視中國國民素質的缺陷,老是用“差異”代替“差距”,一味諱言己過的做法卻絕不敢苟同。
正如鄧先生所言“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都有適合自己民族生存之道的行為準則”,“中國與日本都是文明古國,在漫漫的歷史長河裡,也曾相互交流,創造了交相輝映的燦爛文化”,是的,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也曾經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可是我們也應該想想,曾經強大無比的中國為什麼會落後到連我們都有些不好意思的地步呢?難道原因僅僅是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傳統文化的因襲重負嗎?據鄙人看來,國民素質的差距也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儘管抗日戰爭我們糊裡糊塗地勝利了,儘管新中國建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難道我們的國民素質與日本比較起來,已經進步到只有差異,“差距”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了嗎?我看未必!
當然中日國民素質肯定存在差異,可惜鄧先生所舉的例子卻很難說明這個問題。比如日本人的晚婚,男士平均結婚年齡是35歲,當父親的平均年齡是36歲。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別是職業女性。我們中國的高學歷人才現在也有晚婚的習慣,但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實行早婚的,中國能成為人口大國,除了多子多福的觀念外,我們的這個素質可以說是功不可沒啊!尤其是近幾年,一些女大學生找工作難度加大,因而也成了急嫁一族。與日本比起來,我們這樣的素質難道不是差距嗎?還有就是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雖然鄧先生一再強調我們“相互包容,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但這絕不僅僅是國民之間的心態“差異”,更是一種“差距”。
古語說得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缺少了憂患意識的民族,說得好聽點,是隨遇而安,能自得其樂,實際不過是苟且偷生,除了屢遭別人欺侮外,註定是沒有什麼希望和前途的。如果連這個差距也不敢承認,我們還怎麼迎頭趕上日本呢?
其實,專家說“中日國民素質有30年的差距”,此話雖然讓我們聽慣了阿諛之詞的耳朵不大好受,但卻是振聾發聵之語,我們應該猛醒認真反思。戰後短短幾十年,日本就在一片廢墟上重新崛起,成為世界經濟與科技強國,國民素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應當不會糊塗到視而不見的地步吧!我們呢,除了你斗我我斗你大搞階級鬥爭以外,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國民素質又有什麼突飛猛進的進步呢?當然,這不能一味的埋怨人民群眾,但我們與日本國民素質有30年的差距當是真正的逆耳忠言了。依我們現在的國民素質,不要說我們還與日本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即使在,我們能夠趕上日本嗎?只要是有點自知之明的人,肯定會對這個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
還是讓我們先看看我們與日本國民素質的差距吧。
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只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這個國家就完了。儘管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拼命工作,壓力巨大,但他們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此外,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面,根本不擔心什麼。在火車上、在旅店、在會議室,甚至在餐廳,再值錢的包,放在那裡根本沒有人動。京都火車站人流如織,旁邊的餐廳人來人往,餐桌上七八個包丟得零零散散,並不見一個人。所以他們聽中國人說,“你先去,我在這兒看着。”始終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你“看”它幹什麼?酒店沒有“查房”之說,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裡,把費用結清就可以。而在中國住酒店,離開時“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還有物品損害賠償價格表,表現出一種非常深刻的不信任。中國的一位老師,在日本坐地鐵,西裝放在衣架上忘了取。而撿到的人幫他寄到下一站,等他來取,而且燙好、折好。
日本重視教育就不必說了,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上的是極其有實效有水平。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學校經常把學生拖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麼拼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麼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有很多中學生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着。出租車司機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麼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自然就非常高。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日本女士,有人告訴她:“小姐,你身上有兩根頭髮。”“很抱歉。”她一邊說一邊把頭髮取下來,用一張餐巾紙包好,放進自己的口袋。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面,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面擦乾淨。
多麼可怕的國民素質啊!日本之所以能自強發達,不正是源於它的國民素質高嗎?我們之所以裹足不前進步不大,不也與較低的國民素質有關嗎?
鄧先生在文章最後說得不錯:“在全球化時代,夜郎自大、妄自菲薄都非正確的心態。在向別人學習的時候,也應客觀理性,分清“差距”和“差異”,對“差距”要急起直追,對“差異”卻更需求同存異。”我相信,有鄧先生如此認識的人是很多的,可問題是:到了需要直面自身不足的時候,有多少人能做到“客觀理性”,能分清“差距”和“差異”呢?多數情況下人們卻顯得底氣不足,缺乏豁達大度的寬廣胸懷,不願承認“差距”,只是用“差異”作一番隔靴搔癢的敷衍了事。倘個人如此,還不能說是多大的壞事,但若整個民族也持如此認識,那就絕非幸事了,我們的國民素質與日本的差距之遠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何必要如此諱言“差距”呢?只有承認“差距”,正視“差距”,才可能自強不息發奮圖強,才可能逐步縮小與日本國民素質的“差距”,這才應該是一個有作為民族的正確做法。不知鄧先生意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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